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经济比较分析^[1]

“一带一路”愿景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提出的，整体战略思路形成于2013年，完善于2014年，实施于2015年。“一带一路”愿景是中国在全球价值双环流（循环）结构中，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欧非大区域治理平台，平衡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实现和平崛起的一套全球治理机制。这也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全球经济发展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发展中经济体越来越边缘化、发达经济体国内两极分化加剧之后，中国在新的时代节点倡导在“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丝路精神指引下，依托“五通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同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平和互惠共赢的全球化新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以来，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中国广泛地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建设当中，并逐步搭建更加公正、和平、互惠共赢的国际合作平台。将传承自两千多年前开辟的“丝绸之路”与海上枢纽相结合，涉及沿线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活跃了欧亚非大陆上多个经济圈，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一带一路”目前所覆盖的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具禀赋，其地理历史背景与经济发展情况既各不相同，又相互关联。中国与沿线各国合作的实质是要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共赢目标，这需要合作区内各方密切的产业协同来维系。“一带一路”使中国通过中亚、东欧与欧洲发达国家紧密联系起来，巩固了中国在全球价值双环流结构中的第一循环地位。同时，第二个循环中的沿线各发展中国家（除新加坡），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互补性较强，都有着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迫切需求。

国际经济合作也讲究“知己知彼”，本研究通过对沿线国家的深入研究，衡量产业等各重要经济指标，充分了解各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发展诉求，以期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更广阔辐射区域的产业协同做出有益探索。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自身发展的经验也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发展中国家目前都面临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的紧迫任务。根据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的分类,1987年，共有49个低收入国家，其中26个国家在2015年仍是低收入国家。而中国、赤道几内亚、圭亚那、马尔代夫四个国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19个国家（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老挝、莱索托、毛里塔尼亚、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共和国、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越南、赞比亚）在2015年成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大多与中国相毗邻，属于亚非交界处的国家.2015年，低收入国家仍然主要位于非洲和亚洲南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内从低收入序列提升到上中等收入行列，且目前正在向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迈进，为世界范围内的脱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8—2015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年均GDP增速9.71％、人均GDP增速约9％的增长“奇迹”，在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一直稳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见表1和表2)。在此期间更是创造了两个连续五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0％的高速增长周期（第一次为1992—1996年，年均增长12.4％；第二次为2003—2007年，年均增长10.8％）.2015年我国经济总量分别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60.6％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263.5％，人均GDP也从改革开放之初占全球平均水平的8％迅速提升至2015年的80％。

亚洲特别是东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欧洲和北美的逐次崛起，逐渐与世界经济中心渐行渐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日本的快速崛起，特别是日本经过20世纪50—70年代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包括三次持续时间较长的景气，即1954年12月至1957年6月的“神武景气”、自1958年7月至1961年12月的“岩户景气”和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的“伊弉诺景气”；两次短期景气，即1962年10月至1964年10月的“奥林匹克景气”、1971年12月至1973年11月的“列岛改造热”），又把亚洲带回了全球经济中心，按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亚洲1970年占全球GDP的16.5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三十多年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的快速提升，也将亚洲重新推升到了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截至2013年亚洲占全球GDP的30.69％，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大洲。从图1可以看出，从1970年起亚洲经济在全球所占比重持续升高。可以说，随着日本20世纪60、70年代通过与亚洲“四小龙 ”（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进行产能合作,20世纪70—90年代将该产能合作进一步扩散到亚洲“五小虎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内地，由此将亚洲特别是东亚重新带回了世界经济舞台中央，而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则将亚洲推升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巅峰位置。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整理而成。

资料来源:1990年、2000年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2010»,2015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资料来源:UNTCD.

从全球欧盟、北美和东亚三大经济体的贸易角度来看,2002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总额为1 185.473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对欧盟进出口总额(1107.711亿美元）。之后，中国、日本与欧盟的贸易差距进一步拉大，截至2014年中国对欧盟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日本的4.3倍(2013年是3.9倍）.2003年中国对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进出口总额为2 083.917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对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进出口总额(1890.308亿美元）。之后，中国、日本与北美的贸易差距进一步拉大，截至2014年对北美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日本的3.2倍(2014年是3.0倍）.2007年中国对东南亚七国（越南、柬埔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进出口总额为1 721.821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对东南亚七国进出口总额(1721.179亿美元）。之后，中国、日本与东南亚七国的贸易差距进一步拉大，截至2014年中国对东南亚七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是日本的1.6倍(2013年是1.4倍）。

从经济结构演进看，我国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均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与当代标准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从1978年的工业化初期进入到现阶段的工业化中后期，已实现了近70％，距离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已为期不远；农业现代化水平已从低收入穷国水平提升至当代上中等收入国水平，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78年的70.5 ％（当代低收入国平均为72％）降至36 ％（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平均为30％）；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5的56.1％。而且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在保持高增长的前提下，稳定性也大大改善了。

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发布的«世界制造业发展报告»，我国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按照2000年不变价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从1995年的5.1％上升到2014年的20.8％，第一次超过占比19.30％的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在制造业产品产量方面,2014年，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其中，烟草类占比49.8％，纺织品类占比29.2％，衣服、皮毛类占比24.7％，皮革、皮革制品、鞋类占比33.4％，碱性金属占比23.8％，电力装备占比28.2％，其他交通工具占比34.1％；有15个大类名列前三；除机动车、拖车、半拖车一个大类外，其他21个大类所占份额均名列世界前六位。全球近一半的水泥、平板玻璃和建筑陶瓷，一半左右的手机、PC机、彩电、显示器、程控交换机、数码相机都在中国生产。在上述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外，在近年兴起的知识密集型互联网经济领域，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京东更是占据了全球互联网经济十强的四席，成为全球互联网经济领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一、“一带一路”产业协同形成背景

(一）世界经济中心转移

工业革命的发生伴随着数次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19世纪上半叶，英国首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183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进一步下降为14％。上述年份中，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4％、7.5％、10.4％、10.7％，远在英国之下。但美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主导部门的发展机会，在1894年实现工业产值占世界第一。此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1953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比例上升至16％，而此时英国只占10％，美国在世界贸易领域也超过了英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大力推动出口政策，加上当时日本年轻劳动力资源丰富(1953年，日本人口为8 750万，韩国人口为2 100万，中国台湾为880万，泰国为2 120万），成为美国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之一。美国国内市场的可观规模，推动了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日本出口贸易从1948年占全球总额的0.44％，快速增加到1993年的9.9％。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青年劳动力数量逐步减少，经济增长趋势放缓。此时，作为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凭借大量的劳动力储备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91％，上升至2015年的13.72％。中日在贸易、GDP、投资、人口等方面的数据如表3和表4所示，可以看出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在各领域逐步超过日本，货物和服务进口在2005年为日本的1.08倍,GDP在2010年为日本的1.1倍，外商直接投资已上升为日本的几十倍，同时工业增加值也保持着远远高于日本的快速增长速度，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接替了日本带动亚洲经济发展。在国内改革和外资、出口的带动下，中国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2是1700—2012年世界GDP占比情况。可以看出,19世纪上半期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带领着欧洲经济从占世界30％左右的水平发展至1913年占世界总量的47％。其后，美国带动了美洲经济从大约占世界20％的水平发展至1950年的约40％。亚洲经济在日本的带动下从20％左右的水平发展到了1990年的30％左右。此后，中国快速发展的时间中，亚洲经济增长到了40％左右。

资料来源:Piketty,T.Capital in the TwentyGFirst Century[M].The Belknap Press,2004.由于数据来源不同，此处结果与前部分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异。

表5是历次全球产业转移主要引领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可以看出,1850—1900年英国人均GDP占美国比重持续上升，此后开始下降，这表明这个阶段英国人均GDP增长速度较快，引领着欧洲经济发展。而美国人均GDP相较于日本，从1960年开始逐步下降。日本人均GDP与中国相比，从2000年开始下降。这再次验证了前文全球经济中心转移的历史事实。

资料来源:Maddison经济历史数据库。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欧美经济占世界份额逐年下降，亚洲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这与世界各大洲人口的发展表现出相似的发展规律。图3是1700—2012年世界人口分布，可以看到欧美占世界人口比重2012年已降至10％。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力的支撑，欧美经济体中虽然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但未来由于人口增长乏力，劳动力会越来越稀缺，不利于其长期发展。亚洲虽然一直是人口最多的大洲，但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仍在缓慢上升。作为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虽然人口红利逐步减少，但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仍是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与人口第二大国印度相比，中国劳动力素质更高.2015年，印度成人识字率仅为72.22％，而中国则已达到96.36％。同时，中国国内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持续改革带来不断的经济增长新红利，都将为中国带动亚洲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承接了大量的国际生产外包订单，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获得了贸易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从一个工业化部门完备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根据联合国工发组织的«世界制造业发展报告»测算（见表6),2015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在1％，而我国尽管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预计仍能达到7.4％的增长率，仍然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按照2010年不变价计算，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已从2005年的11.75％上升到2015年的23.84％，在世界上排名第一。

资料来源:Piketty,T.Capital in the TwentyGFirst Century[M].The Belknap Press,2004.

资料来源：联合国工发组织«世界制造业发展报告»。

表7列出了我国与上中等收入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在制造业相关指标上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趋于平稳，且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并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资料来源：联合国工发组织«世界制造业发展报告»。

此外，在制造业产品产量方面（见表8)，与1978年相比，我国主要工业产品在产量和世界排名都有显著提升.2014年我国产钢量达到82231万吨，产量排名世界第一，较1978年产量增长了24.9倍。煤、水泥、化肥、布、电视机产量都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而原油和发电量则分列世界第四和第二。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在目前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美国在世界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公司中有11家，亚洲国家有9家，其中仅中国就占6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与京东四家公司的总市值将达到4 260亿美元，具体排名及产值如表9所示。我国知识密集型产业也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状态。

资料来源：根据网络资料整理得到。

在交通运输设施网络里程方面（见表10),1978年，全国运输线路总里程只有123.5万公里，到2014年，运输线路总里程增加至955.68万公里（含村道），是1978年的7.74倍。其中公路里程为446.39万公里，是1949年的55.34倍；铁路里程11.18万公里，是1949年的5.2倍；管道输油气里程从1958年的0.02万公里增加到2014年的10.57万公里，增加了527.5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从1949年的1.13万公里增加到2014年的463.72万公里，民用机场2014年达到200个，比1950年增加164个。在高速公路方面,1988年全长147公里的沪嘉公路建成通车，我国高速公路实现了零的突破,1999年突破1万公里,2002年突破2万公里，到2014年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里程已达到11.19万公里，实现了全国省际及大部分中心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连接。我国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三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公路总里程、高速公路里程均居世界第二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二）发展引领

根据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的分类,1987年，共有49个低收入国家，其中26个国家在2015年仍是低收入国家。而中国、赤道几内亚、圭亚那、马尔代夫四个国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19个国家（孟加拉国、不丹、柬埔寨、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肯尼亚、老挝、莱索托、毛里塔尼亚、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共和国、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越南、赞比亚）在2015年成为下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大多与中国相毗邻，属于亚非交界处的国家.2015年，低收入国家仍是主要位于非洲和亚洲南部。三类国家的空间分布如图4所示。接下来对实现晋升国家或地区与26个低收入国家的贸易情况进行对比，主要关注两类国家与中国贸易情况。

图5和图6是根据UNCOMTRADE收集的各国进出口贸易数据整理得来，由于2013年数据包含国家最多，更具有代表性，因此选取2013年数据作图。图5显示了从低收入国家（地区）升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该国家（地区）整体贸易总额的比重.2013年可获得数据国家（地区）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平均占比为15.12％,2014年为15.97％.2015年可获得数据国家较少，这些国家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平均占比达到24.91％。与中国贸易占比最高的苏丹（由于2013年苏丹数据缺失，因此图中没有包含苏丹)2015年这个比重达到36.20％。对比始终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地区）贸易情况，平均来看,2015年这个类别的国家（地区）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平均占比为12％，占比最高的埃塞俄比亚这一比值为24.46％，而最低的中非共和国比重仅为6.67％，总体来看低于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地区）升至下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比重。由此可见，跟中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地区），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带动下，也实现了收入的不断提升。相对而言，贸易往来较少的国家（地区）则经济相对低迷，仍处于低收入水平。

图7则列出了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的马尔代夫和圭亚那的贸易情况。从1999年起，两国与中国的贸易占比逐年提升。马尔代夫在2010年实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晋升，自2011年后与中国贸易占比有所下降。圭亚那则是在2015年实现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2015年与中国贸易占比下降。在两国实现从低收入向下中等收入晋升过程中，与中国贸易占比逐步提升，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与中国的贸易活动给两国国内经济发展持续注入了活力，带领贸易合作国家经济持续健康高速发展。当这些国家跨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时，中国的带动作用就有所减弱。

(三）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

现阶段，中国虽然已经取得了颇多经济发展成果，也带动了周边贸易合作伙伴的经济发展，但这一发展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对下一阶段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障碍。接下来将从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方面分别分析这一问题。

1.进口贸易

从表11可以看出，我国商品贸易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对应于sitc7)占进口比重最大,2015年占比达40.93％。其次是粗材料等（对应于sitc2)、矿物燃料等（对应于sitc3)和化学品等（对应于sitc5).2015年，这四大类商品进口额占我国总进口的75.46％。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下文选取我国主要进口商品，分析我国进口贸易的发展情况。从表12可以看出，我国进口卡车金额从2001年至2010年增长了7.34倍，但进口数量仅仅增长了3.25倍；同样时间段内，我国自卸车进口金额增长了2.2倍，但进口数量仅仅增长了62.83％。截至2013年，飞机进口金额增长了4.72倍，但进口数量仅仅增长了2.18倍；汽车底盘的进口也呈现出进口金额涨幅远远高于进口数量的现象。可以看出，近年来在进口贸易领域我国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一过程中进口产品的数量并未与我国迅速增长的进口额保持相近的增长速度，始终远远低于进口额的增长速度，这也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进口商品单位价格也有越来越高的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2.出口贸易

从表13可以看出，我国出口商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对应于sitc7)占出口比重最大,2015年占比达46.76％。其次是杂项制品（对应于sitc8)和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对应于sitc6).2015年，这三大类商品出口额占我国总出口的89.67％。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2004—2011年，我国出口贸易额由5 933亿美元增长到18984亿美元，增长了2.2倍，在这一快速增长背后，有些现象值得关注。同样是这一期间，国际铁矿石每吨价格由26美元上涨到89美元，增长了242％，但我国钢材出口价格仅仅上涨了67％。我国是世界上稀土资源出口最多的国家,2009年稀土产品出口价仅为8.59美元，与30年前相比仅增长了不到2美元。然而无论是钢材还是稀土产品的生产开采过程，都会破坏植被和农田，污染空气、地表水，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自然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危害。虽然我国出口贸易额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是这一过程中付出了很高的成本，同时，出口额的增长是由出口产品量的增加带来的，而不是通过向产业链上游发展提供产品附加值实现的。

因而，无论是从进口贸易还是从出口贸易来看，我国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征地矛盾频繁发生，人口红利逐渐耗尽，各种资源快速消耗，国内生态环境持续遭到破坏。这些都是取得现阶段发展成果所付出的不可再生的成本，这样的发展路径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因而，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球价值双循环，打破仅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体系，实现更大范围的产能合作，打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帮助，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加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机会。

二、全球价值双循环架构下的新模式

(一）“一带一路”运行机制

中国作为世界特别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结构既是国际分工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中国各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条件不尽相同，因此各区域的生产力发展存在不平衡性，而生产的不平衡性又决定了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多样化。与此同时，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全方位吸纳来自全世界的技术资本，进而全面地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正发展成为东亚地区产业结构最齐全的国家。

齐全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不但拥有处于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也拥有处于水平分工体系下的现代技术产业，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既可以发展垂直分工关系，也可以发展水平分工关系。

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打破了雁阵模式^[2]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梯度产业转移，整个过程跨越了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再向东盟各国最后转移到中国内地的阶段顺序。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市场，发达国家开始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中国短时间内在知识密集型领域已经具备一定优势，直接从雁阵梯度以外获得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成为中国跨越雁阵转移产业的方式。

雁阵模式的核心是产业转移。传统的雁阵运行机制随着各国经济发展，已经难以维持。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通过产业的依次梯度转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整个地区的经济腾飞，形成“雁阵模式”.20世纪80年代，亚洲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雁阵模式，其中日本以其先进的工业结构占据了雁阵分工体系的顶层，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处于第二梯度，中国内地及东盟诸国为第三梯度。三个梯度分别以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征。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过去以日本为雁首的亚洲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逐渐被打破。根据劳动力成本和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相对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可与“一带一路”周边及沿线国家对接，带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提升，通过我国的中间产品生产环节，构筑以我国为轴心的新全球产业链模式。这需要充分挖掘“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经济互补性，建立和健全发展中国家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泛亚和亚欧经济一体化。

(二）发生的历史契机

1.雁阵解体

自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期，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条，即所谓的雁阵模式。在雁阵模式中，日本扮演了技术来源和投资来源的作用，日本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并将进入成熟期和大规模制造期的产业转移到更有成本优势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的产业升级之后，这些行业进一步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沿海地区。雁阵模式的维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雁阵中所有成员的出口品均有充足的市场需求；(2)雁阵中处于追随地位的成员能够不断得到处于领先地位的成员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3)雁头的速度不能太慢，下一梯度国家的追赶速度也不能太快。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衰退。整个90年代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左右。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经济更是陷入了负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和美国的电脑、电信和互联网等主流消费品产业竞争中失利。这使得日本无法再保有雁头的优势，失去了雁阵维持的条件。

同时，在计算机互联网等新兴领域，美国和亚洲“四小龙”、中国内地等东亚经济之间形成了新型的直接分工格局。这种新型分工格局的特点是不再依托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而是以发展中国家的模仿与发达国家间的创新竞争为主要特点。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刺激了发达国家进一步开发新一代产品，从而展开在研究与开发方面的赶超赛跑。这也意味着封闭的东亚产业链条的断裂.1995年的“雁阵解体”，标志着亚洲经济过去那种封闭的、只以产业结构自我完善为最终目的的雁头所牵头的雁阵模式已经事实上破产。

2.两债危机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两债危机后，由于金融体系出现“裂缝”，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大幅减少，导致实体经济陷入危机，经济疲软，对外资本供给力度下降。西方国家经济下行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跨国公司等波及全球，导致全球陷入经济衰退。

曾经在“中心—外围”结构下，为西方国家提供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也由于工业体系和技术落后而无法直接供应发达国家生产，使得西方国家对其产品吸收能力下降，继而转向中国的巨大市场。中国在工业制成品的强大制造能力和其他中间产品生产的技术提高，成为对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枢纽。

3.双循环的形成

全球价值双循环架构下，“一带一路”国家产业梯度各不相同，需要中国充分去挖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互补性，建立双赢、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造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而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主旨。

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就是现代化进程，在这个现代化进程当中，工业起到了核心的作用，特别是产业结构不断转化，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整个转换过程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雁阵模式解体之后，各国均在思考如何整合本地区的资源，通过双边或多边区域合作建构新的分工模式。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在原来的雁阵中突然挤入了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经济增长势头迅猛的发展中大国，加之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持续失速，使得原本的雁阵无以为继。失去了雁阵模式的亚洲经济处在歧路彷徨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依靠在国际分工中的独特地位，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全面而直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中，这时中国的发展状况早已经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脱离原来的雁阵模式。中国的出口增长首先是由于其出口结构向机电产品升级，尤其是电脑、电信和辅助产品的出口大幅度增加.2001年上半年中国出口最多的产品是显示器和手机，超过了传统的出口强项如玩具和鞋子。中国国内的家电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质量不断提高，而价格大幅度下调，基本上打垮了原本在东南亚组装的日本家用电器，并在1998年之后开始大量出口。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这些新的变化都冲击了原有的雁阵模式。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是整体经济生产网络的形成，需要根据各国的发展阶段进行产业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并形成了不同的优势产业类型。而这些产业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梯度，即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工业化后期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工业化中期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业化初期国家）。

随着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玩具等）有望向以东南亚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工业化初期国家转移，资源密集型产业（如能源产品、化工产品、金属制品）可以向以中东欧部分国家为代表的油气丰裕国家及以中亚部分国家为代表的矿产资源丰裕国家转移，而中国可以扩大对这些国家资本、技术及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部分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产业（如机电产品、部分装备制造产品）则向以中东欧部分国家为代表的工业化后期国家转移，实现技术的互通有无。

如此一来，第一产业梯度国家的产业升级会带动第二产业梯度国家的相应升级，第二产业梯度国家的产业升级也势必会带动第三产业梯度国家的相应升级，进而实现“一带一路”国家产业链的有效转移和分工明确的生产网络的构建，形成下循环分工和合作模式。表14对传统雁阵模式与全球双循环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对比。

(三）历史发展经验

1.经济发展经验

全球化的规则并不都是公正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受到颇多限制。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其工业化进程经验和产品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这使得中国成为下循环中的潜在领导者。通过发挥倡导者和协调人的角色，中国将在这一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战术上，“一带一路”一方面将有助于实施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另一方面将整体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生产上的话语权。

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可以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形成垂直分工。印度、蒙古等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偏低且劳动力丰富，更适合承接纺织品行业；中东七国拥有大量的石油等资源，更适合承接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及化学制品、橡胶及塑料制品行业；中亚五国中矿产资源丰富，地域宽广，更适合发展金属及金属制品、运输工具及设备；高加索地区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且工资水平较高，适合承接电气电子和光学设备、机械设备行业。同时，中国成熟的高铁技术将为内陆国家的发展弥补经济地理上的不足。

2.国际环境经验

“一带一路”通过构建经济合作平台从而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亚太地区日益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博弈的重点和热点地区，我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国情相似，发展阶段相近，经济互补性强，利益交集点多面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都十分迫切。因此，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合作，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在交流合作中构建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和信任，形成和平、稳定、和谐的周边环境。

如表15所示，从对中国«南海声明»立场的支持来看，与中国日渐交往密切的国家通过长期经济的互通合作，建立了战略互信，在中国外交立场上均表示支持。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注重与周边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这同样也与未来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政治环境中的诉求相契合。

资料来源：根据新闻资料整理。

三、中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协同的必要性

(一）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概述

从2014年GDP总量排序来看，除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外，沿线各国经济体量都相对较小（见表16)，受经济全球增长乏力的影响较大，各国经济增长率均出现放缓下滑（见表17)。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而脆弱，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信心不振的局面在过去的几年里没有明显改善。目前全球经济已陷入低需求、低增长、低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短期内难以摆脱这一困境。尤其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结构单一，财政金融状况脆弱，要实现经济结构性调整任务艰巨，转型升级既需要自身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还有赖于外部环境的改善。当前，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挑战与产业升级的瓶颈。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国际贸易环境严峻，也导致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不足。自2011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放缓、投资和贸易不振、汇率震荡扭曲贸易成本等因素致使全球贸易增长大幅减速，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转而更多地寻求双边和区域合作。表16和表17显示经济增长效率相对较高的国家集中在中亚部分国家、东南亚及南亚等劳动力密集型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是与中国经济交往密切的毗邻之国。这就意味着由地区之间的合作与相互作用产生的整体响应会形成一定的系统内驱力。因此，产业协同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产业配套对接，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发挥其产业潜在优势，进而提升整个环流经济体系的效率。

(二）沿线国家与中国进出口贸易情况分析

在国际市场不景气、世界贸易深度下滑的背景下，截至2015年中国仍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进出口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比例从2001年的16.5％增长到2015年的25.1％。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密。中国的产业齐全与出口商品的多样性，满足了大多数国家的消费和生产需求（见表18)。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除新加坡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基本处于逆差，对中国工业产品出口依赖较大。中国市场巨大的生产能力，保证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所需的产品。而由于逆差过大造成的贸易国净出口缺口，则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未来的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将其需要大量进口的产品生产线转移到该国，从而大大提高效率（见表19)。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通过近十年对中国进出口占该国总进出口比率的数据来看，东南亚地区对中国进出口结构较为相似，由于地缘邻近和贸易历史悠久等原因，双边贸易互补性较大。南亚地区主要以进口中国产品为主，但进口比重较东南亚地区偏低。值得注意的是，也门和阿曼两个中东国家对中国出口占该国出口比重三分之一以上，中国对其石油等资源的进口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而增加。

尼泊尔出口商品以原料类产品为主，出口比例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及原料。

工业化初期的越南和印度，除了机电产品和运输设备外，其所涉及的主要贸易商品也基本为原料类产品。乌克兰有着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矿产品对中国出口的比例为最高。

埃及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通向欧洲的中转站，其进口商品以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为主，其中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进口很大比重来自中国。埃及石油、天然气等储备丰富，其出口商品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其中矿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24.87％，化工产品出口占11.66％。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矿产品资源和油气资源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而中乌、中哈矿产品贸易，中哈、中埃油气资源合作所体现出的强大互补性，为相互之间经贸关系的增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能源领域的合作牵涉面广，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环境等，中国与这些国家重点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共同维护油气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输电设施建设等，以实现各个能源领域的互联互通。

四、中国与沿线各国产业协同分析

在产业结构比较部分，根据数据的可用性，在“一带一路”沿线各经济圈分别选取代表性的国家进行比较分析。

(一）产业互补性分析

就三次产业而言，“一带一路”各经济圈在产业分工上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表20显示了2014年中国与部分沿线国家产业结构的对比。从东南亚区域内部来看，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制造业工业方面与中国存在相对竞争关系，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但就第二产业来看，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第二产业比重与中国最为接近。新加坡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最发达的国家，由于地缘因素，其第一、第二产业比重较低，第三产业比重则高达75％。南亚与中亚地区，除马尔代夫外，三次产业分布结构相似，在第二产业比重上略低于中国，第一产业比重偏高，与中国形成较好的互补性。西亚北非属于石油等矿产资源丰富国家，由于开采业的盛行，其第二产业相对比重较高，在资源方面与中国形成良好互补性。高加索地区、中东欧以及独联体国家在第一产业上各具自然禀赋，但比重很低，与中国存在一定的互补性，而第二产业发展比重较低，与中国形成很好的产业互补。与欧洲发达国家接壤，旅游资源丰富，其第三产业较为发达。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从沿线地区整个产业的分布来看，东南亚、西北亚以及南亚大部分地区是制造业的集中地，同时也是初级产品的提供地。而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地区则第二、第三产业相对发达，整个地区各国产业结构较为相似。中国的产业结构与东南亚、南亚在第一、第二产业上同时具有竞争性与互补性，而与其他沿线地区在各产业的互补性较强，产业协同具有潜在发展空间。

(二）贸易互补性分析

产业的互补性以贸易的互补性来体现。这部分将对中国与沿线部分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做出分析。数据采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受数据可得性影响，分析样本根据需要有缩减。

1.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

贸易竞争力是对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时的测度指标之一，该指标剔除了经济膨胀、通货膨胀等宏观因素的波动影响，衡量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其值在－1与1之间，越接近1表示贸易竞争力越强，越接近－1则表示竞争力越弱。通过此指标可以分析一国的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如表21所示。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从产业层面细分各产业贸易竞争力，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分类,0类至4类贸易产品属于初级生产产业，分别为0类食物和动物,1类烟草和饮料,2类非燃料和非食用原材料,3类矿物原材料、润滑剂等相关产品以及4类动植物油等。产业结构依赖农业、畜牧业国家或资源出口型国家，初级产品应具备相对较高的竞争力。在工业制成品方面,5类至9类产品分别统计为5类化学及相关产品,6类根据生产材料分类的工业成品,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8类混合制品以及9类涵盖所有其他未分类的产品。第二产业占产业结构比重较大的国家在工业制成品贸易方面应具备较高竞争力。

表22显示在初级产品贸易竞争力方面，中国除在0类农业产品上竞争力较低，其他类初级产品具有竞争优势。东南亚、南亚等沿线国家与中国类似。西亚、中亚以及中东欧等国依赖本国某一独特的资源禀赋在相应的初级产品上大都具备较强的贸易竞争力，而其余产品的竞争力指数构成却相去长远。例如，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卡塔尔等石油产品生产国表现最为明显。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表23显示在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方面，中国总体而言具有竞争优势。沿线上资源型国家以及特色农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产业结构，都与中国具有较强互补性。其他部分各国在工业制成品上依赖某个传统生产工艺而具备一定竞争力，但总体较弱，这与中国在工业产品方面仍然有合作共赢的空间。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2.基于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贸易互补性研究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简称RCA指数）由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提出，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指标。它旨在定量地描述一个国家内各个产业（产品组）相对出口的表现.RCA指数可以判定一国的哪些产业更具出口竞争力，从而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通过测算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RCA指数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式中,Xik表示国家i出口产品k的出口值,Xi表示国家i的总出口值;Wk表示世界出口产品k的出口值,W表示世界总出口值.RCA是一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RCA接近1表示该国在这种商品生产出口上无相对优势或劣势；当指数大于1时，该国在这类商品出口的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生产和消费具备相对国际竞争力，反之亦然。

根据前述章节的内容，中国仅在0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大于0,0类产品的净出口国具有竞争优势。典型的能源资源型国家以及农业大国在这部分指数表示出较大的优势。表24的计算结果显示在初级产品方面，中亚、中东欧等均在1类或2类产品上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在3类矿产及矿物资源产品上，西亚国家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马来西亚、菲律宾、乌克兰等国在4类动植物资源产品上表现出较大优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工业制成品方面，表25显示在提及的国家中仅东南亚和东欧部分国家表现出与中国较为相似的结构，有超过两项工业制成品显示出比较优势，中国与此类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也相对较多。中国在6类和8类各项制成品，以及7类生产设备上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能源资源型国家及农业国在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中没有明显比较优势，这类产业刚好与中国等国形成互补。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基础上，将分子和分母的出口数据替换为进口数据，得到产品k的显性比较劣势指数^[3]为：

式中,Mjk表示国家j出口产品k的进口值,Mj表示国家j的总出口值,W表示世界进口额。与该产品国际进口水平相比，指数越大，该国对某产品的生产劣势越明显，该国对此类产品的消费依赖于对外部世界的进口，对此类产品生产较弱。

从表26可以看出，中国在2类原材料及3类燃料、润滑剂等矿产初级产品指数上显示出比较劣势。而西亚、中亚等国家则在0类和1类农业生产初级产品方面比较劣势指数较大。中东欧地区则由于地缘限制，在农业初级产品生产上多样性不足，处于比较劣势。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在工业制成品比较劣势方面（见表27)，中国除制造设备外，指数都较低，并且呈下降趋势，充分说明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其工业制成品进口量远远低于国际上进口同类产品的平均水平。由于中国已近进入工业化进程后期，制造业升级，对工艺复杂的生产设备需求增加，中国在7类产品的比较劣势指标较高，说明对高端设备的进口量加大。其他沿线国家在6类中各种材料的制造业产品上均处于劣势，较为依赖对外部市场的进口。

显性比较劣势用于结合显性比较优势，进一步测算贸易双方的贸易互补性，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贸易实现产业协同，改变产业结构单一造成的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局面的可能。具体而言，若i国在产品k上比较优势明显，而j国在产品k上依赖进口，则可推断产品k的贸易在i国和j国呈互补性，互补性大小可用i国比较优势指数和j国比较劣势指数相乘来衡量。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RCAxik表示具有比较优势的i国,RCAmjk表示处于比较劣势的j国。

如前文中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指数显示，中国在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相对较弱，选取中国为相对于沿线国家的初级产品进口国。表28的指数反映了所选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出口初级产品的互补性。除东南亚地区国家外，互补性指数均偏高。中国对南亚、中亚、西亚以及中东欧国家的初级产品进口贸易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这些地区中分为两类国家，一类是资源型国家，如阿曼、俄罗斯、沙特等国在3类产品上与中国互补性很强；另一类是特定农业（动植物材料）国家，如中东欧则在2类与4类商品上与中国形成互补。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根据显性比较优劣势判断，中国在工业制成品方面具备较强优势，与沿线向中国进口工业产品的国家更具互补性。其中，沿线国家对6类和8类可直接消费的工业制成品进口较大，数值显著，并且大多呈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两类工业产品需求上与中国的互补性较强。在7类设备生产产品方面，西亚等资源大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互补性较强，说明这类国家对资源初级加工的设备需求与中国机械制造形成互补性（见表29)。

资料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主要表现在初级产品进口方面的互补性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方面的互补性。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产业协同在的贸易为基础的条件下可以实现很好的对接。依托中国全球制造大国的基础，通过贸易互补，充分带动沿线国家三次产业的发展，将该区域与中国的三次产业融为一体。沿线各国在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不同，中国作为双循环结构下的制造节点和贸易节点，应了解各国间互补性，驱动两国或者多国间产业对接。利用进出口贸易在六十多个国家甚至未来更多加入的国家中建立经济合作平台，发挥各国的产业优势，实现产业协作，为完成沿线各方各自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条件。

五、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用于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衡量指标，钱纳里等^[4]用计量实证方法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建构了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结构变迁的标准模型。以现代工业化为标准，从产业结构高度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基于刘伟、张辉、黄泽华(2008)^[5]的研究，这里的产业结构高度采用比例关系和人均经济总量两个指标表示，前者是产业比例关系的演进，后者是人均GDP的提高。比例关系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的内涵，人均经济总量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质的内涵。将工业产业占GDP比例关系和工业化进程人均收入指数的乘积作为产业结构高度的测度指标。通过此乘积关系看出人均收入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的增加幅度和工业生产占经济总量的比率关系，由此得出产业高度H为：

其中,vit是t时间内产业i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GDPpct是t时间内人均经济量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增加度。标准化为：

其中,GDPpctn是经济体N中标准化的t时间内人均经济总量阶段变化的指数,GDPpcbegin是工业化开始时的人均GDP,GDPpcfinished是工业化完成时的人均GDP,GDPpct是原始的、直接计算的经济体N的人均GDP.当H＝0时，经济体N开始进入工业化初步阶段；而当H＝1时，就表明经济体N完成了工业化，也就是说经济体N的产业结构高度值越接近1,其距离完成工业化的目标越近。

刘伟等（刘伟、张辉、黄泽华,2008)基于钱纳里(Chenery,1986)的经济阶段划分的标准结构模型，利用2005年数据^[6]对产业结构高度的国际比较发现，产业结构高度的演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明显的相关性，发达经济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地大于1,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则显著地低于1.

除欧洲部分国家外，“一带一路”沿线多国工业化程度不高，一半以上处于下循环结构中。“一带一路”沿线六十多个国家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涵盖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这充分说明了“一带一路”战略“涵盖面宽”和“包容性强”的重要特征。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工业化水平处于上游的位置，同时说明了中国承上启下的作用。

按照收入程度划分（见表30)，“一带一路”各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也符合这一关系。从时间维度上，对比2010年和2015年两个时间节点，高收入国家中，部分中东欧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其工业产业结构高度均显示出已完成了工业化目标，部分中低和低收入国家还未进入工业化阶段。各国产业结构高度指数排序也基本符合各国在收入水平的排序。能源资源禀赋高的西亚国家，在能源开采等相关工业、加工制造业中处于优势地位，处于该行业全球产业链较高位置，其工业产业结构高度排名靠前，部分欧洲国家也有着较高水平的产业结构指数。俄罗斯在重工业生产处于较高地位，也完成了工业化目标，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中在两个观测年产业结构高度都大于1的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大多数已经进入工业化，基于各国自身的优势，完成进程各异。根据高度化指标，这些国家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以及下游位置，以劳动力和资源依赖型的初级产品生产为主要产业，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南亚及中亚国家。近5年中国整体产业结构提升则约30个百分点。中国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产业结构高度的提升不断加快，正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中间位置。按照全球价值链双循环体系，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也处于“8”的中心位置，在衔接沿线各国经济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因此，中国在发挥制造业水平逐步提升的优势，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与产业结构高的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输出更富附加价值的工业加工品；而在下循环中输出自身技术和知识，以及工业化进程的经验，并获取快速发展所需的资源和能源。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有很多内在的一致性，尤其是向下循环的东南亚、南亚及中亚等国（表31)工业产业不发达，产业结构正在继续调整和升级，这种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发展具有互补和相互拉动的作用。中国在推动沿线各国发挥地缘优势的过程中同时也可以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与调整。中国在向上循环的国家提供产品时，通过贸易拉动产业结构较低的国家出口产品，进而推进自身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生产。通过梳理各国工业化程度，我们可以发现“一带一路”能够使沿线产业结构高度各不相同的国家相互拉动，彼此互补，实现价值链双循环上的产业协同。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若从各大板块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水平的特征，可以发现南亚国家分布处于工业化初期尾部位置，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则为西亚地区资源密集型国家和部分欧洲国家。东南亚和南亚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初期。而中东欧和西亚、中东的国家大部分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

六、结论

“一带一路”倡导的产业和空间协同合作绝不是空穴来风，在世界经济经历几次大的变革和转移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来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制造业生产规模、进出口贸易量以及资本积累都达到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对世界经济历史数据的回顾和分析，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重大转换的关键节点，站在大国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深入研究中国在全球价值双环流（循环）中的枢纽功能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同发展问题，一方面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和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另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平稳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条更加公正的合作共赢的路径选择。

从区域空间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中亚、南亚、中东等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覆盖东南亚、印度洋、北非和西非地区。这些地区各国发展阶段各异，产业结构各异，资源禀赋也存在差异。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齐全的产业体系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与沿线各个国家都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贸易互补性。本研究目的也在于通过深入研究对比各国在各项产品生产上的优势与劣势，促进更广域空间经济协同发展的实现。

“一带一路”是中国从区域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的第一次主动尝试，试图构建适宜自身发展的同时分享发展成果的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全球治理机制。不管是从经济发展阶段还是产业结构来看，中国目前都处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水平，这决定了中国将在这个体系中起到上下承接的作用，承接来自北美、西欧的新技术、新产业，同时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双循环。从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产品的贸易互补性也可以看出，在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中国在工业制成品方面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而沿线国家在初级产品方面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且各国最具优势的产品又各不相同，这些都表明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具有良好的产能合作基础和无限发展空间。

依托中国全球制造大国的基础，实现区域三次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将该区域与中国三次产业更好地融为一体，实现以中国为枢纽点的“一带一路”经济、区域一体化，可谓至关重要，这不仅与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解决经济发展矛盾、实现经济平稳发展息息相关，更与大区域内加速经济循环、将更多国家纳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密不可分。因此，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产业与空间协同，中国将带领亚洲经济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水平，同时实现更大区域内的经济协作共赢与共同繁荣。

[1] 作者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唐毓璇，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易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闫强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2] 雁阵模式即雁形理论,1935年由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的，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通过贸易和替代性生产而获得经济巨大成功的进程，即某一产业在不同国家伴随着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先后兴盛衰退的过程，以及在其中一国中不同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东亚国家是雁形理论的经济发展形态：以日本为雁头，其次为亚洲“四小龙”，其后雁尾是中国内地与“五小虎”等.

[3] 于津平。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与贸易互补性[J].世界经济,2003(05).

[4] Chenery H.B.,Robinson S.,Syrquin M.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M].OxG 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Chenery H.B.,Syrquin M.Patterns of Development:1955—1975[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Fagerberg Jan.Technological progress,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0,11:393—411.

[5] 刘伟，张辉，黄泽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J].经济学动态,2008(11).

[6] 数据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量，将钱纳里(Chenery,1986)的标准结构模型中的人均收入1 141—2 822美元作为工业化的起点，而将人均收入5 645—10 584美元作为工业化的终点（原文以1970年美元计算，本文将其折算成2005年美元；本文中所有其他美元数据都以2005年美元计算），在这一时点之后，经济将跨入发达经济阶段（世界银行2005年划分的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标准是10725美元，与本文10584美元的差异很小，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