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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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代教育体系中的“讲义现象”

编写和印发课程讲义是民国教育界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一时期的讲义数量大,涉及的教育领域多,课程类型广。由于对教学的重要作用,教育界产生了许多讲义交流的专门性刊物,如商务印书馆定期出版的《新体师范讲义》,各暑期学校创办的《讲义汇刊》等。讲义经由课堂教学,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熟悉和接受,很多学术著作也开始以讲义形式撰写,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著述形式。“讲义热”不仅限于教育界,随着现代传播的发展,讲义通过出版和报刊逐步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成为社会民众了解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方式。民国的“讲义热”不单纯表现在数量和规模上,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热”,人们不仅看讲义、用讲义,还适应了讲义的阅读方式。这里选取高等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领域,呈现其中“讲义热”的不同表现形式,并揭示其背后的动力所在。

一、实现高等教育“本国化”的手段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新政权需要新的教育体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即通过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课程标准》等政令,确立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的教育宗旨,进而形成了民国首个学制“壬子学制”。1912年3月北洋政府成立,为配合复辟帝制,在教育界出现了一股复古逆流,1915年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的《特定教育纲要》《颁定教育要旨》全面否定了民初的教育宗旨,将尊孔读经、恢复儒学正统地位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这股文化教育逆流最终在与新文化精英的论战中归于沉寂。1922年11月,以大总统令形式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再次对教育体制进行调整,此次自下而上的学制改革奠定了我国教育体系的基本形态,史称“壬戌学制”。

民初十年,频繁的教育调整,不是单纯的教育改革,其根本目的是巩固新政权、维护民族资产阶级和实业者的利益,因此具有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尤其在北京、上海、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教育改革与新政府、新制度、新政令一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城市民众对现代化国家憧憬和想象的一部分。“讲义热”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决定了民国“讲义热”不是简单的规模大、数量多,而是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参与新教育、参与新国家建设的一种表现。

代替教材,解决教材紧缺的难题,是讲义在民国学校教育中最突出的作用。高等教育领域,讲义不仅替代课本,还代表着一种教育中国化的努力,在与西文书及其译本的对抗中,“讲义热”持续升温。

民国高等教育呈现多元特点,学校类型分为教会学校、清末大学堂转制的大学、民国政府创建的新式大学和民办私立大学等;大学内部设有本土的传统学科和西方舶来的新学科;教员有些是海外留学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有些是传统书院走出来的教书先生。此外,教育部一直无力规范大学教科书编审制度,这造成大学用书的混乱,其中以西文教科书及其译本和自编讲义最为普遍。20年代中期兴起的新教育运动,将“教育中国化”列为教育发展的第一要务,在高等教育界掀起了对使用西文教材的反思和批判,讲义之优长在这一过程中为更多人所认识。

创刊于1909年的《教育杂志》几乎贯穿了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全过程,作为近代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教育期刊,它刊发了大量近代著名教育家的真知灼见,也记录了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很多片段与场景。1926年第3期《教育杂志》上刊发了题为“大学教育用书问题评议”的文章,记录了彼时大学用书状况:

我国兴学二十年,无论于声光化电、政治社会终不能和人竞争,却连中等以上教科书还不能自己供给。这是何等的‘自甘暴弃’!有人或说:我的话太鲁莽了,与事实相反,是无的放矢,衡量了中等以上教育学诸公,是不知道中等以上教育界正在那里孜孜矻矻,各就自己所担任的或研究的范围,做精密的探讨,教起人来,不重讲义的或书本的,而是重口头的、实验的、学生自我活动的、师生间人格的感应的,就是为万不得已而有讲义或书本,编起来也是参引了好多种专家的书编的,并且也不失自国的精神,不过他们事物繁忙,或为‘慎重将事’起见,没有把他们穷年累月努力的结果,成部著作发表出来,所以坊间只有译本多,而学校中却有许多佳作。我诚望我的话是与事实相违,是无的放矢。我没有到各大学去访问过,也并没有通函去征求过教育用教科书现状。实际的现状,只有个中人能知道。但是,我仍有一句话要说:他们的不肯公表,视学术为私有,总是学术进步的一个障害。[1]

可见,彼时大学将西文课本用作教本非常普遍,这有切实需要的一面,但也充斥着赶时髦、图省力的私心,造成西文课本的过度使用。就这一问题,《教育杂志》另有一篇文章,分析了原因:

查国内各大学以西书为课本者十之八九,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考其原因,不外七端(一) 因无适用之中文课本。(二) 因西人之著作较优于我国人之著作。(三) 因各大学教授多自英美留学归来,教中文书或不如教西文书为易。(四) 因近来各校学生对于留学生之批评多以其英语之流畅与否为标准,故采用西文课本,易以迎合学生之心理。(五) 因晚近我国学生之有志留学海外者颇不乏人,则采用西书并以英语教授之,实又为学生他日出洋便利计。(六)因我国统计不发达,名词不统一,下手著书,殊不易易。(七) 因处今之世,不能不晓英文,而用西书讲英语,即所以助进学生之英文智识。(八) 因教授与学生,言语每不统一,故不如以英语代之。[2]

随后该文还给出了使用本国教本的四条理由:

我国各大学之教科,应以采用中文课本为原则,而以西文课本为例外。一中书为主而辅之一西文书,则可;以西文书为主而弃中文书如敝屣,置本国事实于不问不闻,则万万不可。果能如是,则有四益:(甲) 教育之效率得以增加也。一因读中文书快,读英文书慢,如以读英文书时间读中文书,其时间之节省自不待智者而知;二因能读中文者多,能读英文者少,今能如以中文为科学之演述,则国人得科学智识之机会自必加多。(乙) 教育之经济得以增进也——买西书固贵,以银洋买西书则更贵。今如能以中文课本代西文课本而仅置西文书于图书馆以供参考,则其金钱之节省又岂浅鲜?(丙)教育之体统得以保全也。夫一国有一国之文字,即一国有一国之书籍,亦即一国有一国之学校,俾得发扬文化保存国粹。今我国各大学几半为西人所代办,已甚可耻,如并我国人自办之学校,而亦一概洋化,岂不可耻可痛哉?(丁) 留学之结果可以较优也。夫一国之派留外学生,原无例行公事之性质。必也此事待考察,彼事待实习,而后选派之。否则年复一年,愈派愈多,亦犹利权之外溢耳。[3]

在本国大学课本尚未成形的阶段,上述四条理由亦可视为讲义用于大学教学之优长。

处于转型期的民国大学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特征,这造成了教学用书难以统一,讲义和西文课本是教员最常使用的教本,因此民初之大学使用讲义即非常普遍。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教育界对大学用书的本土化追求日益强烈,在对过度使用西文书的批判和反思中,讲义作为本国教科书的替代品,优长得以凸显,也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应用。因此,在高等教育领域,“讲义热”民初即有之,在教育本国化潮流中,热度不断提升。

二、适宜社会教育的平民教本

民国“讲义热”不仅存在于学校教育领域,还通过出版、报刊等现代传播途径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出现在社会教育和文化娱乐领域。通过报纸杂志面世,供市民阅读消费的讲义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利于普及知识技能的科普读物,因采用了便于阅读学习的“讲义体”,被冠以“讲义”之名,以增强讲教意味突出其权威性;另一类实为社会演讲的讲稿,报刊多会刊发讲稿全文或经整理的现场记录。

据笔者粗略统计,1912年至1949年间,有近40种报刊累计刊发讲义300余部,内容涉及军事、建筑、工业、服务业、文学艺术、医药卫生、职业教育、社会科普等40多个领域。以下列举几种与市民生活关系紧密领域的讲义,借以呈现讲义在民国社会和民众当中的影响力。

第一,文娱类,此类讲义有:《涤绾美术讲义》[4],介绍结绳技艺,讲义中插有大量配合文字的图片;《戏学讲义》[5]分七期,以专题形式介绍戏曲种类、角色、技艺等;《扑克讲义》[6]分章节介绍扑克的起源、种类、规则等;《魔术讲义》[7]每期介绍二至三种魔术技法,配合插图讲解魔术的原理、过程、成功要诀等;《舞蹈讲义》[8]讲授西方交谊舞的各种舞步技法,穿插有大量图片;《围棋讲义》[9]介绍围棋的历史、规则和基本战法;《调手讲义》[10]介绍调手练习和中国呼吸的调整方法;《大鼓书词讲义》[11]呈现大鼓书词的原文,以行间批注介绍表演技法。还有一类文娱讲义,旁逸斜出,借讲义的形式写作幽默小品文,类似今之文化随笔,其本质是供读者消遣,如《膀子讲义》《诛蚊讲义》《媚学讲义》[12]《摩登讲义》[13]等。这些文娱类讲义,将讲义进一步平民化、生活化,可见彼时民众对讲义的熟悉程度,尤其是借讲义之体例写文化随笔,读起来风趣幽默兴味盎然,足见作者和读者对讲义认识之深刻。

第二,职业教育类,这类讲义包括:《近世桥梁学讲义》[14]《教授法讲义》[15]《会计学讲义提要》[16]《电话学讲义》[17]《电码讲义》[18]《电报学讲义》[19]《商品木材的分等讲义》[20]《旅馆侍应学讲义》[21]《唱歌作曲法讲义》[22]《旅馆侍者学讲义》[23]《成本会计学讲义》[24]《毛纺工程讲义》[25]等。这些讲义不应用于学校教育,是随着各行业系统的形成,其系统内部对从业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一种材料,同时还兼具行业内部交流沟通的作用。加强行业内部交流,是民国时期各行业创建之初讲义的一项重要职能,它促进了各行业新知识新技术的共享,加快了现代行业体系的形成,还奠定了社会各行业内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技术交流。

第三,文化科普类。这类讲义传递的知识较浅,表述方式通俗易懂,主要是配合国家文教发展需要,面向社会民众普及科技文化常识。以1922年为例,为顺应国语推广政策,报刊上出现了《国音讲义》[26]《国语文讲义》[27]等语言学讲义;为向民众普及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国民素质,刊发了《算数讲义》[28]《实用救护讲义》[29]《地球讲义》[30]《孝经讲义》[31]等。讲义在平民教育中所起作用可见一斑。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是此类讲义编撰的首要原则,其作用与科普读物类似。

第四,文学艺术类。此类讲义内容为“准专业”性,讲义的深度可满足专业研究人员、教师、学生和程度较好的文艺爱好者阅读学习需要。此类讲义如《小泉云八的文学讲义》[32]《书学讲义》[33]《中国美术史讲义》[34]《书画学讲义》[35]《画学讲义》[36]《词学讲义》[37]《作文法讲义》[38]等。这些讲义的内容已达到一定专业深度,但仍在大众读物刊发,体现了一种教育平民化趋向,讲义也随传播途径的调整,在社会教育中发挥作用。

此外,民国时期还有很多医药方面的讲义,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和封闭性,这类讲义主要刊发于《民国医学杂志》《医界春秋》等专业刊物,在大众阅读类刊物上鲜有刊登。这说明,民国社会教育的推进有非常明确的领域性,像医药等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其教育社会化进程相对较慢。

1919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全国教育计划书》,该计划书在“社会教育”部分提出:“通俗讲演所之扩充及辅助。讲演所以授人一般国民之普通知识,收效极宏。拟就京师原有之讲演所加以扩充,于各省区之讲演所予以辅助”[39],希望通过社会演讲推进社会教育。此后,各类社会演讲数量明显增加,报纸杂志也经常整理刊发演讲笔录:时政类如《外交讲演录》(《国民外交杂志》1933年至1934年四期连载)、《精神演讲录》(《民鸣》1936年二期连载)、《新年演讲录》(《浙赣月刊》1940年第2期)、《柏女士演讲录》(《晨报副刊》1925年第1241期);军事类如《军事航空讲演录》(《武铎》1924年第3期)、《蒋主席在陆军大学校讲演》《民十九年剧战经过讲演录》《蒋主席军事演讲录》《世界列强各国全武装概况讲演录》《毒瓦斯演讲录》(分别载于《军事杂志》1929年第13期,1931年第32、35、38期,1932年第44期)等;宗教类如《三元一贯丹法英文演讲录》(《仙道月刊》1939年第7、8期)、《佛学研究会讲演录》(《佛化新青年》1923年第6期)、《瑜伽菩萨戒本讲演录》(《海潮音》1932年第8期)等。

将社会讲演整理成文章刊发,供更多未到场民众阅读,此举使演讲的社会教育职能得以更好地发挥。在学校教育中将课堂笔记整理成讲义是讲义的基本生成方式之一,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学术讲座后整理出的演讲录,据笔者统计,1919—1931年《北京大学日刊》累计刊发演讲录460余篇,可见这一形式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社会刊物刊发讲演录,使一种重要的大学教育方式和讲义形态为广大社会民众所熟悉和接受。与之相关,还有报刊刊发大学校内演讲录,大学内部刊物面向社会销售等。这些,都使“讲义方式”流向社会民众,推动了讲义的社会化、平民化进程。

中西教育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层出不穷的政令法规是影响民国教育发展的三大动力。讲义作为民国教育实践的重要构成,也受到这三股力量的影响:高等教育领域讲义作为教育本土化的重要手段,与西文教科书形成对应;社会教育领域,讲义在教育部政令的推动下走出校园走向民众,迈开了自己的“平民化”步伐。明了当时讲义社会化的情状与大势,再来反观大学校园中的“讲义热”,感受会更加强烈。

[1] 华超:《大学教育用书问题评议》,《教育杂志》1926年第3期。

[2] 斋勉成:《我国大学之教材问题》,《教育杂志》1925年第3期。

[3] 斋勉成:《我国大学之教材问题》,《教育杂志》1925年第3期。

[4] 《涤绾美术讲义》,《女子世界》1914年第1期。

[5] 《戏学讲义》,《游戏杂志》1914年至1915年7期连载。

[6] 《扑克讲义》,《游戏杂志》1915年至1916年2期连载。

[7] 《魔术讲义》,《繁华杂志》1914年第2、4、6期连载。

[8] 《舞蹈讲义》,《眉语》1915年第4期。

[9] 《围棋讲义》,《寸心》1917年第3、4、6期连载。

[10] 《调手讲义》,《体育季刊》1918年第1期。

[11] 《大鼓书词讲义》,《红》1923年第17期。

[12] 《膀子讲义》《诛蚊讲义》《媚学讲义》分别刊于《余兴》1915年第7期,1916年第19、21期。

[13] 《摩登讲义》,《社会评论》1933年第9、11期连载。

[14] 《近世桥梁学讲义》,《铁道》1912年第2期。

[15] 《教授法讲义》,《教育公报》1920年第9期。

[16] 《会计学讲义提要》,《南浔铁路月报》1928年第10期。

[17] 《电话学讲义》,《电信杂志》1935年第2、3、4期连载。

[18] 《电码讲义》,《中国无线电》1937年第3、8、9、12、13、14期连载。

[19] 《电报学讲义》,《电信杂志》1937年第1期。

[20] 《商品木材的分等讲义》,《木业界》1940年第1期。

[21] 《旅馆侍应学讲义》,《帆声月刊》1943年第1期,1944年第2、3、4、5期连载。

[22] 《唱歌作曲法讲义》,《乐教》1943年第1、2期。

[23] 《旅馆侍者学讲义》,《新都周刊》1943年第24、25、26、27、28、29期连载。

[24] 《成本会计学讲义》,《会计读物》1943年第4、5期,1944年第1期连载。

[25] 《毛纺工程讲义》,《纤维工业》1947年第7期。

[26] 《国音讲义》,《国语月刊》1922年第2、3期连载。

[27] 《国语文讲义》,《国语月刊》1922年第1、2、3期连载。

[28] 《算数讲义》,《学报》1912年第1期。

[29] 《实用社会讲义》,《社会学讯》1937年第8、9期连载。

[30] 《地球讲义》,《春秋》1943年第2期。

[31] 《孝经讲义》,《大众》1944年第22、23、24、25、26期,1945年第27、28、29、30期连载。

[32] 《小泉云八的文学讲义》,《小说月刊》1926年第9期。

[33] 《书学讲义》,《湖社月刊》1929年第19、21期,1930年第32期,1931年第42期连载。

[34] 《中国美术史讲义》,《湖社月刊》1930年第28、29、30期连载。

[35] 《书画学讲义》,《湖社月刊》1930年第31期。

[36] 《画学讲义》,《湖社月刊》1930年第27期,1934年第80—96期连载。

[37] 《词学讲义》,《湖社月刊》1934年第80、81、82、83、84期连载。

[38] 《作文法讲义》,《绸缪月刊》1935年第9期。

[39] 《教育部全国教育计划书》丙部分第3条,引自《教育杂志》19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