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献首译及述评
《教宗史——15至18世纪的罗马教宗》前言
罗马教廷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权力众所周知。在近代，它也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重新对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经历了16世纪上半叶的衰败后，罗马再一次成为南欧罗曼语诸民族的信仰和思想中心。不仅如此，罗马教廷还做出了一系列大胆而幸运的尝试，并成功地征服了北方各族。
我希望拙作至少能为大家勾勒出这一时期的历史轮廓，呈现出罗马教会及世俗权力的复兴，阐述教会权力的革新与内在完善、进步与衰落。
尽管这种尝试的结果尚不尽如人意，但若不尽力一试，我就不会有机会去运用这些迄今仍鲜为人知的原始史料。在此，我想先对这些文献及其来历和出处做一个大致的说明。
在以前的著作中，我曾阐述过柏林手稿所包含的内容。
然而，仅维也纳一地，这类收藏就要比柏林丰富得多！
除了其基本组成部分是德意志文献外，维也纳的收藏还具有欧洲的元素。这里汇聚了社会各等级形形色色的习俗和丰富多彩的语言，意大利的风土人情在此显得尤为鲜活。维也纳的收藏还呈现出包罗万象的特点，这归因于其国家的政治和世界地位，归因于它与西班牙、比利时、伦巴第之间的古老渊源，归因于它与罗马之间的近邻关系，以及与教廷的直接联系。一直以来，维也纳人热衷于收集、拥有和保存原始文献。因此，奥匈帝国皇家图书馆那些本地的原始收藏才具有极大的价值。这里还保存了一部分国外的藏品，其中包括在摩德纳（Modena）从兰戈纳（Rangone）家族收购的数卷跟《柏林秘密史料》（Berlin Informationi）类似的原始文件；在威尼斯收购的马可·福斯卡里尼（Dogen Marco Foscarini）总督的珍贵手稿，其中包括总督为撰写《意大利编年史》所收集的前期准备材料，而这些原始资料在别处尚无任何记载。此外，尤金（Eugen）亲王遗留下来大量历史和政治手稿。这位君王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集结的原始文稿具有广阔的视野。浏览这些目录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和愉悦，因为从关于近代史的出版物中我们看不到尚待发掘的此类原始资料，这也为今后的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距皇家图书馆数步之遥的皇家档案馆，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更为重要的支持。这里保存了德意志以及欧洲各国最为重要和可靠的档案卷宗，其中最为丰富的当属意大利的原始文献。尽管大部分威尼斯档案在几经辗转后又回到了威尼斯，但保留在维也纳的仍不在少数，其中包括：紧急公函的原件或副本；为政务需要摘取的文件概要，即所谓的“红头文件”；大量以副本形式保留下来的公文报告；国家行政机关的官方注册簿；编年史和日记。本卷引用的关于格列高利八世（Gregor VIII.）和西克斯图斯五世（Sixtus V.）的文稿大部分存于维也纳档案馆。本人曾获得出入该馆的充分自由，真是荣幸之至。
在此，我似乎有必要逐一列举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从国内外得到的多方帮助，但却始终踌躇不决。因为，若想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就不得不提到太多的贵人，其中不乏声名显赫之辈。倘若如此，我的感激便难免有招摇和卖弄之嫌。而教宗史研究本应是一份谦逊的工作，无法承受不配享有的虚荣。
继维也纳之后，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罗马和威尼斯。
威尼斯的名门望族都曾习惯在私人图书馆之外再另外配置一间手稿陈列室。很自然，这些手稿主要涉及与威尼斯共和国有关的事务，体现了该家族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因而往往被当成家族的重要文物保存起来，以提醒后代不忘祖上的荣耀。这些私人收藏有少数保留至今，我有幸得以见识一二。而其中的大部分珍贵资料却在1797年的灾难[1]中被毁了。如果保留下来的资料超出我们的预期，那首先要感谢圣马可图书馆的管理人员，是他们竭尽全力从那场灭顶之灾中抢救了这些文物，并尽最大可能妥善保管。事实上，这个图书馆保存了相当可观的珍贵资料，它们对于研究威尼斯和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对于撰写欧洲关系史也意义重大。尽管如此，人们也不能期望过高。因为这些新近才发现的档案文件，是从私人收藏中偶然发掘出来的，并非完整而有规划的收藏。它们无法与国家档案馆的丰富收藏相提并论，更不能与当今档案馆的设施相比。在探讨1618年密谋[2]的著作中，我曾对威尼斯档案馆做过概述，在此不再重复。对研究罗马教廷而言，我首先必须重视的是驻罗马教廷的特使回国后撰写的报告。我也非常期待能从其他原始材料中获得些许帮助，因为遗漏永远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这些资料在历经如此多的变故后，难免有所损毁和遗失。我从不同的地方收集了48份关于罗马的报告，其中最早的一份出自1500年。16世纪的有19份，17世纪的有21份——虽然个别地方有些中断，但几乎还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系列。18世纪的报告只有8份，却对我的研究颇有助益。大多数资料我都看到和采用了原件，其中包含了大量值得了解的、建立在个人观察基础上的记录，它们随着同时代人的消失被遗忘了。正是这些手稿给了我连贯阐述这段历史最初的希望和勇气。
当然，只有罗马才能提供考证、扩充、鉴定这些原始资料的手段。
然而，人们会放手让一个外国人、一个有着不同信仰的人在公共收藏中发掘教宗制度的秘密吗？[3]情况似乎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黯淡，因为相比那些无端的猜测和让世人信以为真的传言，经过研究而披露出来的史实并不会更加糟糕。然而我无法罔顾事实地夸耀真实的情况的确如此。我有机会见识了梵蒂冈的丰富珍藏，并将其用于我的研究。然而翻阅全部档案文献这种梦寐以求的自由我却从未拥有过。幸运的是其他收藏馆都向我敞开，虽然这些资料尚不完整，却相当详尽和可靠。在贵族统治兴盛期，特别是17世纪，欧洲各地参与国务管理的名门望族也掌握了一部分公共档案，其中以罗马贵族的收藏最多。这些身居要职、大权在握的人不但建立了君主家族，而且一般也会保留相当一部分在位时收集的国家公文，这些收藏成为他们的传家宝，装点着家族的门楣。贵族们在建造府邸时，一般会在顶层专门留出几个大厅，用来保存书籍和手稿。每一代后继者都希望能像祖辈一样充实这里的收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的私人收藏同时也可视为君主收藏。国家档案似乎不约而同地散落在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各个大贵族的府邸里。就如同教宗家族享用了丰富的公共财物，比如梵蒂冈画廊虽以拥有艺术杰作而著称，但其规模和历史意义却无法与鲍吉亚（Borghese）或多雷亚（Doriä）这几个家族的私人画廊相比。因而下列情形并不鲜见：在巴尔贝里尼（Barberini）、基吉（Chigi）、阿尔蒂里（Altieri）、阿尔伯尼（Albani）、科尔西尼（Corsini）这些家族的府邸保存的手稿都是无价之宝，对于研究罗马教宗史、教宗国史和教会史意义非凡。建立不久的国家档案馆更因文献摘要的收藏对中世纪的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的部分历史研究仍有待新的发现。但以我所见，国家档案馆的收藏对研究近几个世纪并没有多大意义。除非我被有意误导了，否则我不得不说，在精彩而丰富的私人收藏面前，这座国家档案馆的收藏显得黯然失色。私人收藏的手稿和文书囊括了各个时期，尤其是教宗家族掌权的时期。君王的后代也往往地位显赫，而且每个人都会尽力扩展和补充前辈的收藏。既然罗马的文字交流均是手稿，这些名门望族便能在此找到足够的机会收集各类手稿。又因私人收藏的信件无不涉及近期或远期的某些事件，所以信件中关于这些事件的评论在我看来也十分有趣。私人收藏最为丰富的当属巴尔贝里尼家族，其中有一部分是重要的家族遗产。科尔西尼家族的收藏从一开始就体现出谨慎和有选择性的特点。我有幸能接触所有收藏，包括那些不太重要的文件，有时甚至可以毫无限制地自由使用。我出乎意料地从中找到了切合自己研究目标的可靠原始资料：罗马教宗使节与教廷的往来信件——教廷给使节们的指示和使节们反馈回来的汇报；数位教宗详尽的传记——由于这些并不是写给公众看的，所以更加坦率；还有一些著名枢机主教的生平事迹；工作日志和私人日记；关于某些事件和情况的说明、鉴定意见和建议；关于各行省管理情况及其工商业发展状况的报告；统计表、收支计算。这些档案材料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还完全不为人知。这些文献的作者通常对自己描述的对象具有最鲜活的认识。虽然这些文献的可信度尚需检验和审阅，但却能满足那些最知情的同时代人的需求。我采用的最古老的文献，是有关波尔卡里（Porcari）密谋推翻教宗尼古拉五世的手稿。此外，我只发现了少量15世纪的原始手稿。进入16世纪后文献资料越来越广泛和丰富。而在整个17世纪，由于人们对罗马教廷缺乏明确的认知，故流传下来的这些文献中，往往还夹杂着教会的说明，因此其价值更超出我的期待。自18世纪初起，教宗国和教廷的作用与影响力大为减弱，因此文献的数量和内在价值也逐渐减少。最后，我将仔细梳理一遍罗马和威尼斯的原始文献，并将我认为重要的、却在叙述时没有触及的内容一一补充进去。
由于原始文献浩繁，大量刊印和和未刊印的资料摆在眼前，因此对所涉及的范围加以限制在所难免。
倘若是一个意大利人，或罗马人，一位天主教徒，他对这些原始资料的处理也许与我截然不同。他会通过表达个人的崇拜，抑或如当下这般，通过表达个人憎恶，赋予自己的研究一种特殊的光彩，对此我深信不疑。在许多地方他的研究也会更详细、更符合教会精神、更具地方特色。而一个新教徒、一个北德人，在这方面是无法与之竞争的。新教徒和北德人对教宗的权力要中立得多，从一开始他就不会那么热情洋溢地阐述教宗的权力——不管这种热情是源于对教宗的偏爱还是憎恶。这种热情也许会在欧洲留下某种印象。由于我们对教会或教规的细节毕竟缺乏真切的参与感，因此反过来，我们这方会得出不同的、更为纯粹的历史观点。那么，现在研究教宗权力的历史究竟对我们还有何重要性呢？我们之所以研究它，并不是因为它与我们还存在特殊的关系，也不是因为这种关系还能产生何种重大影响，更不是出于某种担忧，因为令人恐惧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感到十分安全。我们关心的只是教宗史在世俗史意义上的发展和影响。教宗的权力也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不可改变。如果撇开教宗权力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如果脱离了这些原则它将必定衰落——我们就会发现，跟其他统治权一样，教宗的权力也为欧洲人的命运所左右，而且这种影响是深入本质的。世俗世界命运的变迁、民族的兴衰、大众生活的变化，这一切都会对教宗的权力产生根本的影响，教宗制度的准则、目标和需要也都会随之产生根本的改变，而变化最大的则是其影响力。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各个世纪以来许多名号重复的教宗名单，从公元2世纪的庇护一世到我们所处的19世纪的庇护七世和庇护八世，便会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教宗统治具有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性。然而我们不能被这种现象所迷惑。实际上各个时期教宗之间的更替，与某个帝国的改朝换代并无二致。我们这些局外人恰恰对观察这种更替兴趣盎然。我们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世界通史发展的一部分，不仅在罗马教廷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如此，也许在教宗制度的支持派与反对派之间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尤其如此。拙著所探讨的16和17世纪正是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教宗制度受到威胁和动摇，却依然维持和坚守着，还一度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可在兴盛一段时期后，教宗制度又停滞不前，并再次面临没落。这一时期，西方各民族的思想主要致力于探讨教会问题，教宗的权力被一派所摒弃和攻击，却又被另一派以新的热情所捍卫和巩固，他们声称教宗的权力具有普遍的意义。从这一历史角度来看待教宗的权力，需要我们具备不偏不倚的立场，本人也想尽力而为。
本书将从回顾16世纪初教宗的权力状况以及导致这一状况的过程入手。
译者简介：何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译作代表作：《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1] 译注：指1797年5月拿破仑消灭威尼斯共和国。
[2] 译注：指1618年西班牙反威尼斯的阴谋。
[3] 译注：兰克本人是路德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