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流传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期以来以其高度的文化发展影响着周边的文化。从秦至清两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华文明强烈地影响着东亚国家。在19世纪以前，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包括中国、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由此，中华文化圈成为与基督教文化圈、东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共存的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丛书”的主旨就是探索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影响，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学术的观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背景下追踪中国文化典籍外传的历史与轨迹，梳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人物和各种译本，研究各国汉学（中国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并通过对各国重要的汉学家、汉学名著的翻译和研究，勾勒出世界主要国家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史。

严绍璗先生在谈到近三十年来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意义时说：“对中国学术界来说，国际中国学（汉学）正在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它意味着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认识愈来愈深入；也意味着我国学术界愈来愈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作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对它的研究，事实上具有世界性。——或许可以说，这是二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就是说，对中国人文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中国本土，而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中国文化研究给予观照，打通中外，揭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价值和意义，这是本丛书的思想追求。

从知识论上来说，各国的汉学家在许多具体学科的研究上颇有建树，我们只要提一下以伯希和所代表的欧洲汉学家对西域和敦煌的研究就可以知道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推进中国文化研究的价值，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因此，对域外汉学家所做的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应予以一种实事求是的尊重。中国文化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因此，在不少中国文化研究的具体门类和学科上，在知识论的研究方面，最好的学者并不一定在中国，他们可能是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等等。因此，系统地梳理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历史，如上面所讲的展开对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流派、人物的研究，是本丛书的基本学术追求。

但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毕竟发生在域外，对其的把握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加以认识仍显不够，我们应注意把握这些发生在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采取的方法论，注意从跨文化的角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加以把握和理解。注意其方法论，注意其新的学术视角，运用比较文化的研究方法，揭示出隐藏在其“客观知识”背后的方法论，这正是我们展开国际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基本任务。

同时，注意“影响史”的研究。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两个相互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领域。一般而论，传播史侧重于汉学（中国学），即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域外的中国形象首先是通过他们的研究和介绍才初步建立的；影响史或者说接受史则已经突破学术的侧面，因为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在许多国家仍是一个很偏僻的学科，它基本处在主流学术之外，或者处于学术的边缘，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影响和接受主要表现在主流的思想和文化界。但二者也很难截然分开，因为一旦中国文化的典籍被翻译成不同语言的文本，所在国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就可以阅读，就可以研究，他们不一定是汉学家，但同样可以做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可能不低于汉学家，特别是在创造自己的理论时。接受史和影响史也应成为我们从事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是我们对国际中国文化展开研究时的基本方法。

实际上汉学（中国学）的引入具有双向的意义，它不仅使学术转型中的中国本土学术界有了一个参考系，并为我们从旧的学术“范式”中走出，达到一种新的学术创新提供了一个思路，同时也对国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们，对那些在京都、巴黎、哈佛的汉学家（中国学家）们提出了挑战，正像中国的学者必须认真地面对海外汉学（中国学）家的研究一样，他们也应该开始听听中国同行的意见。任继愈先生在世主编《国际汉学》时曾提出过，要通过正常的批评，纠正那种仿佛只要洋人讲的就没错的“殖民思想”，把对汉学（中国学）的引进和学术的批评统一起来，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商讨和研究，这才是一种正确的学术态度。对国外中国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不可盲从，正像对待所有的学术成果都不应盲从一样。这样讲，并不是否认这些汉学家在学术上的贡献，而是现在海外的汉学家们必须考虑到他们的著作如何面对中国读者，因为一旦他们的书被翻译成中文，他们的书就会成为中国本土学者的阅读、审视和批评的对象。对于那些做中国的学问而又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的汉学家来说，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开始反思自己学术立场的时候了。而那些居高临下，对中国的学术指东道西，以教师爷身份出现的汉学家则可以退场了。

当我们面对大量涌进的国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一方面，我们应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有一种多元的学术态度，不能有那种“画地为牢”，对汉学家研究的成果视而不见的态度。同时，也应考虑到这是在另一种学术传统中的“学问”，它有特有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不能拿来就用，要做比较文化的批判性研究。随着汉学（中国学）的不断引入，对汉学著作做一种批判性研究和介绍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不同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和方法的转化和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批判和反思才行。如何立足中国本土的学问，借鉴汉学的域外成果，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所在。

中国是汉学的故乡，对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自然有着国外学者不可替代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开阔了我们的学术和文化视野，促进了我们观念和学术的发展，引进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成果是为了我们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万不可在介绍西方汉学（中国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时，我们自己看花了眼，真成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因此，立足中国文化的立场，会通中外，打通古今，通过对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做建设性的学术对话，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文化的重建，这不仅成为本丛书的主要内容，也成为我们展开这一学术活动的根本目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对域外中国文化研究的称谓上仍无法完全统一，“汉学”或“中国学”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思路。为兼顾各方的学术立场，本丛书定名为“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丛书”。我们将海纳百川，欢迎海内外的中国文化研究者为我们撰稿，或译，或著，我们都衷心地欢迎。

张西平
2017年5月27日

[1] 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5期，第6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