第五节
康有为的阴影
国会内部分歧主要不在宗旨手段，而在人事派系。其中重要因素，便是周善培函中提到的“某君”，即康有为。汪、唐两派的门户之见，与保皇派关系密切，特别是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宿怨。
汪、康结仇，主要源于两件相互关联的事，一是《时务报》之争，一是汪康年与孙中山的交往。
汪康年与梁启超、康有为在《时务报》问题上的争执，历时近两年[1]，背后的确有张之洞的压力和影响。但汪康年等人除奉命办事外，也有自己的看法或主见。对此不能以康、梁之是非为是非，一言以蔽之曰洋务与维新之争。陈寅恪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此二源即“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2]
清末治今文经者，除皮锡瑞外，语多妖妄，容易引起非议。加上康有为曲解孔学，自命教主，党同伐异，早已引发与章炳麟的冲突。[3]戊戌时叶瀚、陈汉弟等鼓动汪康年组织浙学会，认为：“方今各省学会，舍湘学而外，无人创设。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 “欲与同志独立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4]因汪康年不肯出头，叶瀚便代而倡兴浙学，
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5]
这种学派分歧，实属维新势力内部不同派系之争。
百日维新期间，康门师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腾驾云雾之势”[6]，倚仗皇权，飞扬跋扈，四面树敌，不仅遭到后党和洋务派官僚的疾视，也得罪了不少往日的同道旧友。如横滨的孙中山、陈少白，港澳的王质甫，湖南的邹代钧等。康有为借光绪龙威压制《时务报》，排挤汪康年，“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7]。即使调和派也不满梁启超等始则挟诏旨与汪为难，“继又腾书各报，极力痛诋”，以为“迩年以来，言新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借口，而维新之机失矣”。[8]
维新派的内讧甚至惊动海外，日本人评论道：
日清交战后接踵而起者，在民间有广东的康长素派和上海的《时务报》馆派等，这两派表面相结托，其实完全不同，如广东人与江苏一带中国人的差别。特别是康派稍带宗教味，外面观之，有东林党之嫌。[9]
占据政治中枢的康有为党同伐异，导致维新势力四分五裂，是加速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正当两派因《时务报》而龃龉横生之际，出现了汪康年与孙中山交往的一段插曲，令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汪康年愤于清廷“弭患无术，善后无方”[10]，借考察报务为名，和曾广铨一同赴日本，遍历东京、横滨、大阪、神户、长崎，与日本朝野各方磋商中日同盟挽救危局之计，决心结合两国民间势力，救亡图存。在日期间，曾与孙中山有所交往。1898年1月，孙还专程陪同其到大阪，与白岩龙平、山本宪及侨商孙实甫、留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会见《大阪每日新闻》记者。[11]有的日本人士遂将汪、孙并称。[12]
此番东游，会见孙中山似在日程安排之内。[13]此事缘起，当在1897年孙中山返回日本之后，“欲发信上海，请梁启超或其亲信一人到此一游，同商大事”[14]。是年冬，曾有一陶姓之人到沪访康有为，“穗卿、菊生往康处适见之，此人即行者遣以召康者，其言甚诞。菊生以告兄，穗卿未尝言也”[15]。所以汪、曾东渡，事先曾向梁启超函商进止日程。[16]但归国后，汪认为“行者之无能为”，且将此意“遍喻于人”。[17]
汪康年了解孙中山，最早还是从梁启超处得到若干信息。1895年3月，梁函告汪康年：
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18]
此后，维新人士一直关注孙中山的动向。1897年，吴樵致函汪康年，几度提及：
孙氏（即孙文）闻已设议院，制船械，沪上有闻否？
久不得湘中书，不审彼中如何？都中、粤中（逸仙先生近状如何？）又不审如何？念之辄为焦急。[19]
久不得湘中书，不审彼中如何？都中、粤中（逸仙先生近状如何？）又不审如何？念之辄为焦急。[20]
汪康年东渡见孙中山，本来是国内维新人士的共同意愿，但恰在此时，汪、康双方关系恶化。1898年3月，梁退出《时务报》，以后又与康有为试图借光绪龙威夺回报馆。而《时务报》馆与孙中山暗中接触之事为驻日公使裕庚告发，汪大燮函告汪康年：
昨日菊生来言，译署接裕朗西函，言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大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等语，即日由总办带内回邸堂云云。当即往见樵，言狱不可兴。樵颇深明此意，惟谓长、卓二人在此设堂开讲，颇为东海所不悦，有举劾之意。而译署有东海，弟设以此言告之，即增其文料。如果发作，则两邸皆旧党，虽瓶公不能遏，无论樵矣。此时两公能为掩饰计，但又虑朗西归来，直燃之恭，亦甚足虑。此间已密嘱长、卓诸人弗再张皇，并致电尊处，未知作何动静，鄙意且弗张皇为妙。君客腊神山一夕之谈及交姚某带去之函，均登东报，此间颇有人知之，行事如此，真可谓不慎矣。如有主意，望密示，惟断不可瞎撞瞎跑。卓有令君出游之说，未见高妙，似且以镇定为主，弗再自蹈虚步。
稍后汪大燮又来函，告以：
裕事近已无复言者，惟恭邸病则又愈矣。前此所以询君且急急者，其时菊生言译署人颇有讶之者，且欲兴风作浪，而清河告康。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此事宜静不宜乱，诚恐其奔出大乱子也。梁自抵京后，与兄未一晤。渠来两次未值，而兄去四次亦不值。因此事又往访之，亦不见。其弟康、麦见兄垂首速去，似不欲见兄者，是以愈疑之。
康门师徒的怪异行径，反映其心中确实有鬼。很快京师就有种种关于汪康年的传言，如“湘帅过申而君匿避，有谓君席卷而逃者，有谓湘帅欲杀君而君避至东洋者，有谓君尽以报馆存款畀孙文作乱者”。汪大燮函告汪康年：
裕函到京，闻康、梁去皆支吾，欲归咎于弟。兄往访三次不见，有一次正投刺，见康之弟及麦孺博出门，门者以兄刺示之，二人俯首速行，并不请见。兄知若辈终日营营，不知所为何事，大惧大惧。其欲借题陷弟，告子封、菊生，子封又为嘱菊生及他人察其举动。[21]
康有为一方面担心汪、孙交往之事传扬开来，牵累于己，另一方面则企图借机打击汪康年和《时务报》，密谋举报。徐勤函告韩文举：汪“东见行者，大坏《时务报》馆声名”。要黄遵宪、梁启超“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指汪康年）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又指汪“荒谬”，目为“小人”。邹代钧担心康门师徒施展“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的惯用手段，牵诬构陷，飞函告急。[22]此事进一步加深了汪、康的裂痕。此外，因汪大燮的关系，汪康年间接与刘学询引渡绑架康有为的密谋有了牵连，无疑也会加重后者的恶感。
对于上述种种过节，汪康年等人一直耿耿于怀，并影响到国会的人事安排。早在国会成立前，汪派讨论办事方略时，夏曾佑便感到“有一极难对付事，即是安插对山”。国会成立之始，再度提出：“国会中有几个极难安顿之人。”以后进一步明确道：“至于某某之名一节，弟前曾言，此中有极难位置之人，即指此而言也。然此次尚不过列名，若其人真归，则费事之极耳。”[23]唐才常深知双方宿怨极深，不便将与康有为的关系和盘托出。所以周善培劝道：“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既得其资，则其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
其实，汪、唐两派对待康有为的态度本质上也是异曲同工。据了解内幕的井上雅二称，按照自立会的布置，因大多数人不赞同康有为的言行，“只是要利用他的筹饷”，而不打算让他出头任事。[24]这一说法可找到相应证据。其一，据章炳麟所述，唐才常主张由翁同龢、陈宝箴坐镇，只有狄平想密召康有为归国主持。不料1900年7月21日陈宝箴被西太后赐死，使自立军的周密布置为之一挫，失去援助。[25]
其二，保皇会中赞成支持唐才常联合大举计划并与之宗旨相通的梁启超，曾提议让康有为“闭门著书”，息影林泉，又认为可以推光绪为总统[26]，与唐才常的主张无不吻合。后来梁不惜犯险亲赴长江，准备参与起义，说明唐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俩的共识。由此看来，汪、唐两派的冲突摩擦，虽然有康有为的关系从中作梗，但唐本人缺少联络沟通的主动，又没有作机器皮带之人居间调解，致使双方貌合神离，无法真正做到求同存异，联合中枢终究难以稳固。
[1] 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79—197页。
[2]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第148—149页。
[3] 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章太炎与汪康年有亲戚关系，由汪康年派叶瀚请入《时务报》馆，后反对康有为自命教主，被康党围殴，愤而退出。
[4]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2045页。
[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600页。
[6] 同上书，第2763页。
[7] 《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573页。
[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49页。
[9] 草胜：《改革的气运》,《大阪朝日新闻》1898年6月10日。引自藤谷浩悦：《戊戌变法与东亚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
[10] 《时务报》第52册，1898年2月21日。
[11] 《清国新闻记者》,《大阪每日新闻》1898年1月17日。参见藤谷浩悦：《戊戌变法与东亚会》,《史峰》第2号，1989年3月31日。
[12]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951页。
[13] 吴以棨来函谓：“穰公到东，不及廿日返华，何如是之速？孙公消息已得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295页。
[14]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9页。
[15]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83页。
[16] 1898年1月1日梁启超来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52页。函谓：“东行事弟亦刻不能忘，惟前往之人，必须极老诚、慎密、镇静者乃可。意中之人实无几，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然今日实到山穷水尽之时，更雍容一刻，不知又作何了结，此惟兄相时而动。若此信到时，而德事尚未了，则往复之变，殆不可问，兄或以春初姑往一观之，以未为不可。惟切须慎密，无待多嘱。”
[17]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82页。
[1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31页。
[19]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484、503页。
[20] 《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484、503页。
[2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75—782页。
[2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756—2758页。邹代钧函复谓：“东游事，公之心鄙人与伯严都知之，惟若辈甚欲以此相陷。公度已将此电节庵，伯严极言公度不可如是，公度始改悔，而康党用心尚不可知（徐勤屡椷言）。鄙人甚不愿闻有此事，若辈陷公固不可，若辈自陷亦不可，惟愿此后无事也。”陈庆年《横山乡人日记》5月20日记：“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匈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附终离，故群起攘臂。爰发其隐情以复公度。公度嘱陈伯严电复，谓其徇人言逐汪太急是实，并无欲行康学之事云。”（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11页）
[2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4、1368、1371页。
[24] 《井上雅二当用日记》附件，《中国自立会的布置》,《乘桴新获》，第379—381页。
[25] 1900年初废立之争后，清廷即有绝帝党领袖之说，欲将陈宝箴就地正法（1900年4月《致孙仲恺书》,《宋恕集》下册，第700页）。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二十六年四月，不孝方移家江宁，府君且留崝庐，诫曰：‘秋必往’。是年六月廿六日，忽以微疾卒，享年七十。前数日，尚为《鹤冢》诗二章；前五日，尚寄谕不孝，勤勤以兵乱未已，深宫起居为极念。不孝不及侍疾，仅乃及袭敛。通天之罪，锻魂剉骨，莫之能赎，天乎痛哉！……不孝既为天地神鬼所当诛灭，忍死苟活，盖有所待。”（陈三立著，钱文忠标点：《散原精舍文集》，第77页）据戴远传《文录》手稿：“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二十六日，先严千总公（名闳炯）率兵弁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崝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见宗九奇《陈宝箴之死的真象》,《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1983年4月，第223页。另参见邓小军：《陈宝箴之死考》，中山大学历史系编，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第531—552页）在此之前，流放新疆的张荫桓被清廷处死，翁同龢因护理苏抚陆元鼎力保，得免于难。陈宝箴之死对自立会的影响，参见《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4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0页）、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33页。
[26]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一，第57—64页；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9页；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