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回门槛的诱惑（代序）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提起克里斯蒂娃，我们就想起那一系列神秘莫测、似有魅力的术语：子宫间、贱斥、忧郁症、自己的陌生人，当然还有文科学子与学人们人人都会说的“文本间性”。不少人认为这些术语就是来源于克里斯蒂娃本人，以至于2012年她在复旦大学访问时，面对联袂而来的“文本间性”问题，有礼貌地说：“我当然挺满足的，但是略感惊讶。”
这也不能完全怪广大文科学生。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他们听课听的是“关键词”，书本说的是“关键词”，考试考的也是“关键词”。关键词是浓缩维生素，服用维生素能高效存活，却完全失去了美食的“诗性”。克里斯蒂娃就是这种维生素制造业的牺牲者之一。她就像她在本书中描写的“献祭品”:“献祭表明所有的秩序都是建立在再现的基础之上的。暴力便是象征的泛滥，杀死实质，从而使得它能够指称。”的确，“关键词”的指称暴力式地精确，但赢得这种精确性，代价是杀死实质，让人不再读原作。
于是乎二手讲解泛滥，捷径阅读成风，手捧克里斯蒂娃讲解说明的读者，远远超出读克里斯蒂娃原作的人。克里斯蒂娃的原作，翻译成中文的没有几本，她1973年的成名作《诗性语言的革命》，是她理论体系的起点，却一直没有中译。鄙人曾经冒昧问过二位法国文学理论翻译的元老级人物，得到的回复是“译出来也太难读”。一个原因是法文原书太厚，英文本10年后才出版，原文的600页被删掉三分之二，原因在英译序中说得很清楚：绝大部分篇幅是马拉美与洛特雷阿蒙诗作用词的仔细分析。应当说英译本做得有道理，中译本也袭用了这种编辑方式，遵从原作权威的法国文学翻译界，可能会觉得不舒服。但是克里斯蒂娃本人，却为这本中译文写了序言，看来她是认同这个做法的。
无论如何，用了这样的方式，《诗性语言的革命》终于在接近半个世纪后，介绍给中国读者了。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系列克里斯蒂娃式“关键词”的由来与原语境了。
这本书是克里斯蒂娃的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论文。克里斯蒂娃原是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的研究生，于1965年冬天到达法国。很快她就卷入了法国的激进学生运动浪潮，同时在现代文化批评的大师中找到了她的思想立足点。1973年她提交了这本“国家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中有她的精神导师巴尔特。法国的“国家博士”（Doctorat d'État）学位之难得是有名的，国家博士答辩似乎是每个学科的大事，它不仅是审查一个青年学生论文写得如何，而且是受洗式地接纳知识分子圈的新来者，所以对外国人特别严格。据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留学生拿到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只有7人，其中包括严济慈、童第周、钱三强等绝顶天才。刘半农1925年做实验语音学的国家博士答辩，傲慢的法国汉学权威以僻典炫学，气氛紧张，答辩7个小时，最后筋疲力尽，由朋友扶出。30年代初从牛津转往法国留学的钱锺书对此很反感，弃博回国。然而克里斯蒂娃的考博成了一时盛典，连《世界报》都派记者参加。这本博士论文的确展现了她的理论才华，让人称羡：她对柏拉图、黑格尔、弗洛伊德、拉康、马克思等许多理论权威博采众长的综合能力，在大师们的声音中发出她自己独特的声音。无怪于巴尔特高度夸奖这位外国学生。这正是在70年代初学术大转向的节骨眼上，大师们自己正在痛苦地突破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巴尔特承认他的这位外国学生，是他转向的动因之一：“你让我从产品转向了生产。”
克里斯蒂娃一生学术的“关键词”虽然多，却是脉络分明地从这本书起源。本书论点的中心，是对“符号态”的憧憬。它浸泡着每个婴儿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此后潜伏在每个人的意识底蕴中；整个人类有前语言时期，因此这个“符号态”也始终潜藏在每个文化中。在诗性的非理性语言中，“符号态”的潜流会像岩浆一样炽热地冒出来。对这个神秘而宝贵的，我们可以眷恋回顾却已经永远失去的状态，克里斯蒂娃给了一个令人迷惑的希腊词“子宫间”（chora）。
一旦进入了语言与其他表意体系，进入克里斯蒂娃所谓的“象征态”，人就成为“说话的主体”（suj et parlant），交流必须遵从规定，才能让大家都懂。这种对符号表意的控制，是文明秩序的真正基础。“象征态”使人类文明得以产生，得以延续，也使人能够进入社会，条件就是人必须服从文化的规则。无论对个人、个别文化，还是对整个人类和人类文化而言，跨过这个门槛，是必须的，人从此成为社会人。人类一旦离开了子宫间，就跨过了门槛，但是成为社会人后，主体就无法自行存在，就不得不借靠近各种社会主体取得“认同”，我们的主体“永远站在脆弱的门槛上”。但是主体就变成了永远分裂的、不完整的存在。主体性搁浅在这个门槛上，无法完全跨过（因为它不得不怀念子宫间的自由和温暖），也无法跨回去（因为他不得不成为社会交流的一员）。
任何人，任何文化，一旦跨出前语言的“符号态”空间，就永远回不去了，只有诗性语言才能提供革命性机遇。克里斯蒂娃赞美实验文学艺术的先驱者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他们的作品中有大量“随机的，对语言构成和句法的拒绝和否定”，使它们能“用非政治的姿态击溃社会秩序以来的逻辑体系”。诗性语言挑战文化符码控制，因此多少回到了子宫间的“符号态”，那里的前音节、前词汇，“只能被比拟为音律或律动”。
这是不是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人格分裂原则呢？是新的，也是新颖的、新奇的，是一个完全创新的解释。弗洛伊德曾经对精神分析运动缺少女学者感到遗憾，他感觉到仅从男性角度讨论“弑父恋母”不免有偏见。然而弗洛伊德的呼吁也召唤着危险：一旦有原创力的女学者来审视这些问题，就会推翻原有的解释——在克里斯蒂娃的精神分析中，人性复原的方向是“诗性—母性”，她把艺术的革命性，归诸母性，归诸“被贱斥”的女性特征，而不像在弗洛伊德那里，只是作为俄狄浦斯情节的背景板，作为精神分析体系的暗淡参照。
在我们的理性文化中，母性才是受忧郁症诅咒的俄狄浦斯的真正归属，母亲的身体才是符号的非分化状态。词语并不是所向披靡的武器，艺术也并不是绝对安全的避风港，而只是永远失去的子宫间性的遥远回响。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蒂娃赞美那些敢于自我终结的女艺术家伍尔芙、普拉斯、茨维塔耶娃等。门槛上的平衡永远处于危机状态，就看我们是否能鼓足勇气投身思想的实验。成人的我们走上了不归路，但是我们能借助艺术语言中的“诗性”，而隐隐听到往昔的仙乐。引导我们的“永恒女性”，就在我们被遮盖的记忆之中。
由此，克里斯蒂娃这个异乡女子，口袋里只有5美元，行李箱里却装着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俄文本，走进了巴黎的雪夜，走向了她后来颂赞的现代女性思想家——阿伦特、克莱因、柯莱特、斯达尔夫人……的圣女峰巅。今天，这个东欧女子的著作，之所以值得我们细读，因为正如雅柯布森敏感地指出的，她“敢于问那些被诅咒的问题，把它们从问号的控制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