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若干问题

一、传媒文化的场域构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一个复杂的宏大工程，又是一个包含了很多矛盾和差异的历史进程。如果用现有的西方理论来加以考量，有时很难说明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从广泛自由的市场经济到中心化的政治体制，从高度娱乐化的传媒形式到高度受控的新闻场域，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边缘地区到高度现代化的东南沿海城市，从传统复兴的诉求到极具当代消费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可以说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现象和要素都被挤压在一个当下的平面上。当代社会和文化像一个高度浓缩的巨大容器，其中蕴涵了多种多样的异质成分，它们相互作用，充满了矛盾和张力。

在这样的语境中，传媒文化也必然带有复杂的矛盾性。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当代传媒文化。晚近一个流行的文化社会学概念是所谓“场域”^[1]，这个概念在物理学上就是“场”。通俗地说，场就是不同的力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某种结构形态。其实场域的理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就已经有了。恩格斯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无数相互作用的力构成了某种“平行四边形”的“合力”，这就构成了历史的结果。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当代传媒文化，首先要搞清的是在传媒文化中有哪些不同的力构成了当下的场域，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并在场域中起何种作用。

在展开这样的审视之前，让我们引入另一种方法，即威廉斯的三种文化结构论。在英国学者威廉斯看来，任何社会一般来说都会同时存在三种有所区分的文化，他称之为“主导文化”、“新兴文化”和“遗存文化”。三种文化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力量，进而形成相互交织、彼此抵牾的复杂结构。^[2]

威廉斯的三种文化张力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如果我们具体地考察中国当代传媒文化时，也可以找到一些处于复杂张力关系中的亚文化形态。简单地说，这些亚文化可以区分为如下三种典型形态：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另外还可以加上青年亚文化。主导文化是明显的中国特色，是国家或政府声音在文化中主导地位的呈现，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导向性。这一文化有力地控制着传媒体制，制约着各种传媒资源，并通过体制性的渠道来作用于传媒。精英文化是知识阶层的文化，它与主导文化有所不同，带有鲜明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但精英文化通常属于少数人文化，限于知识界和学术界，常常很难直接作用于大众。大众文化则是市场导向的产业化文化，它依从于商品交换的市场法则，以大批量的娱乐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为特征。这里，尽管我们所分析的三种中国传媒文化并不对应于威廉斯的三种文化，但威廉斯所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抵牾关系的观点却同样是适用的。显然，中国当代传媒场域中的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它们通过各式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接收，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过程和关系方面形成了各自的或整体的影响。一方面，三种文化各有其特色，彼此占据了不同的场域位置，具有不同的资源和生产、消费者。主导文化借助于官方文化体制，拥有巨大的资源和行政权力，因而处于相当优越的权威地位。精英文化退缩在知识阶层里，具有某种小圈子的性格，但其对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关注使之具有某种文化批判的力量。大众文化以娱乐化和快感化的文化消费为主旨，以产业形态和市场交换为手段，提供了广泛的大众娱乐资源。另一方面，这三种文化虽然各有其特征，但它们并不是独立运作互不关联，而是在当代传媒文化场域中处于相互作用的形态中。从前一个方面看，三种文化各有其场域，这就形成了中国当代传媒文化场域的三个次场。如果用布尔迪厄的权力与文化的关系理论来分析，那么，显然，主导文化形成了某种权力场，而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依次关联着这个权力场。即是说，主导文化除了有自己的次场之外，还不可避免地以种种方式作用于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从后一个层面说，它们彼此互动而形成一种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状态，从而决定了当下中国传媒文化的基本特质。比如，主导文化已经日益渗入大众文化中，或者说，主导文化改变了传统的说教和宣传的方式，正在熟练地运用大众文化娱乐化的方式发挥作用。反之，大众文化也在利用主导文化的资源、体制和空间，推展自己的运作领域和扩大商业利益。这两种文化的结盟是当下中国传媒文化最值得分析的关系形态。至于精英文化，从本性上说它与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都保持着一定距离，坚持自己的特性。但是，在主导文化的政治权威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压力这双重挤压中，精英文化也在悄悄地改变自己的形态。这就是它正在消解自己与其他两种文化的距离，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或是进入主导文化体制，或是进入大众文化传媒场域，借助这些更具影响力的传媒形式来获取文化资本和货币资本。这就使得精英文化在当下中国传媒文化中面临着危机。布尔迪厄曾指出的知识分子与传媒互搭梯子彼此互惠的现象，在中国当下传媒文化中很是常见。^[3]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传媒文化的本性通常要么为权力体制所控制，要么为商业法则所支配，从根本上说它并未给知识精英们留有什么空间。精英文化在传媒文化中的衰落已成为我们必须加以严肃思考的问题。三种文化相互作用形成了某种合力或“平行四边形”。本书的诸多层面的传媒文化分析，都会触及这三种文化各自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

二、视觉文化的转向

从传媒方式的历史演变来看，不同的时期一定会有不同的传媒形式占据主导地位。最常见的区分是所谓口传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三阶段说。口传媒介主要是通过听觉把握的声音，印刷媒介则是依赖于视觉来把握文本的印刷符号，而电子媒介是更为复杂的，它综合了视听等各种因素，因而具有更有力的传播效果。不同传媒形式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根据麦克卢汉的研究，与报纸、广播和电视三种传媒相比，电视的效果最为显著。^[4]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往前移，在电视问世以前，电影的发明曾经轰动一时。回到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他据以立论的重要根据就是电影这一机械复制艺术的出现。在本雅明之前，20世纪初当人们惊叹于电影的魅力时，有人预言：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印刷传媒主导的文化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视觉文化”时代。^[5]

今天，视觉文化已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发展趋向。视觉性压倒了其他传媒形态成为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主因（the dominant）。只要翻开图书、杂志和报纸，不难发现传统的印刷传媒在今天所遭遇的视觉征服，所谓“读图时代”的到来，即越来越多的图像侵入传统上以文字为主因的印刷物世界。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印刷传媒如果缺了视觉，既有缺憾，又失去了对公众的吸引力。图文书的泛滥就是一个明证。在都市甚至乡村，各式广告随处可见，巨大的广告图像透过平面传媒、电视和印刷媒体扑面而来。今天的中国都市里，甚至在乡村，没有人能逃避各式各样广告图像的追踪和诱惑。打开电脑或电视，上网游弋或沉溺于家庭影院之中，影像无处不在地吸引着人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断言，今天的传媒有了视觉性是如虎添翼，而视觉性的高低往往又是传媒影响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只要看看电视对当代国人的影响就一目了然。当代传媒竞争愈演愈烈，这种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视觉性或视觉资源的竞争。将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本质称之为“眼球经济”或“注意力经济”，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明。从某种角度看，当代消费文化和传媒文化可谓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传媒的市场占有率要求把节目或内容变为公众消费的商品，而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就是视觉性。看得见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哈维说得好：

形象在竞争之中变得极其重要，不仅是通过识别名牌商品，而且也因为各种各样的“高尚体面”、“品质”、“威望”、“可以信赖”和“创新”。形象建构交易中的竞争，成了公司内部竞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成功就是如此明显地获取利润，以至于投资于形象建构（赞助艺术、展览会、电视制作、新建筑以及直接营销）就变得跟投资于新工厂和机器一样重要。形象服务于在市场上确立一种身份。^[6]

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视觉文化转向，导致了许多复杂的“传媒视觉奇观”。所谓“奇观”，就是指商品在当代社会日益转化为某种意义形象或影响，因此，“商品即形象”意味着传媒在电子文化时代其游戏规则的深刻转变。根据德波的看法，马克思所探究的古典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的特征是某种物质性的占有关系；今天，商品本质已经从占有转向了展示或炫耀。^[7]因此，商品本身就是一个奇观，传媒作为一种消费娱乐性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越来越追求视觉奇观的效果。晚近许多独特的传媒现象，从国产大片到视频分享，从春节联欢晚会到“超级女生”，从奥运转播到时尚杂志，一个又一个当代中国传媒奇观被生产出来。

比较说来，传媒奇观具有压制对话的某种“独裁性”。这种“独裁性”一方面体现为视觉性压倒其他要素，视觉快感的诱惑和追求上升到首位，因而很容易导向取消或压抑受众的清醒的理性批判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因此传媒内容本身也日益碎片化和平面化，不可避免地挤压了传媒内容生产的文化意蕴和思想深度。正如哈贝马斯在分析电视和电影这样的视觉传媒时所指出的那样，高度视觉化的传媒取消了印刷传媒所具有的读者与读物之间的距离。“随着新传媒的出现，交往形式本身也发生了改变，它们的影响极具渗透力，超过了任何报刊所能达到的程度。‘别回嘴’迫使公众采取另一种行为方式。与付印的信息相比，新媒体所传传播的内容，实际上限制了接受者的反应。……剥夺了公众‘成熟’所必需的距离，也就是剥夺了言论和反驳的机会。”^[8]只要对当代中国传媒文化中走红的各种表征形式稍加关注，就不难发现这个特征。

当我们进一步解析传媒奇观现象背后的意义时，就会注意到传媒奇观不只是吸引眼球的商品推销，更是消费文化欲望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双重再生产。传媒奇观不仅是特定的传媒内容产业的再生产，也是相关的社会文化体制的再生产，更是人们社会关系和文化认同的再生产。这里，我们不妨把传媒奇观视作一种权力/知识的话语形式，奇观不但在生产权力，还在传播权力。就受众而言，他既被奇观的权力所制约，同时又在扩展这种权力。对奇观的接受过程一方面把自己变成权力的对象，同时又将自己建构为散播这一权力的主体，进而扩大了这一权力的生产性。这是需要我们深入反省的问题。

三、传媒公域入侵私域

今天，中国传媒文化遭遇的另一个问题，是传媒公域对个体私域的广泛入侵。我们看到，在网络博客中，个人的隐私成为最具吸引力的网络资源，甚至有人不惜兜售出卖自己的隐私来吸引公众的眼球；在电视节目中，各种专题和访谈节目，毫无限制地暴露被采访者的私生活，并在其中寻找能够引发观众窥淫癖的素材；在报纸和杂志上，各种花边新闻和明星轶事成为印刷传媒最具商业价值的“卖点”，等等。高度娱乐化的当代传媒，其内容产业的资源越来越倾向于对私人生活素材的攫取，越是奇特、怪异、刺激和耸人听闻的私人素材，越是具有传媒的商业价值。在中国这个传媒立法尚不健全的国度里，传媒公域对私人生活的全面入侵，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传媒伦理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反思。

我们知道，大众传媒是广泛的社会交往公共领域，个体、群体、社群甚至整个社会在其中传递信息，分享经验，建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与私人领域相对的独立领域，同时它又与公共权力构成某种相抗衡的关系。^[9]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公共领域又是由私人构成的，它的功能就是介于私人与公共权力之间，保护私人权利和利益不受公共权力的侵犯。遗憾的是，这样的公共领域功能只是理论上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的情境中，当代传媒公共领域却频频侵入私人生活，对个体隐私权和私人生活构成巨大威胁。恰如哈贝马斯所言：“公共领域成了社会力量的入侵口，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消费公共领域侵入小家庭内部。失去私人意义的内心世界领域受到大众传媒的破坏。”^[10]

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影响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纵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共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也统领了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2页。

公共领域入侵私人领域的潜在威胁表现在很多方面，最突出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传媒公共领域的公共话语与私人话语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在许多传媒节目中，人们津津乐道于越来越多的个人隐私的暴露。尤其是电视，一些节目打着保护弱者、解决情感危机或家庭纠纷的幌子，不加限制地追问甚至逼问被采访人的隐私和秘密。表面上看是厘清问题与解决矛盾，但实际上却是以兜售个人隐私为节目卖点，不但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伦理和社会问题。被采访人在主持人的一再追问和逼迫下，在镁光灯和现场观众的压力下，往往迫不得已地说出自己不情愿说出的隐私，因而从被采访人沦为满足观众窥淫癖的娱乐资源。显然，这样的节目与其说是在保护弱者，毋宁说是在侵犯弱者。其次，在网络和视频中，由于这个公共空间缺乏必要的限制和严格的管理，因此，一些来自不同途径的视频或图像成为公共浏览的对象。越来越多的这类事件成为网络视频的热门浏览对象，从香港“艳照门”事件，到晚近某市公安扫黄将卖淫女裸照上传到网络等。更有心理阴暗者报复他人，或窥探他人隐私放置网络公开，或造谣惑众败坏他人名誉。这些都严重混淆了公共空间的公共话语与隐私话语，带来的传媒伦理问题很是复杂。再次，个人博客也成为出售个人隐私以博得高点击率的阵地。博客本是写给别人看的，并非是自我生活隐秘的呈现，因此应有一定的尺度和界限。一些极端的博主要么在博客中诋毁他人，要么贩卖个人隐私。最典型的莫过于所谓的“木子美事件”。这种公私话语越界的情况，扰乱了公众视听和公共领域的传播原则，大有猎奇和出风头的轰动效果。

今天，当娱乐化和收视率成为一切传媒的生存法则时，个人隐私便成为各种传媒争夺的资源。一个健康社会的健康传媒，应恪守一些公私分界的原则，应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免遭侵犯，但如今却反过来，公共领域的传媒不断入侵个人领域，攫取个人隐私作为公众娱乐对象。一方面说明传媒本身患上了某种“传媒窥淫症”，从传媒的职业道德来说，是很值得警醒的；另一方面，以此来诱惑和满足受众，并不断地提升收视率或点击率，这也说明传媒与受众染上了“集体窥淫癖”，传媒修养出了问题。

传媒公域对个人私域的入侵既是一个传媒文化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传媒社会伦理问题。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界限何在？什么是需要保护的隐私？如何维护大众传媒社会中的个人隐私权？这些都是当下中国传媒需要认真思考的传媒伦理学问题。

隐私权就是这样一种权利诉求，即他有权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和他人分享自己的东西，他有权控制在什么时间、地点、情境中传达给别人。这就意味着他有权撤出，或他发现合适时可以介入。隐私权也是个人决定有关自己信息传播的权利，这是他个人所拥有的东西。

引自Lee Wilkins and Clifford G. Christians, eds. , Handbook of Media Ethics（London:Routldge,2009）, p.277。

四、快感的非政治化

快感和政治关联很是复杂，既可以说两相无涉，也可以说关系密切。

在革命至上的年代，人们终日沉浸在革命的运动之中，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一种幻象式的革命欣快症成为许多革命者的心理常态，它很有传染性，也很有诱惑性。“不断革命”的快感遮蔽了人们冷静的眼光，压抑了他们的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思能力，使人处在一种激情化的革命快感之中。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告别了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从不断革命转向消费娱乐，从人类大我的理想主义转向个体小我的生存方式，快感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形态。革命欣快症转向了娱乐欣快症，快感从政治幻象主宰转向了当下娱乐为先。

如前所述，中国当代传媒文化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娱乐化倾向。诚然，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传媒文化的娱乐化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的情形有点特殊，对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娱乐欣快症的生产和再生产，有必要放到一个特殊语境中去加以理解，进而解读出这一现象后面的快感政治意味。

有必要指出，中国当代传媒文化中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复杂关系，即政治话语与娱乐话语的关系。这个张力具体呈现为中心化的政治话语与多样化的娱乐话语之间的平行和分离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对当代传媒文化的现象的经验性描述，同时也是当代传媒文化有效运行的一种策略。我们知道，传媒是一个公共领域，在市民社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中国社会中，传媒的体制面临着主导意识形态的体制性控制与市场化竞争的商业法则的双重压力。从前一个方面说，传媒的政治正确导向制约着传媒的政治话语及其场域，中心化的一元控制显而易见；从后一方面来看，市场化的传媒运作则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在追求商业利润的同时，高度娱乐化的传媒甚至也可以影响到政治话语。显然，解决这个张力的简单办法就是将两者区分开来，传媒的政治话语必须严加控制而中心化；娱乐话语只要不涉及政治话语尽可娱乐化，甚至“娱乐至死”。这就造成了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确有一个政治与娱乐的二元平行结构。两者平行发展，互惠互利，这种相关性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格局。同时，它也带来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其一，传媒文化中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两极运作，传媒政治话语与舆论一律，而娱乐话语无所禁忌。在各种传媒载体中，大凡触及政治话语都有严格规范，比如新闻、报道、宣传、相关专题节目和栏目等。这类载体从形式到内容都严格受制于主导意识形态的规范，并通过一系列体制性措施加以保证，因此趋向于封闭性和中心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娱乐性话语的高度开放性和自由度，只要不涉及政治话语，各式娱乐化“怎么都行”，娱乐快感的产品林林总总，异常多样。这就导致了两个彼此分离的传媒文化场域，各有各的运作逻辑和游戏规则。然而，表面上看两个彼此独立的场域，实际上却通过种种潜在的方式实现彼此的互惠关系。

其二，由于这一分离的二元结构，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受众也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传媒参与模式。一方面，由于政治话语中心化的运作特征，导致了受众对政治话语产生某种程度的不热心、不关心甚至不介入的冷淡状态。另一方面，传媒文化高度娱乐化，促发了受众对娱乐节目的高度热情和空前参与，这就片面地夸大了传媒的快感生产、传播和消费功能。它在限制受众参与政治的同时也遏制了传媒文化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令受众传媒文化素养很容易限于单纯娱乐化。在这种情形下，快感追求和政治冷漠成为传媒文化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传媒娱乐化的商品生产变本加厉，并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地与商业结盟，一味追求收视率和回报率，使得娱乐的形式和内容不断翻新花样，快感程度节节攀升。此时，公众传媒政治话语的参与冲动，悄悄地转移到了娱乐化快感体验上来。就像弗洛伊德解释艺术家和白日梦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人格结构中本我的冲动最终被自我所调适，由自我的现实原则转移到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围中来。因此，艺术创作乃是艺术家的想象替代物，缓解了本我的冲动，带来某种替代性满足。如果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某种发自内心的冲动的话，那么，在当下中国传媒政治和娱乐二元分离的格局中，这种冲动在转移到娱乐性的快感满足时，政治参与冲动的压力就在暗中被缓解了。

其三，尽管娱乐化的快感生产和消费成为当下中国传媒文化的主体，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其实还存在着某种特殊形态的政治参与冲动。形象地说，存在着某种间歇性“歇斯底里”的政治话语表征。虽然娱乐话语的常规形态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传媒受众的文化需求，但是政治冲动的能量仍然存在，一旦某个事件出现，这种冲动便会以某种瞬时爆发的形式突现出来。这种歇斯底里的瞬时爆发有两个特征，其一是空前热情但却往往缺乏成熟理性，尤其是在触及民族主义的情绪时，更是如此。因为平时常态的政治冷淡导致了某种政治疏离感，一旦某些事件出现便唤起了被压抑的政治本我冲动，但这些冲动缺少深思熟虑的分析和理性的批判，很容易流于表面的激情参与。其二是这种瞬时爆发的政治参与冲动和热情，一旦时过境迁，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重又陷入某种冷淡和怠惰状态之中，等待着下一次间歇性的爆发。其实，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公民政治心理状态。

其四，从快感本身的政治性来看，如何理解当下流行的传媒娱乐化快感生产本身？它是否具有解构当下政治话语刻板性的功能呢？从美学角度说，德国古典美学一直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在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或目的理性）宰制的社会文化中，审美的感性快感功能具有某种颠覆性，它把人从工具理性和道德的刻板压力中拯救出来，因而具有某种积极性。这个理论在韦伯那里变成一种解决现代性内在紧张的办法。^[11]当代文化研究也发现，大众文化的快感其实也具有某种颠覆现存社会文化霸权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功能。这就是所谓“快感政治”的另一层含义所在。那么，当下中国传媒文化的高度娱乐化快感生产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呢？很遗憾，中国当代传媒文化中的娱乐化快感生产和消费，似乎缺乏这样的功能。传媒的快感生产和消费与其说促使受众自觉地改变什么，不如说是使他们更心安理得地使现状合理化。这也许说明，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的发展路向是一种彻底的快感非政治化。

五、认同建构的同一性与混杂性

如前所述，传媒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身份认同的建构。所谓认同，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如何想象和确认自己。今天，几乎没有一种其他形式的文化有比传媒文化具有更为有力的认同建构功能，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文化主宰的生活世界之中，几乎没人能逃避传媒的包围、追踪、诱惑和影响。

当代思想界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后来的“话语转向”，清楚地揭示了传媒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是如何在认同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12]显然，语言决不只是一个简单被动的传情达意的工具，它同时也是主体建构自我和社会的观念通道。掌握或使用一种语言，同时也就意味着被这种语言所蕴涵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所塑造。因此，语言学转向实际上是主张一种文化建构论。进一步，话语的转向特别强调主体的话语表意这一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不同于“自然主义”的认同观，话语研究方法则把认同过程视作一种通过话语实践来建构的过程，它是一个从未完成——总是在“进行中”——的过程。^[13]换言之，我们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严格地说它是通过主体性的话语表意实践而被持续地建构起来的。^[14]吉登斯认为：“无论是个人身份还是集体身份都预设了意义；但它也预设了前文曾提及的不断重述和重新阐述的过程。……在所有社会中，个人身份的维系以及个人身份与更广泛的社会身份的联系是本体安全的基本要素。”^[15]传媒借助于各种视听语言来传达信息、提供快感，这个过程当然也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认同建构过程。

那么，今天的中国当代传媒如何在建构我们的认同呢？

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其文化亦复如此。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各种元素挤压在一个当下的平面上；在当下中国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进程中，本土的和外来的各种文化错综纠结地混杂在一起。社会文化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认同建构的复杂性，同时也说明了认同建构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总体上说，中国传媒文化的身份建构具有某种看似对立的特征：同一性和混杂性。

首先，从内部来看，传媒文化具有认同建构的同一性。如前所述，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主导、精英和大众文化的三元结构，又形成了政治话语和娱乐话语二元平行发展、互惠互利的局面。在这样的复杂结构中，不同文化的认同建构的目标其实并不完全一致。主导文化始终坚持政治和伦理导向优先，将个人、群体和族群的认同都归结为一种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对国家的认同又被转移到对现存政治制度及其执政党的认同，这个过程中认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某种同一性所取代。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体制认同的同一性乃是主导文化认同建构的基本目标，这在诸如春节联欢晚会等电视传媒节目类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另一方面，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也各有自己的认同诉求。但在传媒的体制性约束和主导文化话语的支配性建构中，两者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形，必然受到主导文化的制约和渗透。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建构统一的具有高度向心力的认同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下充满了复杂冲突和文化差异的中国。但是，如何培育公民认同自我建构的反思性，如何在认同的宏大叙事建构过程中为认同的差异性留有空间，也是不可忽略的难题。

其次，从全球化的进程来看，随着通讯、交通的发达和信息频繁的跨国流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和互动愈加频繁。我们的认同建构实际上又是一种“流动的现代性”的状态。^[16]用马克思的说法来描述：“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17]传媒文化是一个高度流动性载体，在全球本土化的今天更是如此。不难发现，几乎每一种在西方传媒中叫好走红的节目类型或传媒创意，都在中国传媒文化中有程度不同的克隆或拷贝，尽管它们会加入一些本土元素。更不用说在当今中国传媒中大量存在的国外传媒节目和信息了，在网络资源、建筑风格、饮食文化、时尚风潮、家居设计、网络文化、电影电视、广告节目等领域，大量的异质元素和资源渗入本土传媒的内容生产。在这样的高度交融互动的混杂语境中，中国传媒文化的混杂性，必然导致其受众认同建构的复杂性。晚近认同建构理论指出，认同其实并不是一成不变、业已完成的东西，乃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被建构和重构的过程。霍尔强调认同的根本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儿来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会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再现的、如何影响到我们怎样再现我们自己的问题。”^[18]认同在当下面临着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是认同本身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过程，另一方面则是构成认同建构的传媒文化显得多元混杂，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是当代认同的混杂性。

面对这种传媒文化的混杂状态，必然会产生某种焦虑甚至恐惧，就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的文化实际上是以西方（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各民族和地区多样性文化的一种侵蚀，它产生的焦虑和恐惧是“特定种族—民族的生活方式本身将遭到破坏”。^[19]因此，如何在混杂的文化语境中保持一种本土的、本民族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及其认同，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今天的青年亚文化（所谓“80后”甚至“90后”等），由于处于高度开放和混杂的传媒文化濡染之中，他们较之于前辈必然更加开放、更加多元、更加混杂，因此其文化认同也就更加复杂。

面对这种认同的混杂性，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主张回归传统，以本土传统资源的弘扬来抵御这种混杂和不确定性。另一种观点是强调混杂并非坏事，它倒是给传统发展和认同重构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代表了对混杂性的不同评价。印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对混杂性提出了非常乐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居间的”的“第三空间”，有助于发展出一种抵御后殖民主义的策略。^[20]阿根廷裔墨西哥学者加西亚·坎克里尼则注意到，混杂化就是把有所区分的文化层面整合到新的结构中去，这个过程导致了认同概念的相对化，因而成为建构新文化的一个重要契机。^[21]

对中国当代传媒文化来说，混杂化究竟会导致何种后果，现在还难下定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从混杂中撤退到本真传统中去是不可行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积极面对混杂，探索认同建构的新路径。显然，在日益混杂的传媒文化情境中，认同的建构一定不同于以往，这是必须清醒认识的现实状况。

[1] See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Cambridge:Polity,1993）.

[2] John Higgins, ed. , Raymond Williams Reader（Oxford:Blackwell,2001）, pp.170-175.

[3] 布尔迪厄：《论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 麦克卢汉：《视像、声音与狂热》，周宪编译：《激进的美学锋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341页。

[5] 巴拉兹：《电影美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6] 哈维：《后现代状况》，商务印书馆第2003年版，第360—361页。

[7] Guy Debord,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Zone,1994）, #16, #17（http://library. nothingness.org/articles/SI/en/display/16）.

[8]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9]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0] 同上书，第189页。

[11] H. H. Gerth and C. W. Mille. eds. , 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pp.340-341.

[12] 周宪：《从语言到话语》, 《文艺研究》,2008年第5期。

[13] Stuart Hall and Paul de Gey, eds. ,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1996）, p.2.

[14] 特别参见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霍尔等的《表征》。

[15] 吉登斯：《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贝克、吉登斯和拉什：《自反性现代性》，商务印书馆2001版，第101页。

[16]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7]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4页。

[18] Stuart Hall and Paul de Gey, eds. ,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1996）, p.4.

[19] 詹姆逊：《全球化和政治策略》，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

[20] See Homi K. Bhabha, “Culture's In between”, 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e Gey, eds. ,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1996）.

[21] Nestor Garcia Canclini, Hybrid Cultures: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Mi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 xx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