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自序

这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成稿于1987年，当年通过答辩后，即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转眼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要重版，出版社的编辑问我是否要作些修订。回头看这篇少作，自然感到有不少肤浅之处，但我不想作什么改动了，它毕竟记录了自己曾经走过的学术途程，也带有那个时代思维的特点，还是保留它原来的面目吧。

想当初选择这个题目，也真是有些“大胆”。那时现实主义已经被人们谈得很腻，是个老旧的话题，但又很少有过学理性的探讨，甚至还没有一本系统的现实主义研究的专史，而我专门要拣这颗“酸果子”来啃，当然就有点“吃力不讨好”。记得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吴组缃先生就给我当头一炮，说现实主义问题纠缠太多，很难说得清。他是作家，写作也从来不会考虑什么“主义”之类。弄得导师王瑶先生也有些“紧张”，我更是胆战心惊。担任答辩委员的还有樊骏、钱中文、吕德申等几位先生，好在“有惊无险”，诸位老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论文通过了，还给了较高的评价。回想起来，吴组缃先生的批评真是一语中的。不是这个题目不值得做，而是以我等能力，的确很难做好。论文出版后，虽然得到许多好评，引用率很高，被海内外一些大学指定为本专业研究生必读书，甚至还得过奖，但我心里越来越清楚，拙著其实还是有“做文章”的痕迹，毛病不少，之所以被重视，多少也是占了“出道”较早的便宜。不敢说这本小书已足于称“史”，它顶多只是做了“清理地基”的工作：大概梳理了有关现实主义思潮方面的资料，粗略地勾勒了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的轮廓，并试图初步总结其历史特征与得失经验。如果这些“清理地基”工作能为后来的研究提供某些材料，或者引发对某些问题的思考，那就是笔者的安慰了。考虑到这一点，我乐于重版这部旧作。

现实主义是个包容性非常广的概念，从思潮、流派、创作方法或者其他各个角度，都可以介入“现实主义”。本书主要谈的是现代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思潮，虽然也必然会涉及文学社团、流派、创作、批评和论争等等，但都是从思潮角度去讨论。其实这是一种思潮史的研究，中心线索很明确，但涵盖的范围可能又比较宽。在本书初版的“小引”中我曾经提到，本书采取的办法是“史述”为主，从繁复的文学历史现象中选借一些最突出的“点”，去把握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三十多年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轨迹，考察它与其他思潮流派的关系，它所以成为“主潮”的原因，它对整个新文学所起的推进或者制约的作用，以及它在世界文学发展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色。写这本书时，我除了查阅大量史料，也尽量了解了中外关于现实主义的各种理论。我不想预先命定所谓本质意义的现实主义，但又确实有意在作一些中外的比较，看某些西方的或者东方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形。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本书除了受到现当代文学领域学者的关注，也曾被看作是当时比较文学界的一项收获。

本书初版时有过一篇后记，这次再版删去了，但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还想抄录在这里，也是对于过去岁月的一种纪念吧：

北大中文系我们那一届博士研究生只有陈平原与我两人，平时不怎么上课，王瑶先生不时把我们找去他家里坐一坐，通常又还有一些教员和文学界的专家以及研究生在座。这就是“文学沙龙”罢。每回大致也有一个中心话题，可是并不拘束，大家随便发表意见，交换文学研究的信息。对我们来说，这就等于上课。在轻松的气氛中，先生总是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古今中外天南海北地“闲聊”。我的许多思路正是在这种“闲聊”中酝酿形成的。初稿出来后，王瑶先生又花了半个多月，逐字逐句地认真审阅，提出许多修改意见。这本书得于通过答辩并出版，又使我有幸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恩师的扶掖是感铭不忘的。除了王瑶导师之外，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等老师也曾给我许多指教，有些观点形成又曾与学兄钱理群、吴福辉等的讨论中受益。对于师友们真诚的支持和具体的帮助，我在此表示敬意。

当然还要感谢北大出版社，感谢本书初版时的责任编辑张文定先生，他们帮助这本书面世，还把它列入当时颇有影响的《北大青年学者文库》。我生命中值得忆念的美好的一部分，也就和这本书以及催促它诞生的师友们联系在一起了。

2006年5月8日于京西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