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救赎的老办法
一、传统救赎之道
面对福利国家的危机，西方主流学者如福山、霍尔以及吉尔平等人开出的药方就是市场化。他们把改革及其伴生的危机过程，尤其是90年代中期之前的过程，视为政府退出和市场再进入的市场化或私有化过程。这些观点只是就某一领域提出的新的想法，既没有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并非在较为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分析。这些传统救赎之道可以按照两个思路来总结。
第一，按照政府和市场关系，传统救赎之道可以归纳为四类。一是对欧洲福利国家改革持有“市场化”观点，可以被统称为“激进市场化”路径。二是认为欧洲福利国家改革主要是市场化趋势，但并不是完全依靠市场，还涉及市场以外的其他变量，或者是按照“第三条道路”进行改革，可以类归为“偏市场化及第三条道路”。三是认为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并非只体现市场化的思路，同时也伴随着其他现象如非市场化，可以被称为“双重化”路径。四是虽然分析了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问题，但并不是从微观视角出发，而是更加关注福利政策本身的微观变化，这一类为“不涉及市场化与否”路径。
这些对于福利国家危机与救赎的传统思考，主要是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下进行的，并且集中表现为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政府和市场关系。这种倾向要么反映了代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改革路径，要么反映了把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混合的偏市场化的路径，最主要表现为“第三条道路”。
第二，按照国别，传统救赎之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改革。国内学者的基本观点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英国保守党执政时期，英国奉行较为广泛的福利市场化或私有化，“强调地方政府和私营机构发挥作用为主”[1]。比如在住房改革方面，“确立了鼓励私人拥有住房的政策，减少了住房补贴，并用优惠价格向住户出售公共住房”[2]，“政府通过制定法律的手段规定，凡在公房居住了三年以上的（后来改为两年），并以所在的公房为唯一住房者，均可向地方政府购买住房，购房人在购房时可以享受一定的减价优惠”[3]。在养老金改革方面，“废除了国民收入养老金制度，鼓励私营企事业单位进一步改善其职业养老金制，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性来补充国家养老金的不足”[4]。在社会保险方面，鼓励商业保险的发展和私人营办社会服务。[5]在医疗保障方面，“鼓励使用商业合同医院，建立成本和收益体系。后来逐渐允许公费病人到私人医院看病，强调个人选择的自由”[6]。
20世纪90年代后期工党上台后，布莱尔政府在延续保守党的基本福利政策的基础上，开始以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为蓝本进行改革。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倡导“社会福利私人化”的同时，“在国家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寻求‘平衡’”[7]。如在养老金方面，“调整养老金负担结构，由国家、雇主、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建立以公共—私有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多元福利结构，采取公私混合的保险制度，为那些没有职业养老金的人提供‘风险共担养老金’”[8]。二是“在经济上制造新的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不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寻求平衡，而是要在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之间寻求平衡”[9]。“新的混合经济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10]三是“实行新的社会政策，即在投入与产出、生产与分配之间寻求平衡，实行积极的、有益的投入—产出模式，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11]。四是注重社会投资和人力资本。“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这里的福利社会不仅是国家，它还延伸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12]在就业上，把生活福利转变为工作福利，“主张以教育和培训推动就业”[13]。五是“倡导责任与权利相结合”[14]。
第二类是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北欧国家过高的福利给政府财政带来了较大困难，于是北欧国家通过自由化或财政紧缩的方式来对福利进行改革。如削减福利开支[15]、福利供给的私有化③、教育的自由化改革[16]，以及福利支出的紧缩和地方化[17]。也有个别学者提出了北欧福利国家改革中国家、市场和社会共举的特点[18]，以及改革的自由化而不紧缩特性[19]。这类研究可以视作对国内传统观点的一个挑战，但数量极有限。
第三类是其他国家的福利改革。这种类型相对较少。比如对德国的福利改革分析，有学者认为“国家不能再‘人为’地干预市场，而应给市场‘松绑’，让‘自然的’市场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合作机制，按照市场规律实现劳动力成本合理化，遏制资本转移”[20]。这种福利改革分析思路实质上是按照英国福利改革的“市场化”逻辑进行的。此外，也有不少国内学者对欧洲福利改革进行总体分析，认为“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让更多的私人部门参与到社会福利制度中来，成为近年来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重要趋势”[21]；“为了弱化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作用，各国都在努力让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逐渐向私营部门转移，实行社会福利制度‘私人化’‘资本化’”[22]。
可见，传统救赎之道所涉的三种类型（英国的、北欧的和其他的）[23]多数是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维框架中进行分析的，核心都是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博弈过程以及该过程中不同意识形态思潮的影响。
二、传统救赎之道的问题
传统救赎之道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虽然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有国别差异，但以上分析思路的实质都是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分析。问题在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各自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故其改革的逻辑基础和现实条件都不同，如果较为笼统地都用自由化或市场化加以分析，无论是论证方法，还是可能得到的论证结果，都不具有信服力。
其次，关于福利国家所面临危机的具体观点，也值得商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论述的问题相对陈旧。如经济危机[24]、全球化[25]、人口老龄化[26]、养老金负担加剧[27]等，都是福利国家面临的传统问题。但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市场和家庭关系、性别因素等领域，国内学者接触较少，从而影响了对福利国家改革分析的一些判断。
二是所论述的问题已被西方较为前沿的学术观点所驳斥。比如不少学者把西方福利国家的政府开支过高作为其福利改革的动因，认为“社会福利计划的各项开支在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而且浪费惊人”[28]，并认为对于北欧国家来说，“由于福利制度的刚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北欧各国不得不继续提高福利水平。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使政府赤字剧增，债台高筑，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黑洞’”[29]。而事实上，西方很多学者已经通过实证研究以及数据表明，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福利国家改革后，福利国家社会开支的GDP占比总体上仍在上升。因此，如果把政府的社会开支的增加作为西方福利国家改革的主因，似乎是站不住脚的。
三是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元逻辑研究，而缺少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入手，以生产系统和分配系统的视角进行的研究，也缺乏以福利国家改革为切口探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背后逻辑链条的研究。
总之，在福利国家危机的救赎之道上，传统办法在方法论上不够精确；在分析对象上对各国改革的分析略显笼统，忽视了对不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分，从而导致对福利国家改革的分析出现偏差；在研究内容上对西方学术界的前沿成果接触不全面，从而影响对相关研究问题的判断力。因此，对福利国家危机救赎的重新思考，无论从方法上还是内容的整合上，都是极有必要的。
[1] 陈银娥：《浅析西方国家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 齐红芳、曾瑞明、李甜：《欧洲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仅以瑞典和英国为例》,《劳动保障世界》2011年第10期。
[3] 刘章才：《撒切尔政府时期英国福利国家改革论析》,《兰州商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4] 齐红芳、曾瑞明、李甜：《欧洲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仅以瑞典和英国为例》,《劳动保障世界》2011年第10期。
[5] 吴时辉、臧秀玲：《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及改革趋势》,《社会福利》2002年第1期。
[6] 齐红芳、曾瑞明、李甜：《欧洲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仅以瑞典和英国为例》,《劳动保障世界》2011年第10期。
[7] 陈银娥：《“福利国家”福利经济制度改革趋势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8] 杨玲：《“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改革》,《长白学刊》2004年第5期。
[9] 陈银娥：《“福利国家”福利经济制度改革趋势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10]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11] 陈银娥：《“福利国家”福利经济制度改革趋势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吴时辉、臧秀玲：《从消极福利到积极福利：西方国家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新探索》,《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吴时辉、徐佳：《福利私营化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市场》,《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2] 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陈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 臧秀玲：《从消极福利到积极福利：西方国家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新探索》,《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黄涓：《20世纪90年代末西欧福利国家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4] 陈银娥：《“福利国家”福利经济制度改革趋势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杨玲：《“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改革》,《长白学刊》2004年第5期；战建华：《福利国家改革与公民社会权利重构》,《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5] 张红霞：《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③版）》2同00上7。年第6期。
[16] 杨春燚、薛二勇：《福利国家教育改革中的教育公平发展困境——基于瑞典的政策实践》,《外国中小学教育》2008年第12期。
[17] 袁群、安晓敏：《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经济问题探索》2006年第11期。
[18] 林卡：《北欧国家福利改革：政策实施成效及其制度背景的制约》,《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
[19] 伯格、埃松林：《自由化而不缩减——理解瑞典福利国家改革共识》，张文成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
[20] 唐虹：《欧洲福利国家的困境与改革》,《求是》2008年第6期。
[21] 潘胜文、杨丽艳：《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2] 潘胜文、杨丽艳：《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及启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3] 有关福利国家改革阶段论观点的文献，数量不少。比如战建华：《福利国家改革与公民社会权利重构》,《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吴时辉、徐佳：《福利私营化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市场》,《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臧秀玲：《从消极福利到积极福利：西方国家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新探索》,《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刘希梅、姚瑜滢：《论全球化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冲击及其改革之路》,《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黄涓：《20世纪90年代末西欧福利国家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杨玲：《“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改革》,《长白学刊》2004年第5期。
[24] 袁群、安晓敏：《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经济问题探索》2006年第11期。
[25] 唐虹：《欧洲福利国家的困境与改革》,《求是》2008年第6期；刘希梅、姚瑜滢：《论全球化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冲击及其改革之路》,《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6] 郑秉文：《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5期；郑秉文：《近年来欧洲主要国家福利改革新动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11期。
[27] 郑秉文：《近年来欧洲主要国家福利改革新动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11期；郑秉文：《欧债危机下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从福利国家到高债国家的教训》,《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5期；朱贵昌、杨丽华：《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
[28] 陈银娥：《浅析西方国家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9] 袁群、安晓敏：《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经济问题探索》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