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博

转眼之间，汤先生离开我们三年了。

汤先生晚年最主要的工作是《儒藏》的编纂，一个很大的遗憾是觉得自己在哲学上没能够成就一个体系，所以无法担当“哲学家”之名。记得先生去世两年前的生日会，他和学生们很认真地说了一番话，其中涉及到类似的话题。先生很谦逊，认为自己不能在哲学上做出太多的贡献，所以就选择了整理儒家的典籍。

在所有的学科里，做哲学的人对于“哲学家”的称呼要求比较高。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家往往都有一以贯之的核心观念，形成一个包括着本体论、知识论、逻辑学和伦理学等在内的思想体系。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往往缺乏形式的系统，但有实质的系统。所以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就想把实质的系统转化成形式的系统。他自己也凭借着《新理学》等一系列具有高度形式系统的著作，成就了现代中国哲学家之地位。

汤先生一再说自己只是一个哲学工作者，不是一个哲学家。如果就形式系统的有无而言，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哲学传统的特点，形式系统的有无不必是确定“哲学家”的标准，那么我们大可不必纠结于这个问题。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哲学家是对于宇宙人生“有所见”的人，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所见”的人，是对未来世界“有所见”的人。很显然，汤先生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见”。

在我看来，汤先生晚年的一个重要所见就是回归经典，回到中国文化的主体来重新理解中国哲学传统，来思考中华文明对于世界的贡献，特别是对未来世界的可能贡献。民国时期，中国哲学的最早叙述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剪裁中国的材料，以建立中国哲学的历史。取舍之间，其实是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中心的。在这种问题意识之下，很多重要的内容被忽略了，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经学传统。冯先生晚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朱伯崑先生也意识到了，所以才有《易学哲学史》的写作。汤先生更进一步意识到作为整体的经学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一方面有《儒藏》的编纂，另一方面，有《中国经学史》《中国解释学史》等课题的设计。

《儒藏》的编纂并不能够用一般意义的古籍整理来看待。编纂的背后，体现的是汤先生自觉的历史文化意识和哲学洞见。梁漱溟先生说：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新中国，必须理解老中国的底蕴。要理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必须完整地理解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经学传统。《儒藏》的编纂，应该放在“旧邦新命”、“返本开新”的视角下来理解，也应该放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视角下来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大哲学家们，从孔子开始，都极其重视经典及其解释。孔子对于六经的整理和解释，开创了“寓作于编”、“寓作于述”的传统。孟子、荀子、董仲舒、王弼、郭象、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莫不如此。当代人对于传统中国的把握，应该立足于经典，也必须立足于经典。这是汤先生的晚年定论，也是留给我们后学的珍贵遗产。

编纂《儒藏》，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没有很强的使命感，不可能进行下去。没有方方面面的支持，也不可能进行下去。这个项目首先得到了学校和教育部的肯定。北大历任领导都很支持《儒藏》的工作，文集中收录有吴志攀教授和张国有教授的文章，在他们主管北大文科工作期间，都非常关心《儒藏》的工作。吴志攀副校长代表学校的支持对于《儒藏》的立项来说是关键性的。学校社科部的历任领导程郁缀、李强和耿琴老师等也都给与了大力的支持。北大出版社在出版方面一直投入大量的精力，保证了“精华编”的顺利出版。教育部领导、特别是历任社科司领导一直关心和指导《儒藏》的编纂，从经费到队伍的组织都给与毫无保留的帮助。以《儒藏》“精华编”的工作为例，中日韩越四国20多所高校的合作、几百位学者的参与，如果没有教育部的协调，要持续下去是不可想象的。

最关键的当然是《儒藏》的编纂团队。从总编纂到部类主编，从国内到国外，再到《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组建，都凝聚着项目首席专家汤先生的心血。读到文集中很多学者的文字，深感汤先生的责任感和凝聚力。过去一些年中，首席总编纂季羡林先生，总编纂庞朴先生都驾鹤西去，我们会永远记住并怀念他们。“精华编”的总编纂中，孙钦善先生和安平秋先生还一直指导和参与《儒藏》的工作。吴同瑞先生在《儒藏》立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一直担任《儒藏》中心的领导工作。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李中华先生和魏常海先生，他们长期追随汤先生，负责《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日常工作。汤先生去世之后，两位先生鼎力支撑，和中心的同仁们一起，继续着“精华编”的编纂工作。他们是《儒藏》中心的领导和工作核心。中心副主任杨韶蓉老师兢兢业业，协助李老师和魏老师的工作。不能不提到乐黛云先生，《儒藏》的编纂队伍中没有她的名字，但乐先生对《儒藏》的关心是无人能够超越的。

汤先生离去了，《儒藏》的丰碑已经矗立在那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努力完成汤先生的遗愿，这也是对汤先生最好的纪念。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教授）

汤一介先生审读《儒藏》（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