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经济发展阶段的多样性

亚洲模式形成的基础是亚洲经济体振兴民族经济的起步时间不一致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20世纪60年代是第一批亚洲新兴经济体发展经济的起步阶段，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经济体制呈多元化特征。此时日本已经试图在经济上追赶发达经济体，但大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结构重心仍偏向于第一产业。当时，亚洲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上的共同特征是：农村人口众多，农业部门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十分落后。从表1-1可以发现，亚洲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人均GDP已达3984美元，占当时西方国家人均GDP的46.9%，属于中高收入国家。而在一众亚洲新兴经济体中，新加坡人均GDP相对最高，为2311美元；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当时的人均GDP均不到1100美元，中国大陆的人均GDP则仅有671美元。因此，大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当时都属于低收入国家或中低收入国家。再加上亚洲各经济体的自然资源禀赋和人口分布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亚洲经济体发展经济的差异性表现为较强的区域互补优势，有利于培育多层次的地区性劳动分工。

为了扩张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日本和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展开了激烈竞争。日本最终通过FDI的方式将某些产业转移到相对落后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以绕过美国设置的贸易限制和贸易壁垒。第一批亚洲新兴经济体（亚洲“四小龙”）在日本“雁行模式”的带领下，参与亚洲生产的区域分工，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亚洲“四小龙”工业化进展成功，激励了其他更为落后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如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相继加入层层传递的垂直产业链分工，积极发挥各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发展阶段不同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建立起了次第阶梯化的产业链，最终实现了亚洲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