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贵族”的政治价值观及其影响
卡莱基不仅提出现代欧洲联合的主张，他还对欧洲几百年来的历史命运做出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认为，启蒙运动在批判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同时，也极大地撼动了欧洲的道德基础，造成了道德的衰败，而道德衰败是欧洲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尼采哲学的影响下，卡莱基试图为现代欧洲寻找一种新的“超道德”解决方案。从“超道德”的哲学思想出发，卡莱基构建了反民主的“新贵族”（Neuer Adel）政治观念，从而为其“泛欧”联合主张打上了保守主义的政治烙印。
早在特蕾西娅专科学校学习的时候，卡莱基就对哲学问题产生了兴趣。他还尝试写了一本题为《客观是道德的基础》（Objektivität als Grundprinzip der Moral）的哲学小册子。1914年卡莱基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和近代历史，他当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大学哲学教授。1917年卡莱基提交了博士论文《客观是道德的基础》，并通过了毕业学位答辩。[1]这篇论文正是从他早年的那本哲学小册子中发展起来的。在此基础上，他接着发表了《道德与超道德》《贵族》等一系列哲学、政论作品。[2]卡莱基的这些思想、观点是当时欧洲社会思潮的缩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相当一批欧洲知识精英反思战争的历史、文化原因。他们痛苦地认识到，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给欧洲带来了物质繁荣，但同时也产生了精神空虚、道德沦落的社会弊端。世俗的理性主义并未提高欧洲人的道德标准，相反给各国带来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对此，他们渴望回归旧有的文化传统，或是寻找一种新的思想道德体系，对欧洲的精神进行彻底救赎。正是在这种反思浪潮的推动下，卡莱基开始深入思考欧洲历史命运的问题。他指出，欧洲的衰落是有着深刻的思想道德原因的，“首先有欧洲人的堕落，才有欧洲的衰落”。他还认为，20世纪初在欧洲上演的世界大战悲剧，正是欧洲人几百年来道德持续衰落的必然结果。[3]
卡莱基所说的道德衰落是指基督教道德的衰落，在他看来，基督教道德的衰落是基督教神学体系坍塌的伴生物。在中世纪，宗教、道德、科学是三位一体的，基督教道德是植根于基督教神学之中的。教会传扬的道德是上帝主宰下的世界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更涉及人与上帝的关系。因此，谁要是动摇了基督教的神学体系，谁就动摇了道德的基础，也就破坏了道德本身。[4]在这里，卡莱基强调了哥白尼日心说的划时代意义：因为它“动摇了基督教神学的绝对统治，从此，地球和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的命运从一种宇宙属性开始转化为一种社会属性。在公共生活中，人和政治逐渐走向前台，上帝和宗教退居二线”[5]。哥白尼开创的事业，在随后的几百年中被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发扬光大。康德颠覆了有神论，达尔文推翻了创世说，对圣经的批判和考古学的发展倾覆了对神灵的信仰。在科学之光的照耀下，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成为迷信和伪造的历史。[6]随着基督教神学基石的坍塌，建立在此之上的宗教道德大厦也开始崩溃了。在卡莱基眼中，这是一段长达四五百年的漫长历史过程。首先是15、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使人们脱离了教会的繁文缛节。然后是17、18世纪的启蒙阶段，让人们脱离了教会的神学体系。最后是19世纪唯物主义的大发展，让人们远离了宗教信仰，同时也抛弃了基督教的道德观念。[7]
在上述诸历史阶段中，卡莱基认为，是启蒙运动决定性地导致了基督教道德的衰落。他补充、解释道，启蒙思想家在挑战基督教神学信仰的同时，幻想着保留基督教道德伦理传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与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道德是不可分割的”。卡莱基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比喻：“这就像把地基毁了，房子拆了，却想保留屋顶一样。”[8]没有对神的信仰，也就没有一个价值体系，没有价值体系，也就没有道德。启蒙运动导致基督教神学的破产，随后必然是基督教理想主义价值体系的破灭，最后就是基督教道德的沦丧。卡莱基认为，启蒙思想家们试图用人的道德权威替代神的道德权威，企图把天堂地狱对人的管束转化为人的良心的自我约束，但他们最终发现，当人失去了和宇宙万物的联系，失去了和神的联系，就变得不爱神了，人们开始自爱，这也让人变得更加自私。上帝在欧洲人的信仰中死去了，在宗教上，他们成为怀疑论者，伦理道德上，他们成为玩世不恭者。对此，卡莱基评论道：“在对待道德的问题上，启蒙运动并不成功，启蒙运动消灭了旧有的基督教世界观，但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观。……客观上，启蒙运动为建立一种新的宗教、道德体系留下了空间。”[9]
在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方面，卡莱基首推启蒙运动晚期的德国诗人歌德和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歌德是信奉宗教的，尽管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他相信价值。尽管他自己不是道德伦理学家，但他是一种新宗教、新道德的预言者。这个宗教是泛神论的，道德是美学的。”在卡莱基看来，歌德是个建设者，是“启蒙运动的正极”。因为“他用创新取代批判，用宗教战胜怀疑，用理性的启蒙战胜非理性的启蒙”。相比之下，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是个破坏者，是“启蒙运动的负极”。虽然他抨击了天主教会的黑暗，但是未能建立起新的价值体系。[10]在价值观创新方面，卡莱基盛赞哲学家尼采是“后基督教学说的创立者”。卡莱基认为，尼采从根本上改变了道德的价值基础，他把基督教道德的神学基础转换成活生生的、人的生命，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美的价值体系。“尼采尊崇的不再是圣人，而是英雄；不是悲天悯人者，而是勇敢者；不是善良的人，而是高尚的人；不是好人，而是贵族。他用人的美学理想代替了人的道德理想。”因此，卡莱基盛赞尼采是“哲学上的哥白尼（Kopernikus der Philosophie），道德伦理学上的哥伦布（Kolumbus der Ethik）”[11]。在他心目当中，歌德和尼采是欧洲精神革命的领袖，他们为建立欧洲未来的宗教、思想价值体系奠定了基础，为拯救、更新欧洲的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受到尼采哲学的启发和影响，卡莱基试图构建一种所谓“超道德”（Hyperethik）的思想价值体系。他认为，在基督教道德衰落后，应该有一种新的思想道德来替代它，新道德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应当顺应时代进步的潮流，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它应该是科学的，而非愚昧的，是理性的，而非感性的，这就是所谓的“超道德”。卡莱基进而解释道，“超道德”的目标是“美”（Schönheit），是向着“美”去“发展”。美是活力，是和谐，是支配宇宙万物的普遍规律。[12]对“超道德”的认识是三重的：既是上帝的，也是自然和人的。受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的影响，他认为，上帝是不关心道德问题的。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善与恶、幸运与不幸的问题，否则世间就不会有野兽、疾病和可怕的灾难。事实上，上帝的原则是美的原则。大自然的盎然生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自然只有一种指令，那就是美的指令。它命令鲜花，开放！它命令树木，成长！它命令动物，繁殖！所有的生物，都要美，要强大，要发展。达到某种特定的美是所有生物的最高责任。”[13]同样，卡莱基认为，作为宇宙和自然中的人，首先追求的是“超道德”的原则。特别是从人的本能来看，人追随的是宇宙万物生存、发展的法则，道德是第二位的。人类社会无处不体现着“超道德”的原则。历史上的伟人、英雄、天才、智者都是“超道德”的化身。古罗马的凯撒（Cäsar）、近代德国的歌德等都不是圣人，而是“超道德”的杰出代表。卡莱基还指出，民众都有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美”的原则尊崇辉煌、奢华的倾向，他们被美的事物所鼓舞、所震撼，这种美学动力是王朝统治千百年来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之一。“超道德”的理想和精神，例如对荣誉、尊严、统治、权力的追求和向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14]
“超道德”的思想反映了卡莱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失望和不满。他梦想着发明一种后基督教时代的道德价值体系，来阻止欧洲道德的衰落，挽救欧洲的命运。正是从这些哲学观念出发，卡莱基运用逻辑推理，逐步引申出“新贵族”的政治理念。他认为，既然“美”是自然、社会的基本法则，那么，在人类社会中，自然应该由少部分强者来统治大部分弱者，而且也只有这少部分强者才会真正信奉、拥有、遵循“超道德”的观念。就像古代的贵族和骑士，他们的理想是超道德的、浪漫的，追求的是唯美精神。[15]卡莱基还发现，现代市民社会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市民的理想则是道德的、现实的，追求物质利益的。[16]在这样一个“道德”社会中，多数弱者统治着少数强者，完全违背了“美”的自然、社会法则。在他看来，非物质化的、少众的、专制的、唯美的古代社会，是与物质化的、大众的、民主的、唯利的现代社会相对立的。而前者无疑更能体现“美”的原则，更符合“超道德”的评价标准。因此他相信，如果欧洲想完成自我救赎，就必须摒弃现代的“唯物主义”和“玩世不恭”，在精神上大力弘扬“超道德”。同时，在政治体制上用少数人的专制取代多数人的民主制。[17]卡莱基所说的少数人专制不是简单地复辟古代的贵族统治，而是对现代民主制的超越，属于后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
对此，卡莱基解释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前后两个贵族时代的过渡期，前面的是封建武士贵族的时代，后面的是社会精神贵族的时代。封建贵族的时代正在走向消亡，精神贵族的时代正在形成之中，中间的这个过渡期叫民主时代。”[18]他称赞“贵族统治体现的是质量原则（Quantitätsprinzip）”，贬低“民主体现的是数量原则（Qualitätsprinzip）”[19]。卡莱基还进一步批判道：民主选举产生不了真正的社会精英，恰恰相反，大众选出来的都是“被金钱支配的伪贵族”。“一群道德、智慧有限的大众去选择一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这种所谓的民主选举极易形成对大众的误导和收买，造成那些政治煽动家和大资本家当权。所谓的平等选举其实是不公正的，因为它给懒人和勤快人、给没文化的人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以同等的权力。所谓的直接选举只是让选民认识到候选人的口才，他们对候选人缺乏基本的了解。选一个人，不去考察他的人品，却只听他的政见，这种选举会牺牲统治的质量。”为了彻底革除上述弊端，结束金钱和“伪贵族”的统治，欧洲社会“必须牺牲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民主，用新贵族的统治来取代民主制”。[20]
对卡莱基来说，要进行新贵族统治，就必须解决以下根本问题：谁是新贵族？怎样选拔新贵族？他认为，“贵族是一少部分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他们是公民中的出类拔萃者，每个民族都有这样一批人”。“关键问题是，怎样找到、鉴别出这样一批精英人士。”[21]对此他总结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共有四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生育、革命、教育、选举。他首先摒弃了生育法，认为血统贵族的传统不值得留恋，因为“生育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前提下，即人通过遗传可以继承某种优良的品质。这显然是有悖于事实的”。对此，卡莱基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世代相传的王朝统治中，很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君主遗传了什么优良的品质。”其次，他排除了用革命选拔贵族的可能性，因为“在革命年代……在精神、体力和行动上胜出的人成为贵族。尽管这个办法很有效，但无法让人接受，因为它的代价太大了”。最后，卡莱基设计了“教育”加“选举”的新贵族选拔方案。在教育方面，他力捧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认为这是未来欧洲贵族制学习的榜样：“各个阶层的精英都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国家的最高统治阶层。通过考试来挑选最有智慧的人，用学者和知识精英来进行统治。”他还告诫一战后的欧洲人，不要因为近代中国衰落了，就低估了科举考试的伟大作用，而应看到，“这样一种科考选拔制度，曾经造就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幸福、最有文化的帝国，它的人民最正派、最知足、最和平”[22]。与此同时，卡莱基指出，考试制度是不完美的，它的弊端在于“忽视了品质、天资、能力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我们经常看到，学习好的人并非都是生活中的强者”。因此需要其他的方法来补充、完善选拔制度。在“选举”方面，卡莱基力荐“委员会制”。“要用一种间接选举制度代替直接选举制度。领袖不是由大众直接选出的，而是由代理人间接选出，也就是委员会的体制。一开始，可以由村镇居民选举自己的领袖，这样可以保证大家对候选人是熟悉的。然后再由这些村镇领袖选举出省市的代表。最后，由省市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这种层层选举的办法可以把那些平庸的候选人排除在外。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应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无论其财产多少。”[23]卡莱基还梦想着，由选举产生的社会贵族组成上院，由考试选拔出来的精神贵族组成下院。有了两院制的互补优势，作为统治阶级的新贵族一定能够带领大众向着更高级的、更“美”的社会目标前进。[24]
卡莱基的“新贵族”政治思想，基本属于魏玛德国时期“保守革命”的思想范畴。这种思想既区别于极端保守派的王朝复辟梦想，也不同于列宁的激进革命主张。“保守”特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和西方民主制的政治立场，“革命”特指与魏玛民主制决裂的激进态度。[25]一战中德国战败，德皇退位。战后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制国家——魏玛共和国。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国内共产党人的起义与君主派的复辟接踵而来。在国外，法、英等战胜国强迫德国履行惩罚性的凡尔赛和约。德国国内民怨沸腾，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危机局面，一批右翼社会精英纷纷发表言论，表示他们对西方文明前途的担忧，表达对西方民主制的不满。他们不相信舶来的议会民主制能够肩负起德意志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梦想着建立由少数精英统治的专制社会，来挽救德国和欧洲的命运。像当时的哲学家施本格勒，就是“保守革命”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慨叹西方文明的衰落，对于德国和欧洲未来的政治制度，他认为，“一个民族迫切需要精英的领导”。他预言，欧洲社会专制主义的征兆很快就会更加清晰、更加自觉，而且一览无余。[26]卡莱基的“新贵族”思想与这种“保守革命”的思想最为接近。这两种认识都崇拜权威，崇信精英领导，在反对君主制复辟的同时，怀疑西方的议会民主制。需要指出的是，卡莱基的政治观不具有“保守革命”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内容，这一点与他后来倡导“泛欧”联合思想也是一致的。
卡莱基保守的“新贵族”政治观，对其“泛欧”联合的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影响。在理论方面，卡莱基对“泛欧”前途的认识是非民主的。早在“泛欧”运动伊始，卡莱基就号召：“欧洲大陆上的所有民主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联邦制国家。”[27]但这并不等于说，“泛欧”联合的政治内涵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事实上，卡莱基对民主制仅仅采取了“合作”的态度。[28]在他看来，既然一战后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民主派赢得了胜利，那么就只能承认现实，在此基础上先联合起来，因为总不能“在欧洲各国发动战争，推翻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然后再搞欧洲联合”。[29]对于“欧洲合众国”的未来，卡莱基从不认为是民主主义的。相反，他强调：“我对精神贵族的前途和必要性的看法没有改变。”[30]在“泛欧”联合的实践方面，卡莱基同样对联络欧洲的保守势力情有独钟。卡莱基标榜“泛欧”联合是“超党派”的[31]，“是一项外交方案，它不涉及党派利益”。[32]为了争取广泛的支持，卡莱基既与民主国家合作，又寻求法西斯独裁国家或其他专制国家的支援。他既结交法国外长白里安、英国首相丘吉尔（Churchill），又成为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奥地利首相陶尔菲斯的座上客。[33]无论是民主派，还是大独裁者，只要有利于“泛欧”联合的事业，卡莱基都积极联系。[34]即便如此，卡莱基在“泛欧”联合的实践中，还是逐渐地、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自己的政治倾向。在政治上，他最终与欧洲的保守派意气相投，走到了一起。二战期间，卡莱基流亡美国，继续在美宣传“泛欧”联合思想。在这里，他与流亡中的奥地利正统派复辟分子打得火热。这些人一心梦想着在战后恢复奥地利的君主制，重建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卡莱基与前皇储、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卡尔·哈布斯堡的长子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往来频繁，为他提供外交方面的咨询，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战后。50年代后期，在卡莱基的安排、支持下，奥托·哈布斯堡当选为“泛欧联盟”副主席。卡拉基又很快宣布他为主席的接班人。1972年卡莱基去世，奥托·哈布斯堡成为“泛欧联盟”主席。至此，“泛欧运动”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一览无余。
[1] Archiv der Universität Wien, Rigorosenakt, Nr. 4364.class=zhangyue-footnote
[2]R. N. Coudenhove-Kalergi, Adel, Leipzig: Der neue Geist, 1922; R. N. Coudenhove-Kalergi, Ethik und Hyperethik, Leipzig: Der neue Geist, 1923.
[3]R. N. Coudenhove-Kalergi, Krise der Weltanschauung, Wien: Paneuropa Verlag, 1923, S.8.
[4] Ebenda, S.13.class=zhangyue-footnote
[5]R. N. Coudenhove-Kalergi, Krise der Weltanschauung, Wien: Paneuropa Verlag, 1923, S.14.
[6]R. N. Coudenhove-Kalergi, Los vom Materialismus, Wien: Paneuropa Verlag, 1931, S.23.
[7]R. N. Coudenhove-Kalergi, Krise der Weltanschauung, S.8.
[8] Ebenda, S.16.class=zhangyue-footnote
[9]R. N. Coudenhove-Kalergi, Krise der Weltanschauung, S.21.
[10] Ebenda, S.24.class=zhangyue-footnote
[11] Ebenda, S.26.class=zhangyue-footnote
[12]R. N. Coudenhove-Kalergi, Krise der Weltanschauung, S.37.
[13] Ebenda, S.33.class=zhangyue-footnote
[14] Ebenda, S.47.class=zhangyue-footnote
[15]R. N. Coudenhove-Kalergi, Ethik und Hyperethik, S.152.
[16] Ebenda.class=zhangyue-footnote
[17]R. N. Coudenhove-Kalergi, Krise der Weltanschauung, S.75.
[18]R. N. Coudenhove-Kalergi, Neuer Adel, in: Vossische Zeitung, 28. 4. 1922.
[19]R. N. Coudenhove-Kalergi, Krise der Weltanschauung, S.66.
[20]R. N. Coudenhove-Kalergi, Krise der Weltanschauung, S.67.
[21] Ebenda.class=zhangyue-footnote
[22] Ebenda, S.69.class=zhangyue-footnote
[23]R. N. Coudenhove-Kalergi, Krise der Weltanschauung, S.70.
[24] Ebenda, S.77.class=zhangyue-footnote
[25]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Erster Band, München: Beck, 2000, S.464.
[26]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吴琼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class=zhangyue-footnote
[27]R. N. Coudenhove-Kalergi, Das Pan-Europa-Programm, in: Paneuropa, 1924, Heft 2, S.3.
[28]Kurter Hiller contra Coudenhove, Zwei offene Briefe, in: Paneuropa, 1929, Heft 7, S.18-19.
[29] Ebenda.class=zhangyue-footnote
[30] Ebenda, S.18.class=zhangyue-footnote
[31]R. N. Coudenhove-Kalergi, Paneuropa ABC, Wien: Paneuropaverlag, 1931, S.30.
[32] Ebenda, S.24.class=zhangyue-footnote
[33] 两战期间的奥地利是保守、专制的国家。class=zhangyue-footnote
[34]R. N. Coudenhove-Kalergi, Paneuropa ABC, S.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