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社会学研究方向的非议

卢卡契在《倾向性或党性？》（1932）中批评梅林试图从经济基础出发阐释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认为他所说的“内容”完全是片面的，彻底忽视了辩证法，搞的是“环境论”的那一套东西。他没有认识到，一切文学只有在社会整体的层面上才能得到把握，而不能从单个的个别现象去进行经验主义的考察。[20]根据同样的逻辑，卢卡契在《作家与批评家》（1939）这篇论文中，批评所有以群体和阶层为出发点的文学研究，即把文学与“社会的总体发展”割裂开来的做法。他认为这类研究说到底只能采用“极为抽象和非历史的范畴”（例如“环境”、“阶级”等范畴）讨论问题，而这些范畴是怎么也无法把握整体社会的。[21]另外，他把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视为形式社会学，[22]批评那种“远离生活、脱离现实的抽象形式”，指出形式社会学经常卖弄一些“夸夸其谈的、空洞的套语”。[23]应该说，卢卡契的批评是不无道理的。把抽象形式生搬硬套地应用于文学研究，很容易出现他所刻画的那种文学社会学：

大多数“社会学的”文学研究的特征是，它们对社会的认识只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因此，它们的那些套路反而比在一般社会学中更加抽象；需要阐释的文学现象同样被用抽象的形式呈现出来，与那些非社会学的文学考察所显示的孤立的美学探讨没有两样。[24]

卢卡契在此几乎全盘否定了20世纪发展至他那个时代的“文学社会学”方向的不同探讨，其理论基础就是他那著名的整体性思想：缺乏总体关照，具体表象看似很具体，其实最抽象，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它忽视了表面背后的联系与统一，而直接的、缺乏相互联系的孤立现象无法见出根本意义。很明显，卢卡契忽略了、或曰根本不愿看到形式社会学或“文学社会学”为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准备的可能性，尽管他自己曾经相信“社会学的”分析可能为审美研究做准备。他指责形式社会学用抽象的形式范畴呈现抽象的偶然特色，不能用统观整体的社会理论将分散的现象联结起来。然而，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解读，即把握现实整体（“总现实”）的要求，使他陷入另一个抽象公式的陷阱，一开始就用社会整体性观念亦即纯粹的历史哲学视角，把社会经验的所有单独视角排除在外，以至不可能对特定社会事实的各种单独历史现象进行社会学探讨，说到底也排除了各种实证研究。

卢卡契认为“辩证法否认世界上存在任何纯粹单方面的因果关系”[25]，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其原因有二，这也是卢卡契文学理论和美学纲领的思想基础：其一、他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入手，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主客体统一的方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标举主体或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的作用，历史是主客体在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的历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注重“主观的创造力，主观的活动在历史发展中能起非常大的作用”。人类通过劳动从动物变成人而创造了自己，“这样的历史发展观贯串了整个马克思的社会哲学，也贯串在美学中。”并且，马克思主义“看到了艺术创作主观的创造性劳动的最大价值。”[26]卢卡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标举世界观的能动性：“没有世界观，就没有作品可言。”[27]其二、近现代伟大的文学和艺术，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对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异化亦即物化形式。[28]它们在根本上体现了“人道主义原则”，“热衷于维护人的人性完整”，[29]也就是体现于古希腊艺术、后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以及市民社会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最崇高的人性理想。换言之，卢卡契的整体性思想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把人的完整性视为艺术创作的本质，文学直接肯定人的自身价值，以典型形象表现社会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0]

说到底，卢卡契关于人类生活的整体性与艺术表现的辩证理论，仅把直接经历的现象世界视为纯粹的形象素材，完全失去了自身的理论、本质和历史哲学的整体性价值。他所宣扬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把握生活，是表现部分与整体、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他甚至宣称：

被赋予艺术生动性的现象并非一定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甚至也并非一定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这就是说，即使文学创作中最大胆的幻想的游戏，即使对现象所作的最离奇的 虚幻的描写，也完全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观不相矛盾。[31]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体现“历史必然性”、体现整体性的文学，因而他才说“现实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的共同基础”[32]。卢卡契不遗余力地推崇现实主义，对所有其他文学可能性视如敝屣；并且，他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已经蕴含于《小说理论》。他是一个执著的追求者；然而，偏执和教条往往难分，他的教条主义特色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如此，他的一个观点是锐利的：“现实主义的胜利，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意味着和那种把文学作品的价值机械地从作家的政治观点和所谓的阶级心理中推导出来的庸俗文艺观完全决裂。”[33]他还认为，依托于实证和经验的文学社会学，不管其研究方法以什么姿态出现，只能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方法或者“庸俗社会学”方法，因为它总是以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公式化的对立为出发点。然而，不能与历史过程分开的艺术作品，展示的则永远是发展方向：来自何处，去向何方。[34]对这种似乎万能、却又不很现实的现实主义方法，伊格尔顿写道：“现实主义作品知道真理，但是用一种变戏法的狡猾行为假装不知道：作品首先必须是关于现实本质的抽象，然后用假设的直接性把它再创造出来，把这种本质隐藏起来。因此，现实主义作品是一种错视画，一种具有深度的表面，是一种对任何地方都起调节作用却又看不见的调节规律。”[35]

一般批判者总是习惯于把“庸俗社会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庸俗化的观念体系，简单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认为意识形态现象直接取决于物质现象和经济基础。卢卡契则不然，他不是把“庸俗社会学”看做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一个变种来鞭笞，反对把“庸俗社会学”当做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内在危险，而是力图揭示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余孽，“是庸俗社会学中对于社会的概念的资产阶级的抽象性，这在术语上是跟晚近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36]

我们的文学舆论多半习惯于狭隘地理解庸俗社会学这个概念，这是一种淡化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企图。然而，庸俗社会学其实是资产阶级颓废时期的社会科学中的一个主导方向。[……]时常有人断定庸俗社会学与审美形式主义之间的亲缘关系，这并不是那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专长。恰恰相反，它产生于堕落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学研究，然后才渗入工人运动。把抽象的、机械社会学的泛泛而论与对文学作品的极端主观的审美观察直接而无机地杂糅在一起，这已经淋漓尽致地体现于这类社会学的“宗师”那里，体现在丹纳、居约或尼采那里。[37]

卢卡契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文学社会学的时候，在向那些“由于社会学的方法而无意识地成为资本主义的卫道士”[38]发难的时候，他是在两面开攻，锋芒直逼经验主义方向和形式主义方向。他一方面认为社会学的经验主义与文学的自然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确信社会学的形式主义同美学的形式主义血脉相通。这时，他的讥弹对象既是社会学研究方向、又是美学研究方向，视其“观察和描写的方法，是随着使文学科学化、把文学变成一门应用的自然科学、变成一门社会学的观点一同产生的”。另外，卢卡契认为自然主义倾向之“文学修养的低下水平”，与经验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贫困没有两样：把主题同故事情节混为一谈，即用属于主题的东西代替故事情节，用细致的描写代替无聊的主题，这正是自然主义的主要遗产。[39]

卢卡契对形式社会学只顾形式不管内容以及“空洞套语”的非难，应该说是一种立意颇高的批判。然而，这也必然遭到反对者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反唇相讥，以及对马列文论中至关重要的“理论联系实际”观点的怀疑，认为马列文论中的那些“崇高的”、“高层次的”、固定的理念，以及脱离实际的口号，更给人抽象之感：“这样的理论联系实际，不是经验主义，而是机会主义。”[40]确实，在谈论文学与社会的时候，套用公式和武断是卢卡契的最大缺陷。在他那里，一切文学研究都以历史哲学的“正确性”为准。[41]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时候，确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看到历史之真正的主要因素、发展的主要方向、历史曲线的真正走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它们的公式”[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