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泛欧”运动的兴起

“泛欧”联合绝非仅限于思想、纲领，在两战期间，它已经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卡莱基建立了运动的组织机构——“泛欧联盟”，从奥地利维也纳的联盟总部，到欧洲各国的联盟分支机构，形成了一套上下联动、左右呼应的完整的组织体系。卡莱基积极回应战后欧洲发展的时代主题，多次发起了具有准政府性质的“泛欧”会议，将两战间的欧洲联合事业不断推向高潮。在“泛欧”运动的积极促动、影响下，欧洲联合的主张已经发展成为两战间欧洲政治的新因素、新话语、新境界，欧洲联合的历史进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突破和飞跃。

1923年10月1日，卡莱基出版了《泛欧》一书，该书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泛欧”联盟的成立和“泛欧”运动的开始。在每一册新书中，卡莱基都附上了宣传卡片，呼吁人们支持“泛欧”思想，鼓励人们参加“泛欧”联盟，号召人们积极地投入到“泛欧”运动中去。^[1]1924年4月，卡莱基又出版了“泛欧”联盟的机关刊物《泛欧》，该杂志是月刊，主要宣传“泛欧”联合思想，报道“泛欧”运动的发展，同时关注欧洲的重大现实问题。^[2]卡莱基还为“泛欧”运动设计了徽标，即以金太阳为背景的红十字。红十字和金太阳具有多种寓意：“它象征着欧洲两种古老的文化，象征着基督教道德和非宗教的美，象征着普遍的人性和近代的启蒙，象征着心与精神、人与宇宙。”^[3]在卡莱基的亲力亲为下，“泛欧”运动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形态和规模。

作为“泛欧”运动的组织机构，“泛欧”联盟是一个组织较为完备、具有相当独立性和一定核心领导力的政治协会。“泛欧”联盟总部设立在维也纳皇宫区，由主席团、中央委员会、执委会三个部门构成。主席团由主席、名誉主席和财务主管组成。中央委员会是“泛欧”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三人主席团和来自各国分部的负责人组成。执委会由四人组成。^[4]按照联盟章程，主席不准兼任民族国家内部政府和政党的职务^[5]，彰显了“泛欧”组织既超越于民族国家政治之上，也超然于党派纷争之外。在组织内部，主席拥有较大的权力。主席一任7年，拥有确认、改变“泛欧”纲领的权力。如果执行委员会不能达成一致，则由主席来裁决。主席对执委会的决议拥有否决权。只有经主席同意，才能在其他国家建立“泛欧”联盟的分部。^[6]而且联盟章程明确规定，只有总部才能在国际上代表“泛欧”联盟组织，才能使用“泛欧”联盟字样。^[7]在联盟总部的领导、监督下，各国分部设有总秘书处、秘书处和地方团体三重机构。到1926年底，在比利时、英国、法国、卢森堡、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立陶宛等国首都设立了总秘书处。到1929年，在保加利亚、荷兰、南斯拉夫、波兰、西班牙、瑞典等国也设立了“泛欧”联盟的分支机构。截止到1928年，“泛欧”联盟在欧洲范围内拥有6000至8000名成员。^[8]他们大多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泛欧”并没有像卡莱基一开始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成为千百万人的大众运动。

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泛欧”联盟在卡莱基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出版、演说、集会、研究等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召开了五次“泛欧”会议，具体包括：1926年10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届“泛欧”会议，1930年5月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泛欧”会议，1932年10月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三届“泛欧”会议，1935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第四届“泛欧”会议，以及1943年3月在美国纽约召开的第五届“泛欧”会议。这五次会议规模大、规格高，回应了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它们代表着“泛欧”运动的历次高潮，是“泛欧”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泛欧”会议的场面宏大，气氛热烈，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一般私人注册协会举办的政治活动。1926年10月3日，第一届“泛欧”会议在维也纳的音乐大厅举行了开幕式。^[9]在主席台的背景中央悬挂着“泛欧”运动的旗帜，淡蓝色的旗底上，印制着红十字压金太阳的标识，太阳放出的28条金光，象征着当时欧洲的28个主权国家。旗帜两侧悬挂着康德（Kant）、尼采（Nietzsche）、圣-皮埃尔（St.Pierre）、马志尼（Mazzini）、雨果（Hugo）等“欧洲”思想先驱们的巨幅画像。^[10]共有200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有500多人是专程从国外赶来的。^[11]众多媒体记者追踪报道了这次盛况空前的大会，造成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此后，随着历届“泛欧”会议的召开，大会在欧洲的影响与日俱增。不仅如此，二战期间，卡莱基流亡美国，他仍坚持在纽约召开了第五次“泛欧”会议，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和兴趣，《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华盛顿邮报》（New York Post）等各大报刊对卡莱基的活动和思想给予了介绍和宣传^[12]，“泛欧”会议的主张和影响也得以冲出欧洲，走向了世界。

“泛欧”会议绝不是普通的、非官方的、自说自话的民间集会。欧洲各国政府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心和支持。不少欧洲国家和国际联盟组织都派出了正式代表，如第一届“泛欧”会议，奥地利的首相伊格纳茨·赛佩尔（Ignaz Seipel）、德国议会主席保罗·勒贝（Paul Loebe）及意大利参议员卡罗·斯福尔扎（Carlo Sforza）伯爵参会并讲话。^[13]法国外长白里安（Briand）派驻奥使节代表参会。捷克外长爱德华·贝纳斯（Edvard Benes）、捷克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德国总理马克斯（Marx）、丹麦总理斯汤宁（Stauning）、法国国防部长潘勒韦（Painlevé）和英国殖民大臣埃默里（Amery）都发来了贺电。^[14]此后的各届“泛欧”会议延续了这种半官方的模式，继续邀请欧洲各国的政界领袖、精英参会。如在第二届“泛欧”会议上，德国内政部长、前首相约瑟夫·维尔特（Josef Wirth）代表德国政府参会并致开幕词。会议结束后，德国首相布吕宁（Brüning）和外长库尔提乌斯（Curtius），以早餐会的方式宴请了卡莱基及其他主要与会代表。^[15]在第三届“泛欧”会议上，巴塞尔市长卡尔·路德维希（Carl Ludwig）代表瑞士联邦政府参会并致欢迎词，德国、捷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多国政界精英参会。^[16]在第四届“泛欧”会议上，奥首相库尔特·舒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议会主席鲁道夫·霍约斯（Rudolf Hoyos）参会并致开幕词。^[17]

历次“泛欧”会议之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它们充分地迎合了时代发展潮流，有力地回应了时代发展的主题。1925年10月，法德等国签订了《洛迦诺公约》，就德国西部边界问题达成了和解，战后欧洲的紧张局势开始走向缓和。^[18]卡莱基及时跟进，召开了第一次“泛欧”会议，呼吁欧洲各国“取消阻碍政治、经济发展的疆界，联合起来”^[19]，为欧洲的政治和解与经济繁荣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1930年5月17日，时任法国外长、“泛欧”联盟名誉主席的白里安正式向欧洲各国递交备忘录，号召成立“欧洲联盟”^[20]，就在同一天，卡莱基召开了第二届“泛欧”会议，庆祝这一“欧洲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有力地呼应、支持了白里安的“欧洲”计划，彰显了“欧洲精神和欧洲共同体意识的普遍存在”^[21]。30年代初，在经济危机的持续影响下，世界经济逐渐走向解体。即便是作为世界自由贸易领袖的英国，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帝国内部的共同市场。^[22]卡莱基趁此机会，召开了第三届“泛欧”会议，及时地提出了加强欧洲大陆区域建设的主张^[23]，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到了30年代中期，纳粹的侵略意图日益明显，欧洲各国普遍感到惴惴不安。卡莱基勇敢地召开了第四次“泛欧”会议。他在开幕式致辞中，称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杀害的前首相陶尔菲斯（Dollfuβ）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号召通过实现“泛欧”联合，消灭战争，彻底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24]会议的矛头直指纳粹的侵略扩张野心，因此赢得了奥地利等欧洲国家政府的支持。

这几次“泛欧”会议，不仅成功地宣传了“泛欧”联合思想，还探讨了具体、复杂、棘手的政治经济问题，诸如保护生活在他国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减少各国贸易保护、减免关税的问题，以及抵御纳粹侵略政策的问题等，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这丝毫不能否定、弱化“泛欧”运动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一战前，欧洲联合只是个别教士、学者、政治家的乌托邦幻想，对欧洲各国政府来说，只有国家利益、实力外交、军备竞赛才是沧桑正道，谈论欧洲联合无异于痴人说梦、痴心妄想，只会遭到人们耻笑。然而，一战后欧洲掀起了联合的思潮，在“泛欧”运动的积极影响下，欧洲联合成为更多社会精英的共识。在“泛欧”运动的大力推动下，欧洲联合的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各国政府的认同。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和思想上的进步，为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正式启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舆论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泛欧”思想和“泛欧”运动为欧洲联合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1]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Köln: Kiepenheuer &Witsch, 1966，S.124.

[2]R. N. Coudenhove-Kalergi, Die Zeitschrift Paneuropa, in: Paneuropa, April 1924, S.19.

[3]R. N. Coudenhove-Kalergi, Das Pan-Europa-Zeichen, in: Paneuropa, April 1924, S.20.

[4]Anita Ziegerhofer-Prettenthaler, Botschafter Europas: Richard Nikolaus Coudenhove-Kalergi und die Paneuropa-Bewegung in den zwanziger und dreiβiger Jahren, S.100.

[5] Ebenda.class=zhangyue-footnote

[6] Ebenda, S.101.class=zhangyue-footnote

[7] Ebenda, S.102. 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其他各国分部，都必须标注成“奥地利泛欧联盟”“德国泛欧联盟”等字样，以显示各国分部处于维也纳“泛欧联盟”总部的领导之下。class=zhangyue-footnote

[8] Ebenda, S.104.class=zhangyue-footnote

[9]I. Paneuropakongress, in: Paneuropa, 1926, Doppelheft 13/14, S.7.

[10] Ebenda, S.8.class=zhangyue-footnote

[11]Ebenda, S.4.

[12]R. N. Coudenhove-Kalergi, Ein Leben für Europa, S.266.

[13] 赛佩尔强调了“欧洲”思想和“欧洲”情感的重要性，称之为“欧洲”政策的前提。Eröffnung des Ersten Paneuropakongresses, in: Neue Freie Presse, 4. Oktober, 1926, in: AA R70104.class=zhangyue-footnote

[14]I. Paneuropakongress, in: Paneuropa, 1926, Doppelheft 13/14, S.4-6.

[15]Berliner Paneuropa-Tagung, in: Paneuropa, 1930, Doppelheft 6/7, S.207.

[16]Europa-Kongress 1932, in: Paneuropa, 1932, Heft 8/9, S.224.

[17]IV. Paneuropa-Kongress Wien, in: Paneuropa, 1935, Heft 6/8, S.239-241.

[18] 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二十世纪欧洲史》，山东大学外文系英语翻译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册，第216-219页。class=zhangyue-footnote

[19]Manifest des Kongresses, in: Paneuropa, 1925/1926 , Doppelheft 13/14, S.1.

[20]Aristide Briand, Memorandum on the Organization of a Regime of European Federal Union, 17 Mai 1930, in: Peter M. R. Stirk and David Weigall,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p.18-19.

[21]Begrüβungsrede, in: Paneuropa, 1930, Heft 6/7, S.213.

[22]L. S. Amery, Die Ottawa-Konferenz und Europa, in: Paneuropa, 1932, Heft 10, S.247.

[23]R. N. Coudenhove-Kalergi, Ottawa, in: Vossische Zeitung, 22.7.1932.

[24]Die Eröffnungssitzung, in: Paneuropa, 1935, Heft 6/8, S.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