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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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山

研习现代文学者均熟知下列“今典”:其一,民国第二个十年,正由文学作家转型为大学教员的鲁迅,曾于《两地书》中屡次跟许广平谈及他“编讲义”“做讲义”的劳作,他为此购书、借书,摸索与写小说不同的话语方式,其间还翻看“旧有的讲义”,由此增添了做出“较好的文学史”之信心(见1926年10月诸信)——今人从中得见彼时大学教员当作“啖饭之道”或在学院中安身立命的一种“常规动作”。其二,民国末年问世的小说《围城》里写道:“名教授的好梦,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第七章)以上虽为戏谑之谈,亦道出民国时代大学中的一类风景。讲义之为用,首先是在课堂上作为教学生的蓝本、大纲、案头草稿;随之,成熟者也有望升格为学术著作公开出版;一旦出版,又会被所在校或其他校“指定”为教材……此为“现代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必然戏码,由此可以窥见大学中“教”与“学”的转换生成,和现代教育与现代学术互生互腴的关系。

而对上述种种,以前并无专门的研究著作。本书专力于此,对民国大学中文学科的讲义现象、讲义生态和代表文本,做了全面梳理、系统揭示、动态呈现和立体分析。这在中文学科史、中文教育史的研究中,尚属首次。对与讲义有关的制度、故实、人事、心曲……,本书有着详细、富学理性的呈现,其中不乏款款道来之笔,读之饶有兴味。所以,这本书既是一本 有学术意义的研究著作,又是很有意思和内涵的文史读物。

研治某一学科的大学教育史,特别是其中的教学活动,讲义,可以说是唯一留存下来有实物可据的材料,亦是连接教员与学生、教育与学术、前人与今人的有效的纽带。近年各种老讲义之重刊、讲义记录稿之“出土”面世,既说明这些现代高等教育初建时教学活动之伴生物的生命力,也间接印证了那时大学课堂口授笔追的诸般情状。存留至今的讲义文本,自然会有损耗,但其代表性的、最精彩的部分,无疑所在多有,只是需要悉心搜罗罢了。本书作者目验和书中涉及的讲义,即有三百余部,就“中文”学科而言,足可说明问题的大部,故此书亦称得上 史料翔实——这自然是一切研究之可信的基础。

由于作者的学术背景,本书似乎又与专治教育史的著作有所不同,其关注点、看问题的方式、人与书的选择,都自有新意。其论析是有深度的,可以丰富我们的相关认知。例如书中揭示了一些重要的现象:讲义作为史料的特点,民国大学出现的讲义热,出版视角下讲义的命运,讲义的经典化……;也提出了一些有深度的观点,如指出讲义是现代学科教育的伴生物和促进力量,讲义是产生于大学教育实践的独特述学文体,“新文学”进入大学尤仗讲义之力……;还提炼出一些有意义的概念,诸如“讲义生态”“讲义体”“准出版”,等等。再进一步探看,其在方法和视野上亦有开拓,属于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在“中文”学科内部,一定程度上勾连了“中国文学”与“语言学”,在“中文”学科的外部,与教育史(大学的学科建构、大学教员、专业课程、教材形态等)有密切结合;而在客观上,则又融入现代学术史的内容。这些,也体现了南开 大学自主设置博士学科——“高等中文教育”专业的内在特点。

金鑫君首部专著付梓在即,索序于我。作为他的博士指导人,我目睹了他写作此著的全过程。此书的前身即他的毕业论文,于今春获得敝校评颁的“优秀博士论文”奖,我亦与有荣焉。于今书稿问世,自然为他高兴,乃写就感言如上。金鑫读硕士前后,偏嗜文学写作。参与实务工作数年,幡然一改前辙,究心故纸,追影前贤,而竟能耐于枯坐,不惧覃思,排日草稿,积时而成;而又答辩顺利,多获好评,令人欣慰。此书为他的学术研究铺展了前路,其对大学中文学科的理解,也借此开启了户牖。加之他颖悟多思,亦足称勤奋,期以时日,必有大成。我于此实有厚望焉。

2016年暑热,写于八里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