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议会

保皇会无疑是庚子勤王运动的要角，不过，勤王并非只是保皇会一家上演的独角戏。唐才常的战略目标由北上勤王转而南方立国，重要原因是南方党人不仅有联合之意，而且出现了联合之机。从正气会到中国议会等一系列组织的成立，体现了各派联合的共识。戊戌政变以后，内乱外患交乘，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各种势力竞相登台，试图救亡变政。1900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议会（亦称国会），得到趋新各派的支持赞同，更具声势。只因国会的内外关系错综复杂，当时资料又付诸阙如，事后回忆则真伪莫辨，一直难以了解周详。

1929年丁文江等人为梁启超编年谱，辗转托人在杭州抄录了孙宝瑄日记中的有关部分，立即认识到这是关于国会“最详细、最忠实的叙述”。因为对此重大事件，“《申报》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询问当事人如张元济、狄平等，竟也“都不得要领”。[1]可惜抄录仅十余页，后来日记的己亥、庚子等册又不幸毁于兵燹，难以释读其中的人与事。有人视抄件为孤证，将信将疑，或依然引述其他回忆，而不以日记为定凭，订讹补阙。

19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井上雅二日记的发现和中国《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康有为与保皇会》《宋恕集》等资料的出版，使得有关史料大为充实，有关人事的明暗各面逐渐显现。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2]不过，因事出极密，当事人的函电大量使用隐语暗码[3]，所涉及的人事至为复杂，各方记述不一，加上后来人为因素作祟，阅读理解诚非易事，迄今未能充分利用。或者虽然使用，也难免各取所需。有的则为表面意思所迷惑，不能以公私明暗各种记载相互参证，读出史料所隐含的本相。在解读史料，考辨史实的基础上重建国会的历史，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庚子勤王运动，极为必要。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518页。

[2] 胡珠生：《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3] 如夏曾佑嘱咐汪康年：“以后通书有碍字面，诚恐未便，若作隐语，又易误会。今拟于信中极要字面，即用电报新编之号码，每码移上三字。”（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