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革命的冲动与可能

即便在被逐出未庄之后，阿Q到了城里，也不认可革命这种看起来可能改变他命运的方式。他回到未庄的时候吹嘘得最多的是自己看过“杀革命党的头”。当然他带回未庄的，除了这些在城里的见闻之外，还有身上的新夹袄、腰间的大褡裢，以及各种衣物。未庄的女人们不再因为阿Q以往的劣迹而躲避他，没有因为这些衣物来路的明显非法而拒绝购买，甚至追着他抢购。礼法和律法在物质的吸引力面前，变得微不足道——未庄的人们虽然没有看过“杀革命党头”，但是看来多少是听说过革命党和他们从事的革命。赵太爷一家对阿Q也因为敬畏而礼敬有加。在未庄人看来，阿Q做的偷盗生意与革命党的革命并无多大差异。阿Q对于自己偷盗活动的介绍，使得他无法再获得众人的尊重，他在偷盗过程中的胆怯又让他们恢复了对他的旧有态度。

真正给未庄带来革命的气息的是城里的举人老爷一家逃亡到未庄的赵家避难，赵家还收留了举人老爷家的箱子。而革命党人则是“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举人老爷对革命党人的恐惧，未庄人的慌张，让重新失落的阿Q顿时对革命产生神往。在他看来，革命就是造反。在革命之中，他“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阿Q对于革命的理解跟他之前的偷盗行为没有本质差异，只是在革命当中，他可以堂而皇之地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包括女人。在土谷祠里，他盘算着在革命中间杀哪些未庄人，要抢赵家、钱家的哪些家具，至于未庄的女人们也被他在醉意中排了个高低。阿Q被压抑的欲望与本能，借着自己对革命的理解，在酒后得到了彻底的释放。阿Q对革命有本能的需求，但是如汪晖所言，“‘革命’只是作为偶然的或未经挣扎的本能的瞬间存在于阿Q的生命之中。”^[1]他对于革命并没有了解，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实践的革命行为只有去尼姑庵抢东西，但是赵秀才和钱秀才早他一步去过了。阿Q这个农民被甩在了未庄的“革命”之后。

未庄的人逐渐了解了革命带来的变化。知县老爷还是原官，改了新的名号，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仍然是先前的把总。唯一带来的变化是剪辫子，临村的航船七斤被剪了辫子，“弄得不像人样子了”。未庄人选择了在革命和“人样”之间的折中方案就是把辫子盘在头顶上。阿Q想要赶上革命党的队伍，把辫子盘在头顶也无助于赢得未庄人的尊重。他只能去找假洋鬼子这个比他早参加了革命的革命党人。只是他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就被赶走了。阿Q最终无法参加革命。假洋鬼子不许他革命。原本有革命冲动的阿Q被严厉地排斥在革命之外，而原本对革命充满恐惧的赵家、钱家不仅顺利地加入了革命队伍，而且继续着自己在未庄的社会控制。

鲁迅在描写阿Q被禁止革命的过程时，增加了一段带有寓意的描写。阿Q在土谷祠因为被排斥而感到气愤，但是却目睹了一次抢劫——赵家被抢劫了。同样，那些“白盔白甲”的强盗也没有叫他一起参加，赵家的家具财产被堂而皇之地搬走了。“白盔白甲”正是未庄人对革命党人的想象，“要什么就是什么”正是阿Q这样的农民对于革命的理解。然而无论革命也好，抢劫也罢，阿Q只是一个充满热情而又肤浅的看客。

而赵家财产的损失却以阿Q的生命作为赔偿了结了。这个结尾有些突兀，虽然没能参加革命，但是否就必须搭上生命，确实可以商榷。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在所谓的“革命之后”，若没有真正的变革发生，即便没有死亡，阿Q的人生也不会有新的希望。鲁迅把阿Q生命的最后时刻的回目称为“大团圆”或许是由于阿Q不识字最后在状子上画的圈，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人生在既有的环境中可能达到的最大的改变已经完成，即形式上的革命成功了。

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1963年）中指出，“革命”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事物“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也即“革命”意味着“开端”：“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2]。正如阿伦特指出的那样，革命要与抢劫相区别，应该具有“开端”的性质。

鲁迅作为亲历者，曾经对辛亥革命有过一个清晰的判断：“我觉得仿佛就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3]这里他谈的是两个层面的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全新的历史开端的革命，以及这个革命对于自由和摆脱一切等级和贫困的承诺；另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并非作为开端的社会变化，它的形态毋宁是重复。”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也存在着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建立在‘道德革命’基础上的中华民国，而另一个是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的、以中华民国名义出现的社会与国家。”^[4]即人们采取暴力手段实现政权的更替，若没有认识到革命的根本意义，则无法真正地实现革命的原初目的。而这个必然会召唤出启蒙的主题。

康德将启蒙定义为：“启蒙乃是人脱离其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没有他人引导便无法使用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是因为缺少理智，而是因为在无人引导时缺少使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此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我导致的。因此，‘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对于革命而言，只有革命的主体真正能够理解革命的任务和意义，才能在重复的过程中实现新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由这个意义应运而生的。陈独秀认为“政治觉悟”必须根源于“伦理觉悟”，“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伦理觉悟是最后的政治觉悟的基础。

鲁迅在《阿Q正传》中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批判，站在民国的政治基础上，回顾与召唤民国的理想。阿Q作为一个社会底层的农民，有着革命的冲动，但是他在思想上无法真正理解革命，也在现实的层面中无法参加革命。在他旧有的关于人生的梦想一次一次地破灭后，在他被驱逐出乡里空间后，他有了参加革命的冲动，他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然而革命的机会从他身边划过，革命从理想滑落到重复的现实。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革命一脚踏空，回到了原点。然而，革命并非一无所得，它让作为最大多数的底层人民第一次听说了“革命”，也为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教训。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前一次革命的必然结果与补充，也为后一场革命提供了准备的时间与基础。

《阿Q正传》固然以阿Q为主人公，而读者大多聚焦在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然而这部“正传”也是在勾勒一个时代的轮廓，寻找其病症所在。我们并不能武断地将“后见之明”强加到鲁迅身上，然而一个准确的诊断，确实可以为医治时代的病症提供可靠的基础，为将来的出路描绘出一个粗略的方向：鲁迅在一场革命之后预言着另一场革命的到来。

请思考

根据本章内容，结合鲁迅其他小说，分析他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的认识。

[1]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

[2]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27页。

[3]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三》，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7页。

[4] 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纪念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