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莫里哀喜剧通过译介、演出和其他方式逐渐渗入到中国的社会文化中。从1914年开始，经过早期无名译者、王了一、李健吾、赵少侯等几代翻译家的努力，莫里哀的所有剧目都被译成中文，在与西方文化传统迥异的中国现代语境中经由翻译获得新生。莫里哀喜剧的翻译，同时存在改译、转译和翻译等诸种形式，表现出中国接受莫里哀喜剧历史过程的曲折性。在中国话剧舞台上，20世纪上半期出现过穿着长衫、旗袍等时装演出的经过编译的《伪君子》、《财狂》等剧，也有50年代和80年代从形式上模仿西方话剧的布景设计、服饰化妆乃至动作腔调的莫里哀喜剧，还有新时期以来大学校园中对莫里哀喜剧演出新形式的实验和探索，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出都参与了中国话剧的生成和发展。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接受主要经由翻译和演出两种途径，但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渗透和体现。在上海的租界，有以莫里哀命名的道路，中国文人曾凭借着这一符号在想象中接近法国文学的世界。在早期的中国电影中，侯曜的《伪君子》明显受到莫里哀《伪君子》剧作的影响。在80年代，中国有相当一批观众都对法国60年代拍摄的传记电影《莫里哀》记忆深刻。可以说，在所有的法国喜剧作家中，莫里哀在中国是最广为人知的；他的经典喜剧，尤其以《伪君子》和《悭吝人》为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既参与建构了中国人关于法国喜剧的社会总体想象，又成为中国现代喜剧借鉴和模仿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