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的教训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中国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历史阶段，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福祉，时刻牵系着人们的心。我们常常听到关于“居安思危”的警示；可是，“危”在哪里、怎样才“安”？人们的回答不尽相同。

对于改革开放的不同评价和对中国社会今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主张导致了“第三次大争论”。这实质上是一次选择“主义”和“体制问题”之争。去年“两会”其间，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关于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倒退没有出路的讲话被认为是对这次争论的总结。当然，“总结”不等于“终结”。对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体制采取什么态度，中国该不该实行和如何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二十几年来一直存在不同认识，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争论。政治学界的争论虽然不像经济学界那么激烈和频繁，但争论实际上也没有停止过。

我的文章的题目，也可以叫做怎样总结和吸取苏共亡党的经验教训。

一、体制问题是一个总体性、全局性的问题，离开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苏联剧变，苏共亡党的问题

对于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是有清晰的认识和评价的，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制度和体制的建设和改革问题。20世纪60年代，我党由批苏联修正主义发展到国内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抓“走资派”，导致“十年内乱”，使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巨大损失，便是深刻的历史教训。这说明准确判断苏联模式、苏联体制对于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几个月，邓小平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思考。”[1]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又说：“我国过去搞社会主义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2]。上述两段话可以说明，“苏联问题”首先是一个体制问题；中国改革前基本是照搬了苏联模式；我国的改革就是要改掉苏联体制的弊端，实行模式转换，建立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今天来总结苏联教训，应该虚心地、认真地思考邓小平的看法。

苏联体制是怎样导致苏共丧权亡党的？苏联的体制、包括苏共党内的体制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权，一党高度集权，领袖个人高度集权，甚至个人专权；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这个体制的关键性毛病就是在干部任用上，广泛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都不存在。这就从根本上无法真正体现党的宗旨、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这就导致两个后果：使领导集团、执政阶层不能从体制保证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最后形成了从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同广大民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于是大部分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党并不像所说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代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在政治动荡、思想活跃混乱的条件下，在“自由选举”中，他们还会把选票投给执政党吗？讲苏东共产党丧失政权，离开或回避这一最基本的事实，无法讲到点子上。

第二个后果是形成个人集权制，唯意志论。有了权威的个别领导人，把个人意志、主张，看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要求和利益的当然代表，把有不同意见者都视为社会主义的异端，加以清洗、镇压，这就造成大批的冤案，又长期得不到彻底的平反昭雪，这就把广大干部和民众推到执政者的对立面，实际上制造了摧毁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定时炸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正是这样发生的吗？总的来说，苏共亡党最基本的原因是老生常谈一句话：脱离群众。所以，中国共产党1990年就在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认为能否这样做，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说明当时我们党就对苏东问题的症结看得很中肯。二十几年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紧紧抓住密切党群、官民关系、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两大要害问题。

有些研究成果也谈苏共脱离群众，揭露官僚特权阶层，但却往往把它看成一个作风问题，抓不住“体制”；对大清洗大镇压一笔带过，把这种使党伤筋动骨的重大错误说成似乎只是“作风粗暴”，“肃反扩大化”甚至大有重新评价之势，不能说是一种严肃的郑重的态度。

二、总结苏联历史的经验教训，应该运用唯物史观，否则就会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

坚持唯物史观，首先就要正确认识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即正确认识领袖与党、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崇拜个别英雄人物的传统观念影响很深，在苏联的历史中，领袖的作用（正面的负面的）确实很突出，但这也否定不了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正确性。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主要是“领袖集团”的问题，把一部苏联史描绘成似乎是“两尊神，两个鬼，一个不人不鬼”决定了历史的命运是极不恰当的，因为这首先不符合历史实际。

斯大林的两大历史功绩——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打败法西斯，确实是应该充分肯定。工业化为苏联崛起为世界工业强国奠定基础；卫国战争的胜利则不仅是对苏联历史、也是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但两大错误即全盘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也是不能轻描淡写的。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三十年代大镇压动摇着苏共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要负首要责任，因为这两大运动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的。评价斯大林有两点是应考虑的：一是“重评斯大林”是从俄国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二者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顺理成章地导致中国人对斯大林的评价不能不有别于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评价。二是我们评价斯大林不是单纯、孤立地估价其在俄国历史上的地位，还要从更广阔的视野，即从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的角度进行评价。人类文明的进步正是在不断地颂扬真善美、鞭笞假丑恶行为中取得的。大镇压的罪过绝不是美玉上的瑕疵，是不能一笔带过的。那种认为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只有用几百万人的尸体来铺路的观点有多少人能够认同呢？用头盖骨做酒杯，人类喝下的不可能是文明的美酒，而只能是人类灾难的苦酒，是人类文明的毒酒。

至于评价赫鲁晓夫，给戴上半个世纪以前给他制定的大帽子：典型的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未免太简单化、情绪化了。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冷静思考的：这个时期苏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继续恶化还是有所改善，改良？苏联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综合国力是提高了改善了，还是恶化了倒退了？苏联基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在苏联是否复辟了？这应该是我们评价某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把手”的一般框架。我党在中苏大论战中称赫氏是修正主义者的主要根据是“三和”“两全”路线和理论。“三和”是什么性质？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又积累了新的经验，应该得出新的看法了。“和平过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确无先例，但“武装过渡”对这些国家同样没有先例。至于“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对于大多数理论工作者来说，已无详细论述的必要了。“两全”呢？这是我们不能认可的理论。这里也有几个问题是要实事求是重新思考的：第一，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国家的性质是否只能沿用老提法，否则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呢？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提“无产阶级先锋队”够吗？实际上，早在斯大林时期，国家的和党的性质的提法已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第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在实践上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第三，能不能考虑把“两全”同他提出的“全面建设共产主义”“左”的口号和扩大社会团体权限，部分国家职能、权力向社会团体转移的理论联系起来思考？那种说不清道理就扣个帽子了事不是严谨的科学态度。

对于苏共丧权，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是第一个“历史罪人”。笔者十几年来坚持认为，这里有两个“必然”，两个“不必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社会的转轨是必然的，但社会主义制度瓦解不能说是必然的；苏联那种名义上的联邦制、实际上过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结构的重大改变是必然的，但其崩裂成15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则不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当然在于戈尔巴乔夫变革的指导思想、大政方针，乃至于方法步骤的错误。但我们这里要写的是“苏联评传”而不是“戈尔巴乔夫评传”，因而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下去解剖和研究苏联的“死因”。即使把责任集中到戈尔巴乔夫这个人身上，也必须十分仔细地研究产生这么个人、产生其思想、主义、路线、政策的原因。戈尔巴乔夫的纲领，集中起来就是《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这个党的代表大会为什么让这个纲领通过呢？它起码也是戈氏为代表的“中派”的纲领性主张；那么苏共为何出现持这种纲领的政治派别呢？戈氏执政时期，苏共形成了三个政治派别——“传统派”“中派”和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三大派别，又为什么不仅“传统派”失败了，“中派”也失败了，纲领破产了？可见，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必须估计得准确，“十分讲究”分寸。

有的研究成果在谈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停止工作（即自行解散）和敌对势力取缔苏共组织时提问，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执政74年、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其各级组织和党员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行动来支持和声援苏共呢？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很好，可惜没有给予合乎逻辑的回答。

有的答案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它们把苏共丧权的教训归结为中央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话并不错。问题是，什么是当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恐怕苏联“传统派”所认定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一些学者所认定的是有明显差别的。其次，就算20世纪80年代苏联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者呢？这里显然有极其复杂的时代、苏联社会发展、苏共党内体制一系列相互交错的原因。我们这里当然不是简单地把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说成就是“历史的必然”，但总要尽量弄清其原因吧。就拿戈氏的独断专行来说，这难道不正是苏共党内长期形成的个人专权的必然延伸吗？

遵循唯物史观，就要摆正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党的工作中的位置和作用。这里涉及我们理论工作者熟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苏联剧变确实是从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开始的，戈氏的变革在其上台三年之后，在经济体制改革受挫后，确实主要是抓住了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和实行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方法，从而导致苏共亡党的。从苏共的教训中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它既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说明改革中切切不能对意识形态领域放任自流；同时也说明苏联的那种一党高度集权，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体制是非改不可的。不改社会积重难返，一旦缺口被打开，各种思潮活跃起来，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政治体制就可能抵挡不住，全面崩溃了。而这个艰难复杂的改革任务决不是喊几句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响亮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作用和由此引起的“问题”，的确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但也改变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与意识关系的基本原理。20世纪80年代苏联变革从政治和思想领域开始是有其客观根据的，它说明苏联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体制和党内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不改就会束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在于改革的指导方针、政策和方法。

这里牵扯到的是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这个总问题。这样的国家搞社会主义，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同样是十分突出的。从十月革命后开始就存在搞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必须以满足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为出发点，政治建设在总体上说是要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的。另一种思路是把政权、政治、思想的“反作用”，夸大到总体上成为“决定”作用的地步。这就自觉不自觉地——正像有的学者所概括的，把唯物史观扭曲成“唯政史观”“唯权史观”，也就是“唯心史观”了。这种思路常常没有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把“政治”任务置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之上，甚至脱离经济去强调“政治”，而“政治”又被归结为“权力”，“权力”又归结为“镇压”的职能。在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条件下，“政治”于是演化成维护少数官僚特权人物的既得利益，这便是苏联政治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六七十岁的人都十分熟悉林彪提出的“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红旗”。

现在看来，这种思潮在一些群体中还是有些市场的。试想，按“四个念念不忘”的思路来搞的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会欢迎吗？口号的提出者和鼓吹者有意无意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常识：任何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人（包括共产主义者）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都首先要吃要喝、要穿、要住……

把意识形态问题放到决定社会发展的第一位，势必过度地估计西方“和平演变”政策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从而容易得出对外开放导致“和平演变”的错误结论。谈苏共亡党教训不谈对外开放问题，在其思想深处是否存在邓小平十几年前就指出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潮是同一逻辑呢？

三、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革除苏联模式、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结苏共教训，不能不认真地联系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来思考

研究苏共历史的成果，差不多都有其潜台词。其实，还不如把问题摊开来说好一些。

必须清醒地看到，近两三年来，中国理论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用人们习惯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左”的右的思潮都存在，都在表现自己。“左”的思潮有个共同点：从总体上不承认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社会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不承认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实验，并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的历史性成就。这些人不能平心静气地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作一客观的比较。在他们看来，现在这一套都是违反社会主义原理的。而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只是一家，那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他们把这种社会主义简化为几条原则，凡是不符合这些“原则”的，那怕是稍有变动，他们都是不能容忍的。这种思潮，实际上并不认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十多年来我们党艰难探索取得的理论成果，几乎没有一项同苏共亡党的重要教训无关。正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两句话：经济上实行体制改革（后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政治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在政治上实质就是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把建设政治文明同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提，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等等。认真回顾一下苏联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成果都体现了对苏联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些总结苏共亡党的成果的思路和政治倾向同我党的新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是明显存在距离的。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光明的未来需要有先进文化来引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政治文明，保护人权，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不正是现阶段指导着我们前进的先进文化吗？尽管这些理念的践行，这些方针的落实是一个艰难、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但是其提出本身不是使我们有理由欢欣鼓舞吗？而它们同苏联模式下曾经出现的官本位、践踏人权、甚至滥杀无辜、破坏民主、漠视法制的政治野蛮现象，同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不是完全不同的方针和理念吗？

（原文载《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1期。）

[1]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7页。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