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在公共领域的适用性
贝克尔扩展经济人假设的适用范围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济人假设逐渐超越了经济学的边界，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假设。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第一个把经济人假设运用到了经济领域以外的人的行为的分析中。他认为：“经济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与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1]由此，他努力把经济人假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领域的一切人类行为，尤其是用于家庭领域的分析，建立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家庭经济学。
贝克尔把家庭成员假定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由于许多非货币因素如子女、健康、地位等，与物质产品一样能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效用满足，因此家庭绝不像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单位，而是一个生产性单位。在家庭经济运转过程中，为了实现时间等要素的有效配置，根据男女成员的不同生理特征和经验进行分工，男子把时间更多地配置于市场中以获得货币，女子则把更多的时间配置于家务活动以生产出健康、子女等商品，从而使家庭成员能够同时从市场和家庭中获益，实现家庭产出最大化。
贝克尔认为，人们结婚的目的就是希望从婚姻中获得最大化的收益。在传统家庭中，由于男女的不同特点，各自都能够通过组织家庭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和对未来风险的保证，因此人们才会选择结婚。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科技的发展，生产劳动对体能要求的下降，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从事了一份社会职业，传统家庭男女有别的分工模式发生变革，这就加剧了夫妇之间在就业和婚姻等方面的冲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福利国家医疗保障、失业保险、退休保障等一系列新机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家庭的保险功能，从而使家庭组织更加松散，离婚率不断上升。同时，家庭中的一个主要产出——子女的产出，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和不断增加的时间价值。随着父母的时间投入市场中的价值大大增加，养育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加大，而父母获得的收益不断趋于降低，因此子女的出生率将不断下降。这样，贝克尔就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成功地解释了与现代家庭有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贝克尔也正是因为运用经济人假设分析了包括家庭行为在内的人类所有行为，对种族和性别歧视、人力资本、时间配置、犯罪现象、自杀、婚姻生育等原本属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课题进行了研究分析，“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
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非经济问题，分析社会公共治理问题，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这一“政治的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用这一方法论来分析政治和公共领域的治理过程，将个人看作是社会选择和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主张用个人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政治经济现象，把社会看作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探讨建立在个人选择和行动基础上的社会选择和社会行动的规律。
布坎南等人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以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为分析前提，把它运用到公共领域，用来分析公共领域各种行动主体的行为。他们认为，个人在公共选择过程中，就像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一样，同样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受个人自利动机支配的经济市场主体，在他进入公共机关，担任公职以后，既没有变得高尚一点，也没有变得卑劣一点，他还跟原来一样，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普通的人。恰如布坎南所言：“如果把参与市场关系的个人当作效用最大化者，那么，当个人在非市场内行动时，似乎没有理由假定个人的动机发生了变化。至少存在一个有用的假定，即当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者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人、纳税人、受益人、政治家或官员时，他的品行不会发生变化。”[2]这样，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的努力下，经济人假设这一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贝克尔将其扩展到各种社会行为分析的同时，被公共选择理论扩展到公共领域的行为分析中来。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布坎南等人提出了交易政治理论，他把交易经济学的方法看成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首要方法，“我所认为的广义的公共选择观点的第一个要素或第一个方面，就是这种交易经济学方法，或作为交易范式的经济学”[3]。布坎南认为，经济学的本质是一门“交换的科学”，理解经济学，关键是要注意交换的过程、交易协议和契约，以及因此所导致的自发秩序原理或自动调节原理。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政治领域，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学也是一门交换的科学。根据布坎南等人的看法，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是一种交换关系，人们在有组织的市场上进行交换，形成合作，并通过某种直接有益于交易另一方的产品或服务而促进自己的利益，从而交易各方彼此都能够获益。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交换范式来概括政治过程，进一步发展了19世纪欧洲公共财政学派“政治是复杂的交换”，“政府是公民交换的补偿过程”等观点，提出了交易政治理论或政治市场理论。恰如布坎南所言：“在最基本的理想中，政治是一个完全类似于市场的复杂的交易过程。”[4]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看法，所谓政治市场是指政治家、官僚和选民等政治主体围绕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所形成的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与经济市场的关系结构有着基本相似性：政治制度就如同政治市场，政府就如同企业，政治家就是企业家，选民就是消费者，选举制度就是交换制度，选票就是货币，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就是消费品。在政治市场中，政治家、官僚和选民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经济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就像经济市场主体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进行交易。选民通过投票来表明自己对政治候选人和公共政策的偏好，以期获得最能够满足自己利益需求的公共政策；而政治家则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来争取选票，以实现自己对权力、地位和名誉的野心。在政治市场中，决定各方交换关系成立与否的根本因素，与经济市场一样，都是个人的自我利益。政治选举过程中，选民手中的选票，就像经济市场上顾客手中的钞票一样，他决定投给哪一个政党，哪一派政治家，购买了他们的政策纲领，这个党及其政治家就上台执政。而政党政治家为了竞取选民的选票，赢得选举的胜利，同样也必须不断讨好选民，满足选民不断扩展着的利益需求。
经济人假设在公共领域的适用性
有人认为，贝克尔和布坎南等人将经济人假设扩展到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人的行为分析，是一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行径。确实，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家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是有关“政治的经济学理论”，但是，虽然可能没有采用经济人假设这一个概念，关于公共领域中人的自利动机模式的假设，是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前提，用自利动机模式来概括公共领域中人的动机模式，绝非公共选择理论的首创之举。
实际上，从近代第一个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意大利著名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到美国的联邦党人，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家从来就没有采用浪漫主义的研究思路，把国家看成是受利他动机支配，天然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恰如著名政治哲学史家萨拜因所说：“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策略的一切议论几乎都根据这样一个前提，即认为人的本性本质上是自私的，因而政治家所必须依赖的有效动机是利己主义的……人类的本性是发展自己而又贪得无厌。人们所追求的就是要保住已有的并取得更多的东西。人对权力和财物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而权力和财物事实上总要受到自然条件不足的限制。因此，人总是处于竞争和斗争之中。”[5]马基雅维利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这种欲望也就是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人们的行为都是由个人的欲望所支配的，追求权力、名誉和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置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6]。所以君王在统治臣民的时候，应该暴力和欺骗相结合，既要像狮子般凶猛，又要像狐狸般狡猾。
17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也是以他的人性论为前提和基础的。他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支配人们行动的基本动力是自我保存，这是每一个人都享有的自然权利，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运用他自己的权力以求保全他自己的本性即保全他自己的生命的自由。所以，他可以有权利依据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去做他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但是，由于“自然创造人类，在人类身体和心灵的机能上，是造得极为平等的”，而“由能力的平等，便产生对于达到我们目的之希望的平等。因此，如有两人欲求相同的事物，而这事物却不能为他们所共同享受时，他们便成了敌人”。在他的经典名著《利维坦》中，霍布斯认为导致人类冲突的本质都是利益的冲突，“在人类天性中，我们发觉有三种主要争执的原因。第一为竞争，第二为猜忌，第三为荣耀。第一种原因，使人类为利益而侵略；第二种原因，使人类为安全而侵略；第三种原因，则使人类为名誉而侵略。由于第一种原因，人类运用暴力去造成使他们自己成为他人的身体、妻子及牛羊的主人。由于第二种原因，则用暴力去保卫上述的事物。由于第三种原因，则为着小事情而运用暴力。例如，他人直接对于他们本身，或间接对于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民族、他们的职业或他们的名，而有一言、一笑、一点不同的意见，或任何轻视的象征，他们都会运用暴力回答的”。一句话，按照霍布斯的看法，正是由于人的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中，就会不断地产生冲突，没有国家和秩序的自然状态，因此就是一种“人对人像狼一样”的战争状态。霍布斯正是以这一关于人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人际冲突的分析为基础，而建立了他的国家理论。[7]
到了约翰·洛克的时代，不论一个政治思想家是否具有霍布斯那样的自我主义心理，承认人的自利性，并以个人利益为前提和基础来解析社会、建构制度已经成为一种确定的思维。在近代第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阐述自己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时候，人的自我、自我利益的存在和追求及其合理性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在他同时代的几乎所有的18世纪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例如休谟、约翰·斯图加特·穆勒、边沁、孟德斯鸠、卢梭、杰弗逊和潘恩等人的理论中，都洋溢着自我和自我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思想。个人主义实际上是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共同的思想起点和思想精髓。那些认为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把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引入公共领域人的动机模式的分析的观点，或者认为经济人假设不适用于公共领域，不能作为解析和建构公共制度的基础，甚至认为公共管理理论采用经济人假设是公共管理理论家的耻辱的看法，首先就缺乏基本的政治学说史知识。
以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联邦党人、18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家们正是在对自我、自我利益充分认识和肯定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天赋权利理论。例如，在洛克的政治理论中，他把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看成是人人同等地享有的自然权利。而体现在美国宪法里的联邦党人思想中，则明确提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1789年法国革命基础上通过的《人权宣言》，则进一步认为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人们的言论、集会、出版、人身自由和反抗压迫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法律是公意的体现；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为了保护人的天赋人权不受侵害，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们探索了如何设计和建立一整套现代的宪政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从而构成了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主体内容。
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及其经济人假设的价值，不过是在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思潮汹涌澎湃发展，集体主义和国家主导理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以极其冷峻的理性，重新拾起17、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政治学和经济学家的理论武器，从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视角切入分析，来探讨国家的政府以及它的相关治理工具，是否是一套合适的公共治理工具。如果说近代政治哲学家致力于控制政府，20世纪的公共管理理论致力于改善政府，那么公共选择理论则在一个政府主导的时代勇敢地呼吁：重估政府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公共选择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供求分析等一系列分析方法，包括数学方法的运用，都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带来了积极的变化。
总之，从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到公共选择理论，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基础——经济人假设被逐渐扩展应用到社会各个领域，成为概括各个社会领域人的动机模式的一个假设。经济人假设是否真的具有一种普适的价值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经济人假设中的“经济人”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追求经济财富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的人，在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分析经济市场运行过程中市场主体的行为取向时，他们眼中的经济人所认真考虑和计算的可能确实是经济财富，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利益仅限于经济利益。当一个人存在和发展于一定的社会之中，为了像一个人那样活着，并追求最大的幸福，他的个人利益是由一系列利益所构成的利益体系。当个人面对一定的社会选择，需要决定是否采取一定的社会行动时，他在进行成本收益权衡比较的过程中，所考虑的收益因素绝不限于经济收益，个人的生命、自由、社会声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一点在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
实际上，当我们跳出政治和经济理论抽象逻辑的观念世界，直面现实，一个新鲜活泼的事实就是政治家、政府官员作为一个个体，以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组织，都有现实具体的利益需求，这些利益需求构成了他们行为的最基本的动力源泉。因此寻求现代文明国家有效的公共治理之道的一个基本课题，就是如何在充分承认政府利益、政治家利益和官员利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的基础上，重估政府的价值，进行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同时，塑造一整套新的机制，充分尊重、保护和实现他们的合理的自我利益和权益，并使他们自我利益的实现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最大限度地达成一致，而不是成为腐败的根源，从而为公共管理模式的改革、发展和完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1] 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页。
[2] 詹姆斯·M.布坎南：《宪政经济学》，载《经济学动态》1992年第4期。
[3] 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平新乔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4] 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平新乔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5]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97页。
[6]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4页。
[7] 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