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志愿精神与社会和谐

第一节
从历史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看志愿精神的价值

一、问题界定：社会公平与价值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机制

在本节，我们基于创新管理专家基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的理论来思考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基福德·平肖的理论是：“虽然几乎所有的人类体系都是通过权力、交换和社区这三种关系来建立秩序的，但是在组织结构中，这三种关系之间的比例大不相同。”^[1]。在这里，我们把“权力”理解为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把“交换”理解为市场的作用和角色，把“社区”理解为社会的作用和角色。根据他的理论，我们提出三个基本命题：社会公平（本文主要是指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和谐（秩序）的基础，社会公平与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和交换关系；作为社区核心的共同认同是社会和谐（秩序）的价值基础，慈善和志愿精神在形成社会认同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通力合作是实现社会秩序（和谐）的根本保障。

本节以社会公平为线索，从历史、全球和理论的视角对社会公平进行分析，进而确定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制约因素以及在中国现阶段的特点及应对措施，以期对当前的政策制定和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一）社会公平

我们在这里提到的社会公平是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就是要在和谐社会的体制或制度框架内，每个人都拥有公平发展的机会，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这实际上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诸方面具体化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解决起来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根据现阶段的历史特点进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所界定的和谐社会，就是，从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通过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更多地关注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针对“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纲要》提出了一系列实现社会和谐的重点工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从长远着眼，又要从现实着手。事实上，长远问题和现实问题确实是可以结合起来考虑的，例如，贫富差距是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也是人类长期共同面对，一直希望解决好的问题，“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包含了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内涵。但是，人们对于当前收入分配体制的设计会影响到人类未来社会的制度框架，因为体制一旦形成，就会形成制度惯性，进入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当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将扭曲未来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在这样被扭曲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下，新的制度设计要达到预期目标常常是不容易的，甚至出现制度失灵。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更侧重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和谐社会则是着重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就说：“地球上是否还能够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3]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说十六年前费孝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从学者或者思想家的角度出发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则是从政策制定和政策实践出发。换句话说，上个世纪，先哲们担忧和思考的问题，现在已经是摆到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不得不面对，必须去解决。我们别无选择。这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根本目的和意义。

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当前社会成员普遍不满的“上学难、看病贵、买房难”等问题的直接原因都与社会公平、贫富差距有关，而贫富差距又在于分配体制不合理。所以，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从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分配体制入手。在社会学看来，这是一个浅层次问题，深层次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和行为认同。即便是我们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这样的浅层次问题入手，也需要大智慧，因为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涉及若干深层次问题。费孝通说过：“我觉得要更好地理解今天世界上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关于自己的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只有当不同群族、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4]在当前，设计收入分配体制，既要超越既得利益，又要考虑既得利益，既要考虑中国的现实实践，又要考虑人类社会近二百年来的历史和挑战，这的确需要大智慧。另外，在谈到和谐社会这个宏大长远思想和战略时，常常会牵扯到对于社会的基本定义，对于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评价，对于思想史的基本判断，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思想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知识储备，在认识方法上需要有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性。还有，要深入研究贫富差距和分配体制问题，必然会碰到诸如所有制、市场机制、社会保障、政府职能以及社会参与等问题。贫富差距成为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讨论。《纲要》也把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十一五”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社会分配机制，处理好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既使资源在市场调节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又兼顾社会公平，使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效率优先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兼顾公平是促进共同富裕，二者要同时并举，不可顾此失彼。要加强国家对分配机制的宏观调控，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纲要》实际上提出了“十一五”时期，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我国分配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方向，这就是，在市场条件下充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合理控制收入差距。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作用。中国若不能很好地解决好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就很难在社会认同上达成共识。政府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手段很多，包括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为他们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并生活于社会安全网之内，才会普遍认同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和谐才具有可能性。

（二）建立社会认同机制

我们这里谈到的社区是价值层面的，是指和谐的价值体系和全社会共同认可、相互信守的行为准则。正如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所阐述的：“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理想”。^[5]实际上这是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价值追求，作为我们处理发展问题的方向，它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价值于一体。费孝通说：“事实上，自从有人类形成群体以来，‘美好社会’总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意念。它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多样形式的价值信念。总之，它是人类社会意识中必备的要素。它不仅体现了组成群体的各个人生活上追求的人生导向，而且也是群体用社会力量来维护的人和人相处的规范。它是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群体社会律令内外结合的统一体”。^[6]针对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的诸如战争、灾害、贫困、环境污染等等问题，世界各国领袖和社会精英为人类在21世纪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已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21世纪伊始，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表明中国在建设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正在探索人类社会的新发展路径和方向。心灵的东西非常重要，也最容易为人们忽视，维系一个民族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往往是人们内心的价值积淀，可能是我们在谈“以人为本”时很少考虑到的。人是有灵的动物。费孝通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一点：“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7]。他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的，即，文化是人们的价值体制和行为模式。文化的隔阂是怎么形成的？地理、种族自然是原因，现实中的隔阂许多却是由于收入差距、社会地位的差别引起的。而在公平发展的机会机制下的收入差距又是不可避免的，要消除人们之间因此而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沟通、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和许多世界领袖一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马丁·路德·金曾经说，人们之所以相互仇恨，是因为他们相互害怕。他们之所以相互害怕，是因为他们相互不了解。他们之所以相互不了解，是因为他们相互不能交流。他们之所以相互不能交流，是因为他们相互隔离。我们经历中令人悲哀的教训是，有时我们相邻而立，却仍彼此隔离，心与心之间相距千里。如果想要建立稳固的社区，我们就必须缩短这种距离”^[8]。反思“9 ·11”之后的美国和世界，我们不能忽视克林顿的忠告，恐怖主义这种源于文化冲突的新冲突方式已经成为构建和谐世界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克林顿在1996年的连任竞选中，把推进社区建设作为自己的三大国家战略之一——通过社区建设来建立整个国家基本的价值意识。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社区这个概念可以指邻里、街道，也可以指国家和全世界。作为一位世界领导人，克林顿当然不会仅仅局限在微观的层次上谈和谐问题。

我们以上谈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两个层面缺一不可，切不可忽视文化价值的意义。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说：“我们发现文化含有两大主要成分——物质的和精神的，即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文化的现实即存在于这两部分的关系中，偏重其一，都会成为无谓的社会学的玄学。一种物器的同一性并不在于它的特有形式，一个观念，或风俗的同一性也不在于它的形式。器物的形式始终是人类行动所决定，所关联，或为人类观念所启发。信仰，思想和意见也是始终表现与被改造的环境中，要认识文化的现实，只有从此着眼”^[9]。马林诺斯基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在英国求学时的导师，费孝通把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个方面，并指出：“我认为 ‘这四个方面’对人类学的研究者就十分重要了。马老师的文化四方面的说法其实就是文化的整体论”^[10]。20世纪末，费孝通把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加以概括。他对于文化的经典概括至今仍然对于我们有启示作用。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其中社会责任感是最普遍、最广泛、渗透性最强的社会规范。而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遵守社会规范，进行道德选择，是出于自身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一个人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和赞许，是人的一切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而得到认同和赞许的关键，则在于一个人是否有美德，品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誉，而品德败坏的人则会遭到社会和他人的谴责。社会责任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美德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维护和遵守之，这就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我们在着手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同时建立共同的社会认同。没有社会共同认同的文化价值，哪有和谐的社会？“人们乐于遵守自然法则和端正行为准则，因为大家都知道，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真正办法是建立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那就是共同的愿景和协同。”^[11]

二、社会和谐基本机制的历史、全球和理论考察

（一）社会公平的全球性障碍：“社会问题”全球化

全美发展银行（The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执行副总裁南西·博德塞奥（Nancy Birdsall）说：“自《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经一百五十年有余，全球不平等在不断加剧”。^[12]社会不公平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为什么？费孝通道出了一个真谛：“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 ‘问题’的全球化”。^[13]从全球历史以及各国的具体历史看，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普遍现象，非当代中国独有。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L. S. Stavrianos）^[14]通过对历史和当代的分析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越来越不公平（见图2 -1）。贫富差距问题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问题，危及人类生存。在这些不平等中，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尤为突出。斯塔夫利阿诺斯发现，在过去五十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无论在各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这些收入的分配都极其不公平^[15]。他引用联合国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拥有财富的比例则从2.3%下降到1.4%。”^[16]这些不公正不仅表现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存在于各国国内社会中。图2 -2也向我们显示，自1800年以来，世界上的财富在不断向富人手里集中，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起伏，但总的趋势是这样的。

美国经济学家加德·博斯腾（Jared Bernstein）^[17]在《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提出，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等不平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实际上也是一个全球现象。回顾过去二百多年人类走过的历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社会不平等不仅发生在贫富群体之间，也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见图2-2）。过去二百年，贫富差距、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增长而缩小，相反，却在不断扩大。国际反贫困组织社会观察（Social Watch），在其2006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自1991年以来，财富正在由贫穷国家向富有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是建立在不发达国家低消费基础上的”^[18]。其实，社会观察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早在200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年度报告就指出了类似的问题。在这份报告中，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揭示每年从贫穷国家流向富有国家的净金融资产达2000亿美元之多。

即便是经济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和日本，它们在其工业化早期就着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福利制度，其当代依然出现收入差距拉大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如图2-3所示。

最新调查显示，日本人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担忧，因为日本的贫富差距在加大。日本《朝日新闻》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 74%的日本人认为贫富差距在加大（见图2-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不断恶化的美国贫富分化状况呈现出两种不同趋势：一方面，中低收入阶层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相对地位稳中有升，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有所缓解：另一方面，占人口极少数的最富有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增长速度远超其他人群。美国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过去几十年美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加剧趋势，这与美国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收入平衡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另外，英国、意大利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见图2-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典型家庭的收入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提高，作为经济蛋糕的蛋糕师——劳动力的生产率不断提高，他们也相应地从他们的工作中受益：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生产率和真正中产阶级的收入都成倍增长（见图2-5）。

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便是人们的工作更加努力，劳动时间更长，美国家庭收入的增长也只是生产率的三分之一。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2003年底，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最长时间周期已经与20世纪30年代一样长。美国经济在增长，但是人们在失去工作。美国经济自2001年发生衰退，尽管经济总体上有实质性增长，但典型家庭的收入却持续下降，贫困人口不断上升。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缓慢增长的家庭收入之间一直存在差距（见图2-6）。博斯腾把这种现象称为YOYO（You are on your own）经济学特征：即经济本身表现很好，从事经济的人则不见得好。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见图2-7）。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198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尚不到5000亿元；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8.2万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增长3倍多，几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在1995年和1997年我国分别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从1993年起，按照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内生产总值取代国民生产总值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排在世界第四位。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35万亿元，我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问题在于中国也似乎患了YOYO经济病，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所属部门的研究认为，目前我国贫富悬殊已经达到了“黄色”警戒水平。如果五年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话，贫富悬殊将恶化到“红色”危险水平。国家统计局2005年6月公布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10%的富裕人口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45%，其中1%的人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3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却只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1.4%^[19]。

过去一个世纪甚至更远，但尤其最近几十年，中国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收入差距扩大、就业不足等问题。世界怎么了？值得注意的是，近二百年来，西方经济一直处于强势状态，其经济和现代化的成功造成了其社会中的某些势力的自我膨胀，产生了西方模式优势论、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主义思潮，但是在西方世界，也出现了像博斯腾这样一批敢于对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进行自我反思的学者。针对美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伽·奥珀罗维特兹（Gar Alperovitz）预言：在21世纪头十年中，美国必须接受一种新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历史性挑战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行政策能够应对的^[20]。

其实，新的趋势已经在美国和我国都初露端倪，继比尔·盖茨夫妇捐赠260亿美元成立基金会后，另一位美国富豪巴菲特捐赠380亿美元搞慈善。作为一个从资本市场起家的富人，在捐赠仪式上，巴菲特感慨市场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个感慨值得我们深思。^[21]值得欣慰的是，在西方政治家和商界举臂联手应对人类发展新挑战的时候，中国也在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中国香港首富李嘉诚日前表示，其旗下公司已经捐出80亿元用于公益事业发展，“未来还将有巨资投入，而 ‘直到有一天，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作者注）一定不会少于我财产的三分之一’。以李嘉诚的大约1500亿港元财产计算，基金会将增至480亿港元，这将是全球华人私人基金会中金额最高的一个”^[22]。中国内地地产商在争论是否要为穷人盖房和是否要考虑穷人的住房之后，已经有一些地产商明确要做“负责任的 ‘地产公民’”。中国自2005年以来不断深入讨论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标志着这个转型国家在社会发展方向方面进行的新探索和展现的新趋势。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道德约束，一旦通过媒体、舆论进行宣传和传播，就成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制度约束。要它真正形成事实，取决于企业家内心的良心、责任。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在一开始就讨论的和谐社会的第二个核心内容——文化价值。我们总是不能离开社会价值谈社会体制和社会发展。

如前所述，对于西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评价，在西方社会中也存在巨大分歧。中国长期以来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凌辱，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经济社会磨难，潜意识中赶超英美的思想和理念不能说不根深蒂固，甚至有人把西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模式。历史已经表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暴露在我们面前的西方经济和社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完美社会和完美经济。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我们潜意识中的刻板、抽象、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以一种全面、动态、历史和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实发展中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我们需要针对当前面对的全球性的以及全世界同样面临的挑战，来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更加完美的办法，赋予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一种全新的意义。这也是21世纪历史赋予中国现代化的一项特殊使命。这也许就是构建和谐世界的意义。

（二）社会公平的体制和机制障碍：所有制、市场机制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偏好

对于上述问题的探索，我们自然深入到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那些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政府公共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社会也存在不和谐，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依然存在，而且其趋势还在不断扩大？其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甚至整个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十分重要。

1．制度和体制因素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如果用比较方法去具体分析人类各群体所向往的美好社会，基本上总是离不开安全和繁荣这两项基本愿望。这两项基本愿望只有通过群体和平协作来实现，没有引起你死我活相对抗的理由。因此我总是倾向于认为历史上群体间所有意识形态之争，不论是宗教战争、民族冲突以至结束不久的 ‘冷战’，实质上都是群体间物质利益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水火不相容原是物质利益争夺的借口和掩饰”。^[23]这是一个社会人类学家对于和谐社会的描述和思索，既有哲学和历史的思考，也有个人的价值判断——一种带有理想主义的价值判断和追求。有时候，现实的发展往往与理想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但是，美好理想是人类，是各个民族生生不息，不断走向强大的动力。从理论上说，绝对的和谐是不存在的，不论是文化、政治，还是经济都是如此。这是我们在理解和谐社会时，必须在思想上和认识上要明确的，包括我们目前谈论很多，甚至已经成为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和而不同”不论对文化，还是对政治形态，还是对收入分配问题，都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24]

让我们从社会平等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引用洛克的话说：“按照贤明的洛克的格言：在没有私有制的地方是不会有不公正的。现代社会存在不平等是必然的”。^[25]在洛克看来，私有制是不公正的根源。卢梭自己则说：“我们可以断言，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断言，仅为实在法所认可的精神上的不平等，每当它与生理上的不平等不相称时，便与自然法相抵触。这种不相称充分决定了我们对流行于一切文明民族之中的那种不平等应持什么看法。因为，一个孩子命令着老年人，一个傻子指导着聪明人，一小撮人拥有许多剩余的东西，而大量的饥民则缺乏生活必需品，这显然是违反自然法的，无论人们给不平等下什么样的定义。”^[26]卢梭在这里不仅直指私有制，也指出绝对平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即便是在自然状态下也是如此。回顾历史，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存在绝对平等，只是相对平等，因为在那个时代在工人中至少还有八级工资制，在干部中还有不同等级的工资。可见，在社会发展中，或者说，由于能力等因素必然会造就不平等，问题在于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和限度，以及我们的政策和制度如何来规定这种不平等。造成不平等的因素有两个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一是所有制的性质与结构，二是现行制度对这种所有制及其造成的现实结构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制度，是一个广义上的人类学意义的制度，它既包括由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所规定的准则，也包括由于历史、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所形成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没有制定法律支持和规范社会捐赠和慈善事业发展之前，美国民间的慈善捐赠是美国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文化、政治、传统积淀的结果，是美国重要的社会制度。我们也只有从这里才能够对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和华尔街大鳄巴菲特以及更多美国人的慈善行为、志愿精神做出部分合理的理解，但不是全部。F. A．哈耶克（Friedrich Haykek）则认为“为建立一个合理的法律制度，我们需要并且也从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得到了比这更加明确的帮助。努力使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尽可能对其他人的需要作出贡献，不仅仅产生了私人财产的一般原则，而且还有助于我们确定不同种类的产权内容。为了使个人在其决策中能够考虑到这个决策可能引起的各种实际影响，有必要使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责任范围’尽可能全面地包括他的活动对他人从其控制的事物上所得到满足的全部直接影响。这完全可以通过产权的概念来完成。简单地讲，产权就是对某一事物包括动产或律师所称的 ‘不动产’有唯一的使用权。但是涉及土地时，就会产生一些更为棘手的问题，在这方面，承认私人产权原则对我们帮助甚小，除非我们清楚知道所有权所包括的权利和义务的真切意义。”^[27]

在这一点上，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博斯腾的观点可能会形成一个补充，他从全新的、深深根植于美国历史和文化价值的视角来看美国经济及其发展，并对当前美国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诸如医疗卫生私有化、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不断攀升等，进行了大胆的批评。他认为坚持以人为中心和保证人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是发展政策的核心。博斯腾通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的寓言，开始对公平经济进行阐述：“我曾经听人们讲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中的寓言：分别在天堂和地狱的人们，围坐在盛满美味大餐的餐桌旁，食物远离他们，不过他们每人都手握真正的、可以触及那些食物的长长餐叉。在地狱，人人都挨饿，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用手中的餐叉去取到食物，但是，餐叉长于他们的手臂，以至于他们弯过手臂难以把餐叉终端的食物送到嘴里。在天堂，人们也面临餐叉太长的问题，但是大家吃得很好，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互相喂食”。^[28]紧接着这个寓言，博斯腾阐释道：保护美国人民的私人权力一直是美国价值的核心，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像在地狱里吃饭一样，人们被推到了相互孤立的境地，尽管经济持续发展，似乎人人都感到饥饿。博斯腾认为这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哲学正在伤害着美国，危及国家的未来，危及后代的发展，更为荒唐的是，它使那些试图实现美国梦的人变得更加艰难。他批评道：这个极端的个人主义主宰了人们经常谈及的主要经济生活领域和那些属于生活标准的交叉领域，主宰了人们自己和他们子女未来的机会。它的含义，有时是含混的，但大部分是清晰的，即“做你自己的（You're on your own, YOYO）”。YOYO是这个极端个人主义哲学价值观的缩写，是一个破坏性治理（Governing）理念。博斯腾限定了YOYO的含义，使其并不复杂，即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如何治理其经济和社会？因为如此，它体现了一系列的价值，YOYO价值体系的核心是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个国家，不管它面临什么样的严峻挑战，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个人照顾好个人。在已经过去的岁月里，这个有害的价值体系产生了一系列充满极端个人主义基因的政策措施，它的核心不是通过政府来解决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是通过市场。博斯腾认为，YOYO倡导群体——政治家、说客和经济学家非常积极地推行这个理念——近年来不断努力提升它的政策意义，但是极端个人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YOYO的原始雏形形成于19世纪初期，其表现是：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快速拉大。博斯腾批评了现任总统布什的养老保险私人化和公立学校私人化政策。这些政策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曾一度成为布什和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戈尔争论的焦点。博斯腾分析发现，YOYO运动的中心目标是继续甚至加速把政府和国有公司的经济风险转嫁给个人或他们的家庭。他说，人们可以从最近若干保守主义的表面动议看到其暗藏着的YOYO动机：社会保险私人化、卫生健康的个人账号（所谓卫生储蓄账号），对于劳动力市场法规的侵犯，以及通过不停地减税来缩减政府财政收入，削弱政府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根据博斯腾的分析，任何时期，这个快速YOYO运动的经济风险再分配始终不是一个好的消息，特别是在这个充满风险的当代，风险再分配越来越不利于社会大众。新世纪伊始，人们面临巨大的经济挑战，其中的许多挑战已经造成人们生活的巨大不平等和高度经济不安全。但是作为主流价值观的YOYO不能产生具有应对性的、积极的解决方案，不能使大多数人脱离这些巨大不平等和高度经济不安全。相反，一些说法，诸如“这是你的钱”，强调不断缩小的政府角色和更大的个人风险。全球竞争加剧、卫生成本增加、寿命延长与养老保险体制的脆弱，就业缺乏保障，以及空前的机会与财富不平等正呼唤更广泛的参与，而不是单纯依靠市场解决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29]

历史表明，经济发展遵循一个基本原则——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应该主要由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分享。这个结论早就被亚当·斯密发现了：“哪里有更大的繁荣，哪里就会有更大的不平等。培养一个富人，至少会造就五百个穷人。”^[30]斯密将其称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当资本主义被全球化之后，资本主义的模式就从国内扩展到全球。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阶层收入的增加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进步加速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必然会减少。这种减少反过来又反映出长期的失业问题、全球化、制造业工作机会向低工资的服务业工作转移等等。私有制本身会造成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为了抑制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度扩大，保持经济社会发展一定领域的公共性是必不可缺的。这是我们理解的为什么在那些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政府公共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收入分类和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依然存在，而且其趋势还在不断扩大的第一个深层原因。2006年5月美国员工股份所有制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ESOP）协会召开第29届年会，ESOP公司领导人们汇集一堂，讨论和评估员工股份所有制运动的现状及其未来。员工股份所有制计划的核心是使员工持有公司100%的股份。该会主席迈克尔·基林（J. Michael Keeling）对这种所有制模式充满信心，说它可能用来征服21世纪的挑战。^[31]美国总统布什把这些所有制的探索称为“所有制社会”（他主要指个人对财富的所有），或社会所有制^[32]，也有人将其称为“企业组织”（Enterprising Organization，组织所有，有益于社区）^[33]。别管叫什么，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关制度的问题或体制设计问题，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引起总统的重视，引起社会各界的讨论。这都是我们在探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不能忽视的。不论是“员工所有”、“社会所有”，还是“企业组织”，都提出了所有制的变革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对问题的探索也不能停留在表面层次。

2．市场是导致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是最有效的，但不是最公正的，因为它不能保证基本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向那些最需要的人倾斜。不仅像博斯腾这样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甚至连巴菲特这样的资本家也有同样的感觉。2006年，巴菲特在向盖茨基金会的认捐签署仪式上说了一番话：“市场经济无助于解决贫富差距”。举例来说，一些在发达国家看来已经成为历史的传染病，却在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地区流行，侵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例如艾滋病。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药物，但是药品开发商宁愿开发让富裕的男人性生活更美妙的“伟哥”，也不愿意开发穷人急需的药品，因为他们太穷了，无利可图。据统计，从1975年到2004年间全世界开发出来的1556种药品中，只有百分之一用在那些影响数十亿人存亡的疾病上。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联手推广生产穷人可以消费得起的艾滋病药品，盖茨和巴菲特联手救助非洲的艾滋病患者，已经足以说明市场制度的深层矛盾。对于美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经济学家柯密特·高登（Cauden）有一个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美国社会结构是双层次的。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广泛的权力分配，公开宣布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然而其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公民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悬殊差别”^[34]。这四位世界巨人的善举，吊诡地彰显了一个根本问题：私有制和市场解决不了贫富差距，造就不了社会平等，人类必须探索新的制度。他们的壮举也指出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2006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也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经济的，有时也是社会的——市场总是不完美的”。^[35]莱斯特·梭罗（Lester C. Thurow）甚至说得更加明了：“资本主义天生短视。它不愿意也不能对教育、基础设施或研发工作进行投资，而资本主义要想在未来取得成功，这些都是必需的。”“市场经济背后需要一个社区，去完成它不会完成的长期投资。”^[36]这里所谓社区，就是人们的共同认同和一道工作。“在美国没有简单的自由市场，只有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市场。经济政策与自由无关，它的一切与机会有关。”^[37]

进一步分析，私有制和市场造就贫富差距和不平等，既不是博斯腾的发现，也不是巴菲特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资本论》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恩格斯在1886年11月5日的《资本论》第四版序言中指出，“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38]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综合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真正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了法律和政治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特征。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9]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也产生于此。问题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国家政府也在调整其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上策建筑。典型的例证就是，消除由于财富过度集中和阶级关系过度紧张引发的社会关系冲突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一般认为，社会政策发端于1873年由一批德国经济学家创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迄今已经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考察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效益与平等追求之间的矛盾。英国最早的济贫法就是针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出的解决方案，其核心目标就是消除贫富严重分化，减少贫困人口的规模，保持社会稳定与正常运行。政府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政府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如何满足社会公平的诉求？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市场的确存在很多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的方面，政府以政策的手段进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过多的政府干预会损害市场的效率。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也指出：“虽然自由市场运作的并不是太好，但其他根本行不通。其实，我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多保留意见，因为这种制度对经济顶礼膜拜，把经济当成一切的目的，生命的终极目标，这太片面了”。他还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理念没有能够完整地体现人类存在的多重意义。这么短视的制度却支配着人生的方方面面，这对于任何社会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40]

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出现原因的实质性解释是，现代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缩小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差距，缓解财富分配过分不平等带来的社会冲突（见图2 -8、2 -9、2 -10和表2-1）。当然，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消除或缓解这种社会差距的方式因各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别。在美国，最初是社会自己来承担这种责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的志愿精神和慈善精神，后来政府特别是从罗斯福政府开始介入。“福利政策通过提供反周期性萧条的强有力财政刺激，缓解了经济萧条周期的严重后果。换言之，当经济衰退时，福利政策有其强有力的反贫困效果。总之，这些效果大大降低了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人类苦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41]在英法等国，政府的作用和政府的介入更早一些，作用更大一些。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说：“由于红利、利息、租金以及其他资产收入来自所拥有的财富，因而这些收入形式反映了财富的集中和其大部分向最高层收入集团的流入。”^[42]

② 包括公共援助、食品卷、铁路和政府人员退休福利、失业补贴等。

3．公共政策价值的价值偏好

现在我们探索关于为什么在那些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政府公共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收入分配和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依然存在，而且其趋势还在不断扩大的第三个深层原因。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自远古至今，人类在技术开发上的确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及时不断地将这些技术用于经济发展，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问题是，为什么技术会取得如此的进步，而社会进步就那么艰难？用价值中立理论解释，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本身是没有什么价值取向的，对于那些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价值中立原则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市场经济则是完全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吸纳技术，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百年人类在经济技术上取得巨大、快速进步的原因之一。但是，社会发展和社会政策则大大不同，社会政策的应用涉及实施这些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自身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决策者和执行者本身是政策的受益者，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实施政策、制定政策过程中难以超越价值中立原则，这就必然造成社会发展领域的不平等，甚至出现“经济和技术越发达，社会就越趋向于不公正”的现象。“市场如果受到富人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他们将产生不平等，将使市场失效，并使不同利益群体产生扩大财富的不同激励”。^[44]迈克尔·谢若登也说：“美国福利国家最初是凯恩斯的一个创造，用以在经济低落时刺激消费需求。宏观经济的这些基本指导思想主导了福利国家的形成，使福利国家以收入为基础，以消费为导向。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发现的那样，福利国家的增长已越来越少地是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结果，而越来越多地是利益集团政治的结果”^[45]。针对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失灵，出现了志愿主义的治理模式，那就是非营利部门参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博斯腾提出“大家一起做”，而不是“做自己的”理念的原因。

由于制度和体制困扰，市场不能最完美发挥作用和公共政策不能完全保持价值中立等诸多要素约束，要实现社会平等，构建和谐社会，没有经验可以借鉴，需要进行深刻的历史探索、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实在在的实践。

三、构建和谐社会核心的基本对策

（一）充分认识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意义

从斯塔夫利阿诺斯、博斯腾等学者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反思，到比尔·盖茨、巴菲特从实践中对市场的反思和善举，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准确地说，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在他们自身的反思中得到一定的修正。甚至更远些，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治家罗斯福实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政策，也是对于市场不足的修正。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实施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探索一条科学发展、节约资源、有效利用资源、保护生态、提高人类福祉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一个面临生态、环境、战争、传染病的世界，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不科学发展，不仅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还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而通过落实科学发展实现自己的目标，将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表2-2）。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一样，就是要借鉴西方国家、其他国家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探索出一条能够更好实现人类理想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同样将是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不仅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特别是社会发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更重要的是探索一条可以避免发展中出现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道路。我们目前面临的失业、贫困、贫富差距拉大等经济社会问题，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初期乃至现在都出现过，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中国同样也不能走西方社会“发展不能很好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这恐怕是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所在和长远考虑所在，决不是局限于眼前。

纵观历史和国际发展，中国构建的和谐社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历史和世界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和谐社会的现成模式，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问题。中国从1979年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指出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46]到1997年，在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后，党的十五大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在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社会问题的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战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19世纪后期至改革开放，中国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争和阶级斗争，闭关锁国，对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缺乏深刻的理解。改革开放初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更多的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经验，对于发达国家一个世纪以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方面的一系列调整缺乏整体、深刻认识，因此，在一些体制和制度设计上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偏差。或者说，基本方向是清楚的，但具体操作有一些模糊。目前发生的关于改革的争论，主要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怎样改的问题。历史学家罗荣渠教授说：“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中国人在自己本土的深厚文化积累层之上进行的。自从中国在异质文化冲击下失落了自己的天朝传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艰苦的历程，最后才达到朦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认识。在这一思想的螺旋式升进中，中心问题是探索中国化的现代发展道路。但什么是 ‘中国化’？什么是 ‘中国国情’？到底也没有很好解决。要么是鼓吹中国事事不如人，而唯洋是崇；要么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而盲目排外”^[47]。

像西方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一样，中国在20世纪末期，为了应对市场经济建设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也借鉴了西方的公共政策理论和方法，并应用到我们的政府改革或者行政体制改革中，问题在于，这些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政策和学说，在中国也遇到同样的命运。回过头来反思，我们应该设计什么样的体制和制度来适应我们现阶段的市场经济，或者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认真思考的。按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模式改革？还是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特征、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和角色，以及我们自己确定的现代化目标来设计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设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全面设计，需要大的思维、大的视野和大的理论指导。在这样一个面对来自全球化、人与自然关系恶化、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日益复杂化的世界，人类，包括中国如何走，的确是像费孝通教授预言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个孔子，一个能够超越各种文化来思考人类未来、中国未来的思想家。

也许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原点上来，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提出了公有制的思想，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反思，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如巴菲特说的，市场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反思“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完全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关注阶级斗争，我们忽视了经济发展，我们落后了。往更长远看，“我们中国人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讲了三千年了，忽略了人和物的关系，经济落后了，但是从全世界看人与人相处的问题却越来越重要了。人类应当及早有所自觉，既要充分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要明白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能共同生存下去”。^[48]费孝通是一位先哲、思想家，他在十多年前就从一个社会人类学家的角度看到了我们现在考虑和焦虑的问题。他在那个时期就预言到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不仅需要具体措施，也需要思想，所以他说21世纪人类需要一个孔子，从更高一个层次，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对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和资源问题考虑不够一样，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考虑不够。确切地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是非常科学的。可惜的是，我们在执行这个战略的过程中，过多地关注了市场，而忽视了社会，从而导致后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另外，本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针对过度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问题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反思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那个时候，我们仅仅看到了社会问题。后来我们反思发展模式，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强调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涵盖了经济、社会、环境等，特别突出了增长方式，以及包括在增长方式中的生态和环境问题。

我国不能简单地把目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归咎于社会转型。正如我们已经说的，为什么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着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分配手段比较完善、经济社会比较成熟的美国和日本还会出现这类问题？这实际上触及了现行所有制理论和市场理论的软肋。目前，我们需要淡化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这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事实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要过分渲染它，减少炒作和争论，避免负面的误导。至少我们可以说，收入差距问题不是我们独有的现象；而是要把我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纳入到整个全球历史和现实中考察，把问题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和世界视野中来深入研究。这可能是为什么国家副主席曾庆红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研讨班结业式上发表讲话时说“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同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和对国外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结合起来，同对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和拉美国家及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结果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关于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备，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49]。这为我们深入、科学地研究社会和谐问题指出了一条道路。

收入差距拉大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除了实际社会发展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心态上的问题，因为中国是从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走向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不愿意看到不平等是中国人心理中深层次的东西（表2 -3）。这一点，与美国不同。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调查，尽管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但是在美国，穷人对于这种差距的反应远远没有中国那么强烈，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固有的那个美国梦——人人都相信，只要自己辛勤劳动，终究会获得回报的，会进入富人行列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美国政府对于扩大的收入差距并不怎么过分关注。反而更加关注经济本身的增长，因为他们相信，经济增长会给每个人带来收入，或多或少。在加拿大也存在这样的思潮或者理念。当然，中国和美国不同，中国的问题是机会不均等，有学者已经总结出这种不均等，主要包括腐败和垄断。

可以预见，按照我们目前的思路，扭转这种趋势是非常困难的。目前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正如美国前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的，“检验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我们能否使那些富裕的人更加富裕，为那些不富裕的人提供足够的物品和服务”。这实际上让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前提，在技术进步、全球一体化等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来保证那些不富裕的人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强化、政府公共财政扩大、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有创新模式或新政策可引导人类走向更平等的私人、工人、社区财富所有？^[50]要么改革政府和社会，要么改革所有制结构，除此之外，很难有其他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教授在一次谈话中谈到，希望21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当时他谈话的背景就是美国刚刚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在费孝通看来，美伊战争的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所以在他提出了人类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个个文化要对自己进行反思之后，进而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进入21世纪，美国又对伊拉克发动了第二次战争，中东局势更加险恶，世界局势更加不稳定，我们一直推崇的美国并没有把这个世界带向和谐和繁荣。依靠美国不能建设一个和谐世界，以美国为赶超对象就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我们理解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探索，它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合理的社会公平和人类各个群体之间的认同。合理的社会平等，就是承认在一定能力、要素占有差异下的机会公平。群体认同，就是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合而不同”。南西·博德塞奥说：“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些不平等那么失望，有些不平等是健康的和有利于转型的”。他认为，人们未必对目前的不平等感到愤慨，只要规则是合理健康的，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是有希望进入新的社会阶层的。当前的机会均等和更多的机会代表美好的未来。^[51]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三个基本环节

人类过去二百多年的历史和二百多年来思想家们探索的历史表明，要使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必须建立一个尽可能使社会成员发展机会均等、全体社会成员相互认同的机制。这就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合理作用，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以及企业与个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三者形成一个合力，一道工作，共同面对人类发展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也是我们对在本节一开始引用的基福德·平肖的理论的进一步展开。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的，最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发展路径。

美国经济学家博斯腾2006年在其新书《同舟共济》（All Together Now, 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中揭示，单纯的市场不能为成千上万缺乏基本权利的人提供基本的卫生需求，或者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并不能帮助工作家庭提高生活标准。面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博斯腾认为^[52]，我们需要一个变通的理念，这个理念既能接纳个人自由，又强调这种个人自由应当通过更合作的方式来应对人们面对的挑战来实现。他称之为“我们一起做”（We're in this together, WITT）。博斯腾认为虽然这个WITT变通议程利用政府去实现预期目标，但绝不是号召政府花费更多的支出。他主张，人们必须保持个人和集体行动的平衡。人们不能简单地阐述减税对全球化、卫生保健、养老保险、经济安全的破坏，也不能简单地把事情推给市场并告诉公众让他们自己干吧。就像18世纪的黄金投机家，去试一把，要么致富，要么贫困潦倒。他的目的在于让人们考虑建立一个新的路径。其理论核心是，我们可以使用政府这一工具去建设更公正的社会，一个大家能够共同分享发展成果也能保护个人价值的社会。重要的是，在WITT议程下，人们通过创造一个重新连接强壮、灵活的经济与所有工作家庭生活标准的经济组织，而不仅仅是那些生活在简易棚中的人们。随着蛋糕做大，蛋糕师也可以切出更大的蛋糕片。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机会均等机制，奠定社会公平基础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毫无疑问，市场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配置资源的最佳选择。但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必须为其创造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环境。

经过二十七年的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开始较大程度地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仍然较低、很不健全、很不完善，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深层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又面临转轨过程中诸多新问题。如果我们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应当是：完善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合理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体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产权明晰、融合互补、协调发展；现代企业制度普遍建立，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较为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基本形成，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协调发展，消费者、生产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得到保护；建立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机制，以及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建立，并在规范市场、调节经济、管理社会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社会组织（也即民间组织）及其治理机制得到较快发展和完善，个人、企业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的决策机制、治理机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治体系和文化价值基本建立，并在社会调节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要求是：

第一，要进一步对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使之与新的资产管理体制建设和运行相配合，将有限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其增量部分，主要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配置到社会发展与社会事业领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第二，要加速推进还没有实质性转轨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除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应在股权多元化基础上规范公司制度，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结构。市场领域的国有资本，应在与其他资本的融合和公平竞争中加快结构调整，部分国有资本可以转入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需要、社会效益更为明显的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事业领域，尤其是教育、卫生、低收入阶层的救助等领域。

第三，要加快非市场领域的国有资本，包括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结合政府转型、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建设，加快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相衔接，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第四，促进国有企业职工就业机制转换，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形成与我国国情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就业和再就业机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的机制，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筑覆盖全社会的社会安全网，保证低收入阶层充分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

对于中国最近几年出现的社会上较为关注的问题，诸如上学难、看病贵、住房难，其背后的教育产业化、公共卫生产业化、房地产全面市场化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这些问题决不是简单的政策操作失误，有其深层的政策价值取向和理论取向。市场曾经是人们不久前崇拜的管理模式。人们过分崇拜市场，并把市场化简单地引入公共服务领域，结果导致了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2．发挥政府在再分配和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

历史已经表明，单纯依靠市场永远不可能实现公平，必须发挥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中的积极作用。在美国，要求政府发挥在平衡生活中的作用的呼声不断高涨。依阿华州长汤姆·威尔塞克（Tom Vilsack）说：“政府的作用无过于把人民组织起来去承担他们集体的责任，完成他们个人无能为力的事情”。^[53]事实上人们已经发现，当人们使用市场手段解决每一个问题——私人账户、对富人减税——他们自己却掉入了陷阱。非常清楚，人们需要逃离有局限性、玩世不恭的理念。追求人类集体的，而不是纯粹个人的，互惠互利的理念。

欧洲等所谓福利国家虽然社会差距也在扩大，但是保持在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合理范围之内，究其原因，就是政府通过高额收入加大政府的公共财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通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来保障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阿瑟·奥肯说道：政府的“转移支付是有很大平均作用的因素。它主要流向低收入的家庭。据一项对收入不平等的测量统计，如果没有政府的任何转移支付，1970年家庭收入不平等，就会比实际规模大两倍以上”。^[54]阿瑟·奥肯高度评价了政府在消除社会不平等中的作用，“这只桶流出的转移支付，是联邦收入平等化的关键。它们向低于贫困线的美国人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可得收入，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提高到贫困线以上”。^[55]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Wolfgang Zapf）也说：“社会福利政策和福利国家总体来说属于现代社会的基础体制，属于公民的 ‘制度资本’，其形式各异，如联邦德国的福利国家，这是从其历史条件当中发展而来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国家一方面是现代化的结果，一方面也是现代化继续发展的条件。它们创造了社会一体化和系统一体化的中心制度。同时它们也使得社会分层新模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阶段成为可能”。^[56]这个理论可以从美国现代福利体制的产生过程得到验证，在1930年之前，美国的救济工作和所需要的资金基本是由教会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人们以慈善的方式帮助穷人。有时大都市政府也会拿出一些钱来帮助穷人。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从股市崩溃开始，银行破产、工厂倒闭、农民破产，经济社会进入恶性循环，失业人口也从1929年的300万人上升到1933年的1500万人，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挑战，慈善机构、慈善的富人已经无能为力。为了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危机，罗斯福总统向国会争取公款，援助失业家庭。这次经济大萧条，促成了美国社会福利体制的建立，并得到不断完善。1945年，美国社会安全制度产生，从而保证美国国民在经济社会上有一种安全感。^[57]

在我们思考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欧美国家对于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思和在经济社会政策中的实践，是马克思理论以后人类历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在讨论发展的核心问题时，最关心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大多数国家取得的共识是，要重新考虑国家的作用，政府在那些市场可以发挥作用或可以使其较好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要少干预；在不能仅靠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当多做些工作。这首先意味着政府要对教育、医疗卫生、营养、计划生育和消除贫困工作的投资；建立质量较好的规章制度和法律环境；为公共开支的融资动员资源，以及提供稳定的宏观经济基础”。^[58]为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减少对于经济的直接投入，加大对于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之所以非常薄弱，还在于政府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财力还没有用到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以公共财政为例，2004年我国社保、救济、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性支出只占16.1%；而经济建设支出高达24%，行政公务费用支出为17%（见图2-11、图2-12）。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公共服务职能，应当包括通过立法和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全社会参与社会发展，避免由于发展中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为社会健康和公平发展配置必要的社会资源支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十一五”时期，要加强和完善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在理念、体制与机制三个方面对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进行全面规划。

这里我们需要简单地谈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事业问题。社会事业最初是我国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就更为具体的定义而言，社会事业是指也就是通常说的科、教、文、卫、体等活动，在中国已经发展延续了五十多年，并继续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社会事业要实现三个根本转变，一是从带有政府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服务向公共服务转变，二是从单纯由政府拨款、投资向公共财政转变，三是从单纯由政府提供向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提供转变。换句话说，社会事业需要在主体和运行机制上实现变革。

3．强化社会力量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创造浓厚的公平文化氛围

西方社会公众通过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介入社会事务（图2-13、图2-14），解决社会问题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社会慈善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不同，其作用发挥也不尽相同。美国属于自由市场主义类型，而欧洲，特别是西欧属于高福利国家，慈善组织在这两种形态下的生存方式有很大差异。在市场化体制下，慈善组织在法制框架下运行，政府通过税收政策鼓励社会办慈善，并出台相关法律支持慈善组织。政府与慈善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是一种合作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强化了州和地方政府及私人团体的作用，更多地通过非营利组织来具体实施社会保障项目。除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筹集资金以外，由第三方即非营利组织负责提供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成为这种政府运作体系下的重要受益者。不仅如此，在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还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2002年，美国150万个非营利组织的财产达到2万亿美元，年收入为1万亿美元。在福利开支的比重上， 1989年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为9560亿美元，非营利部门达到2950亿美元，特别是在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共同参与的服务中，政府在这些服务中每支出5美元，非营利部门要支出将近4美元。^[59]在福利国家体制下，慈善组织依赖政府的拨款，也要接受政府的控制和监督。在欧洲福利国家体系下，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互补与协调的关系，政府对慈善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并制定慈善法规，规范慈善组织行为，同时，慈善组织要对政府负责，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

“只有非营利部门和所谓的第三领域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这一领域包括道德责任、

社会责任、举止礼仪，以及推而广之为 ‘所有的除你自己以外没人可以强迫你做的正确的事’。在这个领域内，个人是心甘情愿、自觉自愿地从事某项事业。”^[60]我们把这些视为社会责任。慈善具有两层含义：一是爱全人类，这种爱通过个人的善举或通过捐献钱物来促进人类的福利、生活质量；另外一个是指通过捐赠、提供服务或其他志愿活动来减轻人类的痛苦和灾难，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的活动。社会捐赠的确可以弥补政府公共财政的不足。通常，在发达国家，慈善包括捐赠财物，也包括提供志愿服务，所以慈善精神和志愿精神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也就构成了慈善主体的多元化，不仅有公司、企业为组织形式的捐赠，也有个人的捐赠；不仅有富人的捐赠，也有普通公众的捐赠；捐赠的方式不仅包括钱物，还包括时间和知识。建立一个全社会认同的慈善环境是中国发挥公众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社会个人和集团之间的相互帮助，更重要的是相互理解和尊重，是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这种文化是要培养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合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一个 ‘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的大变革，它可能与当前世界上很多习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相抵触。在这场变革中，一定会因为不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触动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了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61]对此，管理大师德鲁克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我相信，这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他们的宗旨是让社区活跃起来，鼓励大家采取行动，改善别人的生活，在生活中实践他们的信仰。”^[62]

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中把社会保障归纳为五个内容：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慈善事业就是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救济和从事公益活动，是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内的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使人们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的话，那么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则可以使人们的发展机会更加均等，而鼓励公众参与社会事务则可以促进社会的价值认同，换句话说，促进社会融合。

总之，本节的主要结论是：

1．社会公平和共同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机制。

2．构建和谐社会是自古以来，更是近二百年来人类的崇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理想，思想家、政治家、社会公众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创建了丰富的理论。

3．历史、国际经验、理论史和人类近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在加剧，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建设和谐、美好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

4．在任何条件下，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不会存在绝对公平和公正，不合理的所有制结构和不恰当的市场运作将加剧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公正。

5．政府公共服务是自工业革命，特别是19世纪以来人类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而采取的积极措施，社会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使政府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到目前为止，完善市场体制、加强政府公共服务和推动公众最大限度参与社会事务是人类应对不平等加剧的最佳选择之一。

6．规范市场，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鼓励包括参与慈善活动和志愿服务在内的全社会参与，是消除社会不平等差距的基本手段，任何单一的行动都不足以应对人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也都不能够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新的社会建设必须从这些历史和理论的启示出发。

7．中国处于对未来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决定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决策和实践中来，如果大部分人认为“我不能影响未来发展，我何必参与”或“官员与商人决定未来，我只管自己的事情”，那么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就很难看到一个有效的合力。促进更多的人参与，将是中国促进社会和谐最有效的办法。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志愿服务发展和志愿精神弘扬已经使人们不能忽视这个合力的存在。这个过程一方面依赖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有利的国际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能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和有效治理，另一方面，依赖于我们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政府公共服务角色，特别是在提供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同时发挥社会公众在社会发展中的自我调节、自我约束、相互促进的作用。

8．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加大对于社会发展的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共财政密不可分，因为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反映着政府职能结构的变化。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财政的首要目标和工作核心。从历史和理论上分析，建立公共财政就是为了满足全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政府的治理制度安排。公共财政出现的前提是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以政权组织的角色，依据政权力量，在全社会进行的一种以市场失效为范围、以执行公共管理者职能、为市场提供满足公共需要为目的政府分配行为。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市场的确存在很多缺陷，政府以政策的手段进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公共财政是其手段之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和非市场营利性两个基本特征，其收支活动主要通过公共预算来实现，主要包括：经费预算和公共投资预算。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9．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社会事业要实现三个根本转变，一是从带有政府计划经济色彩的社会服务向公共服务转变，二是从单纯由政府拨款、投资向公共财政转变，三是从单纯由政府提供向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提供转变。换句话说，社会事业需要在主体和运行机制上实现变革。

（丁元竹）

参考文献

1.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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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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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守信：《“十一五”社会发展展望》，中国计划出版社2006年版。

6．费孝通：《费孝通文选》，群言出版社1998年版。

7．丁元竹：《社会发展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8. Nancy Birdsall, “Life Is Unfair:inequity in the world”, Charles W. Kegley, Jr. Eugene, R. Wittkopt, 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2001.

9. Jared Bernstein, All Together Now, 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6.

[1] 〔美〕吉福德·平肖：《在工作场所创建社区》，载美国德鲁克基金会：《未来的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页。

[2] 《胡锦涛强调扎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19日。

[3]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4]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5] 《胡锦涛强调扎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载《人民日报》2005年2月19日。

[6]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7]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8] 〔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2页。

[9] 〔英〕马林诺斯基：《文化论》，载《费孝通译文集》（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290页。

[10]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07页。

[11] 〔美〕史蒂芬·柯维（Stephen R. Covey）:《理想社区》，载美国德鲁克基金会：《未来的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2页。

[12] Nancy Birdsall, “Life is unfair:inequity in the world”, Charles W. Kegley, Jr. Eugene, R. Wittkopt, 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2001, p. 359.

[13]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14] 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斯塔夫利阿诺斯教授的名著《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从人类起源开始探索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时间跨越当代，内容涵盖帝国更替、宗教扩散、文化价值、社会变迁、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全书向人们展示出一幅由远及近的历史画卷。

[15] 〔美〕斯塔夫利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7页。

[16] 同上。

[17] 加德·博斯腾是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政策研究所生活标准研究项目主任、资深经济学家。最近，他的新作《同舟共济——公平经济共识》（All Together Now, 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6）出版发行，在美国引起反响。在这本书中，加德·博斯腾提出了当代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反复讨论的问题，即，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治理方式才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平发展？

[18] Pablo Leal, “Global Poverty and Global Wealth:two sides of same coin”, Znet, October 7,2006.

[19] 丁元竹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关问题研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2006年。

[20] Gar Alperovitz, America Beyond Capitalism, John Wiley & Sons/Shipping, October 8, 2004.

[21] 汤本：《慈善大手笔改写资本主义》，载《市民》2006年第7-8期合刊。

[22] 刘义昆：《李嘉诚1/3的身家该怎么花》，载《文汇报》2006年8月26日。

[23]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30页。

[24]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25]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http://www.ebook007.com。

[26] 同上。

[27] 〔美〕F. 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http://www.ebook007.com。

[28] Jared Bernstein, All Together Now, 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6, p.3.

[29] Jared Bernstein, All Together Now, 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6, p.3.

[30] Pablo Leal, “Global Poverty and Global Wealth:two sides of same coin”, Znet, October 7,2006.

[31] ESOP Association,29th Annual Conference, May 2006, Steve Dubb, “Democracy Collaborativ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www.community-wealth.org.

[32] “Enterprising Organization:New Assets based and other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solv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The Aspen Institute Non-profit Sector and Philanthropy Program, 2006, www.community-wealth.org.

[33] 同上。

[34] 〔美〕柯密特·高登：“原序”，载〔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5]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Equity and Development, The Co-publication of The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105.

[36] 美国德鲁克基金会：《未来的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37] Bernie Horn, Progressive Agenda for the States 2006, State Policy Leading America, Center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Washington, D. C. ,2006.

[38] 恩格斯：《资本论》第四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9] Steven Vago, Social Change, Pearson Education,2004, p. 59.

[40] 〔美〕彼得·德鲁克：《下一个社会的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41] 〔美〕迈克尔·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资产与穷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页。

[42] 〔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43]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9 and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2000.

[44]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Equity and Development, The Co-publication of The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p.30.

[45] 〔美〕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7页。

[46] 王岐山：《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载《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47] 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48] 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49] 曾庆红：《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研讨班结业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6年2月21日。

[50] Gar Alperovitz, America Beyond Capitalism, John Wiley & Sons/Shipping October 8, 2004.

[51] Nancy Birdsall, “Life Is Unfair:inequity in the world”, Charles W. Kegley, Jr. Eugene, R. Wittkopt, The Global Agenda:Issues and Perspectives,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2001, p. 371.

[52] Jared Bernstein, All Together Now, 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6.

[53] Jared Bernstein, All Together Now, 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2006.

[54] 〔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0页。

[55] 〔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56] 〔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57] 黎帼华：《美国社会服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58] 胡鞍钢、王绍光：《政府与市场》，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59] 本部分参考丁元竹等：《中华“慈善一日捐”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华慈善总会2005年。

[60] 〔美〕史蒂芬·柯维：《理想社区》，载美国德鲁克基金会：《未来的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61] 费孝通：《费孝通在2003：世纪学人遗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198页。

[62] 〔美〕彼得·德鲁克：《下一个社会的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