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贡献
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它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产生在19世纪40年代,它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而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基础的奠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也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专著,但他们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时,即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不仅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许多观点和理论,而且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最大贡献,没有这个理论基础,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就不可能诞生。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之前,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也不可能有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作为它坚实的理论基础。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没有发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就不可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根源,不可能用社会经济原因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他们就不可能创立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2]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唯物史观,作为人们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应该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社会存在的原理,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唯物辩证关系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般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就把思想政治教育学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政治和经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法,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其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奠定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指明了方向。总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为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都明确地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使无产阶级认识到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学说时,紧紧抓住必须提高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个主题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自己的学说去武装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提高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本质的认识,提高他们革命斗争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推翻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3]。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去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达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说:“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4]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的社会中,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可是他们却变成了赤贫。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时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5]资本主义“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州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6]。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尤其是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
只有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克服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的异化和物化,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转化为现实。恩格斯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7]其意思是说,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真正得到全面发展,人才成为真正的人。因为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创造了使人成为真正人的生活条件。同时,它能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使人们有充裕的时间和创造手段,去发展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去学习科学、文化、艺术等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四、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
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是创立革命理论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生,是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理论时,总是到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他们批评“正义者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错误口号,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武装同盟的领导者和成员,直接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1845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鼓励同盟成员魏德迈、左尔格、库格曼等人继续进行斗争,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教育无产阶级把革命进行到底。他们通过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机会主义思潮,教育广大工人群众和党内的领导同志提高认识。为了使他们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同拉萨尔机会主义划清界限,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揭露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错误,教育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者和广大群众。为了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杜林主义的界限,揭露杜林假社会主义的嘴脸,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揭露了杜林的真面目,教育了党的一些领导人和广大党员、群众,提高了他们的认识。当巴黎公社的英雄们准备起义时,马克思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告诫巴黎公社的英雄们不要起义,认为起义是轻举妄动。但是,当英雄们举行起义后,马克思积极关心起义,并作了许多指示。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没有指责英雄们,而是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英雄们,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尝试,并总结经验,认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恒的!用以教育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晚年,马克思还对自己的战友法拉格说:“我应该训练好在我死后继续共产主义宣传的人。”[8]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开展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0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9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634页。
[8] 法拉格等著:《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