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8年我从台湾大学届龄退休，2010年回到祖国大陆服务，应复旦大学中文系之聘，担任特聘教授，履行的义务包括为研究生开授比较诗学的相关课程以及担任博士生导师。韩蕾是我于2011年招收的博士生，在我引导下进入符号学的领域，后以巴尔特为题，撰写论文，2015年获取博士学位。2016年我回到台北，然而韩蕾和我一直保持学术上的联系。如今她大幅度修改过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有机会分享她的喜悦，并代言为序，可说尽到导师最后的责任，也为这段师生缘分画上完美的句点。

韩蕾原有法语基础，接受过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洗礼，这些条件多少有助于她进行学科史和比较文学“接受学”研究的工作，当时我认为她需要补强的是符号学的理论背景，尤其是结构语言学和逻辑学等分析方法的训练。2013年她开始写论文之前的养成培训经验主要就是随我阅读和讨论叶尔姆斯列夫、本维尼斯特、格雷马斯和巴尔特等人的著作，唯一逸出课题外的漫游大概就是因为她旁听我的“古典诗学”而需要重读柏拉图的《会饮篇》和《斐德诺篇》。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来，这段漫游的插曲也并非全属无心插柳，因为它让韩蕾追溯到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古典源头——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修辞术以及智者高尔及亚所宣扬的“大众意见”[δóξα（doxa）]和悖论（paradoxologia）。根据巴尔特的转述，柏拉图笔下呈现两种修辞学，但哲人偏爱的策略为搁置长篇大论的演说，践行互动式的话语交流，特别是苏格拉底和学生之间的精神引导（psychagogy）式对话，亦即巴尔特引述的拉丁修辞学所谓的“启教”作用（adhominatio）。师生双方讨论的伦理学题材驳杂不一，“哀乐思”（Éros）仅为荦荦大者，巴尔特称之为“爱欲修辞学”（la rhétorique érotisée），其中所蕴含的“爱欲”被转换为智性的教育。熟悉《爱的言谈——片段集》的读者当能心领神会，若参酌为国内学界所忽略的《旧修辞学（论记忆术）》（注：后文简称《旧修辞学》），另一历史面相和维度的巴尔特才能为吾人认知。容笔者就着修辞学的话题，由韩蕾的论文出发，顺便漫谈一下旅沪前后所见学术生态。

我特意挑出修辞这个看似冷僻的例子，目的是凸显韩蕾的论文在当前国内巴尔特研究论述场域中的特殊位置，希望读者能从这个角度切入，而得以见微知著。我这么做更能使读者体会这本论文的2.0版本如何具体完善了作者所企图建构的巴尔特话语符号学。我带韩蕾上课时，舍弃了汉语翻译，大多阅读英译本，若系法语材料——如本维尼斯特和格雷马斯，则尽可能地参阅核实原文，并鼓励她以英文撰写学术论文，出席国际会议，向世界一流刊物（如塔尔图大学的《符号系统研究》）投稿，她都做到了。我们这么做并非崇洋媚外，而是由于我深知在文学跨国接受史上“来源文本”被转码为“标的文本”后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突变，也因此导致了比较文学研究“经典”确认的障碍。这现象当然也会发生在英译本上，但语意值的质变程度相对要比中译本低。坊间部分中译者的外语能力值得怀疑，此外，出版业者为了经费和时限等生产因素的考量，往往找数人分工合译，对翻译作品的审查普遍不够严谨。下面举两个巴尔特中译本的例子说明。

我在前面指出《旧修辞学》被冷落，并非无的放矢。某出版社既然要发行多卷帙的中译本合集，势必要收入包含《旧修辞学》的文集。然而译者的知识结构薄弱，对符号学一知半解，对巴尔特当时的文化脉络理解不足，遑论古典学术，巴尔特在文中介绍的某些拉丁修辞学术语竟然在中译本里原文照抄，未给出中译，更无注疏，借口是：“对于少数专门读者来说，他们本来不需要阅读中译文；对于多数读者，满足了解‘大意’即可。”试问：你不提供中译，如何能让读者“满足‘大意’”？固然有人效法五柳先生，读书不求甚解，但译者不能把这个不求甚解的现象当作借口，自行免除了翻译的义务。笔者在台湾大学和辅仁大学指导过数本古典修辞学的博士论文，知道现成的中外修辞辞格对照词典不少。译者稍微勤奋一点，便能解决问题；结果是让“少数专门”读者自力救济——如韩蕾在本书所为（第160页），让“多数”读者自生自灭。如此不负责任，令人惊骇。对翻译向来关注的韩蕾显然注意到这个现象，她说：“即便在外语能力达标的情况下，由于对特定领域比如符号学知识的缺乏，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比如知识系统的错位等，可能导致他们原文阅读的效果要打一个折扣。”她指的容或是读者，但也适用于率尔操觚，误导读者的译者。在这种被译者“霸凌”，不明原典真相的情况之下，一知半解的读者（包括研究生）只能随着所谓的专家信口雌黄。即使在符号学的领域里，我们常听到这样荒腔走板的“大众意见”:“现在索绪尔已经不流行了，当道的是皮尔斯！”“‘话语？’这不是福柯发明的吗？怎么到了巴尔特那儿？”

此类“大众意见”众口铄金，顽强地建构了我们的自我生产、自我消费的“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它竟然反讽地控制了学院，即便学院的职责正是苏格拉底主张的，以“知识”[επιστη′μη（episteme）]去破除“成见”（大众意见）[δóξα（doxa）]。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大众意见”变成了“出人意料的”[παρα′?（para-）]“悖论”（paradox）。走笔至此，我要指出最近出版的一本巴尔特论的译者注的一个极为严重的“小”错误。2017年出版的《罗兰·巴特的三个悖论》，由二人合译，这本1989年出版的文论系巴尔特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弟子帕特里齐亚·隆巴多纪念先师之作，与符号学关系不大，有文学批评兼半回忆录性质。由书名可知，“悖论”显系关键词。按英语的“paradox”一字源出于古希腊文，由“δóξα（）”（doxa“意见”）这个单词加上字首“παρα′”（para-“之外”），仿佛“意见之外的意见”。

“doxa”在巴尔特的社会话语系统里居于核心位置，说它是一个主导性的关键词绝对不为过。韩蕾把它译为“大众意见”是正确的。据她说前人音译为“多格札”，这和某君“弃译”拉丁修辞术语半斤八两，直追20世纪初的“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思”先生。既然有音译，自然得有译注，译本第3页的译注1赫然是：“多格札，巴特自创的词语。”译者未查证，援用前人音译，或被误导以为它是专有名词。上文指出，此古典用语，源远流长，柏拉图至少用过两次，分见《城邦治术篇》（即《理想国》）和《泰阿泰德篇》。其词源是动词“我想”,“依我看来”，发展出名词“想法”。在《城邦治术篇》506c节苏格拉底把它视为“俗见”，和“知识”（episteme）对立，区分了诡辩家高尔及亚等人宣导的以辞害意、迷惑大众的“意见”和哲学家致力探索的“真知”。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第三卷（1404a1-2）略为翻案，把它纳入创制科学的正轨。根据第一人称动词词源，20世纪初的胡塞尔（1913）敷衍出“doxic cogito”“（主体的）自我意识”，为现象哲学概念。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1979;1980）承接胡塞尔，却把它转向落实到社会实践层次。巴尔特的用法介于两者之间，但向社会文化义涵靠拢。布尔迪厄生卒皆稍晚，他和巴尔特的学术生涯部分重叠，两人路数虽然不同，但都曾接受过索绪尔符号学的洗礼。巴尔特以“俗见”讨论现代社会神话和中产阶级阅读品位时，后面支撑的是长远的修辞传统。不了解这个背景，很难处理巴尔特的话语理论，此所以我俩当年坚持苦读《旧修辞学》。坊间译者学识不足，随意下笔（或弃笔），令人扼腕。

韩蕾在这本2.0版的博士论文里详细地梳理了前此遗漏的雅各布森和本维尼斯特的重要文献，填补了答辩版的若干观念及推论上的空白，使得前人索绪尔和后人巴尔特得以无缝接轨；她进而穿针引线，演练了“旅行”与“网络”两种纵横的修辞策略，借此重整了巴尔特全集，尽量做到巨细靡遗。历经了这段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和生产过程，一个学界前所未见的，形相成熟，生命力量充沛，发展与应用潜力无穷的“话语符号学”终于诞生、问世了。我为韩蕾喜，为中国学界贺。

张汉良

2019年3月16日于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