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方法论和逻辑

第一节
福利国家的真实面目

一般认为，福利国家最早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不仅带来了德意志的统一，也使得这种以国家作为保障的、对穷人提供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庇护的政策在强人治下推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罗斯福新政使得社会保障的相关项目如养老金、伤残保险和失业保险政策开始在美国推行。虽然迄今为止，美国因为公共福利供给比例偏低和福利的市场化特点被普遍认为是福利国家中的例外，但这并不妨碍美国成为福利国家中较早推行社会保障的国家。英国的社会保障可以追溯到1909年，时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George）大幅提高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所获税收用作基本的养老金以及工人的失业保险和健康保险的筹资。^[1]这为二战后贝弗里奇计划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那么，福利国家到底是什么？

一、福利国家的内涵

关于福利国家的内涵，国内学界已有广泛探讨，虽表述各异，但实质相近。西方福利国家研究中的经典定义是英国牛津大学沃斯特学院（Worcester Collge）原院长艾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给出的：“福利国家就是其组织权力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调适市场各方力量竞赛（play of market forces）的国家组织形式。”^[2]这里涉及两个关键变量：一是通过政府行使和发挥效力的权力；二是关涉政府协调关系的市场。换言之，福利国家研究的实质是国家权力基础上的政府和市场关系。

进一步的问题是，国家和政府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对社会政策的理解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社会政策是福利国家对分配系统进行调控的必要手段。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埃德温·阿门塔（Edwin Amenta）认为，“政策是通过国家施行的一连串行为”，而社会政策是“影响群体、家庭和个人之社会地位和生存机会的国家活动”。^[3]但他们并未厘清国家以何种方式来施行社会政策。这是国家中心主义理论（state-centered theory）的局限。以此为框架的国家论研究，往往把政府等同于国家，比如用同样的机制要素来描述国家制度建设和政府的有效性^[4]，或是将国家能力等同于中央政府的能力^[5]。

国家和政府的区别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国家和政府的外延边界不同，政府是国家在政治权力维度的体现。韦伯把“现代国家”描述为一套由立法决定的法律秩序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仅约束其行政人员的组织行为，也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成员和公民的行为拥有权威，所以现代国家是地域基础上的强制性权威。^[6]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曼（MichealMann）在韦伯的基础上对国家的定义是：其一，国家是一组分工合作的制度和人员；其二，具有向心性，即与中心有双向交流的政治关系；其三，具有明确的地域；其四，借助某种有组织的暴力，行使某种程度的权威，确保令行禁止。^[7]可见，政府只是组成国家诸多要素中关涉暴力和维持权威的那部分。政府和国家的逻辑关系为属种关系（见图1-1）。国家还应该包括地域、民族等其他要素。因此，政府是国家的政治权力维度的表现，或者说，国家在且仅在政治权力维度可以被理解为政府。如果这个理解成立的话，那么韦伯关于“国家”（注意不是现代性国家）的解释，就应该被理解为政治权力维度的政府的解释，即“其行政人员成功地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以强制性地实现秩序”^[8]。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角度对国家的定义可视作韦伯定义的注脚，“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献中经常提出的理论相反，在这里，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9]。诺思所理解的国家，是政治权力维度的那个决定产权安排的政府。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也间接对国家和政府进行了区分。他并未直接定义什么是政府，而是从目的和形式两方面来描述政府的本质。在这个颇似亚里士多德“质料与形式”之说的论述中，洛克指出，“人们联合为国家（commonwealth）并置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是保护其财产”^[10]，政府最好的形式是议会主权制政府，“制定法律的权力归于国家（commonwealth）”形式的决定者^[11]；而国家在我看来，不是民主或任何一种政府形式，而是一些用拉丁文中的‘civitas’来表述的独立的社会（”community），但在英语中与之最为匹配的词就是commonwealth^[12]。

其次，政治功能的承载者是政府而不是国家，用“政府”来描述那个掌握权力并分配资源的主体，比用“国家”更为精确；而政府的强弱比国家论中的诸说法，如国家能力的强弱，更适合作为政治功能表达的研究主体。美国政治学会原会长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在其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论中将政治结构的功能表达划分为三个方面，即体系、过程和政策，并就政府部门在这三个方面所表达的功能进行了详细分析。^[13]可见，政策是通过政府来施行的，因而政府过程的功能表达者以及政治行为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国家。（见图1-2）

既然福利国家的两个关键变量是国家权力以及政府和市场关系，并且我们已经厘清了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区别，那么如何把这两个变量从理论上进行连结呢？我们可以通过政治结构的坐标轴来理解。如果政治结构可以被理解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那么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可以被视为纵向坐标轴，国家和社会关系可以被理解为横向坐标轴。而由于国家和政府构成属种关系，那么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可以定位、重叠而不重合于国家和社会这个横向坐标轴上，于是福利国家及其社会政策就可以通过这个政治结构的坐标来理解（见图1-3）。进一步，如果在这个坐标上标示出政府的位置以衡量政府的角色，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四种政府角色类型（见图1-4）：中央对地方掌控度大的，是威权政府（横轴以上），反之是联邦政府（横线以下）；国家对社会掌控大的是大政府（纵轴以右），反之是小政府（纵轴以左）。政府位置的变化可以反映福利国家改革的变迁。

二、福利国家的外延

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福利国家主要指经合组织成员国家即OECD国家。该组织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的成员国为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联邦德国18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14]这些国家大都是较早完成工业化、进入了现代化的国家，也是较早实行福利制度的国家。本书所说的福利国家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国家。研究的比较范围也大多不超过这些国家。经几十年的发展，OECD组织不断扩张，现在的成员国有35个。在本书的比较分析中，有时出于数据统计的便利，会使用当时的OECD成员国数据。

三、福利国家的类型学

用学术的方法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分类已不鲜见。这种研究方法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学的类型学研究（typologies）。然而，这还没有被较为完整地介绍到国内来。这使得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福利的认识仍然比较笼统，正如其名称一样，人们常常把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学者们的关注重心早已转向福利国家的类型学研究，即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差异性进行深入研究。

较早对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差异化分析是从相对实践性的学科法学开始的，法学界对欧洲大陆传统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进行对比分析，由此引申出大陆法系和判例法系之间的差别及其对宪政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

可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体现在由不同文化传统生发出来的法律层面的差异，也体现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差异以及福利系统的差异。只有较为全面地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1978年就从西方发达国家应对石油危机的不同政策入手，来分析福利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并分为三种类型：自由主义类型（liberal）、国家主义类型（statist）和统合主义类型（corporatist）。^[15]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在2001年也对资本主义国家做出过类似的分类，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the market-oriented capitalism）、以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型资本主义（the developmental capitalism）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the social market capitalism）。^[16]施密特（V. Schmidt）建立了新的资本主义模式类型学，包含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控制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和市场资本主义（market capitalism）。^[17]

以上的分类集中于国家社会关系维度，更多地涉及资本主义的生产系统，故而将在随后的章节中介绍。要弄清福利国家的改革问题，势必要对基于福利和社会保障之上的福利国家之间的异同有所了解，所以本小节将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维度，对福利国家的基本类型予以分析。

（一）绩效型分类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系创始者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Titmuss）是第一个用类型学方法分析福利国家的学者。他将福利国家总结为三个类型。一是社会政策的剩余型福利模式（theResidual Welfare Model of Social Policy），它强调对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只有在社会不进行福利提供的领域，政府才扮演相应的福利供给角色，而政府的角色呈现出最小化特征。二是社会政策的工业绩效达成模式（the Industrial Achievement-Performance Model of Social Policy），它强调一种基于工作绩效和生产力的“社会福利制度对经济的补充性作用”^[18]。三是社会政策的工业再分配模式（theInstitutionalRedistributive Model of Social Policy），它将社会福利视为一种综合性制度，为公民提供一种市场之外的普遍性服务。

这种分类是按社会政策的绩效结果划分的，有一定科学性。但随着福利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急速膨胀，这种分类方法逐渐无法涵盖福利国家的各种微观需求。一种崭新却更为重要的福利国家类型学即将登上福利国家学术史的舞台——它对福利国家研究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这种新的类型学即制度型分类。

（二）制度型分类及其影响

1.制度型分类

对于福利国家最经典的分类，来自福利国家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丹麦学者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østa Esping-Andersen）。在其著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埃斯平-安德森通过理论的和定量的分析，把福利国家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这种分类被称为福利国家制度分类（Typologies of Welfare State Regimes）。制度型类型学的诞生，从根本上标志着福利国家研究方法的转变。

埃斯平-安德森把福利国家划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三种类型。然而，他的这种划分并不是依据政治哲学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甚至从政治哲学视角来看，他的划分是有问题的，因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对象就是古典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政治哲学意义上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复兴。

埃斯平-安德森从福利国家的视角，以理论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三个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埃斯平-安德森进行福利国家分类的基本逻辑是：首先，他设定了三个基本变量，即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分层体系（stratification）和涉及公私部门相互影响的养老金；其次，对这三个基本变量，他分别设定了一系列指数；再次，他使用OECD国家的数据，对三个基本变量的一系列指数进行测量和叠加，从而通过这些指数可以有效地衡量出三个基本变量的数值，比较不同国家之间在三个基本变量上的异同；最后，根据不同国家的数值，把数值相近的国家归为一类，从而实现对福利国家的分类。

具体说来，埃斯平-安德森在设定了去商品化、分层体系和养老金三个基本变量之后，用了哪些子变量来构造指数并进行测量呢？

针对去商品化，他用三个子变量来测量去商品化的程度，即养老金、低收入者救济金和失业保险金在换算后的分数加总，并用一系列指数来折算这几个子变量的分数。比如养老金这个子变量就有五个指数：一个普通工人的最低养老金占他本人收入的百分比（净税后替代率）；一个人（净）标准年金替代率；有资格享受养老金所需的缴费年数；全部养老金由个人支付的比例；超过规定年龄且实际领取养老金人数的比例。^[19]如果净税后替代率越高，标准年金替代率越高，缴费年数越少，个人支付比例越低，实际领域比例越高，则说明去商品化程度越高。

对于分层体系，埃斯平-安德森并没有阐释清楚。但是通过测量分层体系的一系列指数，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其含义——其实质是通过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这里，埃斯平-安德森只是用了“分层体系”这样的字眼来替代更具有左派色彩的“阶级”一词。他用一系列指数来衡量分层体系在不同国家的程度。这些指数有的是百分比，如资格审查（means-tested）支出占公共社会支出的百分比、私人养老金占养老金总额的百分比、私人医疗支出占医疗支出总额的百分比；有的是加权平均数，如平均普遍主义程度、平均福利平等性等。^[20]不同的指数测量了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比如，用按职业区分的养老金方案数量来测量法团主义，以及用政府雇员养老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测量国家本位主义，就是偏重于衡量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类型的指数；资格审查的比例，以及私人养老金占总养老金的比例，就是偏重于测量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类型的指数；普遍主义均值和福利平等性均值，则是偏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特征的指数。通过这些不同特质的指数，埃斯平-安德森对OECD国家分别按照不同类别的指数进行排序。如用保守主义类别的两个特质作为一个衡量指标来对所有OECD国家排序得出结果，同时也用另两种特质对这些国家分别排序，结果发现每一类特质中分数最高的国家组群都不同，三类放在一起正好可以互补，从而形成了三类不同的福利国家类型（见表1-1）。

资料来源：G.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74.

对于涉及公私部门相互影响的养老金，埃斯平-安德森通过公共以及私人养老金在养老金总支出中的占比，来分析OECD国家的福利体制类型。四个指数是：社会保障养老金占比、公共雇员养老金占比、私人职业养老金占比以及个人年金占比（见表1-2）。OECD国家数据在四个指数上存在三个共性：一是社会保障养老金占比和私人职业养老金占比总体上成反比关系；二是一部分国家的公共雇员养老金规模很高，这类国家构成了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类型；三是一部分国家公共雇员养老金支出较低，这部分恰恰由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构成。^[22]

资料来源：G.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84.

通过对三个基本变量的指数设置、测量和分析，埃斯平-安德森按照OECD国家对于同一变量的不同数值进行聚群分类，即分值接近的划分为同一类型。结果发现，对三个基本变量分别进行的聚群分类下的某一类型所包含的国家，在不同变量下基本一致。由此，埃斯平-安德森按照对变量指数分值的聚群分类方法，归纳出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主要指国家对福利供给干预相对较小，福利供给建立在资格审查的基础上，供给的私人占比较大，或者个人对福利保障的承担比重相对较大。英国、美国以及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等，都可以被划为此种类型。与之对应，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主要指国家对福利供给干预相对较大，福利供给建立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上，供给的公共占比较大，或者个人对福利保障的承担比重相对较小。北欧诸国大致可被划为此种类型。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福利保障的社会参与度较高，强调国家和社会的结合，个人和公共的共同承担。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等，可以被划为此种类型。

可以说，埃斯平-安德森采用了变量设立和数据加权基础上的经验归纳的方法，获得了关于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而埃斯平-安德森的类型学之所以成为经典，还因为他进一步发展了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用经济指标（人均GDP和GDP增长率）、人口老龄化指标以及政治制度指标（如天主教政党、专制主义程度）等作为自变量，进行两类回归分析。^[23]一类是以社会政策相关的诸多变量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如社会工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自由市场偏差、资格审查的重要程度等。这一类回归分析验证了决定不同类型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因素是什么。另一类是以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以此来验证决定福利国家不同类型的因素是什么。

结果，两类回归验证证实了前面通过经验归纳所得出的三类福利国家的分类结论是基本正确的。换言之，埃斯平-安德森用定量回归方法验证了经验归纳所得出的理论的正确性，从而使得论证的逻辑更加严谨，论证力度也就更加深厚。

2.制度型分类的影响

埃斯平-安德森进一步分析了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在劳动力和就业两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方面的影响。埃斯平-安德森运用三种福利国家模型的分类，从劳动力的退出和进入两个方面来分析福利国家对劳动力的影响。

对于劳动力的退出情况，他从三种类型的福利国家中各自选取了一些代表性国家，选取不同年代（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男性劳动力的市场参与率来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从而间接反映劳动力退出市场的情况。结果发现，北欧国家（即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类型）的男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比较高，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即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类型）的男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次之，而欧洲大陆国家（即保守主义福利国家类型）的男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最低（见表1-3）。

对于劳动力的进入情况，埃斯平-安德森研究了国家在塑造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进而间接分析了福利国家的类型学对劳动力市场的进入状况产生的作用。这里他使用了三个指标来测量：社会服务就业行业（医疗、教育和福利服务）的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社会服务就业行业中公共部门劳动力供给的比重；社会服务就业行业中公共部门劳动力供给占总就业的比重（见表1-4）。通过对三种类型福利国家的代表进行聚群分析，结果发现北欧国家约四分之一的就业由国家提供，而欧洲大陆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就业由国家提供的比重比较低；而对于后两者，社会服务就业行业中公共部门或国家提供的就业比重，欧洲大陆国家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明显要高。^[24]换言之，在劳动力进入市场方面，国家角色的权重由高到底依次为北欧国家、欧洲大陆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这个顺序不仅说明了劳动力供给在福利国家类型上的差异，也和之前归纳的不同类型福利国家所具备的特点是一致的。

资料来源：G.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51.

资料来源：G.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58.

可见，在不同福利国家类型的聚群关系下，福利国家无论是劳动力退出情况，还是劳动力进入情况，都不一样。这又进一步证明了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国家三种类型划分的可靠性。

二是就业方面的影响。埃斯平-安德森采用不同的方法，选取具体国家作为个案来反映普遍性状况，而不是采用聚群归类的方式。他选取美国、瑞典和德国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福利制度模式。一方面，对于充分就业状况，三个国家出现了趋同性，即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的失业率普遍下降、工资普遍出现了调整。^[25]另一方面，三个国家对充分就业的回应方式却不尽相同。美国主要是通过市场手段，政府辅以监管措施。瑞典是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调控方式来确保福利国家扩张和充分就业同步进行，从而在确保社会相对平等的同时促进充分就业。德国却无法完成增进社会平等和促进充分就业的双重任务。相对于瑞典而言，德国在国家层面不具有这么高的二次分配能力，因此不得不通过法团的模式来发展福利国家。而一旦遭遇失业压力和不断抬升的养老金成本并行的情况，它不得不通过福利缩减来维持既有的就业水平。

以上是埃斯平-安德森福利国家制度类型学的基本逻辑。然而，其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涵盖非OECD国家的福利分类。为此，1996年他的《福利国家的转变：全球经济体的国家适应》一书包含了对大洋洲以及亚洲诸国的福利情况介绍^[26]，试图弥补其“三个世界”的不足。但他对这些国家的福利分析是各自独立的分析框架，并未纳入其“三个世界”的理论体系中，故而仍然无法解决其“三个世界”遗留的问题。随后在1999年，埃斯平-安德森又出版了《后工业经济体的社会基础》一书，并提出了“福利制度”（WelfareRegime）的概念。“福利制度”是在“福利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埃斯平-安德森希望用一整套制度规范，而不是单一地以国家为分类基础，把国家、市场和家庭联系起来，解释福利国家的发展。^[27]

3.制度型分类的局限

对于制度型分类，国内有学者从去商品化、分层化等几个关键变量的角度进行过介绍；也有学者以埃斯平-安德森的三种类型为基础，杂糅不同学者对福利国家的理解，并且加入自己的主观性理解进行解释。^[28]这些解释固然对我们理解福利国家的类型学有所帮助，但它们并没有从埃斯平-安德森划分福利国家的内在逻辑去把握，故而其分析力度有限。

总体上看，埃斯平-安德森的种种尝试虽然进一步发展了福利国家类型学，但却无法弥补其理论的固有漏洞。除了上文提及的对OECD以外地区的忽视之外，他的理论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第一，“三个世界”是一种理想的划分。它固然对我们认识福利国家的差异有更加直观的帮助，但却无法精准描述资本主义世界的福利差异。一方面，同一种模式下的福利国家的差异被忽视掉。比如英国和美国在埃斯平-安德森的理论分类中都属于自由主义类型，但英国在医疗保障方面实行的“国家医疗体系”（NHS），即几近免费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与美国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制度形成鲜明反差。从医疗保险角度，很难说英国和美国有什么共性。另一方面，不同福利模式下的国家，依然有可能具有共通性。英国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类型国家的福利制度更为接近；而荷兰被划分为保守主义类型国家，但它在某些方面也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普遍性特征。

第二，即便在OECD国家内部的福利国家类型划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欧洲学者波诺里（G.Bonoli）、费雷拉（M.Ferrera）以及罗兹（M.Rhodes）等人就认为南欧国家应该单独划分出来^[29]，因为这些国家无论是发展阶段还是发展形态，都和其他OECD国家有差异。而卡斯尔斯（F. Castles）和米歇尔（D. Mitchell）则认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应该单独划分出来，因为安蒂波迪斯国家（TheAntipodes）^[30]虽然和盎格鲁-撒克逊同宗，其福利模式却因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发展方式而不同。^[31]

第三，以定量研究为基础的“三个世界”类型学却缺乏经验支持。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政治学教授莱尔·斯格鲁格斯（LyleScruggs）和詹姆斯·阿兰（JamesAllan）复制了埃斯平-安德森的原始数据，对18个OECD国家进行重新测量，却发现无法得到和他一致的结论。他们认为去商品化似乎很难作为测量福利国家制度的指数，并提出收益慷慨度（benefit generosity）作为替代性指标。^[32]班姆拉（C. Bambra）也通过研究发现，埃斯平-安德森所用的很多数据实际上是无法公开得到的^[33]，于是所谓“暗箱数据”的可靠度，就成为其实证基础的最大诟病。

第四，“三个世界”忽视了性别视角。性别视角是福利国家理论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探讨女性在福利国家中的角色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福利国家发展的影响。然而，去商品化的这种指标界定很难适用于女性劳动力^[34]，因为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女性劳动力在市场中的角色呈现扩大的趋势，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男性劳动力去商品化的后果。也有学者提出了“后女性流动福利制度”（the late female mobilization welfare regime）作为对“三个世界”类型的补充。^[35]

第五，雇主中心视角对“三个世界”的类型学提出了批评。“三个世界”的类型学更多关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以及这个动态过程中国家的作用，这和埃斯平-安德森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倾向是密切相关的。而雇主中心理论则认为不仅是国家有动力为公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企业在一定的激励条件下也会有动力为其雇员提供社会保障。其激励程度的大小和企业雇员的技术类型相关。这在下面章节中会作进一步论述。

此外，更有对类型学方法论本身进行批判的，并认为类型学方法应该被政策分析所取代。^[36]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里高利·卡萨（GregoryKasza）认为，国家的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是断裂的而非延续的，这种断裂性尤其体现在国别间。因此，具体的政策比较分析可能更有助于认识福利国家的发展。

然而，瑕不掩瑜。埃斯平-安德森从福利国家视角为资本主义的差异性提供了新的解释；并且福利国家制度（WelfareStateRegime）不仅作为因变量而且作为自变量出现在了“三个世界”的分析中。换言之，埃斯平-安德森使福利国家研究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福利国家制度不仅是福利发展的结果，更是社会形态演进、社会公平提升的原因之一。

（三）其他分类

有学者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福利国家进行重新分类。费雷拉用覆盖模型（coveragemodel）对福利国家进行划分。^[37]如果全部人口被单一型福利计划所覆盖，则是普遍型（universal）；如果不同的人口群体被不同的福利计划所覆盖，则是职业型（occupational）。具体划分见表1-5。

资料来源：G. Bonoli,“Classifying Welfare States: A Two-dimensional Approach”,Journal of Social Policy,26（3）,1997,pp.351-372.

波诺里用二维分类法指出，“三个世界”类型学使用社会支出的GDP占比这一测量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出福利国家的发展。^[38]因此，他将社会支出的GDP占比和个人所得税的社会支出占比相结合。在这种新的分类方法下，南欧模式可以被很好地整合到分类框架中。

沙普夫（F.W.Scharpf）用两个维度补充制度分类。在埃斯平-安德森类型学的基础上，他把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归纳为两种类型。

第一，社会民主和自由主义类型合并为累进制自由主义（progressiveliberalism）。所谓“累进制自由主义”，是指通过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政府雇佣和家庭补助等手段进行福利供给的福利国家类型。

第二，保守主义演变为传统保守主义（traditional conservatism）。所谓“传统保守主义”，是指依据职业和身份提供社会保险、收入保障、失业救济以及雇主负担社会保险这两种方式作为福利供给的福利国家类型。^[39]沙普夫实际上是对福利国家类型进行再划分，或者说是对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两种类型即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和协调性市场经济制度，在福利国家领域进行再划分。

沙普夫的贡献在于两方面。一是转变了福利国家类型的研究视角，从福利资本主义世界转变到福利国家维度（WelfareStateDimensions），使研究更集中于国内政策。二是从对体制划分类型的重视转变为对政治经济后果的重视。累进制自由主义可以更好地进行收入再分配和减少贫困，并且更有利于维护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而传统保守主义则易致导致雇佣绩效被削弱。

此外，伍德（G.Wood）和高夫（I.Gough）试图从全球比较的视角出发来重新划分福利国家（见图1-5）。^[40]其显著特点是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整合到一个框架中，并分别命名为福利国家体制（Welfare State Regimes）、非正式保障体制（Informal Security Regimes）和不安全体制（Insecurity Regimes）。

资料来源：G. Wood and I. Gough,“A Comparative Welfare Regime Approach to Global Social Policy”,World Development,34（10）,2006,pp.1696-1712.

[1] “History,as You Were”,Economist,Oct.13th-19th,2012.

[2] A.Briggs,“The Welfare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 C.Pierson and F.G.Castles,eds.,TheWelfareStateReader,2nd edi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06,pp.16-29.

[3] T.Skocpol and E.Amenta,“States and Social Policies”,AnnualReviewofSociology,No.12,1986,pp.131-157.

[4] 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1页；胡鞍钢：《第二次转型：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制度建设为中心》，载胡鞍钢、王绍光等主编：《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5] 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页。

[6] Max Weber,EconomyandSociety,Vol.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56.

[7]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册，陈海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8] Max Weber,EconomyandSociety,Vol.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54.

[9]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10] J.Locke,TwoTreatisesofGover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690,reprinted in 1988,p.159.

[11] J.Locke,TwoTreatisesofGovern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690,reprinted in 1988,p.162.

[12] Ibid.

[13]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G. 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4] 见OECD组织官网，http://www.oecd.org/general/organisationforeuropeaneconomicco-operation.htm。

[15] P.Katzenstein,ed.,Between Power and Plenty: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IndustrialState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

[16] R.Gilpi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17] V.Schmidt,TheFuturesofEuropeanCapit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8] R.M.Titmuss,SocialPolicy:AnIntroductio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4.

[19] G.Esping-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50.

[20] Ibid.,p.71.

[21] 埃斯平-安德森把福利国家的三种类型称为福利国家的“三个世界”。

[22] G.Esping-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85.

[23] G.Esping-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p.114-138.

[24] G.Esping-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58.

[25] G.Esping-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Welfare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1990,p.170.

[26] G.Esping-Andersen,ed.,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National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London:Sage,1996.

[27] G.Esping-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8] 林卡、陈梦雅：《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版。

[29] G.Bonoli,“Classifying Welfare States:A Two-dimensional Approach”,JournalofSocialPolicy,26（3）,1997,pp.351-372;M.Ferrera,“The‘Southern Model’of Welfare in Social Europe”,JournalofEuropeanSocialPolicy,6（1）,1996,pp.17-37;M.Ferrera,ed.,Welfare State Reform in Southern Europe:Fighting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Italy,Spain,Portugal and Greece,London:Routledge,2005;M.Rhodes,“Souther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Identity,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Reform”,South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1（3）,2009,pp.1-22.

[30] 特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1] F.Castles and D.Mitchell,“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or Four?”,Luxembourg Income Study（LIS）,Working Paper,No.63,1991.

[32] L.Scruggs and J.Allan,“Welfare-state Decommodification in 18 OECD Countries:A Replication and Revision”,JournalofEuropeanSocialPolicy,16（1）,2006,pp.5572.

[33] C.Bambra,“Decommodification and the Worlds of Welfare Revisited”,JournalofEuropean Social Policy,16（1）,2006,pp.73-80.

[34] W.Arts and J.Glissen,“Models of the Welfare State”,in F.Castles,et 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569-583.

[35] A.Siaroff,“Work,Welfare and Gender Equality:A New Typology”,in Diane Sainsbury,ed.,GenderingWelfareStates,London:Sage,1994,pp.82-100.

[36] G.J.Kasza,“The Illusion of Welfare‘Regimes’”,JournalofSocialPolicy,No.31,2002,pp.271-287.

[37] G.Bonoli,“Classifying Welfare States:A Two-dimensional Approach”,JournalofSocialPolicy,26（3）,1997,pp.351-372.

[38] Ibid.

[39] F.W.Scharpf,“Economic Changes,Vulnerabilities,and Institutional Capabilities”,in Fritz W.Scharpf and Vivien A.Schmidt,eds.,WelfareandWorkintheOpenEconomy:From Vulnerability to Competitivenes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1-124.

[40] I.Gough and G.Wood,Insecurity and Welfare Regimes in Asia,Africa and Latin America:Social Policy in Development Contex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G.Wood and I.Gough,“A Comparative Welfare Regime Approach to Global Social Policy”,WorldDevelopment,34（10）,2006,pp.1696-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