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汪、唐之争

正气会两派的分歧摩擦，并未因国会的成立而消除。双方的矛盾，不仅一直妨碍彼此间有效的协调合作，而且最终导致国会瓦解。井上雅二曾叹息道：

要而言之，议会之始，康、汪两派之间，互有阻隔，且于经费甚支绌，竟因是迟迟迁延时日。及至唐等之败，而两派之间遂截然分途，不能化合。夫两派既经破裂，则议会亦由是散耳。[1]

导致两派矛盾的主因，通常认为是宗旨不合。关于国会成员政见与方略的差别，亲历其事的章炳麟有如下记述：

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跸，或欲□□[排满]，斯固水火。就迎跸言，信国[文廷式]欲藉力东西，铸万[唐才常]欲[翁同龢]、陈[宝箴]坐镇，梁公[狄平]欲密召昆仑[康有为]，文言[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2]

章氏从排满的角度立论，主张“不允许满人入会，救出光绪帝为平民”[3]。因不为同人接受，愤而退会。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指责“同会诸君，贤者则以保皇为念，不肖者则以保爵位为念，莫不尊奉满洲如戴师保，九世之仇，相忘江湖”[4]。

不过，这种分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革命与保皇的对立。孙宝瑄稍后曾对革新势力加以区分，他说：

今日海内，党派有四，曰变法党，曰革命党，曰保皇党，曰逐满党。变法党者，专与阻变法者为仇，无帝后满汉之见也。保皇党者，爱其能变法之君，舍君而外，皆其仇敌也。革命党者，恶其不能变法之政府，欲破坏之，别立政府也。三党所持，皆有理。惟逐满党专与满人为仇，虽以变法为名，宗旨不在变法也，故极无理，而品最下。[5]

如此，则排满不等于革命。孙宝瑄与章炳麟争论满族当逐与否，认为：

枚叔深于小学，力持逐满之议，以夷狄为非人类，谓《说文》西羌从羊，南蛮从虫，北狄从犬，东貉从豸……然向来人多称东夷、西羌、南蛮、北狄，称东貉者殊少。如以东夷而论，则《说文》夷从大，大，人也，不得与羊犬虫相比。又云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满洲处东方，正是东夷，则自古称仁人，称君子，岂在当逐之列乎？余素无种族之见，因枚叔善言小学，严种类之辨，故即据小学与之争。[6]

并函告章氏：“法果变，公再谈逐满，当以乱民相待。”上海新党闻知，“皆哗然”，谓其“改节，贡媚朝廷”。其实孙、章私交甚笃，在学友之列，章氏断发之后，两人仍时相往还。这一次章颇震怒，示意绝交，而孙则表示：“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

孙宝瑄戊戌后虽由主张民权退到君宪，但对清廷的变法并不轻信，曾与王修植讨论政府变法而不变心术之故，指出：“心术者，即君权之代表也。彼惧法变而民权之说起，故以心术二字压倒之”[7]，认识不可谓不深刻。叶景葵说，孙“佩太炎之文学，而反对其逐满论，但未尝不主革命。尝读《明史》，谓如王振、汪直、刘瑾、严嵩、魏忠贤之跋扈，当时拥强兵如孙承宗者，倘兴晋阳之甲入清君侧，即并暗君黜之，亦无愧于名教，病在胶执程朱之说，拘守名分太过”[8]。联想到国会成员易顺鼎早在甲午之际就提出不惜诉诸兵谏、废立以图救国，其革命概念虽由古训，毕竟不拘泥于保皇，更不是一味维护清朝统治。

汪派的另一要人夏曾佑也认为：

夫逐满之说，谓满不同种乎？则满亦黄种也。日本可联，安在满洲不可联？谓满愚民之政乎？则愚民者我之旧制，不创自满人也。谓满为曾暴吾民乎？则革命之际何人不暴？既不能因朱元璋而逐淮北人，因洪秀泉[全]而逐广东人，而独逐满，亦非持平之道矣。[9]

排满当否在学理与方略上的关系至为复杂，否定的态度不可一笔抹杀，何况国会确有满人革新进取的实例，而不赞成排满者同样主张革新变政。

章炳麟的主张在国会中几乎绝无仅有。国会的政治分歧，一般认为主要是“迎跸”派中唐才常与汪康年的对立。而对立的表现，一是政治上汪为“依仗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关系和康梁唐狄对抗的一派人的政治代表”，二是行动方略上联络会党武装勤王为参与议会的士绅名流所难梦见。[10]胡珠生先生表达得十分清楚：

由于汪康年派旨在发扬清议，徐图振兴中国之策，并依靠张之洞等督抚保障东南，并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而康有为派则痛恨后党，坚决勤王起事，部署即将就绪，召开国会旨在取得合法依据。因此两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11]

诚然，汪派成员多与南方各督抚保持复杂关系，如汪康年、叶瀚与张之洞，孙宝瑄与李鸿章，但这不能完全左右他们的政见及态度。孙宝瑄“与合肥虽至戚，甲午以前每每痛诋之。自审知中外政务以来，始不敢厚非，稍稍敬重之。凡遇訾议合肥者，必为力辨，非袒其私，欲伸公义于天下也”。他对李鸿章的过失并不曲意偏袒，庚子后指责李在对俄交涉中为俄国所愚弄。[12]而夏曾佑对于张之洞的态度是：“夫南皮者，鄙人所不快之人也。”他虽不赞成公开抨击，以免其狗急跳墙，却对《清议》《知新》等报揭露张的鄙见丑态，使之“名士、名臣两无所得”而感到“足以蔽其辜而快我意矣”。[13]视汪派为张之洞的政治代表，除历史渊源外，缺乏直接证据。其实，唐派的张通典等与刘坤一也是关系匪浅。

更为重要的是，汪康年等人的宗旨主张和行动方略，与张之洞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国会的宗旨，孙宝瑄和井上雅二两位当事人的日记有明确记载，综合为：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在此宗旨下，实行三点：一、尊光绪帝；二、不认端王、刚毅等；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但不一定排除满人。不过，这只是向全体会员公布的宗旨。据井上雅二记：“中国议会的真正宗旨，绝密。很多会员是不知道的。”井上没有引述秘密宗旨的内容，但提到国会对外简明章程的要点：

根据十二条，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步。[14]

关于“建立新政府”，康有为在一封致各埠保皇会公函中称：由于各省督抚抵制清廷伪谕，后者必将垮台。“伪府既倒，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15]另据唐才质说，国会会议后唐才常曾告以“议会设立之意图，欲俟起事成功，即暂以此会为议政之基础。自立会同人，除争取民主权利与政治革新而外，制度如何树立，政府如何组织，均待选举程式确定，正式议会成立，合全国人民，五族俊义，协商处理，期于至善”[16]。这一设想并非唐才常一派所独有。井上了解此项机密，是通过与汪康年的谈话。后者表示：

中国议会有两个办法。一是推一大名人为总统。二是中国各省自行治理。趁现在民心大乱之机，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民间各处都有私党，各种流派，有些纪律严明，而有些纪律松懈。他们有力量，联合起来也是可能的。[17]

由此可见：一、国会的目的，在于开创新国（首先在南方），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二、新政权将采用民主制度，实行总统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国会即为开国议政的基础。三、总统将推举一位名人出任，人选包括光绪，却不以此为限。四、实施途径之一是派人到各省联络会党土匪武装。这个得到各方认同的计划及其实施办法，与唐才常派的宗旨手段没有根本不同。和章炳麟的分歧，也只在后者基于排满而排斥光绪为总统候选人以及满人加入国会。

有学人依据汪康年在《中外日报》的公开言论和对中国议会所定第一法“似易却难”、第二法“似难却易”的表态，认定“汪康年的基本见解一直未变，那就是始终把关注点放在南方，始终主张南方处理自己的政治，建立武装力量也是为了保证南方的安全稳定，对北方和全国将来的政治、清中央政府的正统地位不发表意见。而中国议会中的唐才常则想推翻眼前的清政府，创设全国性的新政府”。并据此将汪康年联络各地秘密社会的活动统统解释成依靠民间力量由士绅主持改革，似与史实本相不相吻合。

对于任何政府而言，秘密社会都是危及其合法统治的异端，何况联络组织各地的各类私党，必定对现政府的正统性构成直接威胁，因而当局绝对不可能容忍。对此汪康年不至于无知到失去基本判断。他从事此类活动均以秘密形式，即表明其十分清楚所具有的极端危险性。可以说，联络民间私党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否定现存各级政府的合法性。要想将此类行为解释为不触动北方中央政府的地位，就不得不曲解材料和前人心意，甚至将后来汪康年、叶瀚等人欲收拾自立军余部进入湖北宜昌、恩施一带深山的计划，也说成“大概是想辟地自行改革”[18]。若非太过书生气，未免有强史料以就我之嫌。除非证明汪康年缺乏远大抱负，因而不作全国政权之想，或者其政治目标不出于东南互保的界域，否则，其行为与任何土匪一样，已是对于清政府的公然反叛。近代中国的一般士绅，非到万不得已，当然不肯出非常手段，但当形势迫使其必须在国家社稷与君王之间权衡选择时，任何举动都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何况汪康年结交三教九流，角逐政坛，这种万一的选择，不可能不在其考虑之列。政海之中，结交愈广者，心术往往愈深，其言行难以常理度之。

汪康年与唐才常之间，确存在不少分歧，但关键何在，是否为战略方向的南北之分，则不无可议。最初康有为与唐才常为勤王制定的战略目标，当然是北上救主，复行新政。可是后来唐才常的观念有所变化，1899年11月15日，他致函康有为，鉴于“南方党人日有联合之机”，建议成立南部联合机关，以为他日安内攘外的根本；并且认为北方尊王宜购死士实行暗杀，而自己于北方情形太不熟悉，无从下手，将责任委与康有为，同时强调：

现在用力于北，以行尊王之实事，与用力于南，以为立国之根基，二者并行不悖，似分实合，均宜竭全力以图之，而宗旨归本于变法改制，以救我四万万黄种之民。……若夫社会既立，权力恢复，至于事机决裂之会，从容举事，进可以勤王而清君侧，退可以植国而结东邻，而其要在使人人开其独立自由之性质，以为无理压制者之大抵力，而后可以自存于二十纪世界中。[19]

北上尊王，是康有为的固有旨意，南方自立，则是唐才常的新进见解。据此，一、所谓南方党人，既包括趋新士绅，也涵盖秘密社会。二、推光绪为社会领袖，恰是南方自立的举措，而非北上勤王的目标，前者为总统，后者为复辟。三、北上尊王为手段，南方自立则是立国根基，二者虽然并行不悖，似分实合，主次轻重仍然有别。唐才常之意，显然旨在说服康有为接受南方自立。四、南方自立的更深目的，在于防止事机决裂，进退得宜。唐才常没有明言决裂为何事，据当时情形以及相关者的看法，不难判断意指万一光绪发生不测，尊王失去对象，自立依然可以进行。

唐才常的这一意见，与梁启超、汪康年的主张大体一致。只是后者更加偏重于各省自治，对于建立统一的南方政府心存顾虑。1900年4月，梁启超分别向康有为和孙中山进言，说服他们同意借勤王以行民政，举光绪为总统，并预防光绪万一不讳。汪康年认为推名人为总统的办法难以实行，其实在唐才常等人的计划中，名义上固然与康有为的主张不相冲突，实际只不过遥奉光绪为尊，重心还在经营长江流域六省自立政府。梁、唐、汪的政治倾向激烈程度有别，对于他们而言，希望政府能够顺应形势，主动改革，无疑都是首选。除非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选择与政府公然对立甚至推翻政府的立场。但戊戌至庚子清廷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仅将趋新士绅逐一推向反面，而且令清政府自己走向崩毁的边缘。于是士绅不得不在朝廷政府与国家兴亡之间作出选择。像汪康年这样惯于结交九流者，政治权变远较一般人的幅度为大，不可以坐而论道者视之。

汪康年等人不仅参与制定联合民间私党武力变政的计划，而且积极实行。国会一成立，即“不断接受带兵的官”[20]。7月29日会议后，汪立即派人到扬州运动联络民间武装。最初计划争取盐枭徐怀礼[21]，后因其“近日举动皆官气（此与我辈之宗旨反对矣），大为彼辈所垢，刻下与邵伯镇之私枭有交讧情事，其党羽皆有涣散之心，此人绝非我辈药笼中物也”[22]，遂转而运动其他方面。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所派之人提议：

一、以实利办下交，“必须本会有一定凭及利益何如，方足以鼓动众心，使为我用，否则樽酒往还，中无实在，徒贻耳目之累，无裨爪牙之用”。因为“寻常之招集联络甚易，而欲其临时必为我用，必平日以利结之，方可得其死命”。

二、“文必己出”,“若以他人之文使为我用，其难与自撰无异，而流弊滋甚，自主无权，我有可以自立之道，则比比者皆为我之犄角，否则空为大言，求为彼隶卒且不录，遑言其他乎！”

三、要求“本会同人派一干练之员，驻镇江以通扬、沪消息，又宜赶紧编排隐语暗码”，并加速筹款。[23]

汪康年本人还准备亲赴镇江、扬州办理各事。不到半月，扬州的下交之事“颇得大凡，有一友人，此君为足下会榜之年侄，可力任其难。……大约凭此君之能事，可撰出佳文二千言，字字皆能得力”。“执鞭之士，系寿州产，靖节为北固山中人。彼中大率目异而纲同，故虽间有龃龉，终归于好也。”[24]

此外，国会还试图向湖北发展势力，通过派往扬州之人了解到，“本店伙计黄小琴，渠在宜昌，情形最熟，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希望“本店再派伙计一人到鄂，与渠会同办理”。据说“小琴人极有肝胆，此次尤忠愤填膺，寝食不安，又兼将门之子，其先公旧部颇多，又久于襄鄂，实是本店一得力伙计也，不可不重用之”。[25]汪康年等采纳这一建议，与黄小琴取得了联系。

事实表明，汪康年一派决非仅以清议为变政手段。而且，至少在办事人看来，上述活动都应通过容闳、严复两位正副会长。扬州方面负责人要求派人驻镇江，即称：“此事乞与正副会长一商之。”与黄小琴联络，也说：“惟必须本店正副管事知道，派渠专干此事。”[26]则其作为应视为国会的组织行动，而不是其中某些派系的举措。

[1] 《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译文用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据井上雅二日记：“汪康年、唐才常等一个月以前提出的所谓国会，今天终于在愚园召开了。”（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3页）可见双方不和造成的消极影响。

[2] 《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115页。注释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137页；朱维铮《訄书发微》,《学术集林》卷1，第203页注12。

[3]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7月30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5页。

[4] 《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中国旬报》第19期。函称“□□先生阁下”，应指孙中山。

[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辛丑十月四日，第422页。

[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辛丑八月初二日，第393页。

[7] 同上书，辛丑九月十四、十七日，四月十三日，第412、413、347页。

[8] 叶景葵：《忘山庐日记》序，第1页。

[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90—1391页。夏曾佑还反对与“翘然为首”“帝制自为”之人合作，不赞成恢复汉族帝制（同上书，第1363页）。

[10] 郭汉民、迟云飞：《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实考辨成果述要》,《中国近代史实正误》，第42页。

[11] 胡珠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1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辛丑正月二十一日，第310页。当时人对李鸿章的态度，陈寅恪曾有评议：“同光时代士大夫之清流，大抵为少年科第，不谙地方实情及国际形势，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浊流之士大夫略具才实，然甚贪污。”（石泉整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36页）

[1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7页。

[14]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6页。

[1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页。

[16] 《唐才常烈士年谱》，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第277页。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称：“庚子将起义时，主持武汉自立军文事李炳寰告我曰：‘吾辈举义，惟求福民利国而已。新旧更迭能成事实，似应东南各省为试行新政之重点，而遍及于全国，则革命之目的可达，统一之大业立定，此外一切政治措施，有国会决议与政府执行，非吾辈职责所在，可以不必预为参订也。'”（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62页）

[17]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4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0页。

[18]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68—269页。《井上雅二日记》有两译本，与原文对照，均有误译之处。《乘桴新获》所录稍差，但就此处论点而言，于原意的领会并无实质影响。

[19]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870—871页。

[20]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30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55页。

[2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4页。来函云：“初五日杏花楼一别，七夕抵扬，因琐事牵涉，日来始略询端绪。把剑处须转觅二三居间者，方可到题。惟此君之外，不乏可取裁者，弟稍迟一二日即至郡城，广为收罗，以待尊意会同办理。”把剑，当指盐枭徐怀礼。中国议会第二次会议于七月初四（7月29日）举行，则此举可能是国会领导层内定的计划。

[22] 《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7页。井上雅二日记称：“由于徐独自被任命招抚官，而部下没有得到恩惠，徐老虎的部下有怨气，出现骚乱的征兆。”（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6页）

[23]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第3686—3687页。

[24] 同上。

[25] 同上书，第3685页。函谓：“敬如兄熟知小琴，可详询之也。”敬如，陈季同字。

[26] 同上书，第3685—3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