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明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重要的变化，《明史·文苑传序》说：“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明史·文苑传序》所描述的发展轨道是接近实际的。近代研究者也多以前后七子左右文坛，以及其前后为三期。
明初诗歌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刘基等著称。高、杨、张、徐“吴中四杰”，是吴中诗派的代表；刘基是越诗派的代表。其他如以孙蕡为代表的岭南诗派，以林鸿、高棅为代表的闽诗派等也颇有影响。这些诗人都承元代诗歌传统，直接受元代诗人虞集、杨维祯的影响。
明代诗歌虽不能开创大局面，却也可以说“蔚然称盛”（《明史·文苑传序》），而且也是颇多样化的，没有被一种主张束缚住。高启是最重要的诗人，清人赵翼《瓯北诗话》说：“高青丘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法唐人，而自运胸臆，一涉笔则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明初诗人第一，信不虚也。”高启虽有摹拟古人的方面，但他认为诗歌有其独自的特点，他在《青丘子歌》中说：“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留与江山争。”他的诗歌颇具有艺术个性。
林鸿提出尊奉盛唐，高棅所选的《唐诗品汇》确定唐代初、盛、中、晚的分期，尤主盛唐，对后世影响颇大。
在永乐、弘治间，出现了以“台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三杨之中，成就较大者当推杨士奇，次则杨荣。他们学宗濂、洛，文主欧、曾，文风“平和纡徐”。多阐道翼教、歌功颂德文字；诗歌韵语妥协，声度和平。
“茶陵诗派”的领袖是李东阳。成化、弘治间，他以台阁大臣地位主持诗坛。他论诗强调法度、音调，主张性情；反对剽窃摹拟，主张取法盛唐，开启了复古的先河。这里还应提到不依傍茶陵诗风的吴中诗人，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他们强调真情和才华，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弘治、正德时的“前七子”，即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王九思；嘉靖、万历时的“后七子”，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前后七子发起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在反对“台阁体”的文风、扫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作家都敢于反对宦官权势、奸欺国政，与特务统治进行斗争；但他们在名为复古、实为摹拟的主张下，自己终于不免成为另一种形式主义。
李梦阳关心政治，因抗击势要一再下狱。在文学上，他认为“西京之后，作者勿论矣”（《空同子论学上篇》）。论诗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而七古兼及初唐。他倡导复古意在革除流弊，否定当时的文风，却没有逃脱摹拟的窠臼。但他的诗论注意到诗歌的艺术特点，重视感情，以及形象化的表现手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而盛气矜心，矫枉过直。……平心而论，其诗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
何景明在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政，并和李梦阳一样遭到打击，在文学复古的总倾向上和李梦阳相同。但他们在学古与创新的关系方面却存着分歧。他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明确指出，古之圣贤大家，都是不相沿袭，而是相发明；不是句句摹拟、尺寸不移，而是“推类极变、开其未发”，只有发展创新，才是最好的继承。这表现了何景明在复古中力倡变革的创造精神。他主张艺术创作要重视才情，注意发挥艺术想象，使创作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还强调诗歌创作应是作者真情的抒发，肯定民歌的情真。这与李梦阳在晚年所写《诗集自序》中认为“真诗在民间”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李攀龙曾主持文坛，但在理论、创作两方面都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诗文均尚摹拟，诗歌长于近体。李攀龙之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影响更大。王世贞主张复古，但又认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他还认为诗是“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在艺术上比较重视辞采。他在说到学古而化的境界时说：“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专习凝领之久，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色声可指。”（《艺苑卮言》）后七子中的谢榛，最早提出论诗的系统主张。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上》“谢山人榛”条中说：“当七子结社之始，尚论有唐诸家，茫无适从。茂秦曰：‘选李杜十四家之最者，熟读之以夺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造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诸人心师其言，厥后虽争摈茂秦，其称诗之指要，实自茂秦发之。”后为李攀龙所排斥。他在理论上提出“文随世变”，“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比李攀龙更有新意。他的诗歌也较有真情实感。
嘉靖间，杨慎的诗作进行过多方面的尝试，沈德潜在《明诗别裁》中评论说：“升庵以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随题赋形，一空依傍，于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主张文章学习唐宋古文之作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被称为“唐宋派”。他们也有一些诗歌作品。
万历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李贽在文学方面的活动对文坛也有较大影响。李贽发表了《童心说》等文章，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就是真心。接着公安派提出“性灵说”，继续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湖北公安的袁氏兄弟，所以称“公安派”。袁宗道反对王、李的学古，推重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苏轼，所以他的书斋名为“白苏”，著有《白苏斋集》。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主将。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将文学创作看作性灵的表现，即“性灵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说：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余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性灵说”主张抒发自己的真情感，不假矫饰，文章凭自己的“性灵”，就会具有互不相同的“真面目”，自然可以从摹拟中走出来。真人、真文、真感情，是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共同追求的文学思想。“公安派”还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论文上》）袁中道说：“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与江进之》）
公安派之后，值得注意的文学派还有竟陵派，其代表人物为钟惺和谭元春。他们的主张与公安派近似，但他们强调从古人诗中求性灵，意欲在诗文中开眼界，这便流入诡怪的僻路。钟惺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产生较大影响。钟惺在《诗归序》中说：“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这就形成了他们“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
明末，在激烈的反宦官专权的政治斗争和抗清斗争中，也产生了一些表现爱国情志的诗人，陈子龙曾和李舒章、宋征舆编过《明诗选》。陈子龙以诗得名，尤以七律最有特色。
夏完淳是陈子龙的学生，他十四岁参加抗清活动，十六岁被杀，是一个少年爱国英雄，诗文均悲壮动人。张煌言的诗文朴质悲壮，也颇动人。
回顾明诗发展的径路，可以看到贯穿整个明代的是“复古说”和“性情说”的消长演化。二者有对立的方面，又有互相吸收的东西。而这些都是与明代文化思潮的演进相呼应的。
明代诗歌的总体评价不是本书的目的，我只是随路采撷了一些我所喜欢的花朵，将它奉献给读者。有时也为了品种齐全，不全是根据意趣神色。好在《全明诗》已经开始编纂，明诗选本也开始出现，我们可以从更多侧面逐渐了解明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诗词三百首系列丛书”，我的这本明诗选注得以编入，取名《明诗三百首》，使我近十几年来搞明代文学教学工作的耕耘之力不致化为乌有。卢文周先生、任少东先生给予我很多帮助，谨志感谢。
王立言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