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原名Jean-Baptiste Poquelin）是法国17世纪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古典主义喜剧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法国19世纪著名文学史家朗松（Gustave Lanson,1857—1934）认为，在法国17世纪的所有作家中，莫里哀是最确切、最广泛、最完整地表现出法兰西文化特性的一个作家[1]。莫里哀一生共创作了三十余部喜剧，在他领导的剧团中莫里哀兼编、导、演于一身，其喜剧深受人们的青睐。他的喜剧自17世纪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深刻影响了后世各国作家的喜剧创作。
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莫里哀喜剧也逐渐越出欧洲本土，辗转进入文化发生剧烈变革的异域中国。莫里哀喜剧与中国话剧的对话时间长达百年，中国在接受莫里哀喜剧的过程中，除了来自法国本土的直接影响以外，还同时受到日本、英国、美国和苏联等国对莫里哀喜剧再阐释的影响，中间媒介的多元性使得莫里哀喜剧与中国话剧之间的“影响—接受”过程变得异常曲折、复杂。在莫里哀喜剧进入中国的20世纪初期，历史时代的新旧交替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过程纵横交错，构成了通过戏剧交流而展开的两种异质文化互相对话的基础。如同其他文化交流一样，分属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戏剧进行交流对话，往往会动摇原有的戏剧观念和本土戏剧语言的稳定体系，使两者在冲突中走向开放和融合。作为一位在世界剧坛上早就享有国际声誉的剧作家，莫里哀用他的喜剧作品给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得以领略法兰西文化风俗和心灵情感的动态窗口。同样，基于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现了莫里哀喜剧这一古典主义文学样式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凸显出来的现代价值。
在20世纪这一长时段中，莫里哀喜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学之间的持续对话，既对中国话剧的创作和表演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的确立和发展。喜剧的概念是随着近代中国学术的建立才出现的一个范畴，它在中国的确立过程中明显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此外，中国早期译介的莫里哀喜剧有一些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原作在英语文化语境中遭到的误读也部分地影响到了中国人对莫里哀喜剧作品的解读。中国学术界围绕着莫里哀喜剧建构起来的话剧批评话语，在某一阶段显然也受制于苏联的外国文学批评。
因此，“莫里哀喜剧与20世纪中国话剧”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话剧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对世界范围内的莫里哀喜剧研究构成了一个有益的补充。本书试图在20世纪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下，考察莫里哀喜剧与中国话剧、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总结我国在吸收外国戏剧文化、进行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和规律。
一、世界文学视野关照下的中国莫里哀喜剧研究
莫里哀本人虽然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受到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晚清士人的关注，但他的喜剧是在20世纪初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才开始逐渐进入中国的。在20世纪，中国对于莫里哀喜剧的研究，不仅大量吸收了西方已有研究的优秀成果，借鉴西方学术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还同时延续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某些治学之道，使得中国的莫里哀喜剧研究显示出与西方研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西方的莫里哀喜剧研究——中国莫里哀喜剧研究的基础
对于莫里哀及其喜剧的评论和研究，自他在世之日起，三百余年来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仅用博士论文文摘数据库Dissertations（收录1861年以来欧美千余所大学的160万篇学位论文）就检索到218部关于莫里哀喜剧的博士论文。可见，西方学者在莫里哀喜剧研究方面的成果相当丰硕。西方的莫里哀喜剧研究不仅在作家、作品、演出等各个文艺学的层面上展开，还同时借鉴采用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研究方法加以阐发。
伴随着“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和比较文学学科的逐步建立，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欧洲大陆学者开始关注莫里哀喜剧与邻近各国的文学关系，注重考察莫里哀喜剧在欧洲文学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仅仅在1888年—1913年间，就先后有四部博士论文出版，分别研究莫里哀喜剧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英国文学的关系[2]。此外，还有众多学术论文以葡萄牙语、波兰语、荷兰语等其他语言写就，研究莫里哀喜剧在欧洲各国的译介及其对于欧洲各国喜剧创作的影响。由于欧洲大陆的各国地理位置相接，文化交流活动相对较为频繁，并且欧洲各国的文学一般而言都是在共同文化中孕育产生的，例如早期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世纪的拉丁文化等，先天的亲缘关系也为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便利条件。以上提及的诸多研究成果都属于比较文学范围内传统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这些研究著作非常注重欧洲各国文学间的事实联系，资料翔实，史实确凿，但是对于莫里哀喜剧在欧洲文学精神层面接受动因的开掘似乎有些关注不够。
至于莫里哀喜剧与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文学之间的关系，囿于语言和文化的限制，西方学者的研究相对较少。法国远东学院的图书馆存有涉及莫里哀与法属殖民地文学关系的部分资料。关于莫里哀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资料相对匮乏。在法兰西喜剧院图书馆保存的非正式出版物中，有份打印稿件题为《莫里哀的〈悭吝人〉》（Théodore Lorin, l'avare de Molière,1856），作者泰奥道尔·劳翰（Théodore Lorin）列举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吝啬为主题的喜剧文本，其中提到了法国汉学家儒莲（Julien Stanislas，1797—1873）和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1799—1863）翻译的《看钱奴》译本[3]。综合各国以吝啬为主题的喜剧文本，泰奥道尔·劳翰对于莫里哀的喜剧手法赞誉有加，而对中国元杂剧中刻画吝啬鬼性格的艺术手法持贬抑态度[4]。1886年，晚清出使法国的外交官陈季同在其以法语写作出版的《中国人的戏剧》一书中，提出了与泰奥道尔·劳翰相反的看法，陈季同认为《看钱奴》全剧表现了一以贯之的吝啬性格，《看钱奴》的结尾也比莫里哀的结尾更加尖刻、出人意料。[5]以上这两篇文章对于莫里哀喜剧和中国戏剧的看法在评价上虽各有不同，但都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世界文学视野的观照下对中西戏剧的不同特性进行阐释，尤其是陈季同的论述，开启了中国莫里哀研究之滥觞。
陈季同在《中国人的戏剧》一书中，前言开篇便是对莫里哀的致敬与赞美，他本人甚至自称为“莫里哀的弟子”。陈季同在正文中又有近十处提到莫里哀：他钦佩莫里哀的伟大人格，称莫里哀为“勇敢者的头领”，欣赏这位剧作家与社会中的黑暗丑恶进行抗争的勇气；他折服于莫里哀喜剧的艺术魅力，认为莫里哀用“讽刺取得的进步胜过多次革命的结果”；他还多次创造性地分析莫里哀喜剧中的人物、情节和结构，运用中西戏剧比较的方法彰显中法戏剧传统的不同特色。他的这些评论在当时的欧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但他的著述是以法文写成，面向的潜在读者是西方大众，而非中国学界，所以迟至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位中国莫里哀研究先行者的发聩之见。
因此截至19世纪末，虽然有陈季同对于莫里哀喜剧的评论，虽然有中国本土租界内教会学校用外语进行的莫里哀喜剧演出，但中国知识界真正关注莫里哀其人、系统研究莫里哀喜剧，是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二）20世纪的中国莫里哀喜剧研究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译介和上演，对于莫里哀本人及其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也日渐丰富。中国对于莫里哀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对莫里哀生平和喜剧创作的总体研究
1914年，莫里哀喜剧的中文首译在杂志上连载。[6]到了1923年，就出现了一些莫里哀评传的译述文章。[7]1927年，曾朴翻译出版的《夫人学堂》有两篇附录：《喜剧大家穆理哀小传》和《节译法赅（Faguet）法国文学史》[8]。这两篇附录向20年代的中国读者介绍了莫里哀其人其作，并高度评价了莫里哀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1935年，王了一（王力）出版《莫里哀全集》第一卷，译文前附了长达122页的克利马列斯特（Grimarest）所作的《莫里哀传》（Vie de Molière）。[9]克利马列斯特可称最先为莫里哀立传之人，这篇传记保存了许多宝贵资料，偶有缺漏之处，也由1824年《莫里哀全集》的编者根据其他材料予以补正。因此这篇《莫里哀传》对于当时的读者了解莫里哀的生平创作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10]早期对莫里哀生平和喜剧创作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是杨润余的《莫里哀》一书。[11]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还翻译出版了苏联C.莫库里斯基（C. Мокульский）所著的《莫里哀》和《论莫里哀的喜剧》。[12]60年代唐枢编写了《莫里哀》[13]的小册子。在这段时期里，苏联对于莫里哀的定位、对其喜剧的评价和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理论批评界。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关于莫里哀生平和喜剧创作的总体研究，仅有北京师范大学陈惇教授的一部著作《莫里哀和他的喜剧》[14]，但是先后翻译出版了三部西方关于莫里哀的传记，分别如下：
[法]博蒙(Pierre de Beaumont)著：《莫里哀生平和著作》，孟庆奎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苏]布尔加科夫(М.А. Булгаков)著：《莫里哀传》，臧传真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
[法]皮埃尔·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著：《莫里哀传》，朱延生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以上这三本译作加上陈惇的专著，成为新时期以来各种莫里哀研究论文的基本参考书目。
对莫里哀生平和喜剧创作的总体评述，还出现在各种法国文学史的教材中。[15]在1928年—1933年，仅上海的出版界就出版和再版了七种不同的法国文学史书籍，有些是对当时西方出版的法国文学史著作的翻译，有些则是编译结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级大中专院校也组织编写了不同种类的外国文学史，这些文学史教材中对于莫里哀的描述介绍都与同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界的评论文章保持一致。
除了以上这些著作，还有其他论述莫里哀生平和喜剧创作的文章散见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报刊之中。这些报刊文章的总体特点是以评述为主，较少学理分析。
虽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莫里哀评传流于粗疏，多有讹误，但鉴于这些著述所产生的历史时期，倒也不可苛责。80年代译介的几种莫里哀评传，满足了十年文化匮乏之后大众极度渴求外来文化的心理，较为迅速及时地传递了国外莫里哀研究的最新动态，扩大了读者对于莫里哀喜剧的理解和认识。但此后二十年间中国研究界对于国外莫里哀研究的新动态未能保持高度敏感性，新的莫里哀研究成果没有得到及时译介，大批期刊文章仍然以80年代陈惇的著述和三部译著作为主要参考书目。这一现象，或许和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发生转移有关，也可能源于翻译界译书风尚的转变，总之，是多重因素造成了中国莫里哀研究相对滞缓的局面。
2. 关于莫里哀喜剧的专门研究
莫里哀喜剧的研究最早发端于大学校园，在高等学校教育体制和学术传承的双重保证之下，逐渐发展起来。周作人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是他在北京大学使用的自编教材，自古希腊文学讲起，下限截至18世纪。他评价说法国喜剧始成于莫里哀，并简要介绍莫里哀的代表作《可笑的女才子》、《夫人学堂》、《伪君子》和《愤世嫉俗》，认为莫里哀之绝作《愤世嫉俗》“喜剧而具有悲剧之精神”[16]。他的评价以及他本人在当时学院派批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学者对莫里哀喜剧的理解和论断。
在各种介绍莫里哀生平创作的译述文章中，偶尔也会涉及对莫里哀喜剧的评价。但仅仅是只言片语，不成系统。焦菊隐1928年发表在《晨报》上的《〈伪君子〉序》[17]，在笔者看来是早期中国莫里哀研究中质量最高的一篇，这是焦菊隐为自己的《伪君子》译本所写的序言，虽然现在译本已经散佚不可考，但这篇文章却称得上是我国20世纪20年代莫里哀研究的重要成果。该文首先介绍了莫里哀的生平及其个人气质，又将莫里哀喜剧与中国古代喜剧进行对比，进一步指出莫里哀喜剧的民族特性。他比较了中西戏剧手法及其喜剧内涵，提出中西戏剧的异同所在。这篇文章最早将莫里哀喜剧与中国古代喜剧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带有鲜明的比较文学特色。
在30年代前后，还有一些报刊文章涉及莫里哀喜剧研究。这些文章比较关注莫里哀喜剧的代表作，如《莫里哀的〈恨世者〉》[18]、《关于毛里哀的杰作〈悭吝人〉》[19]等。马宗融则从莫里哀的中文译本入手，对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五个译本进行分析比较，从文本翻译的角度进行批评，希望提高莫里哀戏剧的翻译水平。[20]40年代的报刊中偶尔也会登载《伪君子》和《悭吝人》的演出消息，这些演出也多集中在大学校园内[21]。40年代莫里哀喜剧研究多是学院派的。李赋宁1939年—1941年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部师从吴达元研究法国文学，1941年他以一篇题为《莫里哀喜剧中的悲剧因素》（Tragic Elements in the Comedies of Molière）的硕士论文答辩毕业。[22]吴达元编著的《法国文学史》上下两册（中法教育基金会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中第十章专论莫里哀，除了第一节简单论述莫里哀生平外，其他小节分别论述莫里哀的创作、思想和艺术，还专节讨论《伪君子》剧作。在清华大学的西南联大时期，吴达元、李赋宁等人都为学生开设过“欧洲戏剧史”课程，在课堂上讲授过莫里哀及其喜剧。[23]
李健吾1949年在开明书局出版了八部莫里哀译作，在每部译作的序言中，都对所译的剧作有较为详尽的介绍和阐释。五六十年代李健吾身兼译者和学者，在莫里哀喜剧的研究方面用力颇深。他不仅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研究莫里哀喜剧，而且对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演出也有相当到位的论述。他的戏剧评论文章高屋建瓴，侧重对莫里哀喜剧的总体研究，如《莫里哀的喜剧》（《文学研究集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莫里哀喜剧六种〉序》（《戏剧研究》，1959年第5、6期）、《法国大喜剧家莫里哀》（《文学知识》，1959年10期）等论文。此外，还有对单部剧作的分析评论，如《关于〈逼婚〉》（《剧本》，1962年1期）。从1954年下半年起，文化部抽调李健吾参加北京上海两地的编剧师资进修班的教学工作，专讲莫里哀。他还为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剧组讲授分析莫里哀喜剧，就如何排演莫里哀喜剧进行艺术指导，演出后还积极进行评论，总结演出的经验教训。[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莫里哀喜剧的研究文章增多，但选题仍多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方面着眼，总体而言是属于外国文学学科范围内的研究。对主题思想的归纳，仍然受此前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莫里哀喜剧是充满社会讽喻含义的现实主义喜剧，相关文章有陈立富的《深刻辛辣的讽刺艺术——简评莫里哀喜剧特点》（《当代戏剧》，1985年第7期）、奠自佳的《永世不谢的喜剧艺术之花——莫里哀喜剧思想浅析》（《法国研究》，1985年第3期）等。对莫里哀喜剧人物形象的分析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中有对单个喜剧人物的评析，还有对某种喜剧人物类型的研究，前者如程继田的《答丢夫形象简析》（《名作欣赏》，1981年第2期）、吴培德的《〈吝啬鬼〉中的阿巴贡形象》（《昆明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郭耀耀的《莫里哀的“汝尔丹先生”》（《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2期）等论文，后者如龚如山《理性的强音，智慧的彩虹——浅谈莫里哀笔下的仆人形象》（《成都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等论文。还有一批文章将莫里哀喜剧和莎士比亚喜剧进行比较，但这些研究所使用的资料一般是中译文，很少参照原文进行分析论述，观点仍然是对文学史教科书的陈陈相因，论述欠缺深度。这一时期还有关于莫里哀喜剧理论专章专节的论述，较为突出的有余秋雨的《戏剧理论史稿》和陈瘦竹的《戏剧理论文集》。
至于演剧方面的文章，多是导演手记、演员札记或者观众观剧感受，侧重演出的事实描述，缺乏深层次的学理分析。[25]因此，整体说来，这类文章比较零碎，不成体系。但这些原始资料有助于我们进行演剧史的梳理，还可以从中分析中国观众对莫里哀喜剧的审美取向和接受心态。
3. 比较文学视野观照下的莫里哀研究
陈励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人文版）1991年第3期上发表了《莫里哀与中国》的论文，1995年此文收入钱林森主编的《法国作家与中国》一书。《莫里哀与中国》共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介绍了莫里哀喜剧在中国被文人推崇的历史状况，分为莫里哀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以及中国人对莫里哀接纳的三个层次进行论述，并分析了中国文人接受莫里哀喜剧的心理机制；后半部分以焦菊隐、李健吾、杨绛等人为例论述了中国剧作家受到莫里哀喜剧的影响。陈文开启了“莫里哀与中国”这一比较研究课题的先声，对我们了解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状况以及我国对莫里哀喜剧的研究状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新时期以来和莫里哀相关的硕士、博士论文各有一篇：一篇是胡承伟的硕士论文《论莫里哀的创作思想》（198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法国文学专业）；另一篇是傅少武的博士论文《李渔与莫里哀比较研究》（2003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学专业）。胡承伟的论文作为新时期的第一篇研究莫里哀的学位论文，他将莫里哀作为“现实主义大师”和“唯物主义者”来认识，思想观点与其导师李健吾的观点颇为相近。傅文则着眼于莫里哀喜剧与李渔喜剧在创作、理论、思想、影响等方面的平行比较，由于过多突出两者之同，而忽视了两个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最终的结论似流于空泛。
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以来，新一批的年轻研究者注意到可以借助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拓展中国的莫里哀喜剧研究。但由于对比较文学的方法论还存在一些误解，因而相当一批研究文章使人感觉是“为比较而比较”的。[26]近年来还有一些文章，逐渐开始关注、总结中国戏剧研究者对于莫里哀喜剧的研究状况，例如王德禄的《评李健吾对莫里哀喜剧的研究》（《晋阳学刊》，1991年第5期）、韩益睿的《二十年来中国莫里哀研究现状初探》（《社科纵横》，2006年第1期）、陈惇《新中国莫里哀研究六十年》（《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等。这些论文总结了中国关于莫里哀喜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提出了一些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但或许受论文篇幅所限，有些问题尚未及展开，还需要后来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莫里哀研究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对于莫里哀其人其作从各种角度、各个层面展开研究，其中包括从比较文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囿于语言和文化，国际学界鲜有人关注莫里哀喜剧与中国话剧、中国文学的关系。然而这个研究空白是有志于此的中国学者可以填补的。中国的莫里哀喜剧研究仍然集中在喜剧观念、作品风格、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分析，即使在这些方面，也存在着以下问题：宏观性、综合性的概述文章较多，具体的分析文章则只集中在《伪君子》、《吝啬鬼》等代表性剧作上，例如在1979年—2000年间，国内研究莫里哀喜剧论文有三十余篇，其中《伪君子》喜剧的研究论文有二十余篇，占全部研究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此外，关于国外优秀的前沿研究成果缺少译介。吴达元和李健吾等早期研究者往往参阅大量的西文资料，例如吴达元所著《法国文学史》中17世纪就参考了法文资料上百种，而其中莫里哀研究著作有二十余种。目前的研究者参阅的是上一辈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80年代译介过来的几种莫里哀传记，陈惇、余秋雨、陈瘦竹等人的莫里哀研究论文中，引用的译文均出自李健吾先生的中译本，许多观点也深受李健吾、吴达元等前辈学者的影响。至于新时期以来发表的诸多期刊文章，由于缺乏第一手材料，不熟悉国外的最新研究情况，所做的研究有时是对已有成果的重述，有时则囿于所见，未能提出新问题。
鉴于以上种种问题，在莫里哀喜剧与20世纪中国话剧、中国文学的关系方面，留待研究的问题相当多，需要后来者继续努力，从每一个具体问题入手，逐渐拓展、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
二、“莫里哀喜剧与20世纪中国话剧”研究思路
“莫里哀喜剧与20世纪中国话剧”的研究课题基于比较文学的“影响—接受”研究理论，尝试在一个世纪的长时段里以中国对莫里哀喜剧的翻译、演出和评论为核心，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上，“以接受美学为基础建立一种可能的文学史”[27]，即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效果史”和“接受史”。这一研究思路大致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莫里哀喜剧法国本土的形态是其在中国传播接受的基础。莫里哀喜剧的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变化的。自17世纪诞生以来，它经历了三百年的阐释和解读，形成了20世纪法国人眼中具有永恒艺术魅力并充满现代意识的莫里哀喜剧。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为了改革旧戏，需要借助西方话剧来创建中国新剧，而英法风俗喜剧追根溯源都必将回到莫里哀那里去。莫里哀喜剧作为喜剧文类的典型代表，进入到中国受众的视野。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接受又是以整个法国文学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传播接受作为框架的，法国文学在中国接受的特点也影响到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影响和接受。但基于莫里哀喜剧的独特性以及中国20世纪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接受又有其独特之处。对具体问题的分析需要建立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因此本文在第一章将对莫里哀喜剧进行简要概括并梳理它在20世纪中国的接受史，为以后各章的分析奠定基础。
第二章将考察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代表性译者和译作，通过翻译研究揭示莫里哀喜剧在中国话剧历史上的接受形态和特征，分析莫里哀喜剧对于中国话剧尤其是现代喜剧这一文类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些学者、作家同时致力于莫里哀喜剧的翻译，如王了一（王力）、李健吾等。但学术界对于这些具有多重文化身份的译者给予的关注和研究都远远不够，以李健吾为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论著专门研究李健吾对于莫里哀喜剧的翻译。早期还有一些改译或者转译的莫里哀喜剧，无论这些翻译或者改编在艺术上显得如何粗糙，但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就会发现正是它们在莫里哀喜剧与中国现代喜剧之间搭建了桥梁。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翻译，同时它也将一种思想、观念和文化移译到异国。莫里哀喜剧在中国话剧文学界的影响和接受效果集中体现在译者和译作身上，这些译者对于中国现代喜剧的形成曾经贡献过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些译作也对中国现代喜剧的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
演出是莫里哀喜剧对20世纪中国话剧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演出史也是接受史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莫里哀喜剧在文学界的译介和戏剧界的上演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莫里哀喜剧的中译者往往是演出的编剧、导演或文学顾问；但同时译介和演出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反差。莫里哀喜剧的翻译数量众多，某些剧目甚至不止一个中译本，但在舞台上搬演最为频繁的剧目仅有《悭吝人》和《伪君子》，它们还被不同程度地多次改编。国内已经出版的几部以“中国话剧史”为题的著作，有的侧重戏剧运动的勾勒，如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等。有的侧重戏剧文学（剧本）的分析，如胡德才著的《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等。这些著作对于戏剧舞台艺术实践仅略有涉及。考虑到戏剧作为舞台艺术的属性，因而考察外来戏剧在本土的接受，不能不涉及演出层面的研究。因此分析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演出，探讨观众对莫里哀喜剧的接受情况，有助于我们把握莫里哀喜剧在中国话剧界的整体接受效果。有鉴于此，本文第三章将在文学文本分析之外关注莫里哀喜剧从译本到舞台演出的转换，考察以往中国莫里哀喜剧研究中未曾关注的一些问题。
最后，“莫里哀喜剧与20世纪中国话剧”这一研究课题将从学术批评史的角度考察中国学界对莫里哀喜剧的接受状况。中国学术界围绕着莫里哀喜剧展开的批评话语是与莫里哀喜剧的翻译、演出同步进行的，也与喜剧观念史的发展紧密联系。译本的前言、后记、注释等“周边文本”折射出中译者对莫里哀喜剧的认识，演出前后各种报道、评述、观后感以及表演经验谈也表现出媒体、参与演出者和观众对于莫里哀喜剧的感受，这些散见于各处的长短文字是批评话语的一部分。此外，批评话语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学院派的评论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建立在莫里哀喜剧这一外国文学基础之上的批评话语，话剧界和学术界在建构莫里哀喜剧与中国话剧、中国文学关系的时候，怎样将作品中的异质因素纳入到接受者体系的文化传统之中？这些批评话语得以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在某一阶段，某种批评话语占据莫里哀喜剧研究的主流位置，取得了话语霸权，这一机制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运作的？本文力图将批评者主体、社会语境以及话语生产机制几个方面沟通起来，以此为背景来理解特定文化语境下对于莫里哀喜剧的阐释和研究。
总而言之，“莫里哀喜剧与20世纪中国话剧”将致力于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试图考察莫里哀与20世纪中国话剧、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思考现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戏剧领域的某些跨文化问题：喜剧文类如何经由翻译在中国确立、成熟；喜剧表演如何促成了话剧演出的现代化；喜剧批评如何促进了中国学术批评话语体系的建立等等。
[1] 参阅Gustave Lanson,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is: Hachette et Cie, 1912, p.530.
[2] Auguste Ehrhard, Les comédies de Molière en Allemagne: Le thétre et la critique, Paris: Lecène et Oudin, 1888.Guillaume Huszar, Molière et l'Espagn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07.Pietro Toldo, L'uvre de Molière et sa fortune en Itali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12.J.E.Gillet, Molière en Angleterre:1660—1670,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13.
[3] 据李声凤的考证：《看钱奴》一剧曾由儒莲翻译为法文，因为儒莲在1832年出版的《灰阑记》前言中提到想要出版四个元杂剧法译本，其中之一就是《看钱奴》。（“Nous proposons de publier bientôt quatre de ces pièces que nous venons de traduire: l'Avare(91), Pheng-iu-lan(100), Le Ressentiment de Teou-ngo(86), et La Chemise confrontée(8).” Stanislas Julien: Hoe-Lan-Ki,ou l'Histoire du Cercle de Craie, drame en prose et en vers, traduit du chinois et accompagné de note, Londre, 1832. note de la Préface, p.ix.中译文：“我们建议，随后就出版我们刚翻译完的其中四部剧作：《看钱奴》、《冯玉兰》、《窦娥冤》和《合汗衫》。”）但此译本最终未能出版。因为巴赞在《亚洲学刊》上连载《元朝一世纪》时，提到：“儒莲先生的翻译没有出版，不过，在诺代（Naudet）先生翻译的《普劳图斯戏剧集》中《一罐金子》作品后面，我们可以读到有关此剧（指《看钱奴》）的一段分析。”（“La traduction de M. Julien n'a pas été imprimée; mais on trouve une analyse, à la suite de l'Aulularia, dans Le théâtre de Plaute de M. Naudet.” Antoine Bazin: Le siècle des Youên, 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puis l'avènement des empereurs mongols jusqu'à la restauration des Ming, in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1851, tome.XVIII, note, p.546）儒莲的《看钱奴》只有片段译文被收入德庇时《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一书1837年法译本的附录。（Stanislas Julien:“l'Avare, comédie chinoise”, J. F. Davis: La Chine, ou Description Génerale des moeurs et des coutumes, du gouvernement, des lois, des religions, des sciences, de la littérature, des productions naturelles, des arts, des manufactures et du commerce de l'empire chinois, traduit de l'angalais par A. Pichard, revu et augmenté d'un appendice par Bazin Ainé, Paris, 1837, pp.385-389.）1856年Théodore Lorin稿本中引用的《看钱奴》译文和1886年陈季同《中国人的戏剧》一书中引用的《看钱奴》译文，均与1837年德庇时著作法译本附录中提到的译文相同。
[4] Il n'est pas jusqu'aux auteurs dramatiques chinois qui ne se soient égayés aux dépens de l'avarice. Messieurs Julien et Bazin nous ont donné la traduction d'une comédie ou drame, mêlée de couplets, qui finit par ce trait de caractère que Molière n'et peut-être pas désavoué, mais que d'ailleurs son plan ne lui et point permis d'employer.“Mon fils , dit l'avare chinois, ma dernière heure approche. Quand je ne serai plus, n'oublie pas d'aller réclamer les cinq liards que me doit le marchand de fèves.”(Théodore Lorin, l'avare de Molière, 1856, p.6.)中译文如下：“所有的剧作家——甚至中国作家——都曾津津乐道于吝啬这一题材。儒莲先生和巴赞先生为我们带来过一部掺杂有唱段的喜剧或正剧的译作，它是以这样的性格刻画结束的（对此写法，莫里哀或许并不反对，不过他的构思也不会容许他予以采纳）：我的儿啊，这位中国吝啬鬼说道，我快不行了。我走了以后，别忘了去跟那卖蚕豆的小贩讨回他欠我的五文钱。”
[5] “Voilà ce qui s'appelle un caractère soutenu jusqu'au bout. Ce trait de la fin vaut mieux encore que le dernier mot d'Harpagon:‘Et moi, ma chère cassette!’ Il est plus piquant, plus inattendu.” (Tcheng-ki-Tong, 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étude de moeurs comparées, Paris,calmann lévy,1886. p.198.)中译文：“这就是一以贯之的一种性格。这样的结尾比阿巴贡的临终遗言还好，‘哦，我亲爱的珠宝箱！’它比阿巴贡更尖刻，更出人意料。”（陈季同著：《中国人的戏剧》，李华川、凌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6] [法]摩里埃尔氏作：《守钱奴》，惟一、贝母、竹溪乐天生译述，徐枕亚润词，《小说丛报》1914年6月第2期—1916年3月第20期连载。【第2-3期署“惟一译述，枕亚润词”，第4-7期（1914年9月—1915年1月）仅署“惟一”，此后8-11、14期署名“贝母”，16-20期署“竹溪乐天生”，12、13、15期未载译文】
[7] 张志超：《法国大戏剧家毛里哀评传》，《文哲学报》，1923年3期；哲民：《莫里哀及其戏剧》，《世界日报》1927年6月26日，7月12日。
[8] 穆理哀著：《夫人学堂》，东亚病夫（曾朴）译，上海：真美善书店，1927年。
[9] 莫里哀著：《莫里哀全集》（一），王了一译，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年。
[10] 克利马列斯特著：“莫里哀传”，《莫里哀全集》（一），王了一译，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年。
[11] 杨润余著：《莫里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万有文库”第一辑丛书之一，1931“百科小丛书”再版）
[12] [苏]C.莫库里斯基著：《莫里哀》，徐云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
[13] 唐枢编：《莫里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14] 陈惇著：《莫里哀和他的喜剧》，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
[15] 详见附录四“中国论及莫里哀的文学史著作简表”。
[16] 周作人著，北京大学编译会审定：《欧洲文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18年。
[17] 焦菊隐：《〈伪君子〉序》，《北平晨报》1928年4月16日—23日，后改名为《论莫里哀》，收入《焦菊隐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
[18] 赵少侯：《莫里哀的〈恨世者〉》，《文艺月刊》第6卷第4期，1934年10月。
[19] 衍昌：《关于毛里哀的杰作〈悭吝人〉》，《世界日报》，1929年8月17日。
[20] 马宗融：《从莫里耶的戏剧说到五种中文译本》，《文学》第3卷第5期，1934年。
[21] 详见附录二“中国上演莫里哀喜剧简表”。
[22] 参阅李赋宁著：《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2页；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编：《李赋宁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23] 参阅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24] 参阅李健吾：《试谈导演莫里哀的喜剧》，《戏剧学习》第8期，1960年3月；李健吾：《〈伪君子〉——莫里哀的戏中演得最多的一出》，《北京日报》，1959年8月7日。
[25] 相关文献详见“参考书目”中的期刊论文。
[26] 例如以下数篇：汤志民：《莎士比亚与莫里哀戏剧创作比较》，《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李鸿泉：《莎士比亚与莫里哀喜剧艺术比较》，《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6期；苏永旭、赵晓玲：《莎士比亚与莫里哀典型观的三个基本区别》，《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刘中阳：《奥赛罗与伪君子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7卷第6期。
[27] 姚斯著：《走向接受美学》，《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