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晚》的研究

在学术界，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话语支配《春晚》的问题，从2002年开始得以被不断关注。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以下分两部分加以讨论。

一、《春晚》的文化批判

吕新雨以2002年《春晚》为例，对《春晚》节目所负载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进行了话语分析。在作者看来，这种贯穿始终的意识形态包括诸多环节：诸如以“北京”和“北京时间”为中心的大一统的时空观念（虚拟的“天涯共此时”的读秒进入零点）；弱势群体应该“知足常乐”（歌曲《知足常乐》）；流动人口在路上生活是轻松愉悦的，甚至不乏幽默或油滑（雪村的歌曲《出门在外》）；农民进入城市后顺利地生活（小品《花盆》），等等。其实，全球华人的“天涯共此时”是不可能的，因为北京时间和纽约时间不一样，两地的华人不可能同时进入农历新年；出门在外的雪村不能代表流动人口的主流——农民工，他最多是个流动小贩；让弱势群体“知足常乐”不过是某种花言巧语；《花盆》里卖花盆的黄宏，虽然口口声声说“我们农民”，其实这个农民身份是虚假的，因为农民主体并不卖花盆，他们最需要卖出的是粮食；《春晚》设置分会场的符号意义：西安表征着西部大开发，上海表征着繁华与改革开放的成就，作为下岗职工最多、国企亏损最严重的沈阳表征的是稳定与安宁……《春晚》用一个个引人娱乐的电视节目和刻意营造的诸多仪式成功置换了真实的社会现实，在大年三十这样的全球华人共同的节日表达了主导意识形态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判断。^[1]

值得注意的是，吕新雨还分析了主导意识形态在《春晚》中与商业利益合谋的现实：《春晚》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换取商业利润，除了专门空出来的广告时段以外，观众入场券、圆桌贵宾券、演员在合唱中露脸的机会、赞助单位的合作权等都可以用金钱来购买。在她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对此做了如下的判断：

今天的国家民族主义需要市场化的赎买了，一方面意识形态必须建筑在市场价值上，另一方面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垄断和追逐可以直接转换成对市场的占有，市场的背后是风云变幻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图景，抢占不同的意识形态山头正是市场经济逻辑的体现。^[2]

二、《春晚》的实务分析

如果说吕新雨的《春晚》解读是一种文化研究的话，那么，在传播学界则有一些从实务角度展开的探讨和研究，这类研究多半是以肯定的立场来分析《春晚》。黄梦阮等人的论文《民俗传统与国家话语》，是从如下四个方面肯定了《春晚》在整合春节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功：一是“营造盛世景象”，即“为了实现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目标，通过艺术手段对源于生活的题材进行扬弃、加工和渲染，向广大观众建构起太平盛世的景象，已经成为每年《春晚》的惯例”；二是“融合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即将个人的、家庭的情感升华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三是“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民俗文化”，即通过节目将上述二者融为一炉，以统一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比如2008年《春晚》的小品《军嫂上岛》，即是宣传爱国奉献，又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女性温柔贤惠的美德，把个人感受和国家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四是“以艺术手法解构社会问题”，即《春晚》会在自己的节目中触及一些社会问题，但鉴于《春晚》特殊的文化语境，同时它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一般只能以讽刺、幽默等艺术手法来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配合宏大主题的宣传。例如1996年《春晚》的《送礼》批判了干部行贿受贿现象，2001年的《卖拐》对社会上的欺诈行为进行了讽刺等等。^[3]

类似的研究还有，姚赛的《从〈春晚〉主题的传达看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隋雯茜的《春节联欢晚会：依托传统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议程设置》等，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对《春晚》在宣传层面的业务总结，不乏细节分析上的生动和准确，但都缺乏相应的文化批判意识。

[1] 吕新雨：《解读二〇〇二年“春节联欢晚会”》, 《读书》,2003年第1期。

[2] 吕新雨：《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 《读书》,2006年第8期，第126页。

[3] 黄梦阮等：《民俗传统与国家话语——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研究》，取自“人民网”, http://media. people.com.cn/GB/22114/52789/118557/7001567.html,200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