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式观——一项经验研究[1]

两位公共管理领域的知名学者之间有趣的对话激发了我们的兴趣，促使我们对指导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式进行经验性研究。在他们的对话中，一个人问：“拥有一个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式很重要吗？我们是否正在形成一个范式？若存在范式，哪一个是最有前途的？”另一位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是：“不是很重要”，“没有形成”，以及“我提出的范式是最重要的”[2]。在这种幽默和故作轻松的对话中，显示出的是一个值得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专家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现有的基础和情况，我们应该怎样进一步推动公共管理研究？

几十年来，公共管理学者一直致力于探求公共管理领域的知识核心，并纷陈己见。[3]一些学者至今仍苦于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宽泛的范式，用来规范公共管理研究，统合科学管理和处理“政治—管理”两分的争论。[4]在21世纪，美国大多数主要大学都建立了公共管理项目，每年有上万名的研究生毕业。但仍有人认为公共管理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学术领域。

这些想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自从1926年锡拉丘斯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把公共管理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科开始招生后，公共管理就从未放慢发展的脚步。不同于许多传统学科的是，公共管理似乎缺少直接的、容易辨别的知识核心和学科界限。就像雷尼（Rainey）所说的那样，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持续争论的原因是“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现有的研究方法中没有哪一个占有绝对的优势”。此外，他还指出，除了会出现达成狭隘共识的危险外，要真正达成共识也确是困难重重。

尽管如此，这个领域一直在发展和壮大，具有相关学术背景的学者们也不断汇集到这一学术旗帜下。这是为什么呢？这些学者又具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研究了公共管理主流期刊的最新内容，试图用经验数据澄清困顿，加深我们对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现状的理解。

本篇文章的目的是用事实的方法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是否有学者一直在从事公共管理研究工作？（2）公共管理学者经常研究哪些题目？（3）学者们在研究中是否形成了共识性的认知方法？（4）他们在研究中使用了哪些基本的分析方法？（5）他们的数据资料源是什么？（6）这些公共管理学者是否共享确定性的范式？

一、托马斯·库恩及其范式概念分析

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科学史上最为著名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之一。他认为，范式转换，即对以前的科学理论的重新构建是科学进步的核心表现。

一个新理论，无论它的应用范围多么专一，也绝不仅仅是已有知识的累积。新理论的地位确立需要重新构建先前的理论，这是一个内在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很少由单独一人完成，更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

一个研究领域成熟的标志是出现了一个能够指导本领域中常规科学活动的范式。[5]

库恩认为，常规科学是建立在已经取得的一个或多个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这种成就应该是某一科学共同体所认定的。在一段时期内为进一步探索提供基础的成就”[6]。这些已取得的科学成就被库恩称为“范式”。

为了了解公共管理研究现状，重要的一步是看它是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如果我们能够揭示引导公共管理研究的共享性概念框架的话，我们就有机会更好地理解这个领域，进而推动这个领域的发展。

范式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但也同样是被广泛误用的概念：马斯特曼[7]的实证研究表明，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使用的范式概念得到了学术和非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但这个词在库恩自己这本书中的含义就有21种之多。多年之后，库恩自己也承认说，虽然他的观点基本上没有改变，但他在应用这个词时确实存在着语义上的不统一。这些不统一导致人们对库恩所界定的范式概念的真正涵义多有猜测，并引发了许多歧义。为了最可能地贴近他的本意，在把这个概念应用到我们的研究之前，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库恩对范式的诠释。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牛顿的《原理》和《光学》、富兰克林的《电学》、拉瓦锡的《化学》、赖尔的《地质学》——这些著作和许多其他著作一样，都在一段时间内为以后几代研究人员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内的合理性问题和方法的区域。这些著作之所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共同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并使他们不再在其他相关学科用其他模式进行研究工作；同时，这些学科中留有很大的学术空间，有许许多多还未尽如人意地回答了的问题，让那些重组到这一学科领域的人来研究和解决。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这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8]

库恩解释说，一个范式或者一系列范式，并不一定概括某一领域的所有问题和研究活动。“有可能某些科学研究活动没有范式可依。或者，即便有也不像上述范式那么严格，那么有约束力。”[9]在后来的论述中，他在讨论常规科学的本质时又重申了这一观点：

这三类问题——确定重要事实、理论与事实相一致、阐明理论，我认为已经涵盖了常规科学活动的全部，不论是经验科学或是理论科学。当然，它们并没有涵盖科学的全部。还有一些非常规的问题，而且也许正是为了获得这些问题的解决，才使得科学事业作为一个整体特别值得人们为之献身。[10]

因此，“虽然形成了一种范式，或者在业已形成的范式的规范下能够开展深层次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11]，但不是每个领域都必须有一种范式用以规范科学研究。鉴于此，公共管理研究是否具有范式，本质上是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否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成熟的问题。

库恩曾做出这样的判断，“科学共同体形成一个范式就具有了选择问题的标准，当范式被视为理所当然时，那些被选择的问题大都能够得到解答”[12]。然而，他又进一步补充道，“一个问题在本质上远不止具有一个确定性答案，问题是必须具有一些规则用以限定可接受答案的性质，以及获得这些答案所采取的步骤”[13]。

在库恩对范式的诸多诠释和应用中，他对“规则”的解释经常被人们忽视。结果，“规则”经常被误解为范式。库恩是这样解释“规则”的：

比如说，摆智力拼图玩具不仅仅是拼凑成一幅画。一个孩子或一位当代艺术家都能将挑出来的拼图片散放在一些空白的背景上，做出许多抽象的形状。由此而得到的图可能比原有的更好，更有创意。不过，这样的一幅图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答案。为了得到答案，所有拼图片都必须用上，它们的空白面都必须朝下，它们之间必须毫不勉强地丝丝紧扣，直到没有一点空隙。这些智力拼图游戏的规则……对理论问题给出答案，大都要受到类似规则的限定。[14]

库恩认为，各种承诺——概念的、理论的、工具的和方法论的，所形成的牢固网络的存在，是把常规科学与“解题”在隐喻层面上联系起来的主要源泉。库恩特别强调了范式的“优先性”——“确定共有范式不同于共有规则。确定共有规则需要进行第二步，而且多少是不同类型的一步”[15]。

科学家们可能都同意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或爱因斯坦已为一组突出的问题提供了看来是永恒的答案，而不会同意使那些答案成为永恒的特殊的抽象特征，尽管有时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同意确认一个范式，但不会同意对范式的完整诠释或理解，也不会做缺乏诠释标准或不能得出一致同意的规则。这样做不会阻止范式导引科学研究活动。常规科学部分地由范式直接查验来确定，确定过程往往借助于但并不依赖于规则和假设的表述。事实上，范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任何整套的规则存在。[16]

上面引述了许多库恩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科学进步表现为范式转换，即先前理论和知识结构的重建；（2）范式是某一领域中确认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标准，包括一个世界观（建构理论用以揭示科学事实的相关性）和两个基本标准——脱离了科学活动的竞争态势，从而吸引了一批稳定的追随者；同时，它又是足够开放的，为后继者留下各种各样需要解决的问题；（3）范式并不一定是自我涵纳的，在同一学科中可能会存在着竞争性的范式，甚至不是所有的研究活动都有范式引导；（4）范式不同于规则。受共有范式引导的研究者并不一定遵循相同的规则。没有诠释标准或者缺少一致性规则，并不影响范式对科学研究的引导作用。基于上述所见，可以确认：（1）在一个科学领域中确认共有范式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会使科学事实收集和理论阐释变得更加直接。（2）只要满足库恩范式的两个标准，我们可以容忍歧义存在。这两个标准分别是：已有的科学成就史无前例地吸引了一批稳定的追随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竞争态势；同时，范式又是足够开放的，为后继者留下各种各样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者以及学者们可以在同一范式的指导下遵循不同的规则给出各自的解决方案。（3）在某一学术领域，竞争性范式共存共生，例如在物理学领域的力学和光学中，能够分别吸引一批持续的追随者在确定性的领域内从事研究。（4）即使我们无法找到指导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式，也不足以否定公共管理领域引导性研究的价值。遵循范式的研究，并不能囊括所有科学活动，还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特例。正是解决这些特例，才使科学事业变得更有意义。

对库恩理论的理解，能够解释我们和其他人对寻求公共管理范式的强烈兴趣。同时，也把我们从压力中解脱出来，不必在分析期刊文章时一定找到某些范式以便确定公共管理研究的合法地位。

二、数据、方法以及评估模式

本项研究数据来自于1993—1995年间刊登在8本学术性专业期刊上的文章。虽然学者们对哪些公共管理期刊更为重要这一问题没有达成一致，但在编辑和编委看来，这8本期刊在公共管理领域是水平最高的。[17]他们是《公共管理评论》（PAR）、《公共管理与社会》（A＆S）、《美国公共管理评论》（ARPA）、《公共管理理论与研究杂志》（J-PAPT）、《公共生产力和管理评论》（PPMR）、《公共预算与金融》（PBF）、《公共人事管理》（RPPA）、《政策分析与管理杂志》（JPAM）。像《市政评论》（National Civic Review）这样的非学术性刊物没有被囊括在内，不是因为它们对这个领域没有贡献，而是因为这些文章是以建议为导向的，且很少被引用，同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关联性不大。

对期刊文章进行文本分析，取样是可能的，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18]，但为了避免取样误差，我们还是分析所有的文章，总共有634篇文章。考虑到文本分析的最基本问题是概念、定义的有效度问题（对概念准确可信的测量），我们对文章的编码做得格外小心。我们采取的最基本的策略是，尽可能使用已有的分类体系来提高表面效度，编码者只负责同类文本的编码；尽可能使用明了的编码方法，根据已有的但具有增补余地的编码模式对文章的题目、基本研究问题和摘要进行分类。如果编码者认为题目和摘要不够清晰，不能达到编码标准，那么就需要阅读全文并进行编码。本研究不涉及书评、编者按或评论性文章。

理论上，我们倾向于分类体系更具有开放性，以便把文章的类别编到合适的地方，但这样做，产生混淆的可能要大于益处。抱着“错误比混乱更接近真理”的信念，我们评阅了所有文献，并把文献作为导向，形成了一个初始的分类框架。怀特和亚当斯的著作提供了大量精彩的分析早期公共管理研究状况的文章源[19]，这些学者的论文也尤为重要。在衡量可选择的编码范畴方面，宾翰（Bingham）和鲍文（Bowen），休斯顿（R.P.Houston）和麦考迪（McCurdy）的研究也非常值得借鉴。[20]

开始，我们试图证实这些文章是否体现了一种积极的、解释性的或者说评论性的公共管理思想。然而，因为这些理论涉及所有的学科，而不仅仅是本领域，所以我们决定把罗森布洛姆提出的“公共管理竞争理论”[21]作为指引研究的理论框架的分类思想。罗森布洛姆把公共管理理论分为政治理论、经营理论和司法理论，每种理论都具有各自的价值、方法体系和知识传统体系。除上述三种理论之外，还有伦理理论、综合理论和历史分类理论。

虽然我们尽量把题目和研究问题按照规定的范畴进行分类，但我们并没有让规定的范畴束缚我们的编码。如果新的题目放进任何一个范畴都显得牵强，我们就增设范畴。确认题目和研究问题，并把它们输进计算机的数据库的工作由一个人完成。但负责题目和研究问题的人分别独立地为各自的变量编码，接着把这些变量进行比较来考察编码的信度，把差别显著的对子放在“其他”范畴中。虽然我们不会否认我们的编码过程全无结构效度问题，但我们认为，我们的编码过程要比其他许多内容分析研究合理得多。

根据以往研究中已确立的范畴[22]，每篇文章的编码还参照以下一般研究特征：主要作者的头衔和机构从属关系、研究所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数据统计方法、基本学科领域、主办研究机构和基金来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首先分析的是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人群的身份，目的是看一看这一领域是否拥有稳定的研究人员。我们用三个图来分析这一问题。

如图1所示，88.7％的作者同大学存在明显的从属关系。这一数字比较保守，因为有一些作者身为与大学相关的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和分析家，但在文章的作者简介中并没有强调与大学的从属关系。当没有明显的标志表明一个研究机构是否从属于大学时，作者的身份就被编为独立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从属于非大学的机构的作者（例如政府工作人员或私有部门顾问）也仅占总数的11％。《公共管理理论与研究》的作者简介没有涉及作者的背景，因此这项分析中不包括这个期刊的文章。

图2是分析工作在大学里的作者的系别从属关系。36％的作者从属于独立的公共管理系或学院，9.8％的作者来自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系，4.9％的作者来自于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系。50.7％的第一作者属于这三类。不到20％的作者属于政治科学系。对大学校名的分析表明，这些政治科学系大多从属于一个规模较小的大学或学院，因此不足以成立单独的公共管理系。

有趣的是，非常有限的作者来自经济学系（4.3％）或社会学系（0.6％），而这些学科通常被看做公共管理的基础学科。一定数量的作者所在单位没有把公共管理作为机构名称的一部分（比如说，工业政策和机构政策、地理与城市规划或就业研究）。这些同样属于一些小型的学院。

图3表明，文章作者中75％为大学教师（23.4％为助理教授，17.3％为副教授，34.3％为正教授）。这些数据不包括那些工商管理硕士导师、系主任或其他具有行政职位的教授。使用管理头衔的作者分为政府官员、部门领导、顾问、研究专家和管理者等，共占21.6％。在所有的第一作者中，3.3％为学生，且大多数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

这三个图表明，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是大学中与公共管理有关的工作人员：超过3/4的作者为大学教师，超过45％的作者为正教授。这样的事实证实了以下观点：公共管理是一个拥有固定、持续研究者的研究领域。

第2项研究结果是关于文章的主题和主旨。如图4所示，13.5％的文章主题与联邦政府有关，10.4％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关，12.3％仅限于与地方政府有关，0.7％的文章有关于政府间关系，34.6％与政府有关。这些文章共占总数的71.5％。综上所述，这些文章的共同主题或者说已发表的研究性工作的焦点就是政府。其余的文章虽与联邦、州或地方政府无关，但也都是公共部门问题。

在占总数4.6％的有关国际事务的文章中，大部分探讨的是公共管理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部门内部的文章占总数的16.0％，主要是探讨一般性的管理和组织问题，其中大部分把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机构的组织进行比较。有关私营企业管理的文章只占0.05％，一般都是有关商业会给公共管理带来什么样的启示的话题。最后，有关个人和社团的研究文章还不到总数的5％。

我们还把文章按照政府不同的分支部门进行研究（如图5所示）。研究发现，35.3％的文章探讨同政府执行部门有关的问题，2.8％同立法部门有关，0.9％同司法部门有关，39.7％讨论与政府有关的一般性问题。在占11.6％的跨部门比较研究中，许多是进行公共—私有比较的研究。这项研究表明，研究者对政府执行部门和政府有明显的关注。

图6表明的是研究公共管理以下分支领域的文章的频率。在进行这项分析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公共预算与金融》《公共人事管理》和《政策分析与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几本期刊进行的是特殊领域的研究。在其余5本期刊的431篇文章中，关于组织管理和执行角色的研究占很大比例（30.9％）。在频率图上其他分支领域所占的比例分别是：人事管理13.0％，政治/立法机构与程序11.4％，金融与预算10.2％，管理理论8.8％，政策制定与分析7.4％，社会与经济问题4.2％，研究方法的改进3.7％，人力资源发展3.0％，技术使用与管理2.3％，伦理1.6％，文献分析1.2％，其他2.3％。

除了这些期刊文章的研究领域外，我们对所用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分析。图7提供了这一方面的轮廓。人们曾对不同时期、不同文章的统计学研究方法进行探讨。[23]如图7所示，研究者们几乎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所有的方法中，描述法（15.4％）和中级推理统计法（14.9％）这两种方法占总数的30％以上。更先进的统计方法，比如说回归分析（4.5％）、罗杰指数分析（2.7％）、时间序列分析（4.8％）、结构方程（0.8％）和事件历史分析（0.3％）共占13.1％。个案研究在公共管理研究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5.3％）。人种学研究占1％。大约30.4％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不属于普通的研究方法范畴。这些文章采用文献回顾、历史叙述、采访和其他专为这项研究量身定做的革新性的研究方法。

如图8所示，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这些主流期刊中，两种方法都得到了广泛使用。这表明，我们不应再为哪种研究方法更加合理而进行争论，而应该考虑这些方法是否被合理使用。

正如以前提到的那样，我们把罗森布洛姆提出的“完善的公共管理竞争理论”作为评论已出版期刊的分析框架。在被看做是经典的文章中，罗森布洛姆指出，公共管理有三个特有的理论：政治理论、经营理论和司法理论。每种理论都具有各自的价值、方法体系和知识传统体系。

怀特和亚当斯[24]用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回顾了公共管理领域的文献。他们总结说，现在至少有6种非全面的理论“试图为我们的职业生命进行定义”。这6种理论“都以人们默许的技术唯理论观点为基础，没有哪一个能完全地覆盖整个领域，但却分别抓住了本质的一部分”。

第1个理论以宪法为依据确认了公共管理的合理地位；第2个理论探讨政治与管理的两分法；第3个理论反映公共管理的科学研究与实践；第4个阐述一种“理论能指导实践”的观点；第5个，即Minnowbrook Narrative，用通常的主题：社会公正、公民参与和前摄政府强调民主价值；第6个理论方兴未艾，它用性别概念来探讨公共管理主题和形象。第1个理论使用的是法律或司法理论。第2个和第6个完全属于公共管理的政制理论。第3个和第4个可以被看作是强调科学唯理论的经营理论。而Minnowbrook理论必须使用另一个理论范畴，我们暂且称之为公共管理伦理理论。虽然Minnowbrook为学者呈献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管理而且把这构思成一个综合的而非伦理的理论，但通过对Minnowbrook文献和前摄政府战略的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它们体现的是更高层次的伦理，即优良政府的伦理。

当对文章进行编码时发现，很多文章明显地不是仅仅从一个角度构造它们的论点框架。这些文章强调的是职能政府。研究者探讨公共管理是采用McCurdy[25]的观点，即公共管理不仅局限于政治、经营、法律或道义，而是管理。这种观点采纳任何研究和评估政府的战略、思想和方法。我们把这些文章归纳进一个综合性的范畴中。

如图9所示，绝大多数文章以经营理论为基础（52％），17.6％采取政治理论，而15.5％应用公共管理的综合理论。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和伦理的角度探讨公共管理问题的分别只有6％和1.6％。其他4.2％的文章采用我们所谓的历史理论，通过突出杰出人物（通常为学者）在本领域的重大贡献来纪念他们。

可能最让公共管理理论家困惑的就是文献所涉及的宽广范围。我们对634篇文章的题目和摘要中的关键词进行了内容分析，但没有发现很多研究问题的模式。不过，确实有一些问题出现的频率较高，我们把它们列在表1中。

另一项分析研究的是公共管理研究的资料来源（见图10）。我们发现所研究文章的44.2％把现有的文献而不是数据资料作为研究基础。这一点证明，或者由于自愿，或者由于不得不的原因，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并没有忽视现存的文献和理论体系。研究者也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己收集的资料（27.1％）或政府发布的资料（20.6％）。但让人意外的是，研究者对人口普查数据的使用低于预计。不仅如此，尽管有许多私有信息服务，研究者也没有利用这个资源。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些信息来源的资料同公共管理研究关联不大，也可能是由于这些资料的成本。

图11表明，大部分文章（49.4％）试图解决问题。以提供信息为目的的文章占18.1％，而32.5％的文章试图建立理论或检验理论。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们在公共管理实践中以及在进行相关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强烈兴趣。

[1] 本文由蓝志勇与凯瑟琳·安德逊合写，原载于《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3期。

[2] H.G.Rainey，“On Paradigms，Progress，and Prospects for Public Management”，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Vol.4，No.1，1994，pp.41-48.

[3] R.B.Denhardt，“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Public Organiz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41，No.6，1981，pp.628-635；C.J.Fox and H.T.Miller，Post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Toward Discourse，Thousand Oak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5；F.J.Goodnow，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A Study in Government，Transaction Publishers，1900；V.Ostrom and V.Ostrom，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Tuscaloose，AL：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9；R.J.Stillman，Preface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A Search for Themes and Direction，Burke，VA：Chatelaine Press，1999；D.Waldo and H.T.Miller，Administrative State，Transaction Publishers，1948.

[4] W.Wilson，“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2，1887，pp.197-222.

[5] T.S.Kuhn，“Dubbing and Redubbing：The Vulnerability of Rigid Designation”，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o.14，1990，pp.298-318.

[6] T.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

[7] M.Masterman，“The Nature of A Paradigm”，in I.Lakatos and Musgravea，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59-90.

[8] Masterman，M.，“The Nature of A Paradigm”，in I.Lakatos and Musgravea，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59-90.

[9] Ibid.

[10] Ibid.

[11] Ibid.

[12] Ibid.

[13] Masterman，M.，“The Nature of A Paradigm”，in I.Lakatos and Musgravea，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59-90.

[14] Ibid.

[15] Ibid.

[16] Ibid.

[17] J.P.Forrester and S.S.Watson，“An Assess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s：The Perspective of Editors and Editorial Board Member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4，pp.474-482.

[18] D.J.Houston and S.M.Delevan，“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Journal Publications”，Administration ＆ Society，Vol.26，No.2，1994，pp.252-271.

[19] B.Rappert et al.，“Making Sense of Diversity and Reluctance：Academic-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Research Policy，Vol.28，No.8，1999，pp.873-890；R.C.Box，“An Examination of the Debate over Research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92，pp.62-69；J.L.Perry and K.L.Kraemer，“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5-1984”，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6，pp.215-226；R.A.Stallings and J.M.Ferri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Work in PAR，1940-1984”，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8，pp.580-587；D.J.Houston and S.M.Deleva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An Assessment of Journal Publication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50，No.6，1990，pp.674-681.

[20] R.D.Bingham and W.M.Bowen，“‘Mainstream’ Public Administration over Time：A Topical Content Analysi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54，No.2，1994，pp.204-208；D.J.Houston and S.M.Deleva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An Assessment of Journal Publication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50，No.6，1990，pp.674-81；H.E.McCurdy，Public Administration：A Bibliographic Guide to the Literature，CRC Press Inc.1986.

[21] D.H.Rosenbloom，“Public 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3，pp.219-227.

[22] McCurdy，H.E.，Public Administration：A Bibliographic Guide to the Literature，CRC Press，1986；Stallings，R.A.and J.M.Ferri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Work in PAR，1940-1984”，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8，pp.580-587.

[23] J.L.Perry and K.L.Kraemer，“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5-1984”，pp.215-226.

[24] J.D.White and G.B.Adams，“Making Sense with Diversity：The Context of Research，Theory，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Research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practice，1994，pp.1-24.

[25] Rosenbloom，D.H.，“Public 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3，pp.219-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