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弃偶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过他，很久没和他联系了。偶尔他在我的印象中向我倦怠地苦笑，才使我想起他。那却不过是我的记忆提醒我这样一个事实——的确，我几乎完全将他忘了。
所以，当他站在我家门前的时候，我讶然。
“葛老？……”
“我找到北影去了。我以为你还在北影呢！我冒昧地就来了，你不介意吧？你是不是正在睡午觉？我先附近走走，过会儿再来？……”
他显得找错了门似的局促。他倦怠地苦笑着，真实的倦怠将苦笑压得那么沉重。我十分吃惊于他的瘦，瘦得形销骨立。他整个人像一柄收起的伞，伞布裹着伞撑便是衣裤穿在他身上的样子。那一刹那我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对这位老人由衷的怜悯。而他的话使我恓惶不安。当一位年龄足以做你父亲的老人局促地对你说出那种话，你会觉得上帝仿佛肯定是存在的，并且就在你的头顶上，俯视着你，看你究竟怎样对待他那样的一位老人。哪怕稍微怠慢，无须上帝发出谴责，你自己都会觉得你不是个东西。
从他的住址到我家要转好几次车，顺顺利利也得一个半小时。不顺利就得两个小时。南方的灾情正肆无忌惮地洗劫着南方的土地和人民，而北京的太阳却异乎寻常地火热。接连一个多星期三十五六度的高温，似乎欲将整个京城蒸发掉。老人在这样的一天里在大中午出远门是多么容易中暑呵！我甚至怀疑葛老出门时并没有我现在见到他这么瘦，是一路的炎热蒸发掉了他身体的大部分水分……
“葛老，您请进……”
我挽着他手臂将他挽入家门。
他问：“要换鞋吗？”问得相当认真。
我说：“不用。又没地毯，换什么鞋！”
他说：“我看你家地拖得挺干净的。”
我说：“我家没让客人进门就换鞋的讲究。从来没预备过供客人换的鞋。”
我请他在一张沙发上坐下后，赶快去给他绞了一条凉水毛巾，递给他。
“这天真热！”他一边擦脸一边说，“要不是在北影碰到你的一位老邻居告诉我，我撞锁，还以为你们在北影，不过出门去了呢！听他告诉得明明白白的，竟找了二十几分钟。都是差不多的六层楼，我找到电影学院宿舍去了！”
我接过湿毛巾，给他倒了一杯凉开水，递给他一把扇子，便坐下陪他。
他仍局促，接连问我是否正打算写作，是否一会儿要出门，是否下午约了客人。如果是，希望我坦率地告诉他。他说那他坐三两分钟就走。
我说今天绝对清闲，他来时我正看书。并且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本介绍韩国现状的书——《升龙的奥秘》给他看，以证明我今天除了想读读那一本书，没任何其他的事可做。
他说他知道读书也跟写作一样，是谁都不愿受到干扰的。他说那他也只坐一小会儿就走，保证只坐一小会儿就走。总之他觉得冒昧，很唐突。虽然已经坐在我家了，却感到对我很抱歉似的。
我则说正觉得寂寞，说我最近挺想念他的，说我刚才还想念他哪，说他来得正是时候，不但驱除了我内心的寂寞，而且实现了我对他的想念。总之我说了些虚伪的话。虚伪的话一旦说出，我立刻意识到是很难令人相信很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他给我留下过住址，我可以给他写封短信，可以去看望他……于是我又说我记朋友们的住址的小本子丢了。
他竟相信了，并且挺动感情地相信了。他说他也挺想念我的。他说北京太大，彼此离得又远，否则，知道我那么想念他，他肯定会经常来看望我的。他说他往北影给我打过许多电话，每次总机都告诉他，我留给他的那个电话号码不存在了。问是否我当时对他说错了，或者他自己当时听错了、记错了。
我即使并不真诚地欢迎某个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也不至于卑劣到留给某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电话号码的地步。我向他解释那个公用电话后来拆除了。由此我相信他是肯定给我打过许多电话的，由此我相信他挺想念我也许是真的，起码比我说我想念他要真一些……
我为了使自己尽快摆脱虚伪，开始进入一种相对真诚的情境，以与他的真诚达到对等的水平，便扭转话题，问他是不是来看女儿的。
他摇摇头。
他说他女儿已经走了。
“走了？哪儿去了？”
“出国了。”
“唔，哪一国家？”
“阿根廷。”
“干吗不到西欧国家去？”
“她倒是想去西欧国家，难去得成啊！先到阿根廷，再往西欧迂回吧！”
他苦笑了，仿佛无奈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女儿。
我说：“这很策略，这很策略。”包含有安慰的成分。不敢细问他女儿以什么名义去阿根廷的，在阿根廷究竟以什么方式谋生。
他说：“小婉也是这么认为的。”
小婉是他女儿小名。不必细问我也知道，反正她不可能是以留学的名义去的。到阿根廷留的什么学呢？
我见他脸上渐渐蒙上了一层感伤，就说：“那您是又住到女儿这边的房子来了？也好，也好。我们离得近了，你可以常到我家坐坐了。与市里相比，这地方毕竟僻静些，又有小月河，又有花园和树林，最适合老年人安度晚年了。”
他说：“我再也不能住到女儿这边儿的房子来了。”
我问：“为什么？单位把房子收回去了？”
他说：“单位方面，她倒是搞得挺明白的。没收房子。她让别人搬进去住了。她向单位讲，她对祖国对单位有感情，早晚还是要回来的，让别人搬进去住，是为了请别人替她看家。她们单位房子问题不算太紧，她又搞得挺明白的，也就对她的话姑妄听之，不那么太顶真了。”
我当然懂“搞得挺明白”，就是上下打点得很通的意思。
但是我极为困惑。
我问：“那为什么不把钥匙留给您呢？那样您可以两边住，经常换换室内和周围环境，对您对她，不都是很好的事吗？”
他说：“让别人搬进去住，别人可以给她数目不小的一笔钱呵！我在经济上是丝毫也帮不了她的。她出国太需要钱了。搬进去住的是一位副局长的儿子，做电脑生意的，有钱。她说给了她两万，可我知道其实给了她三万。这我从没对任何人讲过，你千万保密。”
我值得信赖地点了点头。同时回忆起，在她女儿的家里，我见到过一位做电脑生意的年轻的踌躇满志的经理。当时的情形令我挺尴尬。我暗想，三万元，那么一种大方，当然还意味着对她的别的方面给予的一种慷慨的补偿吧？
他看了我一眼，似乎知道我在怎么想，低了头沉默起来。
我看了他一眼，他在酷热难当的这一天，从城市的西北角儿来到东南角儿，目的是再单纯也不过的——只是为了来找我。
“唉……”他长长地喟叹了一声，缓缓扇着扇子说，“小婉走时对我说，等她在国外混好了，每月至少给我寄回一百美金来。她说那时我可以雇小保姆侍候我。关系处得好了，也跟身边有个女儿是一样的。一百美金，加上我自己的退休金，物价再涨，也足够我较富裕地养老了。真能那样，我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细想想，女儿其实是个好女儿呀！谁家的女儿出国，当父母的不为女儿筹措一笔外汇带着呢？可小婉她没向我伸手要一分钱。她清楚我那点儿钱是怎么积攒的。我也一分钱没给她。不是我这当父亲的吝啬，我是害怕。如果没点儿钱存着，女儿又不在身边了，我想我就不敢活得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一个当父亲的，像我这样对自己的女儿存着份儿心眼儿，是不是太自私了……”
他又苦笑了一下，笑得又苦又倦怠。
我说：“葛老，小婉都走了，您何必想这么多呢？她没向您伸手要一分钱，那就证明她走时，带的外汇还是比较充足的。再说，她一到国外，就可以想办法挣嘛。您放心，她聪明，会来事儿，挣钱是没问题的……”
他说：“我来找你，并不是想和你谈小婉的事儿。你不问到房子，我不会和你谈到她。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她。只是觉得自己有点儿对不起她，没尽过什么当父亲的义务……”
然而我看出，他内心里很想女儿。一种大的孤独和一种大的寂寞，交织在他那张老脸上，使他那张老瘦脸，呈现着某种苦难。
我一时不知对他再说些什么话好。
他也缄口了，沉默了。
我想起冰箱里还有半个西瓜，起身欲去拿来请他吃。
他忽然低声说：“我是想告诉你……告诉你……他们终于又想到了我……”
“谁们？……”
我不禁又坐了下去。
“我也不知道是谁们……总之……总之想到了我……终于又想到了我……三十多年了……终于……”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手颤巍巍地递给了我。
我刚一接过，还没来得及展开看，他已像个女孩子似的，双手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老泪从他的指缝间，一滴滴渗落下来……
那张浅粉色的纸，可以被认为是朴素的请柬，也可以被认为是通知书。电脑打印的半页字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我们真诚地邀请您，于本月×日参加我们举办的大型赈灾义演活动。此次活动老中青文艺界名人荟萃，必将产生广泛的影响。希您准备一两个节目，届时为义演增光添彩。
演出地点：某处（如您路远，交通不便，需接送，请提前与我们联系）
电话：
联系人：
举办单位：
在打印的“同志”两个字前面，当然应填上葛老的名字，却不知为什么，没填，空着。
这一点使我感到有些奇怪。尽管我充分理解，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孤独的寂寞老人，何以会大动感情到无声而泣的地步。
我问：“葛老，您会不会搞错呢？这是什么人送给您的，还是，寄给您的？……”
他抑制住自己，不再老泪横流了，上下摸他的衣兜和裤兜，又掏出卷成一卷的信递给我。
我起身重新绞湿毛巾，供他净脸。之后展开信封看，见信是寄到他已退休的单位的。他的姓名——“葛文彬”三个字，只写对了中间的一个“文”字，写成“革文宾”了。
“葛老，您退休这么多年……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在您退休以后，您单位又调来了一个人，他的姓名恰和您的姓名……”
“不会，不会，那是肯定不会的……”他连连摇头，“这封信寄到单位三天了，是收发室的师傅，让一个住在我附近的小伙子捎给我的。我一看信封上写得不是我的姓名，也像你这么想，也这么问。可人家说，不管姓写得对不对，反正全单位再没第二个名字叫‘文宾’或者‘文彬’的，是我的信无疑……”
我认识葛老，还是我调至童影以前的事。
那时，胃病、肝病、神经衰弱症，将我折磨得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北影的朋友们就劝我学气功。他们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这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其实我也不是野心勃勃的“文学樵夫”，非要在一个短的时期内伐倒一大片，自己给自己造成真的积累空白才善罢甘休。我只是天生地和气功无缘。而且我的实践证明，绝不像朋友们所说的，练上三五分钟气功，和不练大不一样。我练，我很认真很投入地练，却始终体会不到朋友们所说的那种良好的感觉。但是，对朋友们的真诚的关怀，又不能取无所谓的态度。那会使朋友们失望，甚至会使朋友们生气，误以为你根本不重视朋友们的建议。所以我每天清晨到小月河旁的松林散步，而对朋友们，谎说去学气功了。
我喜欢散步。我太喜欢散步了。独自徜徉于无人之境，我有时有种梦中醒着的幻觉。而这总比醒着做梦要好上不知多少倍。起码对我这个人是这样。你想想吧，你醒着做梦，并且能从一个荒唐之梦的片断，连续过渡到另一个下几个更加荒唐的梦的片断，起床后头脑昏昏沉沉，接着是一整天萎靡不振。而妻子和儿子还要从旁证明，说你其实睡得很香，睡得质量一流，甚至发出过鼾声，那是多么委屈的事！仿佛你萎靡不振只可算一种矫情似的。而徜徉于无人之境那种梦中醒着的幻觉，却能使你觉得对你的失眠是一种代偿式的补充。携着那么一种幻觉回到家里直至洗漱完毕，你对自己说，现在我是醒了，该开始做这一天该做的事了，便仿佛你真的刚醒似的，便仿佛你夜里虽睡得不佳，但幸亏真正醒来之前续了一节“回笼觉”……
我最不愿在散步时碰到熟人。若一连碰到几个熟人，点头，站下，聊几句话，便会大大破坏我那种梦中醒着的幻觉，使我觉得索然。尤其，倘碰到一个散步的人，手托着半导体，耳插着耳塞子，我竟至于会觉得那耳塞子不但插在人家的耳孔中，也插在自己的耳孔中，于是更加破坏我散步的境界，更加索然，觉得还莫如躺在床上醒着做梦……
所以我每每五点多钟就去小月河边的松林里了。起那么早去到那个地方散步或练气功的人极少极少。再说我并不提防走着走着，在松林中撞见一个练气功的人。我认为练气功的人和我散步是一样的，也不过是在那儿梦中醒哪。撞见了，悄悄避开就是。好比一个夜游的人，凭着第六交感神经避开另一个夜游的人……
有天我在松林里冷不丁撞见一个人。我正信马由缰地走着走着，他突然从山坡上的蒿丛中钻出来。经常有人抄近道翻山过来。他分明也是。那山，人们说它是山，其实不是山，是堤状土丘。遍生着荨麻类植物和野蒿，喇叭花儿在其间烂漫地开得无法无天。
他斜刺里突然钻出来，离我只有两三步远。他吓了我一大跳。我也将他吓了一大跳。我们互相瞪着，都愣住了。他一手将一个布包儿贴胸揽抱在怀里。那布包儿看去是一条新床单包成的。那布包儿包得有点儿怪，其实也不怪，我的意思是——只有包婴孩儿才那么个包法，才那么个抱法，不过肯定包的是个死婴孩儿，否则该露出婴儿的头来。在那么一种时候，在那么一种地方，在那么一种彼此都吓了一大跳的情况下，虽然并不怪的一个布包儿（前提是婴孩儿已经死了），虽然并不怪的一种抱法，虽然如果就一个死了的婴孩儿而言，包法和抱法几乎可以说相当标准（京剧《失子惊疯》中就是那么包那么抱的），但却使我感到真是怪极了。但当时不过就是感到怪极了而已。
他笑了笑。
他腋下还夹着一柄小铲子，比儿童玩具大不了多少的一柄小铲子。有小院儿的人家使用那么大的东西给栽种在院儿里的花松土最合适。
我也笑了笑。笑罢我调头回避。
被他猛可之间吓了一大跳，我那种梦中醒着的妙不可言的幻觉荡然无存。
这人，抱着个死了的婴孩儿，还夹着一柄小铲子，那么他是想将死了的婴儿寻找个地方埋了……
我寻思着，往前散步着……
走了没多远我可就站住了。碰到这种事儿不寻思也就过去了，稍加寻思，必然地，便寻思出鬼来了。
于是我回头寻视那人，已不见了他的踪影。
他从哪儿来的一个死婴孩儿？私生子？以他那种年纪，断不可能制造出个私生子的！那么是别的男人和女人弄出来的了？是早产的死胎？还是一例杀婴案件？也许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罪恶隐匿着吧？……
我作如是推想，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小说家的职业习惯使然。何况我是某些法制报刊的忠实读者。接受的光怪陆离的信息多了，亲逢可疑之事，不自觉地，便会以一种机警的思考方式去推测。
而且呢，就在不久前，在小月河之另一段的河边花园里，在众多的男人和女人聚一起大跳其舞的一个傍晚，捡垃圾的人，从一个垃圾筒里扒出一颗人头来。于是警笛鸣响，开来了警车。于是法网恢恢，罩将下来，首先被划定于侦查范围的，当然是附近的单位和居民。其后几天，又从另外的垃圾筒里，发现了胳膊和腿。直至晚报上登出文章，批评某些医学单位，对将遗体捐献做医学解剖之用的死者太不人道，太不负责任，竟把他们或她们的头颅和胳膊腿当垃圾随便处理，人们才恍然大悟，终于知道几天来的种种传闻，其实与凶杀案情无关。但毕竟，人们似乎从此觉得，美好的小月河畔，尤其是在它的松林里，尤其是很早和太晚的时候，即或尚未真的发生什么案件，也是非常可能发生什么案件的。甚至，有些人谈起这一点来，明确地、毫不含糊地预言，是必定的事。早早晚晚必定是要发生一起或几起什么案件。目前没发生，不过是还没到该发生的时候。或者，其实已经发生了，不过还没被发现罢了……仿佛在某处，土下已埋着一具裸体女尸或者无头男尸了……
再说呢，那个人，分明地，不是家住附近的人。起码不是早晚经常光顾小月河畔的人。如果你也是一个经常光顾的人，对那么些经常光顾的人，你会觉得似曾相识。无论他们是每天早晨或晚上散步的、遛鸟的、打太极拳的、练气功的、学跳舞的。你甚至会一眼就看出，他们是北影的，或者电影学院的，或是文化部塔楼宿舍里的居民，或是总参干休所的离休军人……
那个人使我感到陌生。
肯定地，他不是附近的居民。
不是附近的居民，而在一大清早，到这里埋一个死婴孩儿，就算我不是小说家，是一位街道居委会的受过些法制宣传教育的老头儿或老太婆，大概也同样会臆想出些什么罪恶的情节的……
我果断地转身往回走。某种对社会和法律以及生命的自觉的责任感，命令我要重新看见那怀抱一个包得不露头脚的死婴孩儿，腋下夹着一柄小铲子的人。更准确地说，我是要再次发现他。必要的话，我准备和他进行一番勇敢无畏的搏斗。我承认，在我的潜意识中，有某种企图沽名钓誉的心理激动起来亢奋起来了。那一时期我的创作处于低谷，思维僵化。我甚至很自卑地认为，自己也许真的像某些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从此再也写不出东西了。在这时候，能逮住个把罪犯同案犯，或者由此促进侦破一桩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什么的，对于一位一时写不出小说的小说家，不啻是一件幸事吧？一想到“梁晓声”三个字和一桩什么案件连在一起并冠以“作家勇擒罪犯”之类的醒目标题，登在什么报上，接着被全国许许多多家报刊所转载，我的激动和亢奋简直没法儿形容没法儿比喻。尽管我是挺善于形容和比喻的小说家。我知道某些最畅销的报刊是最热衷于转载这一类新闻的。或者反过来说，某些最热衷于转载这一类新闻的报刊往往是最畅销的。大概电视台会对我进行采访吧？大概公安部会发给我奖励证书或什么奖品吧？那我岂不是就成了全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小说家了吗？
那个人，那个和某种罪恶，和某桩案件有关的人，却不知隐蔽到哪儿去了。他会不会因为撞见了我，做贼心虚，转移到别处埋死婴孩儿去了呢？那他可就太可恨了！当然我相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挺有新闻价值的一件事，可能就不会和我的姓名连在一起了啊！只有和一位小说家的姓名连在一起，才更具有所谓新闻价值所谓轰动效应不是？别种人们勇擒罪犯的事儿不是不少了吗？唯独小说家勇擒罪犯的事儿还没听说过起码还没见过报。我暗暗后悔当时怎么放过了他让他溜之大吉了。然而我并没有彻底失望沮丧，我在树木葱茏的地方用猎鹰一般敏锐的眼睛进行严密搜索……
渐渐地，散步的、遛鸟的、练气功的等等闲杂人们多了。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对我来说，那些人，那一时刻，全是些闲杂之人。我只希望我自己，单单独独的一个人勇擒罪犯呀！
突然他从离我很近的地方，从几棵不算太高却也不算太矮小的松树之间转了出来，像我刚才撞见他时那么突然。
他也看见了我，又是一愣。随即，心虚地讪讪一笑。是的，千真万确，他笑得非常心虚，他那笑如同他那一愣，迅速而现迅速而逝，迅速得仿佛只不过是我的幻觉，或者我的想象。
他一转身择径而去。
“站住！”
我低低但相当严厉地喝了一声。
我抢前几步，拦住他的去路，面对面瞪视着他。于是我对他的相貌看得更清了——两条勃列日涅夫式的眉毛，有那么几根是白色的，特别长，长得如同小猫的胡须，于眉丛之中一顺儿倒伏着。一张脸消瘦得仿佛火鸡的脸，也像火鸡的脸那么皱皱巴巴的。总体他那张脸上，最能给人留下过目不忘之印象的就要算是眉毛了。刚才我以为他的眼睛倒挺大，现在才知道我是将他那喧宾夺主的眉毛当成眼睛了，而将他的眼睛当成眼垂了。与他的眉毛相比，他那双眼睛可细小得太不显眼了。目光中满是慌张和胆小怕事的惊恐。只有明知自己谁也惹不起谁都可以想欺负便欺负一下的人，目光才是那样的。
原来是这么个不起眼的枯瘦老头儿！
他的慌张他的惊恐，甚至使我有点儿严厉不起来了。
但是我又认为，像他这样的一个老头儿，仿佛正是那类注定了要与罪恶案件掺和到一起去的老头儿。
“你，把什么埋了？”
“我……我没埋什么呀……”
他下意识地欲将一只手背到身后，手中拿着小铲子，小铲子粘着土。
“你别把手背到身后去。”我指着说，“这是什么？”
“这……这是铲子……”
“那你还说没埋什么？！”
“可是……我……我不知道……”
他显得更加慌张了，像一个贼被当场擒住腕子。
“说，你究竟埋的什么？”
“同志，我……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知道不知道的。快说，埋的什么？”
“猫……它死了……”
“猫？……”
我不相信。
我怎么能相信他埋的是一只死猫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一开始就怀疑他要埋掉的是一只死猫，那么他此刻对我说他埋掉的是一个死婴孩儿，我也不会相信的。我一定会以为他神经不正常。而问题在于，恰恰相反，我一开始就怀疑他要埋掉的是一个死婴孩，此刻他却说他埋掉的其实是一只死猫，我能轻易就否定了我的怀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吗？当然，如果他是居住在附近的人，在某个大清早将一只死猫埋到这儿，似乎也就没什么很值得怀疑的了。但他分明不是居住在附近的人啊！难道他在他的家附近，就找不到一处可以埋掉一只死猫的地方吗？为什么非要在一大清早从别处赶到这儿来埋呢？难道埋一只死猫也得讲究风水？难道有什么根据证明这儿的风水最适于埋死猫？埋的如果真是一只死猫他还慌张什么？……
我说：“那你带我去挖出来看看。”
他哀求地说：“同志，已经埋了，您就别……”
我固执地说：“你必须带我去挖出来看看。”
他无奈，只好带我去。
我监视着他挖那个布包，命令他打开来看。
却果然是一只死猫，一只很大的白毛死猫，大概是一只波斯猫，大概已经是一只老猫了。
这时我们身旁聚拢了几个散步的人，有的看我，有的看他，都不明白怎么一回事。
我说：“你埋上吧！”
我当时感到的索然那才真叫索然呢！包含着沮丧、失落和说不清是对他还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恼火。
趁他重新埋，我悄没声地溜走了……
连续几天我因此事而自省，而自责，而无情地深入地剖析我自己，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种不可告人的心理，实实在在是丑恶得够可以的了。我不愿再去散步，怕碰见那个瘦老头无地自容。
有一天我在北影院内遇到一个姑娘。她不是北影的。我只知道她住北影院外的一幢塔楼里。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属于那种容貌和身材都很出众的女子，具有一种玩世不恭的风流本色。我甚至不知道她究竟是不是姑娘，也许并不是个孤身独处的漂亮的老姑娘，而是个离过婚期待着再结一次婚的少妇？首先认识她的是我的妻子。她们什么情况之下怎样认识的我更是一无所知，也从没问过。总之我和她也就认识了。
我问她到北影来干什么。
她说想找一个人。
我又问找谁，认为兴许我能指点她怎么找到。
“我要知道那王八蛋是谁就好了！”她恨恨地说，“有那么个小子欺负我父亲！我父亲埋一只死猫，他平白无故怀疑我父亲埋的是一个死孩子！非逼我父亲挖出来给他看看。我父亲不过到这儿住几天，哪来一个死孩子要埋？这不也是败坏我的名誉吗？你说这种人该不该当众臭骂他一顿啊！……”
我说：“嗨，算了吧，肯定是一场误会……”
她说：“误会个屁！有这么误会的吗？我已经跟我几个哥儿们联络了，一旦找到那个小子，非狠揍他一顿不可！欺负我父亲就等于欺负我。这事儿没完……”
我说：“你又没见到那人哪儿去找哇！”
她说：“我父亲告诉我，那王八蛋个子不高，也就你这么高的个儿，穿一双塑料凉鞋……”
她说着不知为什么看了一眼我的脚。
那一天我穿的依然是塑料凉鞋。
我心想，趁早坦白了吧！这是个当面道歉的机会。别错过了这个机会，让人家追查到头上不是就更不好解释更难堪了吗？
于是我鼓起勇气，尴尬地说：“得了，你也别乱找了。要怎么骂，你骂我好了。那个王八蛋就是我呵！”
她瞪视了我片刻，问：“真是你？”
我说：“可不是我呗。那一天，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疑神疑鬼的……”
她愣了片刻，怏怏地说：“是你，我还怎么骂得出口哇？”
我说：“你骂吧，想想，我也该骂。”
她说：“算啦，反正我也当面骂了你几句王八蛋了！”
我说：“你父亲也是，既然他埋的是一只死猫嘛，怎么我一问他，他显得那么心虚的样子啊？”
她说：“他把你当成是个看管园林的人员了。他以为不许往那儿埋呢。我父亲这个人啊，如今变得胆小怕事。这说来话就长了，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既然是你，这事儿就算了。拜拜，问你爱人好！……”
她跨上自行车翩翩而去……
于是我每天又去散步了。
我又不期而遇地碰见过那瘦老头儿几次。从我这方面，将每一次都看成一次“遭遇”。我的意思是，我和他又“遭遇”过几次。每次，我都想主动开口承认我的错误，说几句请求原谅之类的话。但每一次他都极迅速地逃掉了。是的，用“逃”这个字一点儿也不夸张。他避开我像女孩子避开恶少，忐忑之色自不待言。这使我一发现他，便掉头往树林里去。既然我使人家感到不安，那么还是我避开人家吧。
一个星期日，我们北影一位退了休的老编辑到我家来看我。闲聊了一会儿，他提议带我去认识他的一位老朋友。我说我懒得动。他说他的老朋友就在附近。接着，也不管我爱听不听，就向我喋喋不休地讲起他的老朋友来。他说他的老朋友，是五十年代曾小有名气的一位男高音歌唱家。
“唉，是个时乖运蹇的人！”他的语调充满了同情，“被打成过‘右派’。别人被打成‘右派’，往往是由于政治言论。他却不是，他是因为入党问题。当年，在我们几个朋友中，他是思想最积极要求进步的一个。每月交一份申请书和一份思想汇报。他看重政治生命。他的追求目标，是要当上一位人民歌唱家。当年可不像现在。当年，哪一个当上了歌唱家的人，不想最终获得人民歌唱家这种至高无上的殊荣呢？可是，因为小有点儿名气，又挺骄傲，总也不能如愿。假如是你，你小有点名气，就算你不骄傲，仅凭这一条，哪儿那么容易就被你入了党？总是积极要求，总是入不了，他心里就有气。党组织如果知道一个人对党其实心里有气，就更不发展他了，就更需对他进行长期的考验了。今天也是这样啊！这只能证明一个人的入党动机和态度不端正嘛！所以呢，他心里的气，并不敢丝毫流露出来。憋在心里，只不过有时，难免对我们几个知心朋友发几句牢骚而已。我们是他的知心朋友，当然劝他要经受得起党对他的考验呗！他倒是个能听进朋友相劝的人，把自己心里那种不满，那种因为别人先于自己入了党的不服，隐藏得很深很深，更经常地写申请书写汇报了，由一个月交一次改成半个月交一次了。结果就出麻烦。在一份申请中，他将‘我十二万分真诚地渴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句，写成了‘渴望加入中国国民党’了。当然，这在今天，算不了什么大事，询问询问罢了。可在当年，这就是相当严重的事了。组织委员找他谈话，人家把他的入党申请书拿给他自己看。写错的那一行字用红笔勾了出来，问他作何解释。人家很通情达理地说，相信他是写错了。事实上也是写错了嘛。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呢？为什么不是多写了一个字或少写了一个字呢？为什么偏偏把最不应该，一般情况之下也最不可能写错的两个字写错了呢？经人家这么一追问，他说他写这一份入党申请书时，心中有许多委屈，觉得党不够信任他，不够理解他。争取了好几年了，还要考验他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以这么一种虔诚要求加入国民党，早被批准早被吸收了吧？可能正是因为当时心里有这种委屈和不满的想法，所以笔下就写错了。人家说，他这一种解释，听来还是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就叫他把他说的话，当场写下来，书面的解释比口头的解释更郑重。他就写了。又叫他按手印，他就按了。不久，他便被宣布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几个他的朋友，很快又听说他将要被发配到东北去了。但我们已无法见到他。直至他被遣送上火车那一天，我们才在火车站见到了他。不只见到了他，还见到了他妻子。那时我们都变得很胆小，不敢公然上前和他告别，远远地望着他而已。他当然也发现了我们，也望着我们而已，并没向我们走过来主动和我们告别，大概他不愿使我们因此受到什么政治指责。当年我们能做到那么送一送他，其实已经证明我们都是些很重情义的人了。对于一个右派，能做到我们那样的人，当年并不很多。我们以为他妻子不过是来送他的。事实上原本也是来送他的。却没想到，他上了车以后，开车铃刚刚响过，她也跳上了火车。那真是一件我们绝对没有预想到的事。车厢从我们面前缓缓闪过，车窗里伸出一只手向我们频频招摆。不过那可不是他的手，而是他妻子的手。我们直望到列车消失。我们都替他感到了一种欣慰。毕竟，今后有他漂亮贤淑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对于他，这一点，是比我们这些人的怯懦的情义要重要一百倍一千倍的。两个多月以后，我们中的一个人，收到了他寄自东北某劳改农场的一封信。信自然是写给我们大家的，看得出是分几次才写成的，而且是用铅笔和钢笔两种字混合写成的。某一个日子，我们聚在一起传看了那一封信。信上说他正在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说因为他曾是歌唱家，政府对他还是挺照顾的，将他和某些犯了同样性质错误的人编在一起。分派给他们干的活儿也都是力所能及的。信上请我们给他寄点儿钱去，说劳动使他的饭量大极了，规定的口粮不够吃，多吃又没钱。并请给他的妻子寄几套衣服去，旧的就行。我们的妻子们不爱穿了的，或穿着不合身了的，都可以。说如果同时能寄几双女式鞋袜去，则更感激不尽了。说他妻子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地就跟他去了。说那个地方很难买到女人的衣服和鞋袜。说他们实际上也暂时没有钱买。而我们，看了信后，都说应该给他回一封充满情义的信。都说应该给他寄他信上所要的一切东西。有人还想到了他爱吃甜食，有饮茶的习惯，说也应该给他寄点儿糖和茶去。然而，当时大家都只不过说说罢了，并没有谁打算真的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毕竟，他不再是过去的他了。他是一个事实上的右派分子了。我们内心里保持着对他的一种情义是一回事儿，真要以实际行动去关怀和帮助一个右派分子，则肯定是另一回事儿了。那样做，谁也没法说清楚不是同情。我们都曾是他的朋友。我们都本能地想要忘掉这一点。起码不希望仍被认为是一名右派的朋友。仍是右派的朋友，如果这样一种关系被某些人认为确实存在的话，对已然是右派的人本身也许并无所谓，对不是右派的人，就是一种辩解不了的界限问题了。他给我们写信，希望获得我们的帮助，这足以证明，他根本没有替我们考虑过。而我们，却不能不替自己考虑。你说是不是？你别摇头。这你不理解。但当年，我们产生这样的思想逻辑，完完全全是由于本能。是的，是本能。在当年，大概十个人里，至少有七八个，会具有那么一种本能。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在一起吸了不少烟，每个人都说了许多应该给他回信，应该给他寄东西的话。分明地，每个人也都希望，这‘应该’，完完全全应该被所有的人认可，完完全全地应该有一个去做。但实际上，都希望真正去做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希望有一个人，能代表大家，从一般意义的良心上去完成一件不完成颇觉良心不安的事。但同时又希望，当这样的事果真需要交代，那个人勇于承认，他并不代表别人的良心，代表的仅只是他个人的良心。我们之中原来并没有这样一个无私而又重情义的人。我自己当然也不是。最后有一个人提议，还是各自给他写回信，各自给他寄东西的好。几个人在一封回信上署名，而且将东西凑在一起寄，起码是不明智的。我当时看得出来，这提议其实是一种托词。但这提议立刻被大家接受了。我也表示非常赞同。我当时想，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个人回了信，有一个人寄了东西，对我们那个倒霉的共同的朋友，就不啻是雪中送炭了。于他那方面，只要收到一封回信、一样东西，毫无疑问地，立刻想到的肯定是我们大家。我们七八个人中，也许不至于仅有一个人回信一个人寄了东西吧？也许会有两三个甚至四五个人各自都寄了呢……
“那一年的春节我们照例聚在一起，聚在我家。因为往年都是聚在他家，所以我们都想起了他。我说我给他回了信，也给他寄了东西，其实我没回信也没寄东西。当年我才二十八九岁，在我们之中年纪最小，也是最踌躇满志的一个。如果我当年四十多岁，我相信，我也不会在这样的事上撒谎。如今回想起来，太虚伪太卑劣了是不是？当年二十八九岁的人，谁不怕因为一件小事做得不妥，而将自己一生的前途毁了呀。别人听我说早已回信，寄了东西，便纷纷都说，他们也写了回信，也寄了东西……
“我隐瞒了一件事，没有如实地告诉他们，并且，打算永远都不告诉他们。事实上，我也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自己又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他的妻子寄给我个人的信。你先别急，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想明白为什么寄给我，而不寄给其他人是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同时也是我妻子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要比他们夫妇和另外几家的关系更为亲近。而且，他们夫妻，是我和我妻子的介绍人，还是我儿子的干爸和干妈。当年我们的儿子才两岁。他的妻子为了他的事业，还没怀过孩子。他们夫妻曾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再有了第二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他们都将抱养了去。我们夫妻半真半假地答应过。他妻子在给我们的信中，说她终于醒悟了，人世间的情义，不过有如火烧云，当人们以为火烧云像什么的时候，正是它开始不像什么的时候。而人们永远都认为火烧云像什么，不过恰恰说明了火烧云永远什么都不像。火烧云每一瞬间都在变化。人们欣赏它，实在不过是人们过分欣赏自己想象之中的东西罢了。信中还告诉我，她的丈夫，如何天天企盼着我们的回信和企盼着收到一个包裹。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包裹。而对一封回信的企盼，要比对一个包裹的企盼强烈得多。有一天他溜出了劳改队，致使劳改队准备出动军犬对他进行常规搜捕。而他却醉醺醺地回来了，嘴里喃喃絮叨着——‘把我给忘了，把我给忘了……’他被关了禁闭。他号啕大哭。显然他没有预料到，把他给忘了其实是很正常的事……那封信写得很悲哀、很凄婉，但是也没写什么尖刻的怨词，仿佛用书信的方式，讲一个感伤的现代寓言……”
除非在紧急的情况下，当别人对我娓娓地很投入地叙述一件事的时候，我是从不打断别人的。我有默默地一直听下去的耐性。当然，这并不证明我这个人有修养，其实我有极端自私的目的。经验告诉我叙述是一种心灵的逐渐袒露的过程。叙述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向倾听者无偿地奉献了某些较独特的人生体验。而我已开始学会了从中偷窃某些东西去写小说。当然，按理说这是不可告人的。但我相信许多读者早就明白了小说家们这一行为了。所以我也就认为对此不必遮遮掩掩了。
我问：“你们没回信？”
我的客人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
我说：“你们当年太可以了。”
他说：“是啊。”
我说：“如今回忆起来，心里滋味儿不好受吧？”
他说：“可不嘛。不过，当年有当年的特殊情况。当年我的情况尤其特殊。当年我正在大学里进修，连教授、讲师，带学生，一总划了六百多‘右派’，谁心里不发毛哇？都到运动后期了，我们班又超额划了三个‘右派’。有一天说是过团组织生活，党支部书记来了，指着一个同学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那个同学就出去了。于是团支部书记就宣布了：‘×××，已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一会儿回来，咱们就开批判会。’他出去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哇！我们也没想到哇！第二天，同样的方式，又多了一个‘右派’。于是宣布，运动在我们班，算是基本结束了。每个学生都暗暗缓了一口气。那天晚上，有个农村同学喝醉了酒，那时学校纪律极严，是绝对不允许在宿舍喝酒的。他母亲去世了。没批他假，要他节哀，参加政治运动。因为人人缓了一口气，他当然也跟着缓了一口气。这一口气一缓，他那个人悲哀，也就终于克制不住了。他大概认为他有理由违反一次校规，所以才敢公然在宿舍喝酒。他没酒量，最多也就喝了一两多。但他醉得很彻底，边哭边说。除了对‘右派’须划清界限，采取翻脸不认人的态度和立场，在没被打成‘右派’的同学们之间，革命的团结友爱还是存在的。大家一看他越哭越伤心，越说话越多，就把党支书请来了。我们的党支书是位女同学，也是“调干生”，在班里年龄最大。年龄最大也不过就三十二三岁，高挑的个子，很漂亮。当年中国人里长得比较洋气的似乎不多，她就算是一个了。在学校里主演过《娜拉出走》里的娜拉，还演过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里的伯爵夫人。我们都公认她循循善诱，很会劝人。我们都尊敬地称呼她乔姐，所以才把她请来。她和那个喝醉了的农村同学并肩而坐，一只手从身后搭在他肩上，细语柔声地劝他别哭。他仍哭，仍说。越说，使我们听来，农村人对现实不满的话越多。连我们的觉悟，都听出来了，党支部书记能听不出来吗？她听出来了，能丝毫也没有听出来了的反应吗？她就朝我们中的一个人，暗暗打手势。于是那个人就悄悄递给她小本儿和笔。能不递吗？他不递，别人也会递啊！于是，在我们好几双眼睛的注视之下，她的一只手仍友爱地搭在那个喝醉了酒的同学肩上，嘴里仍细语柔声地劝着他，却将小本儿垫在膝盖上，另一只手飞快地记录。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恨不得扇他一耳光，对他大吼一声：‘别哭了！别说了！’可谁敢呢？那将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终于他哭累了，说累了，倒在床上，呼呼沉睡过去了。乔姐扫视了我们一遍，说：‘你们干吗非得把我请来不可呢？’看样子她挺生气的，一说完就拿着小本儿走了。她一走我们就熄了灯，都躺下了。每个人都翻来覆去的。床铺声响了一夜，伴着叹气声。那个喝醉了的同学倒是睡得没比得香，还打呼噜。当然，我们睡不着，并非由于他打呼噜。第二天他被补划了‘右派’。那以后我见到乔姐，心里就忐忑。她对我笑，我就会一天坐立不安。但是，设身处地，换个角度替她想想，她不记录行吗？若不汇报行吗？若不，万一我们中有一个人汇报了，她怎么办？党支部书记，耳听着‘右派’言论，不记录、不汇报，你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划你个‘右派’，也不冤枉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我们当年太可以了，是不？你若在当年，目睹身旁发生的这些事儿，和我们不会两样？那时谁心里也没底儿呀！谁知道究竟要划几批啊？说基本结束了，一晚上的工夫，不是又眼睁睁地补划了一个吗？当年我经常做噩梦，梦见这样的情形——我正和别人一起开会，乔姐出现在门口，指着我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醒来吓出一身冷汗……”
我说：“其实我那话的意思是，现在的人们，和你们当年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说：“我不信，没什么大不一样的。要说不一样，是时代不一样了。时代变了，时代毕竟进步了。如果时代一点儿没进步，我们经历过的，你们再经历一遍，我敢肯定，你们比我强不了多少。打你们几百万‘右派’，你们这一代也会发蒙的。不蒙才怪呢！”
我不说了，尽管我心里并不完全苟同他。我知道，我再说什么，又全引起他许多别的话。可爱的老汉（我这么称呼他）屁股沉得很，每次到我这儿，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他问：“你还听不听了？”
我说：“我这不正洗耳恭听嘛！”
他笑了笑，说：“你若写小说，稿费我提成。”
我发誓地说：“我才不写呢！我对‘右派’题材毫无创作冲动。你干脆别痴心妄想。这些个陈糠烂谷子，谁看啊！我耐着性子听你唠叨，是因为你非要带我去见你那位老朋友，而我不过希望对一个新结识的人了解得多些。”
他说：“我要对你讲的，也主要是后来的事儿，后来，我们把他忘了。正应了他那句话。人想不忘谁，就忘不了。想忘了谁比想记住谁容易得多。忘，或不忘，纯粹是主观支配的结果。一旦想明白了记着的徒劳无益，自寻烦恼，没有意义，等于自己给自己增添心灵负担和精神砝码，彻底忘了，就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真的。真的忘了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别说朋友之间，生身父母又怎么样呢？救命恩人又怎么样呢？刚死的时候，我们记着，因为记着而忧伤，而郁郁寡欢。日子一久呢？我们就难免会常常对自己这么说，反正他们已经死了，人死了是再也活不了的。心里永远记着不忘，那又怎么样呢？莫如忘了吧，于是就忘了。你说是不是呢？……”
我说：“你们是把他当成一个死掉了的人了？”
他说：“你也可以这么认为。总之，我们终于彻底把他忘了。”
我说：“终于？”
他说：“是的，终于。后来我们也不太聚会了。偶尔聚会，也没谁提到他了。这倒不是我们互相避免提到他。而是，的的确确地，似乎都把他忘了，仿佛我们从来就不曾有他那么一个朋友。我刚才已经说过，忘了一个人、一件事，是很容易很容易的，是最简单不过的。张洁写过一篇挺轰动的小说，叫《爱是不能忘记的》，对不对？是叫那个题目吧？张洁描写的那一种爱，是很古典的一种爱。某个搞评论的，认为那是现代的情爱观。那现代什么呢？不能忘记，那不是很古典吗？可惜我不是搞评论的。我要是，就从这个角度去评。能爱，能忘，这才是现代的。我那儿子，总唱一首流行歌——不求终生拥有，只图片刻占有。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才叫现代呢！那是打算背转身就忘了，还坦白地预先告诉你……”
我不由得看了一眼挂表，说：“‘老汉’，你扯远了。”
他说：“没扯远，我是打个比方。我们和他，几个男人和一个男人之间，感情基础不过就是人们所谓的友谊，又不是爱，念念不忘的，反而不太正常了不是？后来不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吗？我们这些年轻轻就经过‘反右’的人，都很胆小、很谨慎、明哲保身了。人们常说的，心有余悸。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在干校里了。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割麦子，工宣队的一个人喊我到队部去接电话。我问他哪来的电话，他说是文化部打来的。我一听心里直扑腾，惴惴不安。看他那样子又挺严肃，还不敢多问。接电话时开始是个女人的声音，问清楚了我的姓名之后，嘱咐我别放听筒，说不是她要和我通话，是她的‘领队’。我更困惑了。你肯定已经猜到了，是他……”
“是他？我可没猜到。”
“我当时更没猜到哇！我又怎么能猜得到呢？可他还不说出他是谁，非让我猜。说出他的名字之后，我仍没有立刻想起他是谁来。彻底把他忘了嘛！‘你忘了你认识的唯一一位歌唱家，你可不应该呀！’他这么提示我。我当然一下子就想起他来了。我的神经一下子就绷紧了。我看了一眼坐在桌子对面那位工宣队员，故意用一种比较冷淡的口吻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想和当年的几位好朋友聚一聚。别人的下落他一概不清楚了，费了些周折才找到我，让我替他通知。他好像一点儿也没听出我口吻的冷淡。而他的口吻，在我听来，倒是没比地热切。我问他到北京干什么。他说带队向文化部首长汇报演出。我一听愣了半天，怀疑他骗我，就技巧地问他住在哪儿。他说目前暂住文化部招待所，让我们第二天晚上都到那儿去找他。这就不可能是骗我了呀！但我的困惑却有增无减。寻思不通，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了？他何以又会成了‘领队’，何以又有了向文化部首长汇报演出什么的资格？我说我恐怕请不下假。他说这好办，让我把听筒给我们的负责人，他让部调演办公室替我请假。我狐狐疑疑地将听筒递给了坐在桌对面的那个工宣队员，他一边听，一边连说行，行，可以，没问题。放下听筒，便很宽厚地批准了我三天假。我那一种高兴没法儿形容。有机会逃避三天劳动也是幸运的嘛！我当时就给其他的人拨电话，一一告诉他们这件意想不到的事。他们当然也半信半疑。我发誓我告诉他们的一切都千真万确。他们也犯愁请不下假来，我就央求我的负责人，也就是那个工宣队员，替他们向他们的负责人请假。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这种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和工宣队的关系混得挺不错，所谓和平共处。他挺乐于给我这点儿面子的。工宣队和工宣队之间，事情就好办多了。何况，他含蓄地打出了文化部的旗号。那时代，你也知道，国防部、外交部，似乎都不算什么重要的部了。文化部的旗号，却是相当具有权威性的。几乎没费什么口舌，他就替他们一一都请准了假。放下听筒，他向我提出一项小小的回报，希望我能给他弄几张汇报演出的票。这当然一点儿也不过分了。汇报演出的团体的‘领队’是我们朋友，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尽管当时我和他都不清楚演出的是什么。但他仍很高兴。他说不管什么都去看。当年，能不能看上一场汇报演出，不仅是个欣赏机会的问题，还是某种资格的证明方式，是完全可以向别人进行炫耀的事……
“第二天晚上我们都按时聚齐在文化部招待所门口，他们几个和我的想法一样，都说别的先不去管，逃避三天劳动的确是一种幸运……
“我们原以为会见到一个比从前瘦弱得多的、营养不良的、脸带菜色的、身心憔悴不堪的人。没想到他反而比从前壮实了，肩宽了，胸也厚了。那分明是十多年体力劳动的结果。他脸膛黑了，却不见有明显的皱纹。有些旁人在场，我们不太敢主动对他表示过分的亲热。他可没什么顾忌，逐个儿拥抱我们，感慨万端地说我们都老了。他说的是实际情况。与他比起来，我们分明地都老了。身心憔悴的是我们，并不是他。那些旁人识趣地离开后，我们才开始向他问这问那。
“他说，他为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作出了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相当重要的贡献。他说‘革命文艺工作者’时，语气很自豪，仿佛从来就是无可争议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说他将八个革命样板戏，全成功地移植为二人转了。文化部调演办公室的一位处长，发现了这一可喜的文艺成果后，予以高度的评价。所以他有幸带队晋京汇报演出。他并不讳言他的‘政治污点’。他说由于他在劳改阶段表现好，第三年就摘掉‘右派’帽子了。劳改单位还十分鼓励他发挥一技之长，使他成为劳改单位的一名文艺骨干。他说他创作了几十首革命政治歌曲。有的还在电台播放过。他说，过几天，部首长将观看他们的演出。之后江青同志要亲自审查。江青同志如果满意，将指示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文献片。他说由于他对样板戏作出的这一重大贡献，他当年那点儿小小不言的政治闪失，可能被一笔勾销。还说，文化部对他这个人极感兴趣，想树立一个不但可以被改造好，而且可以被信任，甚至委以重任的文艺工作者典型。谈到这一点他颇露得色，仿佛他铁板钉钉地已然是那么一个典型了。分明地，他对能成为那么一个典型不但满怀信心，而且满怀憧憬。似乎这一点，正是他的一种梦寐以求的大希望。并且，更大的希望更宽广的个人前途，也必将从此开始。说实在话，他谈得不但使我们足以对他刮目相看，而且足以引起我们的暗暗滋生的嫉妒心理了。因为，与我们相比，他是一个满怀信心、满怀憧憬、大有希望的人。在当年，能找到这么一份儿良好的自我感觉的人并不很多呵。比如我们，就一个个活得心灰意冷的，根本看不到什么个人前途，也便没有任何信心憧憬可言，连什么时候结束改造，什么时候可能重新分配职业和工作，都是渺茫的、无法预料的。
“我们正听他们侃侃地谈着时，来了一位文化部的人。看样子是一个相当于处长角色的人。那人将他请出去谈了十几分钟。他回来后更加神采奕奕、沾沾自喜。他说部里的首长很关心他，派那位同志来看看他的情况。那位同志吩咐服务员给他调了一个安静些的单人房间。接着抱怨了几句他目前住的这个三人房间条件太差，说‘和下边的人住在一个房间，总是有诸多不方便之处’，又说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从现在起部里‘替我’包下来了。他说的是‘替我’，说的不是‘替我们’。于是他就请我们到会议室去接着聊。而他的一个‘下边的人’，替他将他的东西拎到单人房间去。
“似乎完全是由于环境变了，气氛也随着变了。拘谨和最初的陌生感消除了。这主要是指我们这方面。他并不拘谨，对我们也没有陌生感。我们对他的亲热度开始上升。他愉快地享受着这一种久别重逢的亲热。开始有人嗫嚅地试探性地问他，能否提携我们一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能否关照关照我们这些落魄的朋友，比如早些结束思想改造的时日，分配到某一个文化艺术单位去。我们之中有搞理论的，有搞评论的，有搞创作的，都盼着有朝一日重握笔杆子啊！叫写什么，就写什么呗。都寂寞得早就愿当驯服工具了。只不过不知具体该向谁去表这份儿忠心。而且，都唯恐被永远扫地出门……
“他说这是责无旁贷的。他说他心里一直对我们充满了感激，能有报答我们的机会，是他非常高兴的事。他一一指着我们，说你当年给我的回信，收到了。你当年寄给我的东西，我也收到了，还有你、你、你……信、东西，当年都收到了，甚至背出一段段令人感动的话，说都是我们信中的话。还说你寄给我的是鞋，你寄给我的是衣服，你寄给我的是围脖，你寄给我的是棉手套，你寄给我的是茶和糖……
“听他如数家珍地说着，我们面面相觑，一个个都极不自然。因为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没给他写过回信，谁也没给他寄过东西。我们开始以为他是当面变相地谴责我们，渐渐看出不是那样，看出他很真诚。那是一种毫不掺假的真诚，更不是虚伪，绝对不是。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也不便道破了问。一个个暗自地惊诧而已，一个个地讪笑而已。后来我们也就变得都自然起来了。他明明说他收到了，我们干吗还总内疚当年没寄呢？没寄他能收到吗？那岂非见鬼了吗？于是我们都开始确信，我们当年都给他回信了，都给他寄东西了。何止回过一封信？何止寄过一次东西啊？我们之中有的人，被自己当年对友谊的始终不渝，以及被他的誓心以报，感动得泪眼汪汪的。
“他很认真很负责任地问我们各自都是些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一一告诉他，都没什么非改造一辈子不可的问题，只不过就是对文艺队伍的普遍性的改造而已。请他务必相信我们，我们向他保证，绝不会明明有严重的问题对他隐瞒，使他因企图拉我们一把而失去刚刚获得的信任。
“他说他相信我们不会坑害他。他说等他真成了‘典型’，真的被委以重任之后，运用他自己的那一部分权力或凭上边对他的信任，拉我们一把，似乎不该是什么太难的事儿。
“渐渐地我们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憧憬、充满了希望。我们众星捧月地围着他，向他倾诉自己的种种苦闷，谈得忘了时间。
“最后他不得不提醒我们该结束了。他给我们每人几张观看汇报演出的甲类票。其他的人高高兴兴地告辞而去。他单单将我留下了，说还要和我再聊一会儿。他们知道我和他那一层较特殊的关系，都抱着充分理解的态度。那种态度中不无失落的成分。
“他和我抵膝而坐，执着我一只手，说留下我，是要交给我一项任务，也可以说是有求于我。这使我有些受宠若惊，连连回答说愿意鼎力相助。他说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大事——首长审查了汇报演出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肯定发表大块评论文章是自不待言的。但是最好呢，再配发一两篇工农兵群众的观后感。他没说完我就明白他什么意思了。我说可惜我不是工农兵群众呵！他说那没什么。他说他一向十分欣赏我写评论的文采。他说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非我莫属。他说‘一工人’‘一贫下中农’或‘一革命战士’，随我怎么署都成。他说部里的同志也交代过了，他可以推荐一两篇这样的文章。他说这一方面也是为我好。我写了，他将来替我开口，也就会顺利多了。我一想可也是，一言九鼎地答应了。
“我问他：‘嫂子可好？’
“他一愣，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低声说：‘她不在了。’
“我便陷入一阵悲伤的沉默。我又问：‘嫂子怎么……就不在了？’他说：‘是病故的……’我说：‘对不起，他们都没问起，我却不能不问一句啊！’
“他将一只手重重地搭在我肩上，垂下目光说：‘我明白，我明白。比起他们，咱们的关系，毕竟又深一层啊。今后就好了。今后……我们又会像当年一样，常常聚在一起了。我不是又回到你们中间来了吗……’
“分手时，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
“汇报演出是在民族文化宫礼堂进行的。时间照例延了十多分钟。忽然有人起立，有人鼓掌。鼓掌的人并不多，起立的人却很多，踮起脚伸长脖子往前看——据说是于会泳一行人光临了。
“那天晚上演出了《海港》和《奇袭白虎团》片断。传统的二人转不过是两个人的对唱形式。我们看到的却是大剧片断。样板戏中该有的人物舞台上一个也不少。场次与场之间，必然插入一段地道的二人转，扮演类似莎士比亚戏剧中串幕人的角色。乐池里有三十几人的配唱队。‘呼嗨呀呼嗨’唱出中、高、低音部与和声部。台上的演员也时不时地‘呼嗨’起来。总之我们有幸欣赏到了最为不可思议的东西。如今回想起来甚至觉得那是很惊世骇俗的。
“演出结束后，前排几个人登上了舞台。究竟有没有于会泳我也没看真切。他们与演员一一握手，说了些什么，便有演员激动万分地将‘首长’的话宣告给大家——演出是成功的，艺术效果是良好的。不但有助于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对民间曲艺形式也不失为一次大胆的改良和革命性的改造。这样的评价当然是很高的。于是台上台下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有信心去向我们的朋友表示祝贺，可‘首长’要和他们接着座谈，我们只好作罢。我们的朋友在那种兴奋的情况之下心中仍想到了我们，派人给我们传话，说部‘首长’捎来了江青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过几天也要亲自观看演出……
“我们都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仿佛他的成功也有我们的一份功劳。我们的三天假期已经过去，没有更充分的理由再续假，便回各自的干校去了。一心静候他的更令人鼓舞的佳音，以及他可能也带给我们的好消息。
“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评论。十几天过去了，却再没接到他的电话。我经受不住期待的考验，往文化部招待所挂了一次电话。服务员以冷冰冰的语调告诉我，他和他的演出队已离开北京了。我说这不可能，她说没工夫跟我啰唆，将电话放下了。
“我又请了一天假，亲自到文化部招待所去刺探究竟。果真人去室空。想从服务员们口中获得点儿情况，他们却讳莫如深，一问三不知。
“后来渐有‘小道消息’流传，传到了干校。说江青真的看了一场汇报演出。说并没看完便怫然而去。说她大为恼火，认为是对她苦心孤诣培育的样板戏进行公然的肆无忌惮的糟蹋。说她还极其伤心，掉了几滴眼泪，认为她播的是龙种，结果收获了跳蚤……如今无法考证了，也没什么考证的意义，难免有水分。但实际情况，大概是那样。
“批准我假的那个工宣队员，有一次找我谈话，半是警告半是暗示地说：‘你那三天假，可不是我同意的啊！’
“我说：‘那……我不就成了擅自逃离了吗？’
“他说：‘对，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就说你孩子病了嘛！你别担心，这样好。这样我还可以帮你开脱开脱嘛！’
“幸而，也没谁追查我那三天假……
“再后来，听说他因为江青否定了他的奉献成果，受了极大的刺激，竟反起江青来。向中央写信，指控江青是文艺沙皇……当然，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了死缓，关进了监狱……
“他这人，是个能伸能屈的人。一旦刀悬在脖子上，他很善于忏悔。也许正因为如此，保住了一条命，竟没被枪毙。粉碎‘四人帮’以后，作为一个当年错划了‘右派’的人，给他落实了政策，并且将他调回了北京。他回北京后，我们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女儿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在某些场合，他被请去发言，揭发控诉‘四人帮’。因为他反过江青，并且被判过死刑，就很有了些传奇色彩，一度曾被视为反‘四人帮’的英雄人物，并且担任了清查小组副组长。我们都说他大难不死，已属造化了，可算熬出头了。他替不少人平了反，洗刷了莫须有的罪名，曾受到文化部清查办公室的表彰。你如果有兴趣，到北影文件档案室去翻翻，肯定会见到当年下发的表彰他的简报，不久，有小道消息说，他可能被任命为某文艺单位的第二把手。我们向他探问，他笑而不答，守口如瓶。他变得比当年老练多了。被判过死刑蹲过监狱的人，就是不一样。他说他倒无志当官。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重返舞台，再唱几年。他说他的嗓子还没到根本不行了的地步，练一练，还是能唱的。他说，毕竟曾经有过点儿名气啊，毕竟被曾经称作歌唱家啊，兴许人们对他的名字，还会保留着点儿印象呢！……
“他每天晚上到公园里去吊嗓子。
“他四处奔波，为自己筹备一场独唱晚会。
“我们都尽力帮助他，人求人，人找人，办得还挺顺利。刚粉碎‘四人帮’，文艺没开始繁荣，处在复苏阶段，各方面很热心于此，一两个月后，场地确定了，票印好了，该请的人，都发到了请柬。我们都帮他忙得挺心甘情愿，挺高兴，仿佛届时我们自己也要趁机登台大唱特唱，一夜成名天下知似的，又仿佛我们都会从这件具体的事情中获得什么似的。做梦似的，我们都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又是些功不成名不就的人。我们中的几位，开始暗存着一个希望——待他的演唱会以后，能调到他手底下去，当个处长什么的。男人，事业没搞出什么名堂，又没什么革命的资本，退休的时候，好歹混上个处级干部，家里能安了电话，也不至于遭儿女们耻笑，不枉做一世男人啊！当然，这又取决于他能否当上一位头头脑脑的。今天想来，这其实是一种很没出息的，近乎投靠门庭的、依附的思想。除了他，大千世界中，我们还真没谁可依附的。我们更都怂恿他认真考虑一下到哪个单位去上任的问题。他似乎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他当年那种一心成为人民歌唱家的念头，又死灰复燃起来。他似乎认为，从一场独唱会开始，他又可以像他事业上最春风得意的时候那样活跃在大小舞台上了……
“独唱会却没开成。仅仅因为，在日期临近的前几天，他被揪回他当年劳改的那个地方去了。在北京，在某些人眼里，尤其在我们这些人眼里他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不管怎么说，他毕竟反过江青，他毕竟指控过江青是文艺沙皇，并且因此被判过死缓，蹲过监狱。这一切都是真的，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别人帮他胡编的。但是在他劳改过的那个地方，据说他又是一个很凶恶的人、很危险的人、很不择手段的人。在他反江青之前，他是江青的一个地地道道的爪牙、一个民愤极大的鹰犬式的人物。虽然江青根本不晓得自己曾有过那么一个爪牙、那么一只鹰犬。据说仅仅以贬低革命样板戏、攻击革命样板戏之类罪名被他告密、出卖、诬陷的人，就有十几人之多。有的人早已成屈死之鬼。他正是靠此行径获得信任的。同他一起对样板戏进行二人转移植创作的，其实还另有三人。那三人当年竟被他以同样的手段推下了政治陷阱。并且他还干了许多落井下石的勾当。据说当地的许多人一提起他的名字，既咬牙切齿，又心有余悸。而最令我们难以相信的是——他的妻子也是他出卖了的。他将那好女人在枕边苦口婆心劝他的话，统统告了密。他如此大义灭亲，能以是那么一种政治身份的人而备受信任，也就毫不奇怪了。他妻子自杀的时候，他女儿才七八岁。他当众对他的女儿说：死了的不是你妈妈。你有一个最亲爱的妈妈，那就是你们这一代的敬爱的江青妈妈。他曾到处宣扬，他为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所作的奉献，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实现的。而最艰苦复杂的斗争，是同他的妻子所作的不可调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地的清查工作者认为，他反江青，从本质上，好比狗得了狂犬病之后咬了主子……
“起初我们听了这些言传似信非信。后来我们中的一个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从哪儿搞了一份关于他的材料。白纸黑字桩桩件件，再不由我们怀疑。
“数月后他才又回到北京。我们都没去看过他。听说他形容枯槁，一副神色恍惚的样子，闭门不出，很少露面。偶尔蹒跚在街上，买东西、散散步，如同被破了相的女人似的，逢人便将头一低，匆匆遁避。除了他的原单位继续给他开工资，从此再也没有任何方面理会他这个人的存在了。我们，他当年的些个朋友，也都从此不与他有任何往来。有几个人至死未再见他。如今活着的，算他，算我，还有四个人。一个沾女儿的光，到国外定居去了。一个长期住在深圳儿子那里。我跟他多年也没任何来往。退休后，在家闷得慌。偶然有一天心血来潮，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怎么想的，便去看望了他一次。他对我别提有多亲。他哭了，拉着我的手，瞅定我的脸簌簌落泪，半天说不出话。哭得我百感交集，心里甭提有多么感伤！打那以后，我们之间才恢复了走动。但都是我去看他，他没到我家看过我。我老伴曾对我说过，他来了，也不许他进门。我老伴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嘛。所以我一次也没邀请他到我家去。人老了，就多多少少有些自知之明了，他明白我为什么不邀请他。对我能经常去看看他，他已是感激万分了……”
我再次看表，不知不觉地，快两点了。
我问：“关于那个人，你讲完了？”
他说：“完了。”
我催促道：“那你就快去看他吧。”
他说：“哎，你不是答应了也陪我去认识认识他吗？你别变卦呀！”
我说：“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老汉’，你这又何必呢？”
他微眯起眼瞅瞅我，低下头，不言语了。
我捂着嘴，打了个小型的哈欠。其实我并无困意，只不过觉得“老汉”自从退休后，不知怎么地，竟变得像位老婆婆似的，逮住个话题往往聊起来没完，使人不敢奉陪。屁股未免太沉了。何况，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一类的事儿，我也听得多了，以为寻常。
“老汉”忽然讪笑了，摇摇头，自我解嘲地说：“是啊，细想想，可不何苦来的嘛。但是呢，他这个人，如今除了女儿，再就没亲人了。除了我，偶尔想他，还去看看他，他再就没朋友了。我算他的朋友吗？我不知道。大概也算，也不算吧。他不是活得怪可怜的吗？就是我，往后也不能去看他了，蹬不动自行车了。我最知心的朋友，便是你了。我也是一念顿生，寻思着，将他介绍给你。你这人挺仁义的，能替我常去看他，当不当他是你个朋友，那全在你。能替我常去看看他，也就是他晚年的一点儿福气了。人呵，老了，就会添了忏悔的毛病。回想当年我们那么对待他，我心里总是块病……”
我终于被感动了。尽管，我对他这一种内疚，这一种补偿式的同情的投入，并不完全理解，也不大以为然。但还是被感动了。
我站起来说：“走，我陪你。”
他挺过意不去地说：“你还没吃午饭呢，我是吃过了……”
我说：“你要真吃过了，咱们现在就走。我平日吃两顿饭。”
他说：“再晚半个钟点去可以。他有睡午觉的习惯。”
我一听，不禁又有些生气。我也有睡午觉的习惯呀！我的照例的一次午觉，已被他以一种温柔的方式侵略了，他倒对一个本与我毫不相干的人的午觉，像位睡神那么恪尽职守地维护着！
我有几分悻悻然地说：“那么好，咱们等！”
他又讪笑了一下，请求地说：“就等半小时……”
路上，我说：“下不为例啊！以后，你可别指望我会替你常去看他。我没那么多闲工夫。有，我也不替你尽这种义务。我躺在床上看书不自在呀？”
他生气了，驻足瞪着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不痛快？我还没开口求过你什么事呢！你回家躺在床上看书吧！我不用你陪我去了。”
我忙说：“‘老汉’，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哪。连这么点儿幽默感都没有？”
他愤愤地说：“我生气！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是何苦来？啊？你说我何苦？”
听他那口气，倒好像是他陪着我，去办一件于我大大有利的事。而我像个不知好歹的混账孩子，跟他犯矫情似的。
“不去了！不去了！我不去了！”
他怫然转身。
我一把扯住他胳膊，堆下满面笑，怂恿地说：“‘老汉’，去吧，去吧！不去怎么行啊！……”
同时我心中暗想，我才是何苦呢！
……
去处离家果然不远。十二层的一幢塔楼，那人住在九层。偏偏那一天电梯还坏了。我搀着“老汉”，歇了两次，登上九层，呼哧带喘的。
开门的是位姑娘。一张脸浓妆艳抹，五官仿佛全镶了边儿似的。发型古怪得令人惊愕，三束头发挺挺地竖在前额上，还烫出了钩儿。钩儿朝前，如同孔雀的冠翎。孔雀的冠翎是使孔雀美丽的东西，那三束喷了大量发胶的头发却使她足以令人敬而远之。在我看来，似乎随时会发射出什么伤人的暗器，似乎她是古装武打影片中的一位艳容怪招女杀手。
她一见老汉显得很亲热，很高兴，欢迎地说：“我当谁呢，原来是叔哇！快请进，我爸昨天还念叨你来着呢！”
“老汉”问：“你爸在？”
“在，在。除了散散步，他这人还能上哪儿去？看《书剑恩仇录》呢！”
她笑时，仿佛全镶了边儿的五官，五彩缤纷地飞扬生动，如同颠晃起来的画家的颜色盘子。
我们进了屋，她关了门，对我说：“大作家，你怎么也屈尊驾到？亲自登门向我爸赔礼呀？那你得负荆请罪才像回事嘛！”
我定睛细看她，认出了她是谁。同时也便知道了谁是她爸，心中不禁暗暗叫苦不迭，却只有尴尬地一笑而已。
“老汉”问我：“你们认识？”
我说：“可不认识嘛！”
她说：“他爱人是我姐们儿！”
“老汉”一听，也高兴起来，笑道：“这就更好了，就进一步理顺了关系了！”
我爱人的“姐们儿”的爸，也就是曾被我怀疑埋死婴孩儿的那个瘦老头儿，手握书卷悄没声儿地出现了。
“你可有日子没来看我了。我寻思着你这两天就会来。”他和“老汉”淡淡地打过招呼，才将目光缓而慢之地转向我。与他的女儿相比，对于我那如今深深忏悔当年的“老汉”，他其实并没显出他应显出的热情和高兴。仿佛他认为，“老汉”是有义务定期来看他的。仿佛他同时认为，尽管他很觉活得孤独、活得寂寞，很需要有什么人想着他在这世界上的存在，但并没有寂寞到孤独得活不下去的地步。倒是“老汉”的忏悔心灵，更需要以来看望他的方式获得宽恕似的。而他清楚这一点，理解这一点，体恤地给予“老汉”获得宽恕的机会似的。仿佛在他的心灵天平上，“老汉”来看望他，其实那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老汉”自己似的。
这使我对他感到有些不可捉摸。
更令我不能明白的是，“老汉”竟表现出一种拘谨的样子。那一种拘谨的样子近乎登门有求于一位并不愿助人为乐的人，全不像“老汉”自己在家里对我所说的，觉得对方可怜，才将些许温馨奉献。我感到他似乎更是来讨一点温馨似的。我感到实际上，他也许比对方活得更孤独更寂寞似的。虽然我没有什么充分的根据这么想。可我当时还是这么想了……
小婉他爸一认出我，情况瞬间发生了变化。他一时恓惶起来，也尴尬起来，比我认出他女儿时的尴尬有过之而无不及。倒好像他真的偷偷埋过一个死因极其可疑的婴孩儿。
“您……大热的天，真是过意不去……这几日怎么没见您散步？……”他讷讷地说着些掩饰尴尬的话。
一位年长你三十多岁的人恓惶地称你为“您”，这种情形你细想想就想象得出有多么别扭了。
“我昨天晚上出差刚回来。”
人有时撒谎，乃因谎话也是一种机智吧？否则我可怎么回答呢？说我怕见到他。远远地一发现他，便避之唯恐不及？那固然诚实得可爱，但不可爱得愚蠢吗？
“老汉”瞅瞅他，瞅瞅我，诧异地说：“原来你们也认识啊！”看他那样子，大概心里又在暗想——何苦呢？
“认识，认识……”
我们的主人意味深长地笑笑，将我们让进了一间屋内。他在对待客人的热情方面远不及他的女儿，但却比他的女儿礼节细腻。往屋内让我们时，首先闪到门旁，以肃立的姿态，向我们伸出一只手臂，在齐于胸部的高度，平行地迅速地朝屋里一请。举止标准得足以做示范，仿佛训练有素。他这种在礼节方面对自己的细腻的苛求，尽管有些矫揉造作，但倒也不卑不亢。不禁使我想起了那么一句话——龙死不散形，虎死不失威。当然，这一句话和我当时的感受并不完全符合，也不完全包含。我的意思是，我仿佛看见一枚过了时的徽章。它锈迹斑斑，早已根本不能继续代表什么，当哪怕稍微一线光亮投照其上，却仍企图闪耀一下。我不禁暗暗感慨人生难测，一切荣辱确如壁上幻影，过眼烟云。心中陡觉一片怆然。
我们三人都坐定后，“老汉”歉意地对我说：“你昨天晚上出差刚回来呀？我要知道今天就不勉强你这一遭了，容你休息几日。”
当着主人的面，他用了“勉强”这个欠考虑的词，使我十分不悦。我暗瞥主人，见主人放下《书剑恩仇录》那一刹那，动作停顿了一两秒钟，无疑，这位年长我三十岁、年长“老汉”十几岁的瘦老头，外表反应迟钝而且神情木讷，心灵却似春情萌动如潮时期的少女一般敏感，听觉也分明并没退化，外表不过包装住了他的心灵而已。“勉强”两个字也录在他耳膜上了。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他的心灵中究竟还充满着些什么欲望，滋养得它那般异常敏感呢？这敏感难道不同时给他带来痛苦吗？如此的外表包装如此的心灵，岂不简直像皱巴巴的牛皮纸袋盛着一袋生动活泼的蝌蚪吗？这一种联想使我替他渴望着真真实实的符合年纪规律的内心应有的宁寂。我不禁又暗暗感慨失意人之众、遗憾事之多来了。
由于我已窥视到了主人的敏感，气恼地瞪了“老汉”一眼，分辩地说：“‘老汉’你这个人，惯会倒打一耙！明明是你自己走在半路不想来了，这会儿却变相出卖我！”
“老汉”一副反正达到目的之得意模样，嘿嘿而笑。
我们被请进的一间小屋，除了一张床、一张早已过时的“一头沉”旧桌子、两只沙发和茶几，再无他物。那也就是一间十来平方米左右的耳室。那张床其实也是两用沙发，和两只单人沙发并不配套。从磨损程度来看，分明不是同时买的，至少相隔两年，沙发都已塌陷了。我和“老汉”坐沙发上，当年的歌唱家坐床上。在那小小的空间里，不想促膝，也可以说促膝了。
墙上的电影明星挂历是去年的。早已到国外去“深造”的一位女电影演员，从去年的四月份里，向我们虚情假意地奉献媚笑。
寄宿在女儿家的主人，近乎庄重地沉默着。他那瘦脸上有一种基督式的苦难的意味儿，和庄重和沉默拥挤着。在同一张瘦脸上，就像破沙发旧桌子两用床和我们三个彼此心照不宣的人，拥挤在那一个小小的耳室里一样。仿佛，我和“老汉”不开口，主人是不打算说话的。
我真想起身便走。
我认为可能是由于我的存在，主人才那么一副样子。
“老汉”搭讪着说：“我们没什么事儿，就是来看看你。”
当年曾一度风采过的歌唱家仍不作声。
“老汉”又说：“以后，要是我不能常来看你了，他会的。”
主人还是不作声，仿佛“老汉”说的这些话，不值得回答，也不值得作出什么表示。他甚至连看也未看我一眼，只对一切都感到索然似的，无所反应地注视着“老汉”。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欢迎我们，也许仅仅并不欢迎我？！
我不免尴尬。
“老汉”也有些尴尬，指指耳朵，那意思是告诉我——对方耳背，或者失聪。
忽然他开口了。
他说：“小婉，外面有卖豆腐的。你不是想吃豆腐了吗？”
我和老汉都侧耳聆听，没听到什么叫卖声。
他的女儿却从另一房间走出，带了盆儿，就要去买。
我说：“你爸爸幻听了吧？”
她说：“我爸耳朵好使着哪！”
说完，离开家，噔噔奔下了楼。
“豆——腐——”
果然，一声叫卖远远地传来。不仔细听，身在九层楼的高处，是不大能听到的。
我暗自生气。在人家里，受了如此冷落，而且是自找的，究竟何苦呢？
于是我故意大声问“老汉”：“哎，你刚才对我指你耳朵是什么意思？”
“老汉”狡猾地回答：“我是告诉你，我的耳朵……嘿嘿，最近听力大大下降……”
主人终于主动开口了，说：“看电视吧。干坐着，都怪没意思的。”
说着，站起身，又以他那种可做示范的标准的姿态，将我和“老汉”请向另一房间，也就是他女儿的房间。
“老汉”说：“对，看电视。”
我也不得不站起身，瞪了“老汉”一眼，说：“下午有什么好看的节目？”
主人说：“中央二台重播昨天晚上的文艺晚会。”
我只有客随主便这一唯一的选择。
他女儿的房间，布置得花里胡哨。袒胸赤膊的史泰龙，从四面墙上，从高高低低的角度，凶凶狠狠，充满杀气地瞪人，强迫人欣赏他的“块儿”。满床都是丑娃娃，仿佛她刚生出来一堆同胞胎。梳妆台上，系列化妆品的各式各样美观的瓶子，分几格排列得如同要进行展销。我估计了一下，大概有六七十瓶之多。我想说：“女人这样不惜血本儿地天天往脸上涂那些东西，脸庞不是比嘴和胃需要的东西还多还费钱吗？”犹豫了一下，没说。自己也觉得，若说了未免显得太尖刻。
电视屏幕波纹不断。
主人不停地调，调不好，自言自语地嘟哝：“往常可没这种毛病呀！”“老汉”发现放在桌上的吹风机没关，替关上，拔了插销，图像才变清晰。
我和“老汉”便陪着主人坐下看电视，装出聚精会神的样子，甚至可以说是规规矩矩，正襟危坐，而且屏息敛气的样子。仿佛电视机刚刚在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中出现的十几年前，我和“老汉”是两个家里买不起电视机的人，到别人家里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地看稀罕，而又毕竟不那么理直气壮，担心主人随时会下逐客令似的。
重播的晚会节目毫不精彩，唱的跳的水平都很一般。
“老汉”却看得很投入，或者干脆说陪得很虔诚，不时地说些“好听”“歌词写得不错”之类假装欣赏的话。我乜斜一眼主人，主人和我一样，分明地，对节目也一概不怎么欣赏，心不在焉地看着而已。当一位中年男高音唱时，他才有点儿抬举地往前倾身，并且，戴上了花镜。人家唱完，他矜持地鼓了几下掌。“老汉”跟着陪衬情趣地鼓掌。我呢，见“老汉”鼓掌，也凑趣鼓了几下，觉得不凑这一趣，未免太煞主人的风景。同时有负“老汉”的一片良苦用心。
他女儿端了一盆豆腐回来，见我们移她屋里看电视，放下盆，进屋就将电视关了，不高兴地说：“又看。有什么看的？”说着，坐在梳妆台前，挑剔地端详镜子里的自己，一边端详一边自说自话：“不好，不好，得换了重来……”就往一块海绵上浇了些卸妆油之类的液体，抹自己的脸，眨眼间抹成了一个大花脸。
我和“老汉”就都不禁地瞅着她发愣。
她的父亲说：“她学化妆，学美发呢。将来到国外去，一点儿本事没有，也不行啊！”
“老汉”说：“对，对。小婉聪明，学哪行像哪行。”
我说：“化妆和美发，在国外，大有用武之地！”
小婉倏地回头对我说：“哎，你认识的老外中，有没有肯为我出路费的？只要出路费就行，条件好讲。”
我赶紧说：“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见她那张脸顿时不悦，又补救，“不过我替你留意这件事。”
她怏怏地说：“我可就指望你了啊！”
她父亲说：“我们还是到那屋去坐吧。”
我便第一个站起来逃了过去。
重又坐定，我对“老汉”暗传眼色，示意他撤退。
“老汉”似乎也觉得不自在了，说：“我们走吧？”话中带有请示的意味儿。
不料我们的主人说：“急什么？既然来了，就多坐会儿嘛！刚才那男高音，你们认为唱得怎样？”
“老汉”说：“唱得不错，和你当年的水平不相上下。”
主人将询问的目光转向我，有耐性地默默期待着我的评价。
我想——你都鼓掌了，我也要告辞了，而且，在音乐欣赏方面，你是内行，我是外行，以你为准呗。
于是我也说：“中国出色的男高音如今不多，我听算是出色了！”
他以缓而慢之的口吻说：“我认为，唱得不怎么样。和我当年的水平相比差远了。我认识他。当年，我成名以后，他还默默无闻呢，是个小学员儿。培训结束，哪哪都不愿要他，还是我把他推荐到合唱队的。人家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收了他。当年他对我可是太尊敬了，称我老师，总对别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葛老师。’没我，他肯定没今天。就不知道，他如今把我忘了没有？我这个人，不图别人报答我，只要别人记着我就行……”
我和“老汉”不禁互相对视一眼。
我一边洗耳恭听他的每一句话，一边细细加以咀嚼，竟觉咀嚼出了某种近乎可怕的成分。但那到底是什么，我一时还品不出来……
他又说：“我当年，每场演出，至少要谢幕三四次，才能退得了台。否则，根本退不了台。每场演完，普通演员从前门走，我得从后门。否则，就会被请求签名的包围。签不完，有时从后门也走不脱。我不信，我不信一位当年这么红过的歌唱家，世人会把他活生生地给忘了，忘了他的名字，忘了他唱得风靡过的那些歌儿。我不信，我不信！总有一天，我会重新站在舞台上的。那时，当聚光灯打在我身上，当万千眼睛瞧着我，我要大声对人们说……”
“爸，你多烦人啊！……”
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他要大声对人们说的话，他女儿在自己房间里大声说话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你光对我磨叨这些话还不够哇？都六十五六了，把你忘了怎么样？不忘怎么样？不忘你，你就能变得年轻了？就能跟歌星们去‘走穴’吗？那倒敢情好了。有一个能挣大钱的老爸，我还挖空心思出国干什么！”
女儿的话，虽然是在另一房间说的，但对于他，似乎比当面说的讥讽效果更甚。因为他和我们，都看不见她说话时的表情。这一种想象的余地，令他一时难堪到了极点，老人脸上那种陶醉于当年的异乎寻常的光彩，一下子被女儿的话扫荡尽净。他的脸顿时阴暗起来，这使我明白，我觉得他话中的可怕成分，究竟是什么。在每一位老人心理的纹路中，在每一位老人意识的最深层，那一种唯恐被人们彻底遗忘掉的忐忑，那一种不甘被人们彻底遗忘掉了的挣扎的虚荣，都这么咄咄逼人地生动吗？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呢？它折磨他们到什么程度呢？
我望着他，替他感到悲哀和难过，如同望着一个气数已尽却耿耿于怀地幻想举行大寿庆典的重病之人。
“小婉，你怎么跟你爸爸说话呢？有我们在，你都能这么说，没我们在，你还能将你爸当成爸吗？”
“老汉”教训起小婉来。分明地，他认为，她的不敬之词，是一种公然的放肆、公然的造次。而且，也是并不怎么把他这位长辈客人当成一回事儿的公然无视。
“叔，您千万别生气呀！”小婉颇不安地旋过来了，坐在她父亲身边，双臂圈住父亲的脖子，眼望着“老汉”，一副娇嗲模样地说，“叔，其实我可孝敬我老爸啦！您别光听我怎么跟我老爸说话。有些儿女，嘴上甜，心里边尽算计父母。我呢，对我老爸，是刀子嘴、豆腐心。哎，都忘问你们吃没吃饭了？”瞄一眼手表，又说，“三点多了。都别走了！都留下吃晚饭吧！我这就做，咱们四点准时开饭。有条鲜鱼，我又买了豆腐，给你们做鱼炖豆腐吃行不？”
我借着她的话，趁机站起来说：“三点多了呀？那我可得走啦！我还约了一位客人三点钟来呢！”
“老汉”也赶紧站起来说：“我也得走，我也得走。我忘了，我得到北影卫生所开药！”
他表现出的辞意比我更坚决。我看大有几分机不可失的意思。
那做父亲的，却一动未动，垂着目光，仿佛定住了。
“爸，你看人家都要走，你怎么变得这样！”
女儿推了他一下。我觉得，她要留我们吃鱼炖豆腐，心还是诚的，尽管留得不算起劲儿。而我倒很感激她这一点。
她的父亲，仍不动，仍垂着目光，仍仿佛被定住了似的。在那老人的瘦脸上，某种刚刚开始烂漫，尚未及辉煌的幻觉，显然是被无情地破坏了。于破坏之后自行地凝固了。于凝固之后呈现着一种近乎庄严的沉默的悲哀和屈辱。也许，还有别的许多什么内容。但以我小说家洞察细微的目光看来，竟没有发现那种属于所谓自卑性质的东西。相反，一种强大的无与伦比的自信，虽被沉默、悲哀屈辱所覆盖，却倔强地真真实实地专执一念地昭示着。如同在一阵猛烈的战栗之际被倏忽间冻住了的某种标本，使人想到河流顷刻冰封的情形。那冻住的凝固的水波的状态，仿佛就是老人瘦脸上那近乎庄严的皱纹。
我看到的使我震惊，使我肃然，甚至可以说，使我有些害怕。是的，那一天我认识到，一切人的，尤其是老人们的，不甘寂寞不甘索落被虚荣浸透了的心，乃是人类野心之一种，一种强大的、没有理性可言的、原始的、野蛮的、难以彻底瓦解的野心。
我礼礼貌貌而又迫不及待地逃离了出去。
“老汉”也没说什么一声不吭地紧跟在我身后。
小婉歉疚地执意送我们。一边陪我们下楼一边向我们娓娓解释，说她父亲的性格不知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古怪。说她父亲不久前还跟她发过一次脾气，原因是他要看看他早年是歌唱家时的剧照，而她一张也寻找不到，只能实话实说地告诉他全都烧了，连相册一块儿烧了，而且不是别人烧的，恰恰是他自己烧的。这一幕发生在她小时候的事，她是清清楚楚地记得的。但是父亲回想不起来是自己亲手烧的，或者虽能回想起来，却不肯承认，反谴责她比一切企图使他永远不能重返舞台重新光彩夺目的人更坏，连他可以重温一下旧梦的根据都销毁了。说她父亲绝对不是存心冷淡我们。实际上他整天盼着谁来看望他，有时一听到上楼的脚步声和敲门声就敏感。而以前偶尔能来看望他一次的，除了培叔（“老汉”叫李培德，她称他“培叔”）再没别人。她说今天肯定是由于我的光临，由于我在年龄上是他的儿女辈，由于我和他曾发生过令他耿耿于怀倍感受欺的误会，由于他不知我与“培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不知“培叔”究竟对我怎样介绍他的，不知我内心里对他究竟是怎样的看法，所以一时找不到一种又是主人又是长者、又自以为曾名噪一时的人物、又怀疑谁都详细了解他沉浮荣辱的历史，并在内心里轻蔑他的复杂感觉，所以才会表现得比以往更加古怪。我听她说后暗想，设身处地，那么复杂的一种感觉，我也是把握不准分寸的。她还说她爸忌讳某些日常话语，比如“夫妻”“父母”“母子”“母女”甚至“全家”之类，说这些话语对她爸有很大的刺伤性，会使她爸想起她妈……
“老汉”问：“你爸，他想你妈吗？”
她回答：“想。心里想，嘴上不说出来罢了。当年我妈被抓走后，他大哭了一场。小时候的事儿，我全记得。我妈死了，他让我偷偷剪下了我妈一绺发，如今还缝在他枕头里呢。到我这儿来住，他也要带着那枕头。我不恨我老爸。真的，我只是可怜我妈而已。你不可能对一个比谁都恨自己的人恨得起来，是不？如果那个人还是你的老爸爸，你就更恨不起来了。”
我问：“连‘全家’这样的话，你爸也忌讳吗？”
她回答：“忌讳啊！别人说‘全家’，他就会想到，我们的家，永远也不可能完整了。而且，是被他自己破坏得不完整的。他嫉妒……”
“嫉妒？嫉妒谁？……”
“嫉妒那些父母儿女成员完整的家庭。他最见不得一对儿老夫老妻互相搀扶着走在一起的情形。人家走过去了，他常站住望人家背影，羡慕地望半天。我妈和我爸结婚后，感情一直很亲昵……”
“那，他当年为什么……”
我不解了。
她看看我，看看“老汉”，回避地说：“不讲这些了，怪没意思的。”
“老汉”说：“小婉啊，有个想法，我一直在替你们父女寻思。我讲了，你可别生气。”
她说：“叔你讲吧，我哪会生你的气哇！”
“你想过替你爸物色一个老伴没有？”
“想过，怎么没想过啊。我这当女儿的，通情达理。我还给我爸介绍过两个老对象呢。那是五六年前的事儿了。那时他没这么老。这几年他眼瞅着一天比一天老。我给我爸做介绍人，当然也有我的私心。有个老伴儿和他互相照顾，我不是少操心多了吗？人家都觉得他挺好的。他觉得人家也合适。可他跟人家讲他当年和我妈那段事。两个老对象一听，就都不干了，认为他这个人太靠不住了。连恩爱的结发之妻，命都毁在他手里了，对半道搭伙儿的老女人，他能有真感情吗？谁也没法儿打消人家这样的想法啊！何况，那几年，对他这样的人，从官到民，不是都挺腻歪的吗？不过，我老爸也有他的理由。他说，自己不主动告诉人家，结了婚，人家一旦了解，要么，被人家攥住个欺骗的把柄，要么，闹离婚。他说他都这种年纪了，经不起了。其实也是怕真那样，不但又丢自己的脸面，而且也丢了我这个女儿的脸面……”
“老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再什么话也不问，什么话也不说了。
我则更是只有沉默的分儿。
小婉不但将我们送下了楼，边说边走，竟一直将我们送到我家楼前。
她怀着很大的真诚和希冀，以一种请求的口吻，再三表示欢迎我们经常去看望她老爸……
望着她背影，“老汉”对我说：“往后，就是你的事了。”
我莫名其妙地问：“什么事往后就是我的事了啊？”
他说：“经常去看望看望小婉她父亲嘛！”
我急了，说：“‘老汉’，你开的什么玩笑？明明是你自己的事，你干吗转嫁到我身上呀！”
我愠怒地瞪着他。觉得，这件事整个儿是他的一种策划、一种预谋。对我，不啻是一种出卖似的。而且，我已然上了他的圈套。
我又郑重地说：“‘老汉’，我一向很尊敬你。你不能这么随心所欲地耍我。你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强加给我这么一种我不愿承担的义务。我也不是个时间方面非常富裕的人。”
他笑笑，说：“你生的什么气嘛！不是我强加给你的呀，是你刚才亲口答应人家小婉的啊！我不过提醒你别忘了你已经答应小婉了。何况，你们住得又近，又早就认识……”
我打断他的话，说：“我那不过是敷衍之词！”
他说：“那就加上我这一层情面，将你的敷衍之词认真一半儿行不行？”
我说：“不行！”说得极其干脆。
他一声不吭了，那样子显得很失望、很失落。
我说：“你没话，我回家了啊？”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给你看看这个吧。”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着的纸递给我。我展开一看，是一份化验单，上面写着胃癌——中晚期，活检结果5/6。
“小婉父亲的？……”我的语调降低了，口吻也多少变得缓和了些。
“名字不是清清楚楚地写着嘛。”
我将化验单完全展开，不禁愕然——写的是“老汉”的名字。我望着他，怔怔地，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恐怕，不能再来看他了。”“老汉”自言自语。
我半信半疑地说：“‘老汉’你若是这么骗我，可就太过分了！”
他收回化验单，折起来，揣进了兜里，像那是一张一万元的存折似的。
“我这种年纪的人，跟你开如此无聊的玩笑？”
“那……‘老汉’，我有时间多去看看你，也犯不着去看他啊！……”
“你看他一次，就等于去看我一次了。”
“我不明白。”
“你非得那么明白干什么？”
“可我总不能稀里糊涂的，从此承担了一种义务呀！”
“唉，全都告诉你吧。当年，我虽比他小十来岁，可我入党早。我是党小组长，是支部确定的，在思想方面帮助他的人。他出了问题的那份入党申请书，首先是交给我的。当然，也是我第一个看出他写错了字。但我照样交上去了。我怎么能想到对于他会是那么个结果？我只不过不愿他太早就入了党。他一旦入了党，他的前程，和我们几个他的朋友相比，就更不可限量了。当年我嫉妒他，我们几个都嫉妒他，又嫉妒他又跟他好，越嫉妒他越跟他好。这是一种挺古怪的关系。我们都盼着他哪一天开始倒霉。我们每一个人都怀揣着这样的念头和他称兄道弟。但是我们谁的心眼儿都没有坏到希望他某一天开始命运悲惨的地步，只不过盼着他倒点霉而已。比如生病了，嗓子坏了，名声败坏于一时了等等。我呢，比另外几个更厚道些。除了在入党的问题上暗中做些小手脚，使他永远入不成党，实在对他并不存在更坏的心眼了。他出名了，出过国了，老婆是我们之间最漂亮的，工资是我们中最高的，住房是最宽敞的，有时还小车接小车送的，已经比我们各方面优越一大截了，再入了党，能不把我们比得更痛苦吗？都是同代人，都是朋友。不是他有意伤害我们，实际上也等于伤害了我们啊！他入不了党，原因不在别的方面，主要在我。他是支部指定给我帮助的发展对象嘛。我说他还需要考验，别的党员又能说什么呢？但是我每一次找他谈话，都说支部还需要对他进行较长期的考验，党还需要对他进行长期的考验。只有他以非常虚心非常虔诚的态度，洗耳恭听我的谆谆教诲的时候，在他面前，我的心理才会获得一些平衡。申请书事件之后，他惴惴不安地到我家找我，问我为什么不还给他，让他重写，还交了上去。我故作惊讶。我说我并没发现他将‘共产党’写成了‘国民党’。我还假装安慰他别那么担惊受怕的，不过写错了字，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党绝不至于对他死死揪住这样一个问题不放的。他心宽地走了，那一天晚上我特别高兴。就像如今的人们，中了彩券，得了一万元头奖似的。我是在党的人，当然比他早知道组织要找他谈话，组织问他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笔误，他回答的一些话，是我传授给他的。他当时特别感激我。我只想，那么一来，八成他一辈子也入不了党了。这世界，也就公平些了。真的，我万万没料到，会是那么一个结果。除了这件事，我从没做过任何坑害别人的事。几十年了，我总在想，他这个人，是不是也等于毁在我的手里了呢？这样的事，哪个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良心也够不安的了。你看，我什么都告诉你了。那种年代，比我做得更卑劣的人多着哪。有时候又一想，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那是时代的过错。可老了老了，这件当年的事反而就真纠缠住我了，怎么也解脱不了啦。我不能不解脱就死。中国话讲，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我想赤条条也干干净净地去，心上不能带着这么一片疥疮去……”
“老汉”从从容容地讲了一大番话，仿佛讲的是别人的事，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的事。我十分意外于他能那么坦然地向我讲。这使始终默默地听着的我感到很不自在。有好几个我的或他的熟人看见我们，向我们打招呼，或驻足和我们攀谈，我们都不得不敷衍。他们当然都觉出了，见我们的表情各不寻常，大概还猜测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误解或梗芥，正在进行理论或谈判呢，聊几句便都识趣地赶快走掉了。
我说：“‘老汉’，咱们先别谈你们当年的事了。那都是你们半辈子以前的事了。先谈正事吧！一个医院的诊断，有时也不一定准。是不是再多经几个医院……”
他打断我说：“你忘了我老伴儿是干什么的了？”
我这才想起他老伴儿是一所大医院的老护士长。她的妹妹又是肿瘤方面的一位有经验的副主任医生。对他的诊断，有误差的可能简直太小了。
我一时语塞，只有同情地瞅着他。
“你究竟答不答应我？”
他问得相当固执，也显得很急躁。
我说：“如果我不答应，咱们还算什么忘年交？”
“那就拜托了！”
“老汉”重重地在我肩上拍了一下，转身大步而去。
“‘老汉’！你等等……”
我追上他，说：“你多包涵我……”
他苦笑一下，答非所问地说：“后天我就得住进医院里去了，死马当活马医呗！”
那一天，我少有的一种心情，完全彻底地被破坏了。
……
一个多月里，我并没看望过小婉父亲。尽管我郑重地答应了“老汉”，但实在产生不了履行义务的责任感。我更是个面对现在的人。我没做过什么太对不起人的事，无法充分理解“老汉”。小婉和她的父亲，也根本不属于我愿意主动去接近的人。
我却到医院看望过“老汉”两次。
每次他都问我：“答应我的事，你做了没有？”
我骗他，说到小婉家去过几次了，说我开始喜欢起那个老头了。
他便觉得很欣慰。
而我丝毫也没产生过骗他的内疚。
那整个儿沉湎于往昔旧梦之中的瘦老头儿，经常碰见我。或者反过来说，我经常碰见他。我们碰见的次数太多了，使我怀疑那都是他存心制造的偶然，我对那“偶然”有点儿别扭了。
“来看过你没有？”
每次“偶然”碰见他，他照例这么问。
我便故意反问：“谁？”
“我那老朋友啊！”
“他到这边儿来，也不会只看望我、不看望你呀。”
“是的是的，我寻思，他也是根本没来过嘛……”
寂寞使那老人度日如年，这一点无论怎样掩饰，也是难以骗过我的。
我也碰见了小婉几次。
碰见她，我多少总有些不好意思，编造种种假话，向她证明我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人。
“我知道你的时间宝贵。有空儿，你高兴到我家去坐会儿，就去。没空儿，也别当成什么负担。不过我老爸常对我念叨，说你培叔不来了，怎么那位梁作家也不来了？是不是那一天他们走时，因为我没送送，他们都生气了？你和我培叔都没生气吧？”
仿佛她自己似乎才更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人。每次碰见她，她都骑着她那辆漂亮的自行车。下了车，仍一只脚踏着蹬子，一只脚点地，三言两语后，便立刻骑上车扬长而去。
有时我独自想想，不免谴责自己太自私。两家住得这么近，抽空儿去看望几次那老人，对我并不算多大的付出，也根本没什么损失。归根到底，是一种自私。从何时起，我的心灵已变得麻木不仁，甚至不太情愿将剩余的温馨，奉献给某些虽不属于我们交往的范围，却格外渴望接受的人了呢？
我又一次到医院看望“老汉”时，他已瘦得脱了形，显然时日已不多了。他说他希望再见到小婉父女一面。我心情很难受地答应，一定替他安排好。
这其实是一件办起来不乏难度的事。“老汉”的老伴儿和他的儿子，轮流在医院陪床，必须得想出正当的理由支开他的亲属，才能安排小婉父女们与他见上一面。按说，“老汉”的儿子，并没见过小婉，对于小婉的父亲，毫无印象可言，似不应有什么成见，却也如同他的母亲一样，极端反对“老汉”与小婉父女的接触。若让小婉父女当着他们的面见到“老汉”，枉费多少口舌大概也是难以获得恩准的。
我试探性地，将“老汉”的希望，对他的老伴儿说了。
她沉吟良久，断然地回答：“不行。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难道还需要他躺在病床上，像对神父忏悔似的，当面对那个人进行一番忏悔吗？再说当年他也不是出于坏，而是出于政治原则。都这么样，一九五七年的事加上‘文革’，一半儿中国人都得向另一半儿中国人忏悔，中国岂不是成了个大教堂了！”
我这才明白，当年的真相，原来她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那么她的儿子通过她大概也是知道的了。他们极端反对“老汉”与小婉父女接触的心理，看来当作别一种分析才对了……
我解释说不是什么忏悔不忏悔的事，只不过两个当年友好过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再见最后一面。
她仍断然地说不行，而且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仿佛我心怀叵测似的。
我只好打消安排正当机会的念头。
那时我还在童影担任临时性的代理职务。某日下午我利用了一下职权，坐厂里的车陪小婉父女到医院，让他们先在一处地方等着，并且望着我的车。车一开走，就证明“老汉”身边暂时没有看护的人了，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与“老汉”见上最后一面了。预先我已经用几本自己的小说集走通了“后门儿”，确保值班室的护士绝不会阻拦他们。那一天陪床的是“老汉”的儿子，我将那年轻人唤出病房，说要带他去见一位大气功师。说那大气功师同时又是一位具有超凡的特异功能的神秘人物，本领如何如何了得。若经他发一次功，纵然不能妙手回春，也肯定能极大程度地减缓病人的痛苦，甚至可能延长他父亲的生命。我骗得很庄重，很令人感动，很成功。那平素称我“哥”的年轻人，信以为真了。幸亏那一天是“老汉”的儿子看护，倘是他母亲，也许我就难以成功了。和他一同坐入小车，车轮一动时，我竟产生了一种近乎完成了一项崇高使命的欣慰和愉悦之感……
当然没见到什么大气功师。
那年轻人也当然很沮丧。
我向他保证，过几天亲自将那大气功师送来医院。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回到了医院。
我预先给小婉父女限定的时间是一小时内必须离开“老汉”的病房。
还没下车，我就发现他们已在我指定的地方等我。我心中那种作案似的惴惴不安顿时云消雾散。
歉意地与“老汉”的儿子告别后，我紧接着招小婉父女坐上车，送他们回家。
小婉双眼哭肿了。
我看不出她父亲也落过泪。但觉得他那张脸，似乎比一个半小时以前更老更瘦了。目光有些呆滞的眼里，凝聚着某种阴沉的东西，仿佛是悲哀，也许不是。
父亲和女儿都一句话也不说。
我一句话不问。
小司机好像感到我们间异样的沉默，对他是不小的心理压迫，往录音机里插了一盘磁带。
于是车内如同多了一个男人，一首流行歌曲如同一只看不见的蝙蝠在车内盘旋。
我还没听出究竟唱了些什么，假山石一样的老人突然开口了。
他说：“这首歌的曲子是偷的！”
他的语气中带有指控谁的意味儿。
我立刻对小司机说：“关掉！”
他却又说：“别关，让我听完——是的，是偷一首苏联民歌的。当年我曾在宴会上唱给苏联大使听过。大使听完亲自向我敬酒。大使夫人赠了我一枚中苏友好纪念章，并亲自替我别在胸前。当年我如日中天，认识我的人数也数不清……数不清……想认识我的人太多了……太多了……你们谁知道我曾经唱得多么好？谁承认我曾经是歌唱家？你？……”
他回过头，目光盯在我脸上。
不待我有所反应，他的目光又从我脸上移开，盯在他女儿脸上。
“你？我明白你心里瞧不起我，轻蔑我。你有时对我表示体贴，那纯粹因为我是你父亲！但我要你承认你的父亲曾经是一位大红大紫过的歌唱家！比现在的一切出名的歌星都出名过！你承认吗？你说你承认吗？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的照片都烧了？……”
“爸！……”小婉抗议地叫嚷了。
他才终于回过头去，却又指着小司机问：“那么你呢？你听过我唱歌？你听说过我的名字吗？”
小司机问：“您老叫什么名字？”显然地有一种大不敬的嘲弄的意味儿。
“爸！……”小婉又抗议地叫嚷了一声。
我生怕他指着小司机的手，会分散小司机的注意力，造成事故，拍拍他的肩说：“葛老，葛老，他才二十几岁，当年他还没出生呢，哪会听您唱过歌呢？不过我们都承认您是歌唱家，包括小婉。她最坚定地承认您是歌唱家啦！如今许多过来人还记着您的名字，记得您唱过的许多歌儿，都很怀念您出过名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不朽的，因为它产生过您这样的歌唱家。您一定要相信，每一个时代，总会留给下一个时代一些东西，其中就包括您这样的歌唱家呀！……”
我的话竟奏效了。他指向小司机的手，缓缓地垂下了。
“你说得很有哲理。”他低声给了我一句极高的评语。
我当然并未受宠若惊，不过暗暗舒了口气。
小婉接着说：“爸，我承认你是歌唱家。你是中国最最伟大的歌唱家。你的名字跨越时代，就好比跨过马路一样容易！行不行？谁没听说过你的名字，谁就是……”
我料她肯定会说“王八蛋”之类的话，急忙用一只手捂住了她嘴……
那一天我从内心里同情小婉。
她的眼泪滴落在我手上……
“我不信你的话。”假山石一样表情深刻的老人又说，“最虔诚地承认我是歌唱家的，也许只有你培叔一个人了。他当年那么崇拜我，像士兵崇拜拿破仑……可是他快死了！再也不会有谁来看我了！再也不会有谁……陪着我……回忆了……”
他双手捂面，佝偻下身子，呜呜痛哭。
我温柔地俯向他，隔着座位劝他：“葛老，葛老，我理解您的心情。今后我一定会经常去看望您的。我愿意陪着您回忆。陪着老人们回忆过去，是最使我愉快的事情……”
他从早已不转的录音机内抽出小司机那盒磁带，愤慨地大声说：“曲子是偷来的歌儿，也值得一听吗？他唱的算什么？如今这种水平也可以出名吗？！……”
他摇下车窗，将磁带扔了出去……
我俯耳对小司机悄悄说：“别生气，我赔你两盘……”
小婉噙泪塞到我手里拾元钱，我没要……
第二天上午她到我家来了，因为昨天她父亲的反常之态向我表示歉意。
我说那没什么。老人嘛，在内心悲伤的情况下，过分点儿，也是应该体恤的。
我问她，两位老人见面都说了些什么。
她说，“培叔”问她父亲，当年他的几个朋友，包括“培叔”自己，明明都没给他写过信，更没给他寄过任何一点儿东西，他为什么要骗自己，当着他们的面，装出收到过信、收到过许多东西的样子呢？
我问她，她父亲怎么回答。
“他说，他希望那是真的。他说，他凭着成功地骗了自己，才活了下来，要不他就自杀了。他说他太害怕被一切人忘掉了。他说他战胜不了那一种恐惧，又不想死，所以不得不骗自己。骗到后来，连自己也不觉得是在骗自己了。听我父亲这么说，我心里好难受。好可怜他，他也不愿把自己的大半生搞成那样呵！……”
她说，“培叔”当着她的面，向她父亲坦白，她父亲的厄运，是“培叔”一手造成的。
“我培叔尽说尽说，而我父亲不许他说，一次次用手捂他嘴。我培叔一次次将我父亲的手拨开。我培叔到底是把他要说的话全说出来了。我听着听着，就哭开了，想不哭也办不到。我培叔也流泪，泪把枕头都湿了。我父亲没哭。他攥着我培叔的一只手。后来他们就那么互相望着，都不再说话。是我的哭声把护士引来了。护士就赶我们走。如果我能不哭就好了。我父亲就能和我培叔多待在一起半小时。离开病房，我问我父亲，我培叔讲的，是不是真的。我父亲说，气息奄奄的人的话，是根本不能相信的。那都是我培叔头脑混乱情况下的想象。没有任何人，任何根据，能证明培叔的话。他还说我培叔不是那种小人。小人不坦白自己的卑鄙。小人也不忏悔。他说培叔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这世上他唯一的朋友了。搞得我不知该信他们谁了。我来你这儿，也是想问问你，我培叔跟你谈过当年的事儿没有？”
我说：“当年的什么事儿？”
她说：“就是他当着我的面，向我父亲坦白的那些事儿，怎么怎么落井下石，造成了我父亲当年那么个结果呀！”
我摇头。
她又说：“那你认为我该信谁的话呢？”
我肯定地：“当然该信你父亲的话。”
“可是我培叔，为什么会讲没发生过的事儿呢？”
“那只能是他头脑混乱情况下的想象。”
“真的吗？”
“真的。晚期癌症患者，十之七八产生无中生有的想象。”
“你怎么知道？”
“我看过这方面的书。”
“其实，就算当年，我培叔真的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父亲的事，我也不会恨他。毕竟，他是我父亲返回北京后，最真心实意对我们好的一个人，我怎么能恨得起来呢？”
小婉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说，两条精心描过的眉宇之间，却始终聚会着一团不散的伤感。
我赞成地说：“你能这么想，最好。”
隔日，我出差去了。
出差回来，“老汉”已去世了。
当天夜里，大约一两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开始我没理它。它响个不停，我不得不抓起话筒。是小婉父亲打来的，问：“他死了，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了。”
“我没什么别的事。忽然想到，应当告诉你，就给你打电话。”
我说：“谢谢。”
“我没去参加追悼会。他老伴儿和他儿子反感见到我，我何必使别人反感呢？对不对？”
我说：“对。”
我说：“三五天内，我一定去看您。我要不出差，早就看您去了。您千万别见怪……”
“那你明天就来吧！上午或下午都行……”
我为难地说：“明天可没空儿。我今天刚回来，后天吧？”
“那就后天。说定了，后天我全天在家等你！”
我赶紧说：“别有意等我，千万别有意等我……”
“怎么能不呢？怎么能不呢？……”
我说：“好，好。后天，就这样……”
刚欲放下话筒，却被他的声音阻止了。
“喂，喂！你还听着吗？……”
我说：“听着哪。”
“喂，你先记下我的电话。”
于是我抓过纸笔，记他的电话。
“记下了？”
“记下了。”
“喂，你放下话筒，再给我拨电话。这是我女儿自费安的电话，超过三分钟，通话费翻一倍。你明白不？”
我说：“明白。”
“你那是公费电话吧？”
我说：“是的。”
“那就好，那就好。我守着电话，等你拨过来……”
妻被干扰醒了。
待我放下电话，她问：“谁呀？这么晚了还往别人家里打电话！”
我说：“小婉她父亲。”
妻狐疑地问：“哪个小婉？”
我说：“就是住在塔楼里，和你挺姐们儿的那个小婉。”
妻意味深长地睥睨着我，更加狐疑地说：“不是她父亲打来的电话，是她自己吧？”
我生气地说：“你不信，你自己来拨！看接电话的，究竟是她，还是她父亲？”
妻说：“我才没那兴趣考察你呢！不过我实在闹不明白，你的结交面儿怎么那么宽？我跟小婉认识两年多了，都没见她父亲长的什么样儿。你是什么时候，跟她父亲搭搁上的呢？你要是对小婉有好感，我一点儿也不反对。那姑娘除了太爱打扮，没什么坏毛病。你又何必先跟她父亲搞成这么一种神神秘秘的关系呢？”
我一把拉灭了灯，说：“你别没矛盾制造矛盾，睡觉，睡觉！”
刚躺下，电话又响了。
妻见我不接，便接了。
她说：“是，对，对。伯父您好。我跟小婉是姐们儿。他在厕所哪。您守着电话机吧，他肯定拨过去……”
妻放下电话，不停捅我，终于将我捅得无法睡，坐了起来。
她揶揄地说：“自作自受吧？人家小婉是不是感动你这一点，还不知道呢！”
我说：“你别贫。我这纯粹是奉陪着你‘伯父’玩失眠！”
我不得不拨电话。
他在电话里向我诉说了很久，诉说了很多。我靠床头坐着，闭着眼睛，机械地“嗯”着或“啊”着。他说下句，我便立刻忘了他上句说的究竟是什么内容。听着听着，一阵不可抵御的困顿袭来，手臂一松弛，卧倒下去，一觉睡到天亮……
醒后，已是上午九点多了。
头脑昏昏沉沉的，只模糊地记得一点——他昨夜最后向我诉说的，是他也想“走穴”的愿望……
我守信地去看他。
小婉不在家，他正在家里鼓捣洗衣机。
请我坐下来，他给我倒了一杯加入了什么饮料的凉开水。自己也倒了杯，陪我喝。我喝着，甜丝丝的，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儿，觉得挺好喝。喝完一杯，他又给了我一杯。
我与他各自细嘬慢饮品味儿咂香地喝着，仿佛以茶道进行款待和被款待。依如昨夜，他诉说，我倾听。
他说钱不够花。
我信他的话。
他说买个西瓜，他都舍不得掏钱买大的，每次总买小的。他说他不忍花女儿一分钱。女儿一心巴望能有出国之机，多少总得攒几个吧？
我很理解他。
他说他必须预先存下一笔钱，一旦女儿出国了，他就不能不雇位小阿姨了。
我说那是。
他说——所以，思前想后，他也打算“下海”了，打算加入“走穴”者们的行列。他说他又不干别的，只能唱，也就只有“走穴”这一条途径……他说他有自知之明，估计到现如今不会有谁愿听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唱歌了。又说但是他还能干别的，比如帮助化妆啦、出面交涉个什么问题啦、记个账啦什么的……他说有些交涉，一位老人出头，对方们先就从年纪方面尊敬三分，谈个价钱之类，对“集体”肯定有益无害。最后他说，人，总得现实些，太清高了不行，该丢掉“身份”的时候，就不能顾惜着不肯丢掉……
我说，如果仅仅是为了挣一笔将来雇得起小阿姨的钱，其实对于他，也不是只剩下了“走穴”这唯一的一种选择。比如我可以帮他联系抄稿子，联系看剧本，不必出家门，跟着些陌生的年轻人走南闯北的，万一病在外地得不偿失。看一个剧本二元钱，一个月看三四十个剧本，也算得上一笔额外的收入哇……
遮遮掩掩地，他说当然也并不完全是从钱的问题考虑。他说当然，他要为证明自己，主动创造最后一次机会……
我一时没领悟他的意思，天真地问他要证明自己什么。
他终于说，他要证明自己，不愧是一位歌唱家……
我呆呆地注视着他——他满脸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概，甚至可以认为，那近乎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气概。
我暗忖——这一点，才是他真正的，或曰主要之目的吧？
我暗忖——要使某些人明白，他们确实已不再可能属于某一舞台，对于他们真是那么巨大的痛苦、那么绝不甘心的事吗？
我的思想不禁一阵战栗……
“你能帮助我吗？你能帮助我吗？你认识人多，你一定能吧？你要是能，你可千万别拒绝我……”
他神经质地抓住我的手，简直是在乞怜地请求着，使我感到，要劝说他放弃他那执拗的顽固的念头，等于对牛弹琴。
我尽量用一种客观的语调问他：“你觉得，你还能唱吗？”
“能，能！怎么不能呢？我唱给你听！……”
他霍地站了起来，将两手叠放于腹部，“啊啊啊”地吊了吊嗓子，便开始唱。
他唱的是《走上高高的兴安岭》。
我认为根本不该唱这一首不那么好唱的男高音。
而他则也许认为他正应唱这一首，以向我证明他不但还能唱，并且唱得仍很漂亮，难度处理得仍很有水平。
但他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他那扁瘪的腹腔已不再能产生任何意义上的共鸣。他已没有底气可言。他甚至已无法控制准音韵和节拍。他的脸涨得通红。他瘦细的脖子因为要唱出高音而抻得更长，筋皆可见，那情形令人不忍看。喉骨干滞地上下移动，使我担心它会从皮下暴出来。
我不得不礼貌地打断他，尽量不动声色地说：“葛老，行了行了。您何必那么认真呢？唱几句就行了，这足以证明您想证明的一切啦！”
他坐下，擎起杯子，喝了一口那种挺好喝的自兑的饮料，亢奋之至地说：“怎么样？我还能唱吧？我再唱一首《赞歌》？……”
我忙说：“不用了，不用了。”一时不知还说什么好，搭讪着问，“您能唱到这样，大概一直没停止过练嗓子吧？”
他颇得意地回答：“那当然，那当然，实话告诉你，我为什么要住到女儿这儿来呢？就是图的这儿有树林，一早一晚，可以练嗓子。不练，我能胸有成竹吗？……”
我听人家议论过，不知谁，清早五点多钟，晚上十点钟以后，常在后山公园的树林里号叫，怪吓人的。没想到是他。
我答应了他，一定替他安排他梦寐以求的机会……
他又感激又高兴，看样子，仅仅是因为比我年长三十多岁，才没好意思拥抱我一下……
我要走时，他让我再坐会儿，匆匆地离开了房间。
一会儿捧回两个装可口可乐的大塑料瓶子。不过一看就知道，装得满满的，不是可口可乐，而是他款待我的那种挺好喝的淡奶汁似的自兑饮料。
我站起来，推拒道：“葛老，我家里不缺……”
他说：“我知道你家里不缺，但不见得有这一种吧？”
我说：“您留着自己喝吧！”
他说：“多着呢。我见你挺爱喝的嘛！”
我说：“其实，即使夏天，我在家里也是不常喝凉水的。”
他说：“那就带回去给你儿子喝嘛。虽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但是我的一片心啊！”
我见老人诚诚恳恳，顽拒不恭只好收受了。
一边送我走，他一边又说：“唉，人呀，不服老，也是不行的，记性不好了！想洗衣服，找不到洗衣粉。结果把小婉买的一袋儿杏仁精，当洗衣粉倒在洗衣机里。别提我有多心疼了。一袋儿杏仁精，听小婉说过，挺贵呢。好东西不能白白糟蹋了啊！我就刷了十几个瓶子，吸到瓶子里，存在冰箱。别多想，喝也就喝了，是不？小婉这洗衣机，用的次数有限。她从不用洗衣机洗袜子什么的。我每放进衣服之前，也总要先刷刷……”
他絮絮叨叨地说着，似乎全不考虑我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在小厅，他打开冰箱门，指着里边说：“你看，够我喝三四天哪！”
冰箱里果然排列着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大瓶小瓶……
捧着两大瓶饮料，一回到家里，我就开始反胃，却又呕不出来。
儿子见了饮料，拧开盖儿就想喝。
我大声制止他，不许他喝。告诉他，那是用来浇花儿的。
以后我就用它一日浇两次花儿，几盆花儿因此开得不错。
过了一个多星期，我让妻去小婉家玩，替我看望她父亲，致以问候，解释我较忙碌……并且叮嘱妻务必要买一个大个儿的西瓜捧去……
我没太认真地替他联系“走穴”的事儿……
朋友托朋友，倒是问了几个人，人人一听便摇头——都说七十多岁的人啦，走什么“穴”呀！犯次心脏病脑出血的，交待在半道上谁负责任哇……
后来我就再没见到他。有次见到小婉，问起她父亲，她说回东城区自己的房子住去了。说临走时交代，“走穴”的事儿一有下文，及时通知他……
受人之托，却无法成人之美，我对此又是惭愧，又是一筹莫展。
小婉反而安慰我说：“你别犯难，老小孩儿老小孩儿，你就当他是个小孩儿，好话哄他，别伤他心就是了。非要对他的愿望认真负责，那我都没法儿活了不是！……”
从此我与他断了交往，就好像我的生活中不曾出现过一位什么“葛老”。有时缅怀起“老汉”，不免也想起他那么一会儿。仿佛想起某个人，同时想起某个人养的一只鸟儿，或一盆花儿什么的……
今天的他，坐在我对面沙发上的他，看去已是老态龙钟似的了。
他说他已经向灾区捐了钱，捐了二百元，是亲自送到民政部赈灾办公室去的，而且没留姓名。他说他认为，是一个中国人对同胞的起码义务，捐的也不多，羞于留姓名。
我说，对他而言，二百元不少了。
他问我捐了多少。
我说——你别问我捐多少，也别和我比。我毕竟有稿费收入。
我觉得，在这一件事上，他也显出一种孩子似的，不甘居于人后的好强。
他又问，他究竟是去参加义演好，还是不去参加的好。他说，不去呢，毕竟一次难得的重新“亮相”的机会，错过了怪可惜的。真错过了，也许他此生再没第二次机会了。去呢，这么大年纪了，前后三十多年没登过舞台了，不知现如今的人们，会怎么看他这个早已不合时宜了的老人……
我鼓励他参加义演。我说义演嘛，主要是向灾区人民表达一种同胞情，奉献一份爱心，是一项慈善性的社会活动，何必顾虑那么多？再者，一些与他同龄的，或比他年龄大的老人，甚至一些不愿在大庭广众之前再抛头露面的老人，都已先后出现在义演活动中了。事实证明，人们对他们的出现，是充分理解的、欢迎的、赞许的。大概只有极少数心态阴暗的人，才会做蝇营之想……
他说：“那，我就回复他们，表示一定参加？”
我说：“当然！义不容辞啊！”
他说：“那，用不用附带着表示感谢？”
我说：“感谢什么？”
他说：“感谢人家终于又想到了我，给了我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呀？”
我一听，他是把两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事，纠缠不清地搅到一块堆儿了。
我坚决地说：“不好不好。表示感激，反而弄巧成拙！您只表示您一定参加就是了！”
他说：“那请柬上写着，如蒙光临，给回个电话……”
我说：“那您现在就回嘛！用我家的电话。”
他沉吟半晌，说：“你替我回个电话吧。”
我说：“还是您自己回电话的好。”
他说：“那你，给我写几句，我照着讲。人老了，说话啰唆，颠三倒四地，要是说了一句什么多余的话，后悔也收不回来了！”
和我认识他的当初相比，他不但似乎更老了、更瘦了，而且似乎对自己一点儿自信也没有了。
我便在一页纸上，替他拟了几句话。觉得自己终于为他做了点儿什么，于小婉方面，于“老汉”方面，都总算交代得过去了似的。
听他拨通电话，不多一字，不少一字，小学生读句子似的“照本宣科”，我心里一片对老人的怜悯油然而生……
他走时，由衷地说：“我今天没白到这儿来一趟，你可是帮我拿定了大主意呢！”
面对这老人的真诚，我简直真不知怎么回答好……
晚上十点半左右，他打来了电话。他说他是在公用电话亭和我通话。他说他没告诉我，他患了肺心病。他说他久未经练声了，肯定是唱不好的了。想来想去，下决心不参加了。麻烦我替他转告一声，同时替他表示大的歉意……
我答应他，没问题，可以替他转告。我说不过离演出日期还有三天呢，提前一天打电话就行。万一这一二天内，他自觉身体状况良好了些，又改变主意，想参加了呢？……
他说，他决心已定，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了……
突然电话插入另一个声音：
“嗨，老头儿，你有完没完啊！……”
是个小伙子的声音。
电话便戛然断了……
第二天上午，他又打来了电话。
他问我替他转告没有，我如实回答还没有。他说那今天无论如何替他转告吧，千万别再拖延了。否则，人家将他编入了节目单，结果他不去，太不好了。
我说行，一定。
他说他将小阿姨辞退了。
我问他小阿姨是不是已经离开了。
他说还没有。他说他出门时，小阿姨正收拾东西呢，泪眼汪汪的，挺不愿离开。问我能否再为她介绍个人家……
我婉言相劝，劝他千万别放小阿姨走。这么大年纪了，又有肺心病，身边没人照顾哪行呢？我说人家泪眼汪汪的，挺不愿离开，表明人家还是怪有情意的嘛！我说老人和小阿姨之间，红嘴白牙，闹点儿什么小矛盾，在所难免。辞了，短时期内，又哪儿去找一位各方面十全十美，值得完全信赖的小阿姨呢？
他说，他和小阿姨之间，关系相处得不错，并没怎么互相反感过。他说他辞退她，是因为他再也雇不起她了。小婉还没给他寄来过美元。他积攒那三千多元，平常已贴补剩两千多元了。他说那两千元，他上午全取出来了，又全都捐到赈灾办公室去了，和上次一样，没留姓名。他说他这么做，可绝非一时冲动，也绝不后悔。他说他一夜没睡，思来想去，冲着能给他一次机会这一点，他怎么做都不认为自己过分。他说尽管他决心已定不参加了，但一次机会，他终于是盼到了啊！……
而我听了，觉得这老人，分明地，是被某一种魔法般的冲动整个儿控制了，以至于到了自己竟不能意识到那是一种冲动的地步。
我不记得我当时对他说了些什么……
下午四点多，我第三次接到他的电话。
他先问我替他转告了没有。
我说拨了几次电话没拨通。我向他保证——最迟第二天中午，一定替他转告到，请他一百个放心。
他说那就不必了。他说他又经过了一番认真的思考，觉得错过了机会确实遗憾，又决定参加了。就算临场真的唱不了啦，站在台上讲几句话，向人们简略地介绍一下自己，也对得起一次机会呀！他问，像他这样，个人两次捐了两千三百二十几元，即使没留姓名，有关方面可能不可能进行调查，寻找他这个“无名氏”，作为事迹登报介绍？……
为了使他获得一种他所非常需要非常渴望的安慰，我便说那是很可能的，太可能了。
他说他倒并不在意这个，只不过随便问问罢了。
他告诉我义演的时间和地点，叮嘱我一定要去，兴许能欣赏到他唱歌儿……
我早早地就去了。
我在开演前看到了他。他穿着一套合体的西装，系着一条色彩鲜艳的领带。一些将要登台的演艺界的男女老少们，互相发现着，握手、拥抱、寒暄，营造成一种温温馨馨的、欢欢悦悦的，个个情绪良好，热情饱满的气氛。唯独他，显然地，被摈除在这一种气氛之外了，似乎没有谁认识他。周围，也没有一个观众指点他，像指点那些男女老少们一样。我见他怪孤单的，便匆匆走过去陪他站着，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
他心思不定地说：“节目单上没我的名字……”
我已看过了节目单，已明知了这一点。
我轻描淡写地说：“这么大的一次活动，组织者们有些小的疏忽，是难以求全责备的事儿。何况，重要的节目，印在节目单上。另外一些串场节目，往往只有节目主持人心中有数……”
听我这么说，他那阴沉的表情渐渐开朗。
“是啊是啊，这么大的一次活动，不是容易组织的。今天将要登场的人，可真多啊！……”
他的情绪又变得很投入了。他有些高兴起来了……
演出盛况空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潮是由港台演艺界男女人士集体出场轰动起来的。主持人依次介绍了一长串名字。其中我熟悉的名字只有一个周润发，似乎还有万梓良和成龙。但是介绍到周润发时，观众的情绪便已沸腾到了极点。主持人介绍时的语调荣幸之至激动万分。观众则更加感到荣幸之至激动万分。一片片站起，一次次鼓掌不息，一阵阵欢呼不止。到后来简直淹没了主持人的声音。究竟万梓良和成龙参加了没有，我是没听清的。不过身旁的些个人们指点着台上，说那个肯定是万梓良，那个肯定是成龙云云……
周润发是千真万确地“亮相”了。主持人介绍到他时，偏巧灯光出了问题，霎时一片漆黑。于是小青年们几乎全体站起，都将气体打火机的火苗旋到最大，按着了，擎举着。于是千百条半尺长的火苗呼呼蹿，构成别具一格的别出心裁的照明效果。
周润发如同他在自己主演的铁血影片中的“大袍哥”，双手做抱拳式，高举过头顶，四面八方转着身子，连连地大声说：“人在江湖，心系中华！都是龙的子孙，同胞之情不敢忘！……”
于是小青年们扯着嗓子喊叫：
“发哥，够义气！”
“发哥，我们喜欢你！”
“发哥，别小气啊！多捐点儿！”
……
如果说这一场演出也有什么考虑不周的地方，我以为那就是——港台演艺界男女人士的集体出场，该安排在最后，而不该安排在中场。安排在最后，当然便会于高潮中结束了。也许组织者们原先的考虑和我是一样的，但因前边的演出效果太平淡，不得不中途救场，临时变更，将准备压在最后的高潮，提前插入？或者还有对港台演艺界男女人士出于礼貌的考虑？……
总之，高潮一过，光彩顿逝。接下来出场的国内演艺界人士，就难以再唤起观众热烈的掌声了。观众反应如此，他们或她们的情绪也就无形中受挫。似乎没有哪一位水平发挥得好。在那么一种状态之下，就算发挥得好，对于观众，也难有回天之力了。发挥得好发挥得不好，可能总之都是一样的，造不成什么跌宕。中场的高潮太是高潮，观众的热烈仿佛一次性地投入尽了。而多数观众是青年人，很难要求他们的热烈的投入讲究什么节制。
又勉强续演了二十多分钟，主持人明智地宣布，“由于时间关系”，演出圆满成功地结束。观众们倒也并不抱怨什么，结束就结束，并未因提前结束而愤慨。仿佛他们买票，一方面是出于对赈灾义演的支持，另一方面只是为了一睹他们的“发哥”“小万”“龙爷”的风采。目的达到了，对其他演艺界名人，也就没多大兴趣了。好像在他们心目中，其他名人、准名人、亚名人，不过属于“闲杂人等”……
主持人宣布演出结束之前，持着半张显然临时草拟的名单念了一遍。大意是，应邀参加义演的，还有某某等，尽管由于时间关系，他们不能出场与观众见面并献艺了，对于他们热心参加赈灾活动的义举，亦应以掌声表示感谢云云……
念了一长串名字，我极其认真地侧耳聆听，没听到葛老的名字。
虽然当时很多人已开始退场，秩序已开始混乱，但我坐着一动未动，听得全神贯注，是绝不会发生疏忽的……
再明白不过——他的名字被“等”掉了。我觉得有必要寻找到他，说几句能使他聊以自慰的话。可于万千人中，又哪儿去寻找呢？
半月后，我到厂里取信。七八封信中，有一封是印着黑体字的追悼会通知。扯开一看，他死了。死亡日期，是义演的第二天。也不知别人从什么线索了解到我和他还有交往，认为应该寄我一封通知。但是它到我手中，已太迟了。追悼会已开过了。
更不知，究竟还有谁们，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我想给小婉写封信，却又不知她目前在哪一国哪一市。没地址，只好作罢，也就是一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