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夹水苍山路向东——我对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看法

本书集结了我自2004年退休后十年间的论文四十多篇，这算是我的第二本论文集。第一个集子《书屋论政——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及其变异》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收录的是2004年前二十多年的论文。本书理应叫“书屋论政（续）——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因是不同出版社出的，便作罢。头一个集子主要是写苏联，这个集子中心说中国。在中国，研究苏联模式不联系到中国，或研究中国道路不涉及苏联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剧变前的苏联与改革以来的中国，我在十多年前曾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来概括二者的关系，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文章。苏联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共产党一党高度集权，中国改革的突出任务不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吗？

在《书屋论政》的序言中，我写道：“祈望在刚刚跨入退休岁月写的这个‘序言’不是‘结束语’”，这倒是如愿。过去十年确也闲不下来。当我在迫不及待地办退休手续的时候，校、院领导通知我到中组部去报到，要到中南海讲个课，得赶紧去备课。讲课后，媒体找的多了起来，不少单位叫去讲课。本来我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原来是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苏东问题，但讲国外社会主义不讲中国显然不可能。东欧剧变了，苏联解体了，不必跟踪研究了，我于是顺理成章地把侧重点放在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

一、社会主义本该是很吃香的

这是什么意思？这说的是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本该是很吃香的东西为什么不怎么吃香？这也是我心中长期困惑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的社会政治领域中，出现频率最高之列的一个词，为何一些人听起来不以为然，或者一笑了之，甚至皱起眉头，撅着嘴？

我这本书唠唠叨叨论述的就是社会主义问题，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一个“乌托邦”，或者干脆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们大可不必费这个力气。根据我长期的观察、研究和思考，我觉得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美好的、本该很吃香的事物，却不怎么吃香，原因是：

——有人，特别是一些改革开放前就已经长大的人，一提起社会主义，脑子里出现的便是“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惨象”，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色恐怖”，就是不得饱暖的穷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扩大化”，数百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社会主义只能这样。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弊端所体现的那个样子，那么，人们有十足的理由不欢迎这种社会主义。这些年，谈改革，要反思，难免多谈社会主义的这“一个指头”，但全部社会主义历史远不只是这“一个指头”，尽管这个“指头”太大，令人看不下去，令人不堪回首。进一步说，这不正是共产党搞改革要改掉的毛病吗？而广大百姓不欢迎这种社会主义模式，不正说明社会发展的主流要追求一种真正的、民众欢迎的社会主义吗？既然是绝大多数人追求的新事物，不正说明这种社会主义有强大的生命力吗？

——但是，有人会马上追问，改革又怎么样呢？污水横流，阴霾蔽日，沉渣泛起，贪腐遍地，富者一掷万金，穷者拾荒度日，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等。这当然也是事实，用“不可避免”也难以说服人。实际上，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借改革以暴富者为数太多，太令人不能容忍了。但冷静一想，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许多事情还来不及看清楚，好事坏事就一齐冒了出来，应对之策常常跟不上。这种情况，光怪当政者是不公道的。许多事都是“史无前例”，谁也不是神仙。而且，我们确实更应该看看问题的另一方面。试想想，从衣食住行等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三十几年前与今天怎么比呢？那时，一家子三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的并不少见；那时，北京一百多万辆自行车，今天是四五百万辆私家车；现在，即使是社会“最底层”的民工，谁把有一个手机，随时可以通话、录音、摄像当回事？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可能就不知道改革开放前，一个公社社员要往外乡打个电话，得有公社书记的批条然后才能到公社办公室去打，因为一个公社可能就只有这么一部话机，而录音机则是一个力气小了提不动的大箱子。后来进步了，到21世纪初，我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用一盒一盒的录音磁带呢。有人会说，那是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带来的，是这样。不过，如果不改革开放，仍然是紧闭国门，我们能够跟上、甚至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欧洲走访，看到香港、台湾的小女孩，一个人就在欧洲旅行，而且出发前欧洲旅社就已订好了。那时我很惊讶，可现在，中国一个“十一”黄金周，就有3亿多人到国内外旅行去，这也是当年不可想象的事。往大处说，中国一下子跃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上天入海，跻身世界前列。170多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高、这么大，这是世人公认的事实。国外一些人哼哼唧唧，说什么“中国威胁”，反映的不正是他们心里不平衡，他们想保持原来中国落后造成的那种旧的国际平衡吗？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就不能再怀疑了。问题确实存在，确实十分严重，十分尖锐，执政党从不否认，一直在改，是真改。改了，我们又发展又进步了，我们有理由坚信。

广大民众、知识分子和干部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焦虑、不满和改革的强烈愿望，正是改革和发展的强劲动力，正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推进的最根本保证。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着“五个信”：真信、假信、半信、不信和无信。真信真有，而且一直在主导着中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它体现于中共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各种重要会议庄严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但真信也难说就是在党内占绝对优势。正因此，十八大才十分强调全党要“增强”三个自信。最可怕和最危险的是一些党政官员的假信。他们口是心非，表里不一。他们高调表态，只是为了取得权力地位，以满足私欲私利。他们可以慷慨激昂宣示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扭过头来却会嘲笑“执政为民”这样一些政治承诺，这是那些贪官污吏的嘴脸。党内党外不少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表演而由“信”走向不信，走向对社会主义事业半信半疑。“无信”指的是一部分老百姓对“主义”、对“意识形态”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他们守法、安分守己也就可以了。实际上，在我们今天这个还有些泛政治化的社会里，虽然有自觉不自觉之分，完全无信似不可能。面对社会这样的意识形态形势，最重要的问题是处于核心地位的真信者从言论到行动坚决、坚强、坚定起来，假信的市场就会缩小，半信、不信和无信者的一部分也会真信起来。这是我在十八大以前讲的。现在过了快两年，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新的态势、新的举措，反腐等各项工作新的成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的政治思想形势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左”的不良的学风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种不良的学风首要表现就是宁“左”勿右，不实事求是地去评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思潮、流派。“左”的，不管你“左”得多么荒唐，甚至搞得民不聊生，也被人称为“社会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早已成为两大政治思潮、政治势力之一支，正是它们成为广大中下层民众的主要代言人、利益代表者，却有人硬是用80年前的观念去看待它们，连它们作为广义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也不予承认。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也持否定态度，对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不以为然。在这种形势之下，大讲对社会主义前景充满信心，又有多少说服力呢？

所以，只要人们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唯一正宗社会主义这一思维方式、这一误区中走出来，把社会主义的涵义看得宽泛一些，就会看到，社会主义正是迄今为止广大民众所追求和向往的社会理想，也是当今世界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不实事求是的学风普遍地还表现在至今还习惯于说套话、空话、官话。作报告、写文章，难得有点新话、实话、心里话。表面上“高度一致”，实际上是最巧妙地对事业采取不负责任的、怠工的态度。当事人想的不是去说服人、团结人，把广大民众凝聚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集结到党的旗帜下、党的目标上来；想的是让人挑不出“毛病”，无碍于自己稳坐那把交椅、稳戴那顶乌纱帽。从这里也看出来，问题首先不是出自这些人身上，他们情有可原；问题是我们的宣传、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以及相关的体系是否能保证其工作能最有效地调动一切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因素，最有效地团结一切能被团结的人？不错，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死板的说教的东西少了，但对于这个进步也不能估计过高。

——“告别革命”，责难暴力革命使得社会主义政权似乎来历可疑。谴责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这三十几年来几乎从未停息。俄国革命也好，中国革命也好，在这么大的国家取得政权，像一些人讲的是个别领袖人物善于搞政治权术才取得的吗？十月革命攻占冬宫，确实没死多少人，但作为十月革命的继续，三年国内战争，那是大规模的军事较量，几百万红军浴血奋战才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中国解放战争之初，国民党军队占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后来他们为什么兵败如山倒，不堪一击？蒋介石本人和当年共产党军队的那些对手都有反省，说到底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就拥护你，跟着你走。什么是“军民鱼水情”？现在舞台上常说的这句话不是编出来的，亲历者都这么说。责难革命是因为不了解当年老百姓为什么革命。说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一点都不假。人民手无寸权，手无寸铁，为什么不能揭竿而起？什么是逼上梁山？不仅广大工农大众，还有那么多知识青年投奔延安，这是为什么？人心所向嘛！历史怎样发展，并不是在书斋里设计出来的。革命采用什么方式，也不是“善良的”人们一厢情愿。德高望重的儒帅刘伯承之子曾问他：“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来没听您提过？”刘帅沉默良久回答说：“你问这个问题，使我想到的是千百万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千百万老太太找我要儿子，我心里很不安。”刘帅晚年不看战争片。他说：“我们牺牲一个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全家，……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打仗也是逼出来的。正义，有时是要用血、用生命来换的。应该受谴责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摧残、压迫广大无权无势民众的暴力机器，是不义的战争。现在许多人未必知道，当年西南联大校长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和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子女也投笔从戎，投身抗日战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我们现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如果身处那个年代，我相信不少人也会义无反顾拿起刀枪。

二、书中对中国社会主义问题的若干个人见解

下面就有点“邀功”、王婆卖瓜了。作者之所以自觉这书出版多少有点“价值”，是因为书中的文章较早提出或者较深入地论证了一些至今看来还有点用的理论观点。敝帚自珍，现罗列于下与有兴趣的读者讨论。

——1998年即提出中国社会已出现了“权力腐败”，其重要原因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因此建立和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应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和关键。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在当时确也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那时中国很权威的政法专家公开警告说权力制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

——我们这种国家要准备长期“带癌存活”，既不必谈癌色变，也不能讳疾忌医或掉以轻心，必须进行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毛泽东和后来党的领导人一再提出要警惕、不允许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使苏共丧权亡党的官僚特权阶层，就是这种恶性肿瘤。现在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反腐宣示的要“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所指即此。

——官员财产公示是绕不开的治腐的最有效途径。在2009年一次党建座谈会上，针对外刊说的在官员财产公开问题上97％的官员持反对态度而90％的网民赞成的发人深省现象，提出要从这两个90％问题展开党建思路的论点，同时提出既要坚决又要讲政策策略的问题。

——提出并阐释科学发展观为什么是科学的，认为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把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与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一；科学发展观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项重要成果。

——2007年提出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树立正确的干部政绩观，不以GDP作为衡量政绩的第一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勿以GDP论英雄。

——“民众拥社论”：根据世界社会主义史和中国现实，提出和论证民众追求的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说明民众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背离社会主义。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不少错误常常是民众以“自发”的行动首先起来抵制和纠正的，尖锐批评个别理论工作者把民众反对为官不正、为富不仁斥为“仇官”“仇富”的奇谈怪论。

——提出“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认为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但必须完善、健全，纠正集权过分、民主欠缺的状况。

——决策离开民主，就不一定是科学的，民主决策不等同于科学决策，但二者是统一的。

——民主制不等同于票决制；协商民主也是重要的民主形式，但选举民主还是民主制最基本、最重要的民主形式。当今世界，谁也离不开“两张票子”，即选票和钞票，前者是民主政治的第一需要，后者代表市场经济形式。

——用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的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成也于此，败也于此。

——党性和人民性是相统一的，离开人民性的“党性”“先进性”实际上是宗派主义的派性，不是社会主义执政党的特性。

——在今日的中国，“廉政即仁政”。多年来，每年数千亿的“三公消费”，完全可能省下三分之一。按此比例，一年省下来就是一个三峡工程，就是十年（2001—2010年）全国扶贫的投入，就可以给全国农村一亿老人发两年的养老金，等等。

——提出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邓小平开拓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概括了苏联模式的发展观念和战略是“八重八轻”（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计划轻市场、重国家集体利益轻个人利益）。

——论证了苏共丧权亡党就是原来具有的三大优势——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党内有“铁的纪律”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丧失。

——较早从总结苏中两党执政的正反面经验中，全面、较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受到相关学界和相关部门的关注。

——提出并论证了正确处理好三个三者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大有希望。三个三者关系即发、改、稳，党、民、法，马（马克思主义）、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西（西方文化）九个字。我党已有较明确的处理好三个三者关系的好经验，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这是经得起理论的推敲、可以理直气壮向世人展示的经验。它们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但是第一个三者关系要注意改革不被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硬任务）挤到可有可无的“软任务”的地步；第二个三者关系要特别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其基础；第三个三者关系明确把传统优秀文化置于“根基”的地位。

三、追寻社会主义的三种境界

许多人都熟悉，晚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宋朝词人晏殊之《蝶恋花》、柳永之《凤栖梧》、辛弃疾之《青玉案·元夕》中对爱情执着、期待盼望、追寻向往的词句，融会贯通一起，比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古往今来，东方西方，上下数千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可以说就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美好的，现在看来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的艰辛探索、不懈奋斗，是可以实现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近现代被称为社会主义。而追求通往这种社会的道路，构建、实现这种制度的思想、理论，自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大学问。

说社会主义理论是个大学问，不少人未必认同。但只要你进入或稍微接触这个领域，就可能体会到，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理应是人类历史上文明成果的继承者，又是各时代和各国社会发展特点的理性认识和科学概括；而且，既然要建立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理想、美好的社会，就必须通晓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科技、历史学和人学等众多学科的学识，不仅是书本上的，而且是能够应用于实践中的真学问。这当然不是一个人（即使他是“天才”）可能达到的，而是一个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治集团应该具备的；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十几代人或几十代人才能达到的目标。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至今约170年，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和思想理论家，不管是其代表人物还是整部社会主义史，都可以说经历了这三个境界。“独上高楼”者，在19世纪40年代，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有俄罗斯的普列汉诺夫、列宁，意大利的葛兰西，中国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等。他们比同时代（或同国度）杰出的英雄、智者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并以常人少有的锲而不舍的坚韧意志和执着精神，克服千难万险去追求和实践这个伟大的事业。

他们的共性是姓“社”姓“公”。他们千百度寻觅的“那人”，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领头登上这个“高楼”的是本世纪到来之际，被英国广播公司评选为“千年伟人”第一人的马克思及其亲密战友恩格斯。马克思在而立之年和亲密战友、比他小两岁的恩格斯合著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石破天惊地喊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时代最强音。这个政治宣言指出人类解放的发展方向，即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奠定这一学说的两大坚实基石是他们创立的唯物史观和揭露了资本秘密的剩余价值学说。而揭露资本秘密的是被称为工人阶级“圣经”，至今仍被当成“预言书”的《资本论》。本世纪之初，当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金融危机的时候，一些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又翻开这部名著，它成了圣诞节受欢迎的礼物。

然而，“山长水阔知何处”？天涯之路无尽头。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总趋势，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详尽计划和具体方案。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当时所能看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在批判中论证和预测、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五无”（“五没有”）的社会，即没有私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阶级和没有政治意义上的“国家”。

马克思针对的是西方社会。东方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论过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他们曾兴奋地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向不发达国家推进，并预料过东方促进西方；但他们不可能提供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现成答案。历史把这个课题留给了东方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逝世这一年，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著作。10年后，年仅23岁的列宁建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他把建党作为领导革命胜利的决定性条件。“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900年，他在德国同普列汉诺夫一起创办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这份报纸的刊头上印着“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列宁这位19—20世纪之交出现于东方的时代巨人的伟大贡献在于，他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在实践中看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将要有一系列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时期，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要全力抓住商业、市场环节，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让民众从个人利益上关心社会主义事业；要把文化建设放在基础地位。政治上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反对官僚主义。特别是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公式”，即“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也可概括为“苏维埃政权+人类文明成果=社会主义”。

在国际问题上，列宁于1916年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总结了《资本论》问世以后半个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当时列宁对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估计得很快，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将在他们这一代人面前出现。

当马克思在西方点燃了人类解放的明灯的时候，鸦片战争则使中国沦为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的覆没宣告了仅靠洋务运动无法使中国自强。几年之后，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立宪改良的道路走不下去。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看清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大势，举起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旗帜，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但宋教仁的鲜血又宣告了这次共和试验的夭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在黑暗中苦斗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希望的曙光。兴奋不已的李大钊由此预言“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身陷囹圄的陈独秀喊出了“我期望着以布尔什维克的魄力和手段，来革中国贫穷、愚蠢、孱弱的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在湘江橘子洲头“独立寒秋”，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1921年，中国大地上，这批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一起干了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前后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十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重要文献。

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社会的发展、民众的解放和福祉，艰难求索，岂止是“衣带渐宽”“人憔悴”？为了写作《资本论》，马克思用了近40年时间阅读过多达1500多本有关书籍，写了100多本读书笔记。贫困使他多次付不起房租，不得不搬家，疾病夺走了他1岁小女儿和8岁小儿子的生命。为了生计，马克思不得不典当衣服。他求助于恩格斯：给我寄上几英镑，我还得去典当行赎回我的衣服，要不我就没法出门，没法去图书馆了。被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赞誉为“国友人师”“革命中之圣人”的列宁，为了研究帝国主义问题，查阅研读了数百种文献资料，写了20本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1922年底，列宁第二次中风，经医生允许，政治局决定，每天用5—10分钟口授撰成《论俄国革命》等文，总结苏俄社会主义最初几年的实践经验。这些被后人称为“列宁晚年思想”“政治遗嘱”，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是几乎“每个字都被研究过”。又过了八九十年，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每句话、每个字都被无数次地研读过了。

还有一大批伟大的革命家在革命路上、在探索建设新社会规律途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布哈林、李大钊、瞿秋白、刘少奇等等，他们或死于敌人的枪口之下，或成为阶级斗争、党内斗争“扩大化”的殉难者。从高层领导干部，到中基层干部，再到普通的党员、群众，为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者前赴后继，赴汤蹈火，舍生取义。这是三个境界之上的更为崇高的另一种境界了。

还有不少至今仍有争议的人物，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不管怎么评价，客观上他们都是社会主义史上产生重大影响、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

我们再返回马克思以前，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探索和奋斗，同样动人心魄、令人叹服。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开山之作、500年前出版的《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这位英国大法官因反对国王而被处死。另一部类似的著作——描述人人过幸福生活的光明国度的《太阳城》，作者是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他一生在黑暗的牢房中度过了30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曾经是富甲一方的富豪，为了“改造人类命运”，不倦求学求索，最后一贫如洗，在贫困中离世。出身于富商家庭的另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则执着地每天中午12点准时在家等候有富翁来支持他的“法郎吉”协作社的试验，最后在无尽的等待中离世。

站在空想社会主义顶峰的是英国大企业家、闻名欧洲的大慈善家欧文，他远涉重洋，到美国进行了建立共产主义新村的试验。他千金散尽，最后以87岁高龄倒在讲台上。

当人们在讲到“空想”时，不要忽略了他们为了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曾经进行令人敬仰的可贵的社会试验；当人们开口闭口“乌托邦”时，不要忘记他们的“设计”离后来人们的理论和实践其实只有一步之遥。如圣西门视“满足人民的需要”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提出按才能和贡献进行分配；傅立叶设计的“法郎吉”则是按资本、劳动、才能的比例进行分配；欧文又进了一步，他设想的未来社会实行公有制，计划生产，消灭了城乡、工农、脑体劳动三大差别……

现在我们该怎样看待他们呢？在今天物欲横流、处处弥漫着铜钱气味的氛围中，一些人视怀有公心、乐于助人为“傻瓜”“缺心眼”，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自然更是只可供人们茶余饭后嘲笑的“弱智者”了。可是，恩格斯是怎样评价他们呢？“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空想”并非都是“空想”，它也包含着不少“真理”；“科学”（社会主义）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它也存在一些“空想”的成分。这在当今理论界已成共识。何谓“科学”？“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探索客观规律性。“真理”从来是具体的，依时代、国情，因时因地的不同而不同，不存在“放之四海”、放之任何时代而皆准的“真理”。

人类社会发展的“天涯路”，不可能是一目了然的。任何先贤哲人都无法穷尽后来人必须固守的“真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说明了这个道理。

列宁之后，社会主义怎么搞，经历了十分曲折、复杂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先后在苏中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执政近30年，有功有过，功很大，过也不小。功过怎么评价？不同时期，不同的人认识自然不一致。而且如此复杂的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用几几开这种定量分析，也难以有说服力。我们这里且从如何认识和如何搞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看。

在对外关系上，斯大林的基本理论是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上存在两个平行市场（即基本上不交流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你围困，我闭关。斯大林上述论断与帝国主义对苏实行的经济上禁运、政治上孤立和军事上包围有很大关系，也与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成绝对对立、对抗有关。在国内问题上，政治上高度集权，广泛的委任制度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经济上实行纯之又纯的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思想文化上则实行以个人崇拜为基础的统制主义和禁锢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上，想用强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阶级，使国家消亡，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从认识到实践上，同苏联的模式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这样的模式确非偶然，这里既有国际环境、不发达国家的国情，也有在此客观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执政者的认识局限性和错误，也有他们个人的缺陷导致实践上给社会主义事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历史性的灾难。把出现的错误和灾难看成是必然的，或者把它归罪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看来是不适当的。肯定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主要是为了增强对我们依据的理论、我们建设的制度、我们坚持在走的道路的自信；揭露和评析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能容忍的错误，主要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正义、进步的事业推向前进。

这几年来，中国理论界一直在争论两个具体的、却是“要害”的问题：斯大林“肃反”到底镇压了多少人？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数字尽量准确是必要的，怎么看也很重要。其历史教训说明社会主义必须尊重人权、保护人权，以人为本，以为搞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用几十万、几百万的尸体来铺路岂不荒唐；说明搞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如实估量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不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干部出数字，为了个人的“政绩”，为了自己的升迁而浮夸、造假是人民事业的大敌。退几步说，即使“饿死”的不是一二千万，而是一二百万，不也同样是我们不能容忍的历史、应该坚决不去重蹈覆辙的错误道路吗？当然，夸大历史事实，想用来否定我们的崇高理念和根本的制度也是十分错误的。我们相信的是，历史是公正的，人民心中的那杆秤是公平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合理、理想的制度，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是可以想象的。在探索的行程中，并非只是“花千树”“香满路”，星光如雨，灿烂辉煌。从邓小平开始，一脉相承到了习近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其真谛了。其中最主要的是：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要准备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处，它是资本主义的替代者、“掘墓人”，也是其“后继者”；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改善民生为重点；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不要捆在一起受穷，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念和战略——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要统筹兼顾、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发展成果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搞社会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这个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视党员为党的主体，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依法治国是党的执政方略，依法治国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自身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以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为根基，同时吸收国外文化的积极成果，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一个世纪的反复探索、实践，不断总结国外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今天中国社会主义者看到的“那人”的基本面貌。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成果。包括东方和西方在内的各国的社会主义，自然各具特色，但也有许多共同点。由于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其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实践没有止境。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期，能否正确处理中外关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城乡（工农）关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关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官民）关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等等，决定着甚至其中每一项都决定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就是说，其中哪一项搞砸了，整个事业都不能说是成功的，可见任重而道远。

近读唐代诗人韦应物作于安史之乱后多事之秋的《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一诗：“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读后思绪万千，生发出一种莫名的感慨。中国人历来把大河奔海、正道向东比喻为历史的发展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抗拒。我们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也基于此。我们同时一次又一次地看到道路的曲折，事业的艰辛。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寒树”“孤村”“乱流”“朔风”，我们不仅是从书本上读到，也亲身经历过，今后就能绝对避免吗？

诗人并非想随波逐流，无所追求；他看到的“孤村”，竟“几岁临伊岸”，“一雁”驭朔风向初晴远空飞去，孤峭强韧，催人奋进。对于追求建立美好、合理的崭新社会的人们，不管“朔风”“乱流”如何惊天裂岸，首要的是思想路子要对头，不是跟风逐浪，而是顺应进步潮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与民众同忧乐，共进退。这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扁舟不系，也不随风飘荡。我这里反其意而用之：“心不自缚与舟同”，必在追求人类解放的征途中，走进一个新的天地。

四、我们如何“自用其才”？

本来不打算出这本书，后来想这些文章还是有点用。它们基本上是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有的是在重要的座谈会上讲过的，其中多篇为《新华文摘》《红旗文稿》和几种内刊转载，多少有些影响，冷静想来，现在还不过时。

搞我们这一行实在不易。我常感叹：在一定意义上说，研究社会科学比研究自然科学更难；社会科学中，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难；政治学科中，研究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比其他方面更难。何以如此？因为不少人把政治理解为就是“权力”，有了权力似乎就有了一切，“利益”是要权力来维护的。为什么政治体制的改革比经济体制的改革阻力更大？你讲中国政治体制不改不行，你无非是不让一些人公权私用，你想砸人家的金饭碗，人家听了能舒服吗？腰缠千万贯、亿万贯的官员，钱财是怎么来的？这难道是秘密吗？

我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下不着地就是关在学校里，不怎么接地气，不了解基层，不懂得民意，怎么能搞懂社会主义政治？上不着天——离高层那么远，你怎么能明白中国的大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不晓最高层。你闭门造车，人家抛出一个高端的材料，一下子就会把你的“宏论”砸得粉碎。

信息的垄断是权力集中的前提条件，是关键环节。遵义会议到底决定谁是党的第一把手？我们是80年之后才知道的。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他们是如何谋划并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我们平民百姓也是大约过了30年才知道个大概的。现在是信息化时代，但最高权力机关的决策不可能、也不一定应该让普通百姓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中南海的围墙不可能是玻璃墙。端掉薄熙来之辈是怎么定下来的？官员财产公示问题，中国最最基本、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最高领导层诸位领导人都怎么想的？你怎么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呢？常委们也不可能到处随便说个人的意见，这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老规矩，也是好的规矩。中国政治首先是高层政治，你若明若暗，甚至两眼一抹黑，一无所知，在书斋里怎么“论政”呢？

这么说来，我们只能无所作为？也不是；只能说，可作为的空间有限，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西汉大才子贾谊写了著名的《过秦论》；千年之后，苏东坡写了《贾谊论》，提出了“自用其才”的命题。他批评这位才调无与伦比的贾生不会处理同汉文帝周围的权势者的关系，年轻气盛，最后被放逐长沙挂个闲职，32岁就命归黄泉。话似有道理，可苏东坡自己呢？一个乌台诗案就把他打下去，只能自叹“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被一贬再贬。还是他的小妾王朝云看得清楚。她说，苏是一肚子“不合时宜”呀！后来有人模拟苏东坡口气写下有趣的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古往今来，知识分子做学问总是存在理与权、学者与官员的关系问题。相当一部分读书人在书山路上苦苦攀登，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巅峰处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也有一些“书呆子”，认死理的，睥睨权贵，粪土功名，舍己为公，甚至义无反顾，被迫以头颅换真理，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留下无数让后人敬仰、歌泣的历史故事。

中国共产党无愧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但任何明白人都不会认为这个党是一贯正确，事事正确，时时正确，处处正确，官员们个个是真理的化身；党甚至有过长期性的、全国性的、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可以看到，无论党内或党外，高层或基层、“体制内或体制外”，任何时候都很需要一大批在权力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有真才卓识、怀有公心、敢于发表和坚持正确意见的人物。手握大权者有无善于发现、容纳、保护这种人物的眼光、度量和能力，是事业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共产党作为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理所当然需要一支庞大的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理论和宣传工作队伍。但轻易把一些持不同意见者视为“体制外”“非嫡系”“杂音”“噪音”，就不能看成是正确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用权更需特别谨慎。

而作为理论工作者自身，如何“自用其才”？

其一，在“可以说”和“想说”之间寻找契合点。“可以说”的一时有“困惑”“不解”可以放下先不说，跟风、赶时髦、追浪头都不是慎重的态度；“想说”又不“可以说”的，也可以在合适的场合、在其他时间里去说。“不让说”或许有其理由，我们“想说”也不一定就正确。人云亦云不对，自以为是也要不得。这应该是郑重的学者的态度。这，当然很难，也很苦。

其二，在实践和理论之间寻找结合点。但“理论”可以也应该快“半拍”，起“引领”实践的作用。如果理论都只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或者跟着试验性的、甚至是盲目的实践跑，那就有问题了。作为理论工作者，不能因怕被别人说你“守旧”“僵化”或“激进”“自由化”而在该说的时候沉默。比如曾经有不让说社会主义有“失业”（只能说“待业”）、有“危机”（只能说“前进中的问题”），执政党有“腐败”，不让说“人权”“人道主义”等等，实践说明，在“不让说”的当时，那种主张也是错的。全部问题在于：你说的是否合乎事实，你有没有因私利而讲歪理。

爱因斯坦的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我要抱着不讨好任何人的危险，去追求真理和正义。

我们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我们的国家正在快速发展，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在望；我们从事的是值得中华仁人志士以身相许的崇高事业。我们置身其中，自会明白，这里大有用武之地。我们没有理由不奋力前行。

2014年5月于北京大学承泽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