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超级女声》的文化解读

“超女”的出现触动了中国社会的许多神经，对它的点评众说纷纭，当然，对它的借势也就形形色色。如果把“超女”看做是当代中国社会传媒文化的典型征候，那么，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来看，也许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文化社会学是晚近文化现象研究的复杂理论，它涉及诸多学派的理论，比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或德国学者比格尔的文化社会学。这里，我们打算采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对其进行审视^[1]，因为这一理论为解析“超女”现象提供了某种独特而有效的视角。以这种方法来解读“超女”，基本可以将不同角度对“超女”进行的解读放入一个完整的场域结构中进行考察。

布尔迪厄曾采用自己的场域理论主要对电视新闻进行了分析，提出新闻界是一个独立的场域小世界，有着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它又身处整个世界这个大环境之中，受到其他场域的钳制与推动，在当今社会，经济场域对新闻场域的影响尤其之大，它实际上控制了新闻场域。电视新闻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收视率，从而实现经济上的最高回报。我们认为，从当今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大局来看，新闻场域只是媒介场域的一个亚场域，而这个亚场域依照经济逻辑进行运行的特征也是当今中国媒介场域的一个总体特征。“超女”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充分体现了中国媒介的经济运行逻辑，而国家对于这一文化现象的掌控更多地也是迂回通过了经济场域。

一、经济实体是“超女”的利益链

“超女”的策划、制作、播出是一系列经济实体直接操控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年1月发表的《文化蓝皮书》追踪了“超女”的整个产业链条，并估算出这个节目各利益方直接总收益约7.66亿元。根据社科院蓝皮书的分析，从“超女”中直接获益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节目制作商。作为“超女”的制作商，湖南卫视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它的财富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冠名赞助、节目广告、手机短信。

冠名赞助是第一个环节。2005年，蒙牛乳业花费了1400万元获得冠名权，并且又后续投入了8000万元宣传“超女”赛事。据称，2006年，蒙牛6000万元再度获得“超女”的冠名权。接着是节目广告。“超女”的广告收费因为收视率而水涨船高。据估计“超女”赛事的广告价格是每15秒2万元左右，总决赛是每15秒4.5万元。根据有关数据估计，2005年“超女”的广告收入可达到3000万元。2006年4月15日举行的“2006超级女声广告招标会”上，“超女”广告一共卖得1.3376亿元，再加上其他广告形式，2006“超女”的广告营销应该超过了2亿元。为了确保节目带来充分的广告收入，“超女”在赛程的安排上提供了充足的广告时段。一是比赛的场次很多，海选、50进20、20进10一直到7进5、5进3、3强决赛等，大大小小的比赛有很多场，广告时段也随之而来。二是每一场的比赛一般都耗时3小时，合唱、独唱、PK、评委点评、主持人讲话、选手拉票、亲友团支持，等等，而节目每向前迈出一步观众都必须忍受相当长的广告时段。最后是短信收入。关于“超女”的短信收入，本章在分析“超女”模式时已经有详细阐述，此处不再重复。

其次是节目品牌的运营商。与其他开设了选秀节目的电视台相比，湖南卫视在经营超女经济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高人之处，那就是它充分挖掘赛后品牌产生的效益。早在《超级男声》试水成功之后，2004年6月，湖南卫视就控股成立了上海天娱传媒有限公司，开始经营选出来的“超男”。“超女”开始之后，天娱公司更是当仁不让。根据“超女”规则，各个赛区的20强选手都必须与天娱签下8年的合同。如果拒绝签署这一合约，则不能继续参加比赛。2006年，杭州、沈阳、成都3个赛区一共有8人因为拒绝签约而退出比赛。可以说，“超女”就是为天娱公司大量生产演艺新人的节目。

天娱在经营“超女”品牌上的确动了不少脑筋。2005年发行唱片《超级女声终极PK》；同年，举办了10场“超女”全国巡演；2006年，天娱推出了众多“超女”主演的反映“超女”比赛的《美丽分贝》连续剧。同时，天娱是所有胜出“超女”的经纪公司，这其中的收入也非常可观。

应该说，湖南卫视在赛后对超女品牌的开发是有效的。同样的歌手选秀节目、中央电视台《梦想中国》虽然也主办了三届，但三届冠军王思思、吴文璟、熊汝霖在比赛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观众的视野，与如日中天的超女李宇春、张靓颖无法相提并论。一个原因就是赛后没有人集中力量对他们进行开发。另外，湖南卫视不仅有天娱公司专门经营“超女”，整个卫视还整合频道力量，“超女”一经推出，频道的各个栏目采取各种形式为她们提供出镜机会，从而很好地保持和提高了“超女”的知名度。

再次是赞助企业。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为了获得“超女”的冠名权付出了惊人的费用，另外它们还出巨资宣传“超女”，包括在20多亿包蒙牛酸酸乳外包装上都印上了《超级女声》的字样，这些投入都有很高的回报。据报道，由于《超级女声》的广告带动效应，2005年该企业的“酸酸乳”成为该公司主营业务净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超女”活动开始后20天，所有库存和当月产品均销售告罄，后来又新增了两条生产线，仍然不能满足市场需求。2005年上半年，“酸酸乳”在全国的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00%。最终，蒙牛酸酸乳的销售量从2004年的7亿元人民币飙升至30亿人民币。在巨大回报的鼓舞之下，2006年，蒙牛再次成为“超女”的赞助商。

当然，从“超女”中获利的名单可以排得很长，包括各地配合湖南卫视进行“超女”宣传的地方传媒，因短信收入得到分成的电信部门，为“超女”进行包装的娱乐公司，等等。可以说，围绕“超女”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利益链。

二、打造消费偶像

在我们分析看来，“超女”虽然是选举产生的，实际上只是借着民选的壳子进行的一场游戏，与民主的实质相差甚远。以“超女”的投票方式为例，投票规则的制定是为了确保主办方短信的受益，而不是为了保障民主的实现。具体说来，“超女”的投票是付费的，而只要付费，一个人可以拥有上百张的票数，而到了《快乐男声》，投票的数目甚至没有了上限。在这里，投票的逻辑简单明了，那就是，有钱就可以有票。事实上，选手和他们的支持者也的确是这么做的。2005年参赛的新疆选手张美娜父母对传媒抱怨，女儿的参赛用去了所有的家底，因为他们自掏腰包买了3000张移动电话卡，给女儿投了4.5万张票（超女赛制每张手机卡最多可投15票）。另据报道，2005年8月，曾经有人在长沙市中国移动一个营业厅内一次性用50万元买走了1万张神州行卡，说是为超女李宇春投票。网络上还传说有专业的公司从事选秀节目的“投票业务”。虽然一些说法没有得到证实，但是从“超女”的规则来看，这些对于投票的操纵是符合游戏规则的，从逻辑上是完全可行的。

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仅短信投票没有实现民主所必需的规则，而且通过电视节目短信参与的短暂历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背后唯利是图的本质。这一点，在短信参与失范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明显。2004年6月，中国工人在阿富汗遇袭，上海东方电视台让观众竞猜谁是袭击者。2004年，俄罗斯发生别斯兰市人质事件，中央电视台《今日关注》居然在晚间新闻中让观众就死亡人数进行竞猜。2004年9月，重庆开县遭遇特大洪水，开县消防队一位年轻战士因救人劳累过度而牺牲，重庆有线电视台让观众猜猜这位战士的年龄。这些失范的例子很清晰地表明，短信参与可以化不幸与灾难为猜谜作乐，它志在圈钱而非民主。

实质上，“超女”和其他许多同类的选秀节目一样是要制造明星，制造偶像。这一点，“超女”的竞争对手、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在2004年举办第一届的时候就表达得非常清楚，节目的口号就是“明星，中国造”。“超女”也是平民造星运动的一部分。更进一步看来，“超女”们都是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消费偶像。

依据洛文塔尔的观点，中国的“超女”显然都归属于消费偶像之列。一方面，“超女”就是消费品。在“超女”比赛期间，歌迷通过电信消费来实现他们对偶像的支持，他们为此付出了巨额的短信费用，这是非常直接的一种消费行为。赛后，现场观看“超女”的演唱会也可以成为歌迷的又一种娱乐消费。另一方面，“超女”是消费时尚的指导，这种指导可以通过成为产品的代言人实现，也可以通过“超女”作为消费者来实现。在李宇春获得2005年“超女”冠军之后，立刻成为众多产品的广告代言人，她本人身上“贴满”了各种消费品品牌的标签。同时，作为时尚人物，李宇春的穿着打扮也成为歌迷追逐的对象，例如不少歌迷对于李宇春的公开形象经常讨论许久，研究她穿的衣服、挎包、首饰等等，不少歌迷通过拥有同样的消费品而达成与偶像的认同。

其实，在“超女”之前，中国也存在众多消费偶像，也有“歌迷会”等组织形式，但“超女”节目为“粉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对于歌手的支持首先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组织投票的时候因特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由此，“粉丝们”开始组织化、系统化、公开化，在对偶像的支持中造就了可观的“粉丝经济”。

而央视的《星光大道》推出的农民歌手马广福、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冠军朱洁等选手之所以无法挟冠军之势得到演艺公司的青睐成为娱乐市场上的偶像，主要就是在于他们的消费性不足：马广福的赛后感言是“得不得冠军，我都是回家种地”，要成为偶像，需要通过消费打造形象，也需要通过展示让歌迷消费，回家种地的农民显然不能实现这样的脱胎换骨。而矮胖的朱洁刚出名就遭广告商弃用，演艺公司当然不会看好她领导消费的能力。

三、作为热销商品的中性形象

到2007年，“超女”先后举办过四届，历届都评选出了一大批“超女”，其中在娱乐市场上最走红的显然是李宇春。李宇春的中性形象非常独特，是中国多年来流行文化中很少见的，她的成名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超女”也挟势推出了一批中性歌手。2005年，中性装扮的李宇春成为“超女”冠军，同年的超女亚军周笔畅也是一个非常中性化的女孩。2006年，同样是短发、马甲、长裤的尚雯婕成为超女冠军。

中国传统的审美标准是以男性为主体的，丰胸、翘臀、纤腰都成为美女的必备因素，而高跟鞋、超短裙、紧身衣是女性的着装标准。“超女”为什么颠覆了这些标准呢？在“超女”的比赛中，“被看”的是参赛的李宇春们，“看”的人是谁呢？从歌迷的构成情况来看，以年轻女性为多，他们是投票的主力军，也就是说，是这些年轻女观众通过手机短信决定出了谁是最受欢迎的超女。年轻歌迷为何更多地投票给中性化的女孩呢？一种假说是，歌迷要选出的是她们心目中理想的女性，也是她们愿意效仿的偶像。从这个角度出发，“超女”选秀可以被看做是一次年轻女性审视自己的机会，而她们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标准，显然，这个标准与男性主导下的审美情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美学家朱大可认为这是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一次胜利：“‘超女’遴选进程中所展示的大众美学趣味，也向故步自封的知识精英主义发出了警告。……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入围前三名的，除了张靓颖外，竟是两名中性化的女孩李宇春和周笔畅。这是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它甚至抛弃了何洁式的阳光女孩，显示出反智美学的诡异。鉴于投票者大多数是青春女孩，一种崭新的女性主义正在呼之欲出。中性女孩不仅要颠覆校园美学的底线，也挑战着中国男权的主流趣味。”^[2]

社会学家李银河觉得超女并没有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但李宇春这样的“超女”至少体现出了一种跨性别主义。跨性别主义者认为，传统标准所规定的男女必须恪守的细节都是无效的，减轻了人为建构的性别标准对男性和女性的压迫，从而减轻了男人和女人为展现“性别”而面临的压力。这样的跨性别表现确实是违反传统规范的。^[3]

在我们看来，李宇春的成功体现了当代中国在特定时期、特定人群中的一种审美取向，而这种审美倾向也许只是一种短暂的时尚，很难推而广之认为这就是当下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的审美趋势。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2005年李宇春夺得超女冠军之后，另一个通过湖南卫视风靡全国的女性形象是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的主人公长今。就形象而言，李英爱扮演的长今是一个传统标准下的淑女，与李宇春的“假小子”形象迥然不同，而《大长今》在播出时段稳居全国电视收视率的第一位，中国观众非常喜欢长今这个角色。由此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的身体和形象的评价标准还是比较多元化的，李宇春的成功就在于在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消费群体，并知道如何迎合这些消费者。李宇春的这种迎合从她出道之后一直刻意保持中性化打扮就可以看出来，虽然经纪公司一直强调这是她的本色，但也承认特意对她的中性形象进行了强化。可能是受到2005年李宇春中性形象的启发，2006年的“超女”节目再次推出中性装扮的尚雯婕，而在这种复制没有成功之后，尚雯婕的经纪公司立刻让她“转型”，重新探索一种新的有市场前景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2006年，尚雯婕在比赛中的形象也是比较中性的，多以长裤、衬衫示人，头发也是中短的层次分明的直发，着装色彩以蓝色、白色、黑色等冷色居多，但在尚雯婕夺得“超女”冠军正式进军演艺界之后，经纪公司对她重新进行了定位，要将她打造为知性女歌手。这一身份立刻通过她的新形象体现出来，在歌曲《一大片天空》的MV中，尚雯婕以淑女形象出现，爱尔兰的异域情调添加了不少“小资”格调，而在2008年1月份推出的尚雯婕个唱宣传海报上她则被装扮成为芭比娃娃，女性味道很足。这些形象中，对于经纪公司而言，有没有或者哪一个是尚雯婕的本色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形象能够在娱乐市场上找到足够的消费者。对于娱乐业而言，是否走中性主义路线，最终还是由市场来决定。

尚雯婕的形象转变也体现了消费主义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认同性是可以通过形象，尤其是服装、发型来表现的，道格拉斯·凯尔纳运用这一理论在《媒介文化》中对美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大众文化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而中性的尚雯婕向女性化转型的过程也是一个例证。

四、收视率：“看不见的手”

布尔迪厄在分析电视新闻的时候谈到，大量社会新闻的出现是为了娱乐公众，因为社会新闻是属于日常的、基本的食粮，打发了公众的时间又不造成任何后果。布尔迪厄将这样的社会新闻比喻为“公共汽车”，是要让全体大众都能搭乘的交通工具。我们认为，“公共汽车”的比喻也是适用于“超女”这样的选秀节目的。从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来看，“超女”是典型的大众文化。

30年前，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音乐曾经被严厉地批评为“靡靡之音”，年轻人收听这些歌曲还要偷偷摸摸。而如今，大众文化不仅在中国登堂入室，而且它的扩张之势在不少时候还对精英文化甚至是主导文化带来了挤压和挑战。作为大众文化膨胀的代表，“超女”与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主导文化借助行政力量不断对选秀节目施压，为自己也为精英文化争取更多的传媒时空。

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传媒的国有体制决定了大众传播媒介（包括电视）必须接受主导文化的规训，确保自己得以生存。主导文化的规训，一方面来自成文的规定指令，通过行政手段要求传媒遵守执行；一方面来自不成文的“潜规则”，传媒从业人员通过经验来判断哪些是主导文化可以接受的，哪些是擦边球可能引起争议的，哪些是禁区不能触碰的。虽然经过30年的发展，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文化领域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从不少方面对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主导文化还是在不少方面表现出霸权地位的。例如，2007年，国家广电总局曾经发出通知，要求所有上星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而关于什么是主旋律， 200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就此阐释指出：“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大力提倡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提倡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

湖南卫视作为国家所有的地方电视台，对于娱乐节目的生存空间还是心中有数的，因此对于“超女”的恶俗话题，尤其是来自高层的对于“超女”恶俗的评论还是非常敏感的，并且也对节目不断进行调整，主动向主导文化靠拢，以取悦政府。例如，2006年湖南卫视宣布要从多个方面加强自律，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选手服装统一，以避免选手在比赛中穿着容易引起争议的奇装异服；二是大量演唱“主旋律”歌曲，因为在此之前关于参赛外国歌曲太多、歌曲格调不高等争论一直存在。2006年5月27日长沙唱区7进5比赛，所有“超女”的开场歌曲都是“主旋律”歌曲，包括《游击队之歌》、《学习雷锋好榜样》、《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打靶归来》等，节目希望以此来表示自身与主导文化的兼容。

但湖南卫视的这些努力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挽救选秀节目整体的命运。2007年8月10日，重庆卫视的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中选手与柯以敏、杨二车娜姆两位评委之间的冲突、失态使得国家广电总局立刻叫停了《第一次心动》，随后出台了对于选秀节目的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包括：选秀时间大大缩短，每项活动播出时间不超过两个月，播出场次不超过10场，每场播出时间不超过90分钟。其中，决赛的最后一场可以采用现场直播方式，并至少延时1分钟播出，确保不出问题。分赛区活动不得在各省级、副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播出。选秀活动不得在黄金时间19:30至22:30时段播出。不得采用手机投票、电话投票、网络投票等任何场外投票方式。仔细解读这些规定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在这场对于作为大众文化的选秀节目的规训中，主导文化并没有采用“封杀”这样的政治策略，而是采用经济调控手段，对选秀节目利益链上的每一个环节进行限制，从而使得主办选秀节目在商业上很难有利可图，从而逼迫电视台放弃这一节目形态。目前看来，选秀节目在内忧外困之下已经基本处于休眠状态，2008年初，明确将启动的选秀节目只有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等寥寥几家。据报道，前往国家广电总局申请的节目数量也要大大少于往年。与彻底“封杀”相比较而言，从收视率入手控制选秀节目是一种更加策略的做法，可以避免引起太多的关注、争议和震动。

2008年因为是奥运之年，与众多选秀节目一样，“超女”停办了一年。2009年，湖南卫视、江苏卫视等的选秀节目又相继开张。但因为国家的从严控制，观众的审美疲劳，以及新的娱乐方式的出现，选秀节目难掩颓势。湖南卫视崛起的领军人物、湖南省广播电视局局长魏文彬所显然深知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是速朽的，他几年之前就判断：“‘超女’的寿命不会超过5年。”这个判断是依据于中国电视发展的历史的。中国电视的娱乐节目近年来一次次掀起过各种热潮，综艺类节目、情感类节目、益智类节目、真人秀节目，等等，它们短暂的生命周期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样的轨迹：从模仿国外或者港台节目着手，个别节目获得成功后，大批同质节目蜂拥而起，观众很快出现审美疲劳，于是一个热潮就过去了。同样，选秀类节目也是这样发展的。“超女”的成功，在国内激发了众多的电视选秀节目，包括诸如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浙江卫视的《梦想奥运真男孩》、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等等，这又一次造就了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泡沫。不仅节目同质，而且还出现了一批“参赛专业户”，这些选手转战各种选秀比赛，期待着夺冠成名。2007年《快乐男声》的参赛选手就有一批老面孔，诸如《我型我秀》的张杰和陈石、《绝对唱响》的臧一人；而2007年《绝对唱响》的前几名杉籽伽、邱嘉敏、胡雯娟、啸楠等，都是曾经在“快男”、“型秀”、“超女”比赛中被淘汰的选手。这些反复出现的面孔加速了观众对于选秀节目的审美疲劳。《国际先驱导报》联合新浪网于2007年8月进行调查，发现88.5%的人对选秀节目“已经审美疲劳”。2007年，湖南卫视改“超女”为《快乐男声》，选出了一批快男而不是超女，其中一个不愿公开的原因应该就是2006年“超女”已经显出了疲态。一方面，报名参赛者锐减，从2005年的15万人降到了2006年的8万多人。另一方面，收视率大幅度下降。2006年超女全国总决赛10进8时的收视率是2.78%,8进6比赛中仅达2.72%，都只有2005年同期的一半。

一个比较清楚的现象是，即使没有国家广电总局的棒喝，选秀节目的鼎盛时期似乎也已经过去了。但从研究的角度而言，“超女”的影响还在继续，以李宇春为代表的“超女”们还在以各种方式活跃在中国的大众文化之中，我们需要跟踪关注这一文化现象。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目前真正理解“超女”可能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距离来看清它的全貌，期望在未来几年中可以对这一现象有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解读。

周培勤

[1]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朱大可：《乖女孩的狂欢性哭泣》, 《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8月25日。

[3] 李银河：《超女是“跨性别主义”的胜利》，唐浩主编：《大话超女》，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