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经典通俗化

一般意义上的“经典通俗化”是指，具有永恒价值和权威性的典范作品在大众文化领域内的传播。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所谓“经典”与“通俗”其实是一对对抗性的概念。这种对抗性源自于现代文化体制确定以来，高雅文化领域与通俗文化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对“经典通俗化”的不同立场也就传达了对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文化等级的不同态度。传统意义上的“经典通俗化”是建立在精英主义立场上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经典普及途径。但是，随着大众娱乐业以及中国草根文化精神的兴起，“经典通俗化”呈现出与传统理解大相径庭的文化意义，即“经典”的传播必须首先考虑到大众原则的需要，并据此对经典做某种程度的改造。简而言之，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典传播路径。当下，对“经典通俗化”这两种路径的不同理解已经引起了许多论争。

学术场

“学术场”的概念从理论上说来自于布尔迪厄对文化生产场中有限生产场的规定，是有限生产次场的一种形式。按照他的理论，学术场是一个由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空间结构，它与经济场、政治场、媒介场等彼此区分，相对自治并遵循自身的运行法则。在学术场中，其原则之一便是强调“失败者获胜”，所谓“失败者获胜”是指学者们在经济上失败了，但是在学术场内却获得了成功。这种原则反对建立在经济之上的社会划分标准，提倡评价的专业标准和学术研究的非功利性。学术场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学术场依然是一个权力场和竞争场，存在着彼此冲突的力量和各种位置的不平衡，体现出建立在文化资本基础上的文化等级分化。个体和集团都为自身的合法性而竞争，他们在其中争夺文化资本，譬如专业知识、专业声誉等等，以便占据一个优势地位，在不同程度上获得对学术场的控制权和影响力。从这个词的一般使用上来说，学术场用来指各种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所处的社会空间。

媒介场

“媒介场”是一个和“学术场”相对应的概念，它更接近于布尔迪厄理论中“新闻场”与“电视场”的特征，但又比这两者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宽泛。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新闻场或电视场依然是文化生产场的一种，但由于它更多地遵从大众原则，因而也更易受到经济场中经济原则的影响。与学术场相比，新闻场或电视场更易感受到来自于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张力，换而言之，承受着新闻场或电视场的他律原则与自主性原则之间的压力。对于中国媒介场来说，一方面，它具备了布尔迪厄所指出的新闻场与电视场的上述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媒介场的情况也更为复杂。就刘海龙的看法，中国媒介场中同时有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在起作用。并且，媒介场的行动者也更具异质性色彩，这不但包括了传媒业的业内人士，还应考虑到盗版商、网民等新兴因素。而且，随着大众娱乐的蓬勃，媒介场他律性也日益增强，并逐渐影响到文化生产场中的其他领域，如学术场。

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布尔迪厄文化生产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取代经济资本成为文化生产场中、尤其是有限生产场中各行动者之间彼此展开竞争的重要的斗争武器。在这个概念上，布尔迪厄赋予“文化”概念一种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内涵，从而可以成为文化生产场中权力较量和社会分化的一种资源。布尔迪厄又将之区分为三种形态：（1）具体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3）体制的状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我们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1]从长远来看，文化资本可以向经济资本转化。

他人导向

“他人导向”是大卫·理斯曼在讨论美国现代社会的社会性格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人导向”性格强调了在现代都市生活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社会化进程的加剧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现代人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性格。“所有他人导向性格的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均把同龄人视为个人导向的来源，这些同龄人无论是自己直接认识或是通过朋友和大众传媒间接认识的。当然这种来源也是‘内化’了的，它依赖于早年生活烙下的痕迹。他人导向性格的人所追求的目标随着导向的不同而改变，只有追求过程本身和密切关注他人举止的过程终其一生不变。这种与他人保持联络的方式易促成其行为的顺承性，这种顺承……是通过对他人的行动和愿望保持某种特殊的敏感性来进行的。”（理斯曼：《孤独的人群》，第20页）

《百家讲坛》

2001年7月9日在中央电视台教科频道开播，主讲人汇集各路专家和学者。《百家讲坛》栏目最初的宗旨是打造一所电视版的“开放式大学”，但收视率并不理想。2004年9月，《百家讲坛》栏目改版，宗旨调整为“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百家讲坛》现已成为科教频道的品牌栏目之一，它所采用的一些叙述模式也已经影响了各种科教综艺节目，譬如著名的《探索·发现》、《走近科学》等栏目都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这一手法。

中央电视台栏目警示和末位淘汰制度

2002年9月出始，中央电视台正式推行新的管理方式，制订《节目综合评价体系方案》，并以该方案为标实施《栏目警示及淘汰条例》。

中央电视台节目评价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对全台栏目进行分类，建立科学的节目分类体系；通过对影响节目质量的元素进行全面排查，确立以客观评价、主观评价和成本评价等三项指标作为栏目评价的基本指标；通过对三项评价指标分别进行科学的权重修正，最终形成栏目的综合评价指标，简称“三项指标，一把尺子”。

客观评价指标是指以收视率为基础，兼顾频道、时段、节目类别等因素之后获得的栏目收视表现的量化值；主观评价指标是综合专家、领导对栏目评议的量化值；成本评价指标是栏目投入产出状况的量化值。综合评价指标是指综合了栏目客观评价、主观评价、成本评价三项指标之和而形成的节目传播效果的综合量化值。

……

“三项指标，一把尺子”，既是全台节目评价的基本方法，又是栏目实施警示淘汰的标准依据。由于各频道专业定位和落地情况差异，为保证评价的公平和警示淘汰的公正，目前仅以频道为单位，在同一频道内实施节目评价和栏目警示淘汰。

栏目警示的主要对象是：每季度排名处于最后的几个栏目；或排名虽不处于最后，但综合评价指数下滑比较明显的栏目；或综合评价指数下滑趋势虽不明显，但排名下降比较明显的栏目。实施警示，使栏目有足够的时间调整改革，提高综合评价指数。

栏目末位淘汰制淘汰的主要对象是：一个频道内全年平均综合评价指数排名处于末位的栏目。被淘汰栏目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栏目客观评价指标尤其是收视长期偏低；有的栏目是主观评价指标长年偏低；有的栏目成本偏高，最终导致全年平均综合评价指数处于末位。（《中央电视台节目综合评价体系》，转引自黎斌，李怀亮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运营管理实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64—65页）

主讲人制

“主讲人制”在2004年《百家讲坛》栏目改版后从自发走向自觉，所谓“主讲人制”，按照王立群的话说是指节目以主讲人的个人讲解为主。易中天讲得则更详细，他在博客里谈到“主讲人制”“略似于电影中的明星制”，即“都是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吸引观众，创造品牌，形成凝聚力”。概要地说，主讲人制即放弃一般讲座一人一讲的模式，培养一些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主讲人，让他们围绕一个主题讲多集，这类似于电视系列剧的模式。有时某位主讲人讲解的时间跨度甚至可以长达一年，这便是《百家讲坛》打造“年度主讲人”的栏目策略。主讲人制成功最显著的成果便是“学术造星”现象的出现，自2004年改版以来，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王立群、纪连海、马未都、钱文忠等人相继走红，其走红速度之快和覆盖人群之广都是学术场内甚难达到的。

国学热：

“国学热”是20世纪90年代首先从学界兴起，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的一次文化热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重新评价、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潮流。这以1993年张岱年主编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国学研究》，以及同年《人民日报》整版刊出《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为标志。自此，“国学”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国学热”进一步发展，并在2005年前后随着《百家讲坛》的成功到达高潮，2005年被称为“国学年”。至今，各种“国学班”、“国学院”、“蒙学馆”、“儒商”现象、儿童诗歌诵读活动、各地的祭孔活动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国学在国内、甚至国外都蔚然成风。

[1]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