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又是中秋
怎么地，一年年过得如此之快了呢？
快得令我心悸。
今天是一九九六年的九月二十七日。在我懂事以后，在这一个中秋之前，我度过了何止四十五六个中秋！却仅有几个残破的、关于中秋的回忆，依稀地存留在我头脑里。如同保管不善的、隔世纪的电影拷贝，回忆中的人和事，都快变成些虚光浮影了！原来人生一场，能记住的东西，总体来说其实是不多的。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我以前度过的某些个中秋之日，我曾非常地思念过我唯一的哥哥。哥哥长我六岁，自幼就比我懂事。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老师的爱生。入大学不久，便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他的最严重的弱点，是心理承受能力太脆薄，如同彩色玻璃器皿，好看，但是易碎。这弱点将他在二十二三岁时就送进了精神病院，于今精神病院成了他永远的归宿之地。我说我的哥哥心理承受能力太脆薄也许有失公道。因为在六十年代初，穷困对于一个考上了大学却又明摆着读不起大学的贫寒子弟咄咄逼人的精神压迫，甚至是连我这个弟弟都丝毫也无法分担无法很深地体会的。现在我已不怎么想我的哥哥了，只记着每年定期往精神病院寄住院费罢了。我个人的庸常的日子，将我内心里对哥哥那份儿手足之情渐渐磨砺得粗糙了。
某些个中秋之日，我也曾非常地思念过我的父亲。父亲活着的时候我非常地思念过他。父亲死后我非常地思念过他。尤其父亲刚去世的半年内，我走在家居的那条小街上，似乎总见他的幻影坐在人行街道沿儿上，身下照例垫着一块硬泡沫板，极其安详地注视着我走近他。父亲逝世已经六年多了。人死无法复活，我已能够理性地接受这一事实了。我当初是为解决住房问题从北影调至童影的。迫不及待地解决住房问题，归根结底是为了早一天将父亲接到我身边安度晚年。不料他一到北京便检查出胃癌，半年后就去世了。所幸在父亲人生的最后时刻，我受心灵感应的促使，躺在父亲身边。握着父亲的一只手，等于是将父亲陪送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门外。没有几个父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能有儿子身体紧拥身体，由儿子轻握着自己的一只手平静地逝去。上苍给了我尽孝心的机会，我亦每每因此而聊以自慰。
某些个中秋之日，我还非常地思念过我的母亲。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对于我们兄妹五个原先赖以成长的那个贫寒之家的贡献无可比拟，于是我将母亲接到北京住了二载，前不久妻陪母亲回哈尔滨家里，妻回来后说母亲一切都好，让我不必挂牵。所以我此刻当然也是并不思念我的老母亲的。
但人心真是怪异的东西啊，总会在特殊的时日，思念某些与自己有亲情关系的人。而较为普遍的我们的所思所念，大抵又是由那些既与我们有深厚的亲情关系，命运又堕入到极不堪之境的人们引起的。此时思念实在是吸满了牵挂和惦念的成分呀。一般而论我不太会思念某些发达着的显贵着的人生正春风得意着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一方面他们已不在乎别人思念不思念他们，另一方面即使在某些并不特殊的日子，某些并不真的思念他们的人，出于某种可以被理解的意识，常会以最时髦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最亲爱的思念。发达着显贵着人生春风得意着的人们，几乎一向总是被似乎绵长的情感浓浓的思念喂养着。可想而知这一种思念常使他们倍觉腻歪。好比吃巧克力吃伤了的孩子，再一见了巧克力不禁地皱眉噘嘴。
在此一个中秋，我内心深处最为思念之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老隋。我思念他乃因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六，是中秋的第二天。在往年，在中秋那一天，在我不怎么思念他的情况下，我也会十分自然地想到——哦，明天又是老隋的生日了。老隋之于我，相当于一位曾无私地呵护过我的义兄。虽非手足，情同手足。在此一个中秋，我内心深处思念他，还因他的命运正堕入到极不堪的境地。他已是一名犯人。我估计至少将判十年八年，也许更多。那么他的后半生，大部分将在服刑期间里度过了吧？在此一个中秋，我内心深处对他的思念，使我的情绪很是忧伤。他有恩于我，我根本没法儿不思念他；根本没法不将他自己一步步陷入的绝境当成一回事；根本没法儿不因他而情绪忧伤……
这中秋八月下午四点多钟的阳光是那么明媚。窗外正对着元大都城垣遗址颓化成的土岗，其上老草葳蕤。那全是荨麻类的草棵，茎蔓纠结，织成一大床草被，差不多将土岗通体地覆盖住了。它们的被毛虫蚕食得残缺不整的大叶片，不劳秋风扫荡而先自枯黄了。这儿那儿，醒目的枯黄散布在陈绿之间，令人望去顿生感伤。在它们遮蔽不严的地方，暴露出被一个夏季的烈日晒得灰白了的土壤，丝丝拉拉垂挂着些枯根。仿佛褴褛成条的破衫之下，一处处了然呈现的老人瘦皱的衰皮，令人一眼望去又是那么不舒服。一派勃勃生机正在那古垣的颓址上渐渐结束着一年的葱茏，却依然有花在开着。喇叭花，和一种不知名的，也是荨麻类植物开的六瓣儿黄花。喇叭花伏地而开，茎蔓缠绕草被，紫的、粉的、白的，一片片照样儿开得不失夏季的烂漫。它们可真是一种又不起眼又顽强的花！在十一月份，在古垣颓址一片萧索枯黄之时，乃至在下了第一场雪之后我也每见这儿那儿仍有不屈不挠的喇叭花开着。这些不起眼的顽强又高傲的喇叭花啊，怎能不使人心里油然地生出份敬意呢？那六瓣儿的黄花，却是被一人多高的手指般粗的茎子举着开的。在它们的茎子的顶端，分叉出五六枝甚至几十枝更细的茎子。在那些更细的茎子上，六瓣儿的黄花悠然灿然地开着。黄得抢眼极了！黄得崭新崭新，仿佛不是真的花，而是巧女的双手用崭新崭新的黄绢剪做的假花，趁夜插在那些俗鄙的荨麻类植物的茎子上。为的是在中秋节，在没有菊花姹紫嫣红的地方，给予人们的眼睛一些起码的亮丽色彩。它们开得如同梵·高的画上那种充满印象意味儿的金灿灿的向日葵。幸而有那么多亮丽那么多烂漫的喇叭花伴着小黄花相映开着，否则那古垣遗址在这个季节就野茎芜杂缠乱得令人愀然，令人看不得了。然而阳光确实美好。我知道在我面对北窗无法望见的偏西边的天空上，必定有一轮硕大的充血的夕阳，正向古垣的颓墟慷慨地挥甩过来最后一把迷人的光辉。我想它此时此刻大约会红亮得如同霓光板一样吧？一棵棵松树朝西的一面通通沐浴在那迷人的光辉里，使它们望去明一半暗一半的。明的一面，蒙尘的旧绿色也新了许多；暗的一面，则更其显得苍黛了。那一种不洁的苍黛，最令人顿生心灰意冷之感。杨树的静止的肥叶，一片片仿佛被那暖洋洋的迷人的光辉晒得浅睡着，一直会静止地悬着，朦胧浅睡到明年媚人的春天似的……
古垣的颓墟乃是一面四季的镜子，我常望着这一面镜子陷入沉思冥想。
大约三年前，也是在农历八月里的一天，我和老隋相对坐在我家北屋的这个窗前。在我们之间，窗台上摆着烟灰缸。我们都吸着烟，他吸他的，我吸我的。他吸的是“三五”，我吸的是“高东”。他吸的“三五”烟是用我强给他的零花钱买的。他一向只吸“三五”等档次的洋烟，低于“三五”档次的烟一概被他贬为“杂牌烟”。不到烟瘾大作难忍难熬的地步他是绝对不肯吸“杂牌烟”的。当时他住在我家里，吃在我家里，身无分文却一番比一番自信、一番比一番热烈地向我大谈他要成就他的老板梦想的宏伟计划。那一天以前我已经多次耐心地倾听过他的宏伟计划了。那一天以前我从不曾打断过他，只是默默地极具耐心地倾听，我不忍心打断他。我对他有一种像对一位敬爱兄长般的亲情，从不曾因他一次次的受挫、一次次的落魄、一次次身无分文地猝然出现在我面前而稍有所减。尽管我明知他的那些宏伟计划，无一例外全是画饼充饥，全是纸上谈兵，全是马歇尔计划……
那一次他从南海来，或者是从珠海来，总之是从南方沿海某省份来的，我一向并不细究他从哪儿来。他说从哪儿来，我便信他从哪儿来。他说来北京干什么，我便信他来北京干什么。他几乎从不对我说假话。他在“下海”经商以前从没有说假话的毛病。这一点是一切那时候认识他的人，包括那些与他有矛盾的人，内心里对他充满成见的人甚至内心里暗暗嫉妒他才情和能力的人，都不得不公认的。他“下海”经商而人生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落魄以后，开始对我说假话绝非怀有什么打算坑我骗我欺诈我的卑劣目的。不，他永远地对我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闪念。他对我说假话只能有一个动机，那就是遮掩他比上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更落魄更走投无路的实情，竭力维护住他那早已脆弱得禁不住任何刺伤的自尊。也还因不愿从我脸上看出对他的处境越来越担忧越来越同情的神色。我当然越来越替他的将来担忧越来越对他自蹈迷津的处境深怀同情。但我一向小心谨慎地严严密密地隐藏起我替他感到的担忧及我对他的同情，我明白那其实意味着我对他的伤害，而且是很深很深的伤害。我知道我一直是他最依赖的朋友，除了他的儿子和女儿，我大约算得上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三个亲人了。一个实际上给予不了任何他所希冀的大帮助而又是他在感情上永远都需要的好朋友。
那一天上午九点多钟我才起床，正刷牙，肩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这轻轻一拍使我大吃一惊，牙缸牙刷全失手掉在水池里。因为妻上班去了，儿子上学去。那时我家里除了我，本不该有第二人的。我屏息敛气不敢立刻转身，一颗心紧张得嗵嗵乱跳，呆愣了数秒钟才声音发颤地问：“谁？”
“我，老隋。”
我听出了果然是他的语音，转过身见他笑盈盈地瞧着我。
“怎么会是你呢？”
“怎么会不是我呢？我老隋明明已经站在你面前了嘛！”
“从哪儿来？”
“南边。”
“又是南边！”
“我从南边来你不高兴？”
“我希望你从北边来。”
“什么意思？”
“哪天你又出现在我面前，说是从北边来，我就会热烈拥抱你！我认为你在北方才能重新寻找到你人生的坐标！在南方你是寻找不到的。南方不适合你老隋。”
“不见得吧？太武断了吧？”
我们第一次一见面就斗嘴。
他穿一件白衬衫，背带西服裤，皮凉鞋。白衬衫看去像名牌儿，但领口和袖口都脏了，早该洗了。西服裤居然是咖啡色的。他不穿黑色的蓝色的而穿咖啡色的西服裤，而且是有背带的，使我觉得不伦不类，有点可笑。南方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他，使五十多岁的他爱穿颜色惹眼的衣服了。西服裤的两膝部，有些斑斑点点的油迹，而皮凉鞋一层粉尘。但他的头发却朝后梳得很服帖，脸也刚刚刮过。一副衣衫不洁却容光焕发的样子。
我问他怎么从南方来的。
他说是昨晚乘飞机来的。
我心想，老隋啊老隋，这你骗得了我吗？你上下一身几天不洗的衣服，已经向我证明了你不是乘飞机而是乘坐火车来的啊！而且坐的肯定不是卧铺。我不愿更不忍心当面点破他。至于他是没买到卧铺，还是舍不得买卧铺，或是连买卧铺的钱都不够，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判断他肯定坐了三十个小时以上的火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老隋是个什么苦都吃得了的人。
我问他住哪儿，他说住宾馆。
我问：“住什么宾馆？”
他迟疑了一下，笑了，说：“你审问我呀？北京新建的大宾馆大饭店多了，说出名你也不见得知道哇！”
我固执地追问：“你说你说！”
他又迟疑了一下，说出一家宾馆，我果然闻所未闻。他还说那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三星级宾馆。
但他接着说：“不过今天早晨我已将房间退了，和你又多半年没见了，怪想你的。若住在宾馆，你来看我，我去看你，都不太方便，莫如还住你家里的好，每天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有更多的时间彼此聊聊心里话。”
于是我明白了他又沦落到差不多身无分文的地步了，一阵悲悯从我心底涌起：一个和你关系至亲的人，一个一向被你认为也被众多的人认为，而且经过许多事实证明办事干练自信心极强颇具领导才干和组织能力的人，一次次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地步出现于你面前，你心里怎能不因他而产生大悲大悯？
我刷完牙放牙缸时，发现我的刮脸刀分明刚刚被用过了，不必再问，他准是在我家里，在我起身之前，洗的脸，刮的胡子，梳理的头发，没洗脸没刮胡子没梳理头发之前他该是个什么样儿，可想而知。
我问他怎么进门的。
他再一次笑。说来得早，来时我妻子还没上班，儿子还没有上学，说他已经和我妻子和我儿子一起在我家吃过早饭了。这我信他，在我家他根本不必客气的，所幸我的妻子由于我对他的深厚感情，也视他为我们的一个至亲之人，从不会因为他的猝然登门而心生反感，而且每每会以好烟好酒好茶招待他。
我洗过脸，陪他在沙发上坐下后，他以一种仁爱的目光瞧着我说：“昨晚又开夜车了吧？”
我说是的。
他又以一种深切关怀的口吻说：“你不能常开夜车。为什么总不听我劝？世上的好小说，并非都是作家们在夜里创作出来的。这次我见你，你脸上可又添皱纹了！以前的皱纹更深了，白发也多了。你才四十几岁的年龄嘛！为什么要使自己老得这么快？还不到老的年龄嘛！为什么要不惜血本地消耗自己？你近来的小说，凡是被我发现，我都认真读过了。你写得更快了、更多了，却未必写得更好了。你自己觉得呢？”
每次我们见面不久，交谈的内容便会立刻由他所控制，角色便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换。他一旦有机会从见面初时的被动又尴尬的境地得以解脱，便俨然成了对我这个作家最负责任的监护人，以及诲我不倦的训导员，他目光中那一种长兄兼父亲般的仁爱，对我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他心中对我有仁爱，目光中才有。人可以伪装出种种表情，但伪装不出目光来。他对我也是真关怀，我乐于接受他的关怀。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世上，在我众多的朋友中，除了我的几位中学时代的男女同学，再就要数他对我的关怀不掺水分了。
于是他侃侃地分析起我的几篇小说来。一个作家，在今天已经难得听到别人对自己的作品那么直率那么郑重地进行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和评说了。这一种人对他人的直率郑重又深思熟虑的态度，恐怕是花钱也不容易买到的了。而且，他对我的作品的分析和评说，无疑是能够直接提高我以后的创作水准的。因为他非是一般的读者，他毕业于东北某大学中文系。当年是大学生的时候，曾协助博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老教授们编写过通用于东北各大学中文系的教材。他当年的洋洋四万余字的毕业论文曾作为范文在校刊一字不删地发表。如果不是“文革”硬性地改变了他的人生志向和人生轨迹，他必定留校执教，现在必定是功成名就桃李满天下的教授了。他是那么了解我成为作家的全部必然性和时代偶然性，了解时代在我身上所发生的绝对作用。他又是那么理解我的文学观，理解我既已成为作家，何以习惯于将目光投注某些人和事，而对另外一些人和事则漠然地转过脸去。他对此一点的理解如同我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有时胜过我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所以他的分析和评说，几乎条条句句有的放矢，对我意味着是真知灼见。
我一边默默地听，一边在心里暗想——老隋啊老隋，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到这种一文不名且无家可归的地步呢？你当初为什么要破釜沉舟地“下海”呢？你的人生错就错在那一步，难道你至今还毫不悔悟吗？你如果当初不迈那一步，尽管你也不再能成为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或大学中文系教授了，起码你还是正处级的国家干部啊！只要你在正处级的职位上微敛锋芒，隐藏起你一半的才干和能力，处世再学得灵活圆滑一点儿，升为副局、正局级，又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啊！
“你在听吗？”
“在听。”
“没烦吧？”
“没烦。”
“你可别心里烦了，却强装出一副在认真听的模样！”
“我是不是装的，你还看不出来吗？”
“那好。不谈你的中篇了，现在咱们开始谈你的长篇吧！”
哦上帝！尽管他在侃侃地、比古喻今地谈我的中篇时我的确没烦，的确是在洗耳恭听，的确是在暗暗记住他的某些极有价值的意见，但一听他要接着开始谈我的长篇了，我还是当机立断地扭转话题。若由他谈了起来，我就不便制止了。
我说：“老隋，你吃过饭了，我可还没吃呢。让我先吃饭行不行？”
他愣了愣，窘笑着道：“行行，你先吃饭，你先吃饭！”
我吃过饭，唯恐他又提我的长篇，抢先问他：“老隋，这半年多来，你在南方做些什么呀？”
他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两口，轻描淡写地说：“也没做什么太有意义的事，不过给几家公司当顾问，参与策划一些经济项目。”
身无分文，投住在我家里，他嘴上还要潇洒，竟说自己在当什么顾问！而且不是当一家公司顾问，是当几家公司的顾问！于是我明白了，他的处境依然半点儿好的转机也没有。他依然在以五十余岁的年龄，以高智商的头脑，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谋事经验，在南方到处漂泊流浪，当的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老“打工仔”。而当年曾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名鼎鼎，一句话足可改善某个知青的命运，一呼百应千应的他，又哪里肯长期地任人呵使，忍气吞声，甘做“催巴儿族”呢？那么这半年多来，他过的肯定依然是今日应招而来，明日被辞而去，有今天没明天的落魄生活了！所谓“参与策划一些经济项目”，无非就是替某些公司起草商业文牍，誊誊写写之事罢了。他语法修辞水平高，字又写得飘逸秀丽，大概还是能够或多或少挣到些誊写费，不至于饿肚子的吧？倘他年轻三十岁，倘在从前，我想他完全可以给某公司老板当一名倍受赏识的秘书。如今的老板们大都愿身边有靓丽佳人充当秘书，谁肯聘任五十余岁的一个半老男人充当秘书呢？何况他一旦穿上西服，系上领带，初见之人，就分不清他和他的老板究竟谁才是老板了。老隋是个相貌堂堂气质极佳的男子，永远不失彬彬有礼的风度，尤其在初识者面前，一言一语，一举手一投足，一沉吟一微笑，永远那么不卑不亢，那么矜持又随和，稳重又幽默，即使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仍不失气质，不失风度，甚至反而气质越突出，风度越卓尔不群似的。仅仅这一点，就注定了实际上他在南方连一个当秘书的职务都休想谋到。尽管他可以为许多想当秘书的靓丽佳人们开一门课，教授她们怎样当一名称职的好秘书。想当年他二十六七岁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当干事时，实际上也充当着兵团机关几大秘书之一的角色……
我尽量将我的内心活动隐藏得严严密密，半点儿也不流露于面，以颇感兴趣似的口吻问他此次到北京来办什么事。
这一问，将他的兴奋点从分析和评说我的作品，转移到了开始谈他自己。
“此次我要办一件重大之事！”他的表情相当严肃，语气也相当严肃，“办成了，我的后半生就有着落了！那时我要把你养起来，保你以后的生活无忧无虑，从从容容地按照你自己的创作计划潜心写出好作品就是！”
诸如此类的话他“下海”以来，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当面或在信里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过了，他对我的宏愿许下也有十二三年之久了，尽管这已经是他的老生常谈，但我听了心头还是不禁一热。当老板乃是他的一个梦。他迷幻在这个梦里，也已经十二三年之久了。十二三年来，我不止一次试图将他从他的梦里拖拽出，但我的努力全白费了。我的对手太强大。对手当然不是指他，而是时代。这时代每天都通过各种媒介向社会宣告，某些人摇身一变，奇迹般地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实例。有太多这样的实例，诱惑着他，他根本听不进我苦口婆心的劝说。他一次次地对我信誓旦旦地描绘他的宏愿，一次次地严肃又逼真地向我表达他的美意，并不是为了使我能在他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敞开家门接纳他，便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开空头支票。他知道我的家永远不会拒绝他这位不速之客。他的老生常谈，依我想来，只不过是固守着一种初始的信念和自信。他的自信已是他的唯一的财产，个人财产、精神上的财产；升值、保值或贬值，全由他自己进行调控的财产；他一次次诉说它，就能使它保值，起码不使它贬值似的。好比我为了保持住我对某一篇小说构思的执着，总忍不住要对自己认为有耐心听的人一次次讲述一样。讲述的次数越多，我的构思越详细、越完整。他也是这样。诉说是他固守自信的唯一方式。所以对他而言，唯一的简单的方式，当然也便是最有效的方式了。我猜除了我，可能没有第二个人肯听他的诉说。我猜他的儿子和女儿也未必肯听他的。我猜他也未必会对他的儿子和女儿老生常谈……
他又加重语气说：“我一定要办成！某些人能办成的，我为什么办不成？”于是他打开了他的皮箱。我已很熟悉那只皮箱，十二三年来，我一次次见它由新而旧。皮箱里除了一套内衣内裤、一双袜子、一条领带、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儿，再就什么也没有。用“空空如也”四个字形容也不为夸张。
他先拿的是那厚厚的笔记本儿，朝我一抛，不当一回事儿地说：“算了，也没情绪谈你的长篇了。这个给你，闲时看着解闷吧！”
我接住笔记本儿，翻开略看一眼，见他那飘逸秀丽的好字，已密密麻麻地写了百余页，且每页双面写的。我就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让我看他的笔记本儿呢？记了他自己一些什么难以当面向我启齿的隐私呢？再细看，心头不禁又是一热……
想不到正反百余页，所记全是他读我的小说之后的杂感，也不光是我的中篇、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杂感，竟包括了从报纸读到我的零散文章的杂感，短则几行字，长则几千字！每则开始还写着“×年×月×日于×地购得晓声新作”，或“偶读报载晓声随笔”……
这就是老隋！
我抬头望他，心中有些感激的话，却又不知该怎么开口说。且莫以为他对文学还有多大恋心，我清楚他早已是一个对文学失去兴趣的人。自从他“下海”以来，我敢断定他一次也没再进过任何一家书店，我的书显然都是他从书摊上买的盗版书。而且我敢断定，他也早已不是一个经过书摊就忍不住驻足的人，情形可能是这样的——当他听什么人说我又出版了小说以后，才赶紧去逛书摊，一旦发现便毫不犹豫地买下，或从某书摊前走过，无意间一眼瞥见了一张“新书介绍”招贴广告，同时瞥见了我的名字，于是不由得停下脚步。而那时他兜里可能并没多少钱，可能钱刚刚够他吃一顿饭，或刚够他买一条烟，刚够他去远处“打的”……
情形可能是这样——在某地一家价格最低的小旅店里，他包有一张床位。那几天也许是他连“参与商业项目策划”的差事都找不到的日子，于是他就躺在床上读我的小说，饿了吃烧饼面包，渴了喝白开水，读完就伏在桌上记下杂感，如果那房间有桌子的话。无论从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而言，他都是一个一天也不能没事可干的人。真的较长期地没事可干了，他也就连烧饼面包都吃不上了，他也就连价格最低的小旅店里的一张床位都包不起了。于是读我的小说，记他的杂感，便成了一名来自北方的、闯荡于南方的老“打工仔”的一件可干的事，毕竟这是一件道德的、文明的、于他无害而于我有益的事。他一边做这一件事，一边期待他的小叶或儿子女儿，尽快寄些钱来接济他。我想，在不少的日子里，他是一位须靠儿子和女儿在经济上予以“关照”的父亲。所幸的是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很爱他这位命运落魄而壮心不已的父亲。据我所知是这样：无论他在天涯海角，无论他沦落到何种地步，我相信他对“梁晓声”三个字都异常敏感。我们之间的深厚情谊大概也等于他的一份“财产”，常使他觉得自己还远远没沦落为一个彻底的穷光蛋的地步，对于他意味着很大的温情脉脉的人生慰藉。他买我的书，读我的书，与所谓“文学”二字根本无关。仅仅是，百分之百地是，由于对我的终生无悔的友情……
你若对这样的一种友情说什么感激之类的话，无论多么发自内心，都是不免会显得轻佻的。
像老隋这么重友情的人，我的生活里已经所剩不多了。正如我前边所提到的，还有，便是我的几名中学男女同学了。那和老隋与我的友情一样，乃是一种彼此在心里生了根的东西，一种大漠上的仙人掌般的东西。其他一概皆是所谓友好交往。而友好交往和彼此在心里生了根的那一种感情，毕竟是有区别的。
我合上笔记本，诚挚地说：“我一定读。”
我也只能这么言简语淡地说。在我们之间，太感情的话，未免会显得夸张，会导致我俩一时都不自然起来，正如他将笔记本儿抛给我时，像抛过来一盒烟似的不当一回事儿。
他却在箱子里翻找起什么来，就那么几样东西，哪样也遮不住哪样也盖不住。我想象不出他那箱子里竟会放过什么稍微贵重点儿的玩意儿。
但我却看出他心里是真的有点急了，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糟糕，哪去了呢？”
我问：“什么不见了？”
他说：“钱。”
“多少？”
“三百元。”
想不到他此次“光临”，并非身无分文，居然还有三百元钱！显然是找不到了，有过三百元钱也跟身无分文是一样的了。
我说：“别急，仔细找找。”
他绝对不是在做戏给我看，如果他此次身无分文而来，他会坦率地对我说“我可连出门乘车的钱都没有了”。前几次我们见面他就是这么说，我们之间的友情使他根本无须做戏给我看。
他将箱子里的东西一样样全拿出，再一样样重新放进去，还是没找到。他忽然拍了下脑门儿，丧气地说：“想起来了。在列车上买饭时全取出来过，肯定丢了！”
他竟没意识到，他此刻的话，与他刚才“乘飞机”来到北京的说法自相矛盾。瞧着他因丢失了三百元钱而像丢失了护身宝玉般的恓惶，我心里真替他难受。他的钱肯定来之不易，正如我的钱是爬格子所得的心血钱。丢失了那三百元钱，不但意味着他此来又得住在我家，吃在我家，而且出门办事连乘公共汽车的零钱都没有了。每次我塞给他一些在外吃饭、乘车的钱，他表面上不分彼此地伸手便接，其实我深知他内心里是羞愧难当的啊！
我说：“算啦！丢就丢了吧。不过三百元。”
他说：“不足三百元了，在列车上吃饭已经花了五十元……”
我说：“那就更别愁眉苦脸的了，谈谈你的事儿吧！”
我对他的事儿从不感兴趣，这不等于我不关心他。我关心他已经关心得有点儿累了。但愿他有朝一日没有什么辉煌的设想。因为只有那样他的人生才能得救。我主动让他谈谈他的事，不过是无话找话，使他从丢钱的烦恼中摆脱出来。
他愁眉一展，望着我，孩子气地问：“真想听还是假想听？”
我笑了：“当然真想听。”
“那好，就讲给你听。但可不许泼冷水！”他一转身，“刷”地拉开皮箱夹层拉链儿，取出一个黑色的简易公文夹子。就是许多公司举行什么新闻发布会时夹产品说明书的那一种。
他将那夹子双手递给我，低声说：“我老隋全指望这件事的成功了！”
仿佛，那夹子里夹的，是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全部玄机。
我打开夹子一看，见是一封写给国务院办公厅并请转呈总理、副总理们的信。字写得是工整得没比、秀丽得没比。不难想象，他写这封信时，该是多么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字斟句酌。我的头倏地一下子就大了，十二三年来，我没少看他写的这类东西。最初的这些，是写给企业事业单位、局市级政府部门的。那时，我面对这些东西，还会觉得他做的事多少总该有几分成功的可能。他没办成我还尽量安慰他，鼓励他不要灰心失望，还常主动将他介绍给某些朋友，请求我的朋友们帮助他成全他，替他穿针引线。后来他那类东西，就是写给中央各大部委，或各省委省政府的了，于是我也就爱莫能助，只有持不鼓励也不反对的暧昧态度了。遭到我的反对、我的讥讽，他有时会愠怒起来的。一次竟因我当面说了几句泼冷水的话，他不辞而别地离开了我的家，使我当天几乎彻夜未眠，操心他身上的钱不多，能否找到个栖身的地方。现在，他这类东西已经是写给总理、副总理们的了。我暗想那么这几十页纸除了有钢笔书法的观赏价值，还会有另外的什么价值呢？
我一目十行地浏览，片刻便明白了大概的内容——台湾某巨商，有意将两亿五千万美金投资大陆，指定他为全权代理人。他的信的目的，是请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们，亲批投资项目……
字里行间，洋溢着澎湃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愿为改革开放竭尽心力的高涨热忱，十几页无一处勾改。他的认真尤使我心里一阵阵替他感到难受。
他吸着烟，在我面前不停地踱来踱去，偶尔站住，静静地注视我，观察我脸上的反应。我脸上自然丝毫也不流露出会使他心理敏感的反应的，我不愿刺激他使他不高兴。十二三年来，我们见面后，彼此高兴的时候少了，不高兴的时候多了，有时是我对他的事的冷淡使他不高兴，有时他对我的忠告的逆反使我不高兴。
我合上公文夹后，他问：“看明白了？”
我说：“看明白了。”
“草草一看就明白了？”他语气不悦。
我反问：“怎么不打一份？这样的信，还是打一份显得郑重。”
不料他有点儿生气地说：“难道我手写的字亵渎人的眼睛吗？我讨厌电脑！”
我说：“老隋，你别走来走去的使我心乱好不好？坐下谈嘛！”
他悻悻然地坐下了，但是赌气不看我，一口接一口猛吸烟。
我说：“老隋，别那么吸烟。我又哪儿不对了？你倒是生的什么气呀？”
他说：“我看出来了，你打算朝我泼冷水！泼吧，我不在乎。这十几年我常被别人泼冷水，早习惯了。”
我是打算朝他大泼一通冷水的，但听他的话，我又万分不忍了。
我口是心非地说：“我并没打算朝你泼冷水，真的。我发誓没那打算！不过……台湾巨商，他姓甚名谁？究竟是从事什么商业企业的，你怎么不在信中写清楚呢？不写清楚，让总理、副总理们，怎么认真对待你这样一封信？”
他说：“你看得太漫不经心嘛！我信中已经写明白了，关于巨商的个人情况和背景，我希望当面向总理、副总理们详细介绍！”
我说：“你怎么就那样自信，认为总理或副总理们一定会接见你？”
他说：“事在人为。两亿五千万美金，二十来亿人民币呢！冲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他们亲自接见我一下，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真的不能亲自接见我，作个批示，我这件事也就成功一大半了！”
我说：“据我所知，许多省市都有直接引进外资的自主权了，二十来亿人民币，哪个省市知道了都会争着抢着往自己省市拉，何必上书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们？”
他说：“这你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二十来亿人民币之巨，省市不太有这么大的引资项目的，非国家级的引资项目不可，而且那台湾的巨商，投资前提也是一次性投入于一个国家级大项目，绝不肯零打碎敲分散性投资……”
我措辞婉转极讲分寸地询问：“你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怎么认识的那台湾巨商？对方又怎么那么信赖你，二十来亿人民币非指定由你全权代理？……”
他嗫嚅了一阵，说：“这你就别管了。暂时还是我的秘密，以后告诉你。”
他忽然亢奋起来，不容我再问什么再说什么，便向我大谈他支配二十来亿人民币的种种设想。一忽儿说要全投到黑龙江去，因为黑龙江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嘛！建一处亚洲最大的滑雪场，周围盖一片别墅，别墅群中有他一幢，有我一幢，说我应该学会滑雪，滑几个冬季的雪，我的身体就会像运动员一样健康起来。一忽儿说全投到北海去也可以。建一处规模不亚于好莱坞的电影城，每年在那里举办中国电影节，而非什么长春电影节、上海电影节可比了！泱泱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在世界级电影节中不占一席之地简直是国耻嘛！当然电影城周围也要盖一片别墅，别墅群中当然也要有他一幢，有我一幢。他说他要亲自策划，将我自己满意的作品一部接一部拍成电影。当然由他投资由他任出品人，说他一定要我的作品以电影的形式走向世界，说要让世界上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通过中国电影知道中国有位作家叫梁晓声……
由于说得亢奋，说得冲动，他的脸上，一阵阵充血，一阵阵充红。我嘿然听着而已。我的双耳却一阵阵失聪，只见他的嘴在动，任凭他尽说尽说，一阵阵的什么话都没听入耳，我的心又一阵阵难受，难受得直想落泪，直想哭……
我寻思，老隋啊老隋，你的美意我心领了，你的诚意我也相信。我相信你老隋一旦能够支配二十来亿，你首先关照的朋友便是我梁晓声。我相信你不管在哪儿盖起一片别墅，有你自己一幢，旁边必也有我一幢。我还相信你一旦坐上了“奔驰”或“劳斯莱斯”，你起码会让我出门有辆“凌志”甚至“宝马”坐……
你的这些梦想这些畅想都很浪漫都很美妙。你说我听我奉陪着你作一番精神领略，使你快意，使你亢奋，当然也会使我获得某种小小的想象的愉悦和满足。谁的精神有时候不像自己的口舌一样喜欢吃冰淇淋呢？谁有时候不喜欢体验想象游戏带给自己的幻趣呢？但你为什么十二三年来一直深陷在精神的虚境和想象的游戏之中不肯自拔呢？谁像老隋此梦一做就十二三年不醒？人有几个十二三年啊！五十余岁的你又还剩几个十二三年啊！明明一件经不起细思细想疑点多多的蛊惑人心之事，怎么你就偏偏当成了你人生的第二次风帆了呢？甚至很可能就是一件别人蓄意合起伙来戏弄于你的事！你怎么就执迷了似的根本不动脑筋推敲推敲呢？你南南北北东撞头西碰壁沦落江湖般地闯荡了十二三年，欺骗、挫折、失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智商怎么反而越来越下降了似的呢？……
待他终于沉默了，我才为难说：“老隋啊，看来这件事，我是半点儿忙也帮不上了！”
他说：“我知道你帮不上忙。我求你帮忙了吗？来时有人介绍了几位能帮上我忙的朋友，我下午就去见他们。”
我问他那是几位哪方面的朋友。
他责备地说：“反正你每每对我的事不以为然，不告诉你也罢。总之介绍人向我保证，那都是能量极大的人物……”
我不知该再说什么好，只有吸烟，借以掩饰我对他的失望和怜悯。
他按灭烟蒂，走到阳台上，俯身看我家养的两只虎皮鹦鹉。
“鸟笼里没水了，也没食了！”
我不吭声。
于是他默默给鹦鹉添食、添水。
“鸟笼太脏了，该刷了。”
我仍不吭声。
于是他竟自行其是地将两只鹦鹉放出在阳台上，拎了鸟笼子到厕所里去刷。
我看一眼墙上的表，十一点多了，想到他下午还要见他所言那些“能量极大的人物”，便起身到厨房做午饭。
听到他在阳台上捉鹦鹉弄出一阵砰砰嘭嘭的响声，我又赶紧离开厨房奔向阳台制止。
我说：“不必捉，不必捉！”
他说：“不捉，怎么将它弄回笼子里去？”
我告诉他：“打开笼门，人离开阳台，待它们不惊了，会自动钻入笼中去的。”
我扯他离开阳台，他却还要隔窗偷看。见两只鹦鹉果然重新入笼了，就抑扬顿挫地吟出两句诗：“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我在厨房里没好气地说：“你别吟陶渊明的诗。陶渊明既淡泊官位，也不想当大款。”
他在屋里静了片刻，又吟出两句诗是“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于是轮到我在厨房里装聋作哑了。
他在屋里大声问：“这两句是谁的诗？”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不知道！”
他得意洋洋地说：“杜甫的《秋兴八首》！”
我说：“得了吧你！快到厨房来给我打下手！”
他倒也听话，就乖乖地到厨房来给我打下手。他是个好厨子，一进厨房就篡夺了我的权，我倒成了他的下手，只配替他削土豆皮剥葱蒜了。
他一边有条不紊地炒菜做汤，一边关心地问我夫妻关系怎样，父子感情如何，并谆谆地教诲我一些做好丈夫和好父亲的道理。他是一位好父亲，始终是一个好父亲。但却难说是一位好丈夫，因为大约在一九九三年那一年他断然离婚了。他的妻子是一位好妻子，这是许多也认识他妻子的当年的知青无不公认的。他们离婚是因他和一个比女儿大不了几岁的姑娘的关系难解难分自己也撕扯不开了，他因她而有家长年不归，此前他却不失为一位好丈夫，这也是认识他的当年的知青无不公认的。离婚后的他并未与姑娘正式结婚。我猜绝不是他不想而是那姑娘并无此意。但天涯海角忽东忽西的，他漂泊到哪儿姑娘伴他到哪儿。更多的时候倒不是他儿子或他女儿的钱养活他度日，而是靠那姑娘挣的钱养活他度日。有时她甚至还寄钱接济他的儿子和女儿。我见过她，因为有一年春节前他们双双在我家住过。她有着服装模特一般的窈窕身材，鹅蛋脸，眉眼很标致，皮肤很白皙。她这样的姑娘，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是某些公司老板们的眼睛一旦盯住了就会顿时一亮的招聘目标。所以公正而论，她陪伴着他一直没甩他，也没听他口中泄漏她闹出过什么使他难堪的风流之事，那也就算对他不错对他很尽良心了。他离了婚还能受到儿子和女儿一如既往的敬爱，我想他在做父亲的艺术方面一定是有些不同一般的长处的，只不过我没请教过，也从不打算请教。我觉得我这辈子用不大着他的经验。
如果不谈什么台湾巨商两亿美金之类的浪漫之事，老隋他实在是一个使人乐于亲近并且令人愉快的人。他待人的真诚坦率，他格外珍视友情的原则，他风趣幽默而又绝不油滑的谈吐，再加上他堂堂的仪表和斯文的举止，都是不乏魅力的。
我关心地问他：“小叶怎样？”
他说：“挺好。”
我寻思片刻，觉得“挺好”二字其意含糊，忍不住又问：“她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北京？”
他说：“她到珠海去了。”
“那，你们分开了？”
“暂时的。珠海某公司老板诚意聘她做秘书，却对我这个老家伙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不能误她的机会啊！何况她暂时离开我，也是为我能生活得更有保障些。‘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意中人，人中意，我心坚，你心坚，各自心坚石也穿！’”
看得出，他对他的红颜知己小叶姑娘是一百个放心的，接着他就向我大谈小叶对他的好，夸她定期从珠海寄钱给他，寄衣服给他，寄营养品给他，还经常打长途电话询问他的起居饮食、着衣寒暖……
听他谈得幸福，我也不免替他感到几分幸福。
可我心中毕竟存着些难解的困惑。犹犹豫豫地，最终还是索性直问：“那，小叶知道你来北京办这件事吗？”
他不遮不掩地回答：“她不知道，我没在电话里跟她讲。”
“为什么不跟她讲呢？为什么不听听她的看法呢？”
“她又不是我的高参，我也不必凡事都向她请示嘛。再说，我想独自办此桩大事，给她一份做梦都想不到的惊喜！她同甘共苦地跟随了我这么多年，我也应回报她一份惊喜啊！”
听他此话多情，我又不知再说什么好。
吃着吃着饭，他忽然放下碗筷，吸起烟来。
我说：“老隋，你这是什么习惯？哪儿有刚吃了两口饭，莫名其妙又吸烟的？”
他不回答我，也不看我。目光盯着烟头，一个劲儿地只吸那支烟。
我也懒得管他，闷头吃我的饭。
“哎，你说，要不将那二十来亿人民币投到北京，建一处全国最大的商城怎样？我任董事长，你任总经理。名义上的，我保证不牵扯你写作的精力……”
我饭在口中，一时难以下咽。抬头呆瞪他，见他正注视着我，满脸焕发着憧憬的光彩。
我隔桌子一手掠下他的烟，目光四下里寻找不到烟灰缸，干脆扔在地上，连连大叫：“吃饭！吃饭！你这家伙先吃饭行不行？……”
吃罢饭，他说他已经几天没洗澡了，不能带着一身汗臭会晤重要的人们，得洗个澡。
于是我调好热水器，安顿他洗澡。
他洗罢澡，又说头发湿，不便即刻出门。
于是我翻出妻的吹发器让他用。
他很在行地往头上抹了些妻用的“摩丝”，吹定了发型，换上他皮箱里的干净衬衣，系上领带，穿上小叶从珠海寄给他的白色名牌西服，擦亮了皮鞋，往柜镜前挺胸一站，感觉良好地自我欣赏，并问我：“瞧老隋怎样？”
我说：“马马虎虎。”
“马马虎虎？”
我又说：“仪表堂堂，行了吧？”
他满怀自信甚至是满怀自负地微笑了。
那时的他的确风度有加，仪表堂堂，使我联想到了王心刚在电影《红色娘子军》里扮演的华侨装束的洪常青……
他磨磨蹭蹭地却不走，又坐在沙发上吸烟。我在厨房里刷锅洗碗，忙了一阵后，以为他已经走了。进屋见他仍坐着吸烟。
我奇怪地说：“你不去了呀？”
“去，去……”
他嘴上应着，坐着不起，眼神游游移移，很是不自然。
我研究地瞧了他几秒钟，忽地明白，转身进到另一间屋去，点了三百元钱，回到他面前，塞给他，像塞零花钱给一个口讷的孩子似的说：“拿着。没准儿被人家灌醉了，不‘打的’回不来。”
他接钱在手，红了脸说：“也许……不太够吧？”
“不够？”我朝他瞪大了眼睛。
“万一……谈得太久，到晚上了，就得主动表示请人家吃顿晚饭……是不是？初识乍会的，又是有求于人家，这点儿该讲的礼节不可不讲，是不是？”
听他的口吻，倒好像出去替我办成件什么重大之事似的！
我不能不暗自承认，他的考虑是很有些道理的。但是在北京，请几个人吃一顿饭的话，人不多算，就算四个吧，那么我也就不知究竟该给他带上多少钱才够了。花几百元是请，花一千两千元也是请啊！
我又瞧着他发呆，转身去将存折拿来了。
我交给他存折时说：“家里没那么多现钱的。用多少，只好你自己去取了。”
给他存折，我是一百二十个不情愿的。我非大款，对钱花得值得不值得，我还是很在乎的。如果花我的钱，办成他的大事，我没什么舍不得的。但我认为他要办成的大事，明摆着整个儿就是他自己编织的一种乌托邦遐想。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觉得太离谱了！
他接过存折，脸更红了，神态也更窘了，起身拍拍我肩，连说：“好兄弟，好兄弟，冲你，老隋无论如何，也得挣巴着混出个人样儿来！……”
我画了一张图，指示他去储蓄所的走法。又嘱咐他哪几家饭店千万去不得，因为消费太高，宰得令人望而生畏……
他走后，我也没心思继续伏案写作了，将稿纸从桌上收入抽屉吸着一支烟，静静地只想老隋这个人。
我想，他为什么对我说“憎恨电脑”呢？没想多一会儿，就想明白了，如今许多单位许多公司，招聘文书之类的职员，第一条也是起码的一条，便是能熟练地运用电脑。老隋这个老“打工仔”的谋职强项，乃是对文书业务的经验。但他对电脑却可能连摸都没摸过。再有经验，行文水平再高，字写得再漂亮，与那些既能熟练地运用电脑又善解老板心意的女郎们竞争同一职业，十之八九遭淘汰的必是他老隋无疑。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字写得漂亮不如脸儿漂亮，从业经验不如乖巧的做人经验。老隋他太是前一个时代的产儿。如今他身上渐显出时代落伍者的悲剧性来了。我若是一位老板并且要聘文书或秘书的话，他和某些年轻的、漂亮的、一眼看去行事乖巧善解人意的女郎们站在我面前任我目审，我也首先会对他老隋说：“请尊先生另谋高就吧！”珠海的老板一眼相中了他的小叶，高薪聘之，却绝不肯迁就地同时也关照一下他，赏赐给他一份儿什么差事，不就是一个明证吗？老隋内心里未必一点儿都体味不到越来越无可奈何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他内心里的苦涩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于是又替他想到他和小叶那一种不尴不尬的关系。如果他紧紧地将小叶拴牢在自己身边，那么两个人就会同时都陷入衣食窘况。如果他要想使自己的日子起码过得去，那么就得使他和小叶两人中有一人先活得潇洒点儿。比起来当然小叶有优越的先天条件和资本先活得潇洒起来。大千世界，处处精彩，到处都有人欲横流，到处都有凡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先活得潇洒起来的小叶，真能长久洁身自好、专情于他老隋吗？他们的关系，真能如他借诗所言的那样“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我心坚，你心坚，各自心坚石也穿”吗？别提我有多怀疑这一点了……
我与老隋相识于一九七〇年。屈指算来，我二人由相识而相知，由相知而感情相濡以沫，至今已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弹指间，往事历历，似乎一切只不过发生在昨天……
一九七〇年冬，春节前，我赴佳木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总部，参加首届知青文学创作培训班。今天成了编剧、作家、记者，活跃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几乎无一例外皆是当年兵团“文学创作培训班”的学员。老隋当年是“培训班”的全权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举办“培训班”的倡导者，是从当年的知识青年中发现和培养文学爱好者的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伯乐，是我们一些分散在七个师七十多个团二百多个连队的爱好文学的知识青年们的守护神。他个人的无私的热忱的荐举和帮助，在极关键的人生阶段，起极大作用地直接改善乃至改变了我们中某些人的命运。当年全兵团的文学青年和文艺青年，几乎人人以是他的“亲兵”为荣。他领着全兵团的文学“精英”和文艺“精英”，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学创作活动和文艺会演活动，年年搞得成绩卓著如火如荼。以至于在当年就有北大荒知青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到国外，而当年拉出任何一个师的宣传队，都足以与黑龙江歌舞团的演出水平一争高下，足以与沈阳军区文工团的演出水平抗衡一番。我们文学知青和文艺知青，和他关系亲密的叫他“老隋”，在他面前多少感到有些拘谨的叫他“隋干事”。“老隋”也罢，“隋干事”也罢，称呼虽有区别，所包含的敬意却是相同相等的，而他自己则愿我们叫他“老隋”。他是那么一种人，不管你自己是个性情多么拘谨的人，只要和他接触几次，拘谨便会全消。所以叫他“隋干事”的知青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几次培训班办下来，几乎一律都亲密地叫他“老隋”了。如果谁意欲编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史”，如果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也算一章的话，如果编写者公正的话，那么“老隋”的名字，将在这一章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忽略了他的名字，据我看来还莫如干脆彻底删掉了这一章。因为倘没有他的名字，不格外大书特书他的作用的重要性，这一章在“史”的意义上就是完全不真实的了！当年的我们，年龄大抵二十至二十二三岁之间，年龄最大的不会超过二十四岁。而老隋当年也不过二十六七岁，一九七〇年那一年他绝对不会超过二十八岁。
我们的“统帅”年轻、斯文，甚至还可以说相貌儒雅，处处都显出远远超越于我们之上的成熟和稳健。他考虑问题全面周密，办事作风果断，拖泥带水是他最不能容忍的。出了差错他也最勇于承担责任绝不推诿。用现在的说法，他是那种“想了就议，议了就决，决了就干，干就干好”之人。当年不是“改革”年代，评价的标准与现在大为不同。他这种人居然能在兵团总司令部承上启下、游刃有余、胜任愉快地组织和领导文学与文艺活动，不但自己极为重视，视为事业，而且能使兵团最高领导们也极为重视，全权下放地支持他，实在也算是某种奇迹了。我们文学青年和文艺青年们，不但依赖于他的扶植和爱护，不但对他满怀亲情和敬意，而且——实事求是地说甚至还都有点儿崇拜他。
我在一九七四年上大学前，连续参加过三届“文学培训班”。每次到佳木斯，一出站，就见有人举着牌子，上写我的名字。照例有小车坐，或“上海”或“伏尔加”。试想，两天前在连队里还是一名普通知青，还在两脚土双手泥地出大力流大汗干着苦活儿累活儿，到了兵团总部所在地，一出站便受到小汽车候在那儿专等着接你的礼遇，谁心里不会充满滚热滚热的感动和自激自励的荣耀呢？
我原以为可能因我所在的一团离佳木斯最远，老隋体恤我一路太辛苦，所以才派车接我，后来私下里一问，不论路途远近，只要有车可派，几乎都受到过令我暗中感动的礼遇。
于是兵团机关就有人提出批评了。说隋干事想干什么？不过是些个知青，从连队里抽上来，让他们脱产参加“培训班”就不错了，居然还派车接站！身份都没到那么高贵吧？太过分了吧？
这批评在兵团总司令部大楼内沸沸扬扬了几天，自然不胫而走，传播到我们所住的兵团第二招待所。某些胆小怕事的“学员”，先自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起来，连兵团秘书处几位首长的秘书在招待所出现了一遭，都以为是首长们派来“调查”的。有人自以为高明地出主意——说与其坐等被判为“坏典型”，挨批判当靶子，莫如主动点儿，大家伙儿先行检讨，写一封公开的检讨书，都签了名贴在大厅里。没谁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这主意便算是被一致默认全体通过了。于是有人找来毛笔，有人找来大白纸，有人起草，有人研墨，有人抄写，很快写罢，大家都签名，签齐了名，正欲往大厅里去贴，老隋来了。
“这是干什么？”
于是有人向他解释。
他很有耐心地听着，不打断解释的人，也不显出渐渐感到事态严重的样子，只不过他那双睿智的眼睛，在镜片后习惯地眯了起来。
“解释完了？”
“解释完了。”
他扫视着大家又问：“谁还有什么补充的？”
我们面面相觑，纷纷摇头。
“给我，要贴也得由我贴。”
于是以隶书体写满一张大白纸的检讨就到了他手上。
“不过我并不打算贴它。”
当着我们的面，众目睽睽之下，他将那张大白纸撕成了一条条。
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他却若无其事地一笑：“都给我认真回去改作品！我看谁如果结束之前交白卷，比坐坐兵团总部的小车更值得惭愧！”
他的语气并不严肃，甚至还有点调侃的味道，但大家都觉得我们的做法其实惹恼了他，尽管他说那番话时脸上还若无其事地笑。
大家简直是噤若寒蝉地散开了。
我和几名学员回到房间，一时都议论开了。
有的说：“今天的事若传到兵团总部大楼去，事态就更严重了！”
有的说：“肯定传过去。人多嘴杂，能不传过去吗？”
还有的说：“老隋当时被我们气得脸都白了！”
这话立刻遭到了反对：“别造谣啊！哪次办培训班，老隋不操劳得脸色苍白？”
“他就是生气，那也是被我们气得！”
为了证实他究竟生没生气，他们怂恿我去偷看一下老隋在干什么。他如果真生气了，自然是什么也干不下去，一个人关在屋里吸烟……
我蹑足走到他房门外，踮起脚从门上方的玻璃往里窥望，见他果然吸烟，不过是一边吸烟，一边用毛笔沾红墨水在改学员们的稿子。
我正欲离开，被他觉察到了，头也不抬地问：“谁在外边偷窥？”
我只好推门而入。
“为什么在外边？”
我讷讷地说：“有几个学员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生气了？”
“生气？为什么事情啊？”
他放下笔，两手交叉，胳膊支在桌上，板脸看我。
“大家……写检讨的事儿呗！……”
“那么，你看我究竟生气没有呢？”
“表面儿上看你没生气，谁知你心里呢？”
“我要是心里生气，才不忍着呢！早拿你们中的哪一个出气了！你打算怎么回去禀报呢？”
不知为什么，老隋对某几名男学员，内心里似乎格外地存着份儿栽培之心，我是其中的一个。我们中有偏重于诗的，有偏重于戏的，有偏重于报告文学的。专执一念写小说的，大约要算是我了，我想老隋对我的器重和偏爱，主要由于我是哈尔滨知青吧？也许在他的潜意识里，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出息为作家的知青，和他这位北大荒文学“统帅”一样，同是令他感到亲切的东北人。但他却从不袒护我，相反，从对创作态度的要求到对组织纪律性的要求，分明更为严格。
我吞吞吐吐地说：“我告诉他们……你对那些攻讦根本没当回事儿！”
他默默地又望了我片刻，站起来说：“我又不傻又不痴，怎么能根本没当回事儿呢？只不过我有我的对策，用不着你们几个瞎掺和！”
我分辩道：“大家都是好心，都是想替你分担罪名嘛！”
他又板起了脸：“什么罪？我并没感到自己有罪过呀，你们倒是替我分担的什么罪名？用不着你们的好心。更用不着你操心！过来。交代给你们个任务——这几首诗，几篇散文，三天之内，让写的人都给背下来！还有这几篇小说中我用红笔标出来的片断，确定几名学员给我排演成小品！”
我说：“在这儿的不是还有文艺培训班的学员吗？请他们排演不是更好吗？”
他说：“你懂什么！按我的话去传达就是了，不许找文艺培训班的学员们！另外，再替我挨房挨间颁布一条纪律，不许文学班的男学员，晚上约文艺班的女学员们幽会！晚七点以后点名！有事的要预先请假。没事的都给我认真地创作！也许我会突然闯入哪个房间去，没请假，人也不在房间改稿的，可别怪我不客气！”
我转过身时，他扯住了我，拉开抽屉，将一鼓鼓的信封取出给了我——是一信封山楂片儿。
“你这个‘绿脸孩儿’呀！以后再别充当密探，在我门外探头探脑地窥视我！也少吸烟！我可不愿培养出了一个作家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烟民！想吸烟时，就嚼几片山楂片儿。吃光了我这儿还有……”
“绿脸孩儿”是老隋当年在培训班上给我起的绰号。他曾当众调侃我，说母鸡下一个沉甸甸的大蛋，是憋红了脸；而我为了交一篇好“作业”，脸都憋绿了。红脸“小生”变成了“绿脸孩儿”了！
当年老隋对我，仿佛一位惯爱拿小弟弟开心的大兄长，常取笑得我脸红色窘。但谁都看得出来，他的取笑溢满了善意，当然也使我感到分外亲和。
从那一天起，招待所文学培训班占领的半层楼，每早至晚寂静悄悄，连几个棋迷都不下棋了。无论推开哪一房间的门，所见之人不是在冥思苦想便是在聚精会神地抄写……
三天后，兵团政委、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部长副部长一干领导人物，到招待所来视察文学培训班。一位位表情严肃，气氛压抑而又微妙。
在文艺培训班乐队的伴奏下，我们激情澎湃地朗读我们的诗、散文，献演我们赶排的小品……
终于，几个“节目”后，兵团政委首先鼓起了掌，于是掌声一片。于是视察者们一张张严肃的脸上，都有了令我们暗松一口气的笑容。
“节目”告一段落，兵团政委站了起来，目光四下寻找老隋。
“隋干事！隋干事你躲在角落里干什么吗！前边来前边来！汇报汇报！汇报汇报成绩嘛！”
于是老隋拘谨地走到前边，也不掏什么小本儿看，背着一只手，另一只手轻按在前排的桌角上，压低声音而又措辞简要，口齿清楚，如数家珍般地汇报一共完成多少多少篇作品将在《兵团战士报》上陆续发表，几部剧将由哪几个师的宣传队排演，省报将选发哪几篇作品，省话剧团将选走哪几个剧目等等……
我们都看得出，老隋的拘谨纯粹是装的。他的语调，也一反常态地流露着谦恭。连他的表情，都是一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惴惴不安的样子，似乎只要不被问罪，他就谢天谢地心满意足了。该做戏的时候，老隋也是会做戏的。
兵团政委一边听，一边摸衣兜。还左顾右盼，坐而不安。他身后的宣传部副部长以为他没烟了，赶紧掏出自己的烟盒递给他，不料却被他推开了，原来他要小本儿，要笔，原来他要记……
于是一干人等，都要小本儿，都要笔，也都要记了。学员中的一个，见状急忙跑开去找本儿和笔……
尽管距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兵团政委、政治部主任，也许早已不在人世了。即或仍活着，也八十五六岁了，但我却仍能记住他们当年的讲话。
兵团政治部主任说培训班成绩很大，说我们辛苦了，说隋干事成绩也很大，独当一面，同时组织文学和文艺两个培养班，也是很辛苦的嘛！该受表扬的嘛！说培训班结束时，他一定来为大家饯行……
兵团政委说他也一定来为大家饯行！说他知道，兵团总部大楼里有人因为隋干事在你们来时派车接站，火气很大，还发表了不少上纲上线的言论。你们不要理这些嘛！归根结底，你们是我和司令员同志远道而来的客人嘛！是兵团总部远道而来的客人嘛！不是隋干事他个人的亲朋私友嘛。没有条件，不接我想你们也会谅解。但几辆小车咱们还是有的嘛！我和司令员同志可以少坐几次。派去接你们我们很高兴嘛！……
那天晚上，其他学员们都睡了以后，有人怀掖了一瓶酒，约上我还有另外几名与老隋建立了深厚感情的学员溜到他的房间，逼迫他和我们饮酒畅谈。我还被怂恿着去食堂唤醒值班员，多陪笑脸要了几小盘儿花生豆咸菜之类。
老隋说：“你们这不是逼着我同流合污，起一个坏头吗？”
大家纷说：“下不为例，就这一次。”
他又说：“深更半夜谈什么啊？住在这儿整天和你们谈小说、谈诗、谈戏剧，我都快忘了我是有家的人了！明天我可得抽空儿回家看孩子老婆啦！”
大家纷说：“那是那是，应该应该！这一个晚上谈什么都行，就是不谈小说、诗、戏剧了！我们都保证不谈那些，你也不该谈那些！否则我们回到各自连队，将都变成除了文学再其他什么也谈不来的傻子了！连队可没谁肯陪着我们谈什么文学啊！……”
他终于盛情难却，违犯了一次纪律，陪我们浅饮深谈起来。果然他和我们都恪守“规则”，谁也不谈文学、谈人生、谈友情，谈各自童年及少年时期的往事，家庭的沧桑和父母养育之恩的艰辛，甚至谈感伤的初恋和终生难忘的初吻，谈对情爱的理解和渴望，总之敞开了心扉，无所顾忌什么都谈，就是不谈文学，都仿佛讳文学如讳咒语似的。一瓶酒见底时，我们一个个东倒西歪，酒力渐渐攻心上头，皆有几分醉意，唯老隋没事儿一般，不时将我们逐个儿扫视一遭，笑微微地嘲笑我们几句，他酒量大得八两一斤放不倒。
我醉眼乜斜地望着老隋，忍了几忍没能忍住，舌头发僵言语呕呕地问：“老隋，我们都谈了我们的最大愿望，你也谈谈你的最大愿望嘛！和我们交交心，谈谈嘛！”
于是大家全将目光望向他，一时静静地期待他回答。
他不正面回答，故作嗔色道：“我的最大愿望你们还不清楚吗？还用问？”
大家都嚷：“不知道不知道！你老隋从没对我们说过我们怎么会知道？”
“真的都不知道？”他表情庄重起来了。
大家都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知道还问啊？”
“你们呀！”他的口吻有点儿悲伤了似的，“如果真的都不知道，那只能证明你们还没长大，都太不懂事了！”他口吻中的那点儿悲伤，在我们听来，分明并不全是水分。
“拿纸来。”
于是有人替他铺开了一张白纸。
“笔墨侍候！”
于是有人递给他一支巨毫毛笔，有人忙不迭地替他研墨。早就听说他书法好，可谁也没见过，正好有机会欣赏了。
他饱蘸浓墨，托肘悬腕，凝思片刻，刷刷刷笔走龙蛇一气呵成，草书了两行狂放不羁的大字。我们稍经辨认，读通顺了两句诗，乃是：
引书媒以戚戚，
育文圃以休休。
老隋见大家瞠目相觑，分明都似懂非懂，轻轻放下笔，长叹了口气说：“你们啊！你们若不理解我的愿望，我还祈求谁们理解？我老隋平生的最大愿望，便是盼着你们将来文名鹊起啊！除了这个最大愿望，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最大愿望呢？”
他的一番话，说得大家一个个面容肃然极了。本是约法三章，不谈文学的，不承想被我一句话，竟又扯回到了文学二字上。我后悔已迟。我看出，大家肃然的面容底下，还往外渗着各自内心里的歉疚之意。我内心里的歉疚尤甚一重。是啊是啊，他老隋的最大愿望，我们心里应该最清楚最明白的呀！还用逼他非回答我们不可吗？他的话出口前，我们竟谁也没想到没替他回答，我们愚蠢得多么罪过啊！
他又说：“我爱护你们，器重你们，等于现在播下了龙种；我希望中国将来的文学收获的不是跳蚤。”
在那一个窗外大雪纷纷的夜晚，在兵团第二招待所他的房间里，他的话使我们听来真是语重心长啊！
第二天一大早我见他房间里没人，溜进去寻找他写了两句诗的那张大白纸，想留作纪念，也为了激励自己，却哪哪儿都没发现。
一会儿来了两名昨晚一起喝过酒的学员，他们也一进屋便东瞧西找。
我问他们想寻找到什么。
他们反问我是不是也想寻找到什么。
于是我们心照不宣，明白了我们为同样之目的，要寻找到同样的东西。
“会不会被他自己撕了？”
我们一齐扑向纸篓，却没发现那纸的碎片儿。想必，是被我们中的哪一个先来获得了去……
在我的记忆里，第二届文学创作班，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不久举办的。可想而知，那一届学习班，成了“反动言论”的集散之地。也不唯议论“九一三”事件，还议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都是热血男儿，都有忧国忧民之心，一旦政治思想上产生彻底的怀疑，也就很少有人能极其冷静地管住自己的舌头了！
祸从口出，果然如此。
一天，正是吃午饭时刻，一辆吉普车疾驶而来，在食堂门前猛打弯，戛然刹住——车上下来了一身军装的兵团政治部主任和神色极为不安的老隋。
反应迟钝的学员，还热情地迎了出去。兵团政治部主任表情极为冷峻，对笑脸相迎的学员睬也不睬。进了门，一声不吭地独自坐在一张空桌旁专等上菜。随后进门的老隋，也只得一声不吭地跟过去陪着坐下，他尽量躲闪着我们望向他的目光，后来干脆起身重摆椅子，背对我们而坐。
学员们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大多数人没吃饱饭。
下午便开会。
政治部主任说：“你们心里有数，都应该知道我为何突然而来。我正在开常委会，是因你们这儿发生的事性质严重，不得不来。我此次可不是来慰问你们的，你们也别心存侥幸，打算再靠什么小儿科的方式取悦于我。都给我听明白了！有反动言论要老实交代！没反动言论的要无情检举！交代从宽抵赖从严，检举有功！人人过关！清白的放行，罪名成立的留下，听候审理！”政治部主任大发一通脾气后乘吉普车离去了，留下老隋对我们进行具体查办。
两天内，老隋轮番找各个学员谈话，晚上则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独自饮酒。他不许别人晚上到他房间去，尤其警告我们几个亲密“弟子”不许去。他和别人都谈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是不是有点近乎审讯也无从知晓。因为人人都似乎一下子成熟了许多，相互只字不问，他找我谈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
“你们学员中有人写了检举信。”
我装糊涂地说：“是吗？”
“检举信上有你的名字。”
“是吗？”
“你的名字下列了五条反动言论。”
“是吗？”
“那当然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动言论！”
“……”
“凭那五条你的身份也许从此不再是知青，而是二劳改。”
“……”
“你说话呀！怎么不再说‘是吗’了？！”
“老隋，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交代从宽，你打算交代吗？”
我点了点头。
“检举有功，你打算检举吗？”
我摇了摇头。
他丢给我一支烟。
我低头吸了几口，听他悄声这么问：“如果你交代了，罪名落实了，你怎么办？”
我抬起头，呆望他，许久才说：“听天由命。”
“交代了，当然是态度老实的表现，但那也莫如根本什么反动言论都没说过。”
“可惜我说过。”
“我怎么觉得一句也不像会从你晓声嘴里说出来的呢？”
我不禁地又抬起头呆望他。
“难道你会散布那些反动言论吗？”
“……”
“你呆瞪着我干什么！如果你委屈，如果你们都委屈，如果你们都被诬陷了，为什么又都不找我替自己辩护？！”
我终于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大叫：“我冤枉！我什么反动言论都没说过！我可以指出十个证人来的！”
他恼怒地拍了桌子：“你冤枉冲我叫什么！你冤枉你要白纸黑字写下来！你们若都任人冤枉，我有什么办法？！”
我二话不说，起身便走。
于是在他找我谈过话后，那些已经被找过的，以及尚未被找过的，都到他的房间，乱哄哄大喊大叫，有的还硬挤出眼泪，强烈要求揪出写所谓检举信对大家进行集体“诬陷”的家伙。众人互为作证，都说根本没听任何人说过哪怕一句稍微带点儿反动意味儿的言论。于是人人清白，人人都有权愤怒，似乎检举信上的一切反动言论，都是那个不敢挺身而出的检举者捏造的了……
又隔了一天，老隋当众宣读了一份他准备向兵团政治部汇报的调查结果。内容大意——经逐个找学员讯问，检举信中所列几十条反动言论，皆无人证，无实据，也未能查清匿名检举者究竟是哪一名学员，虽反复动员，并无第二名检举者。故可作如此分析——检举信纯系某学员出于某种阴暗心理所为，所谓反动言论亦纯系凭空捏造，不可据以指罪于好人，殃及于无辜……
他宣读完了，气氛是一片死寂。不知为什么，人人都低着头，谁也不抬头望他。我想大家肯定和我一样，既感激他，又替他担着份儿心。
“我希望，以后，在我们的文学创作班上，永远，都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我宣布明天此届创作班解散！各回各的连队！我为大家作的鉴定已经写好了，都在我的房间里，走前都别忘了带着……”
当大家纷纷抬起头，他已不在我们面前了，不留下吃午饭，也没跟任何人单独说句告别的话，就那么走了……
我和几名学员追出去，追上了他。
我说：“老隋，你的汇报……那……那能行吗？”
他瞪了我一眼，什么都不说，继续往前急走……
一名学员说：“老隋，你一定知道那检举信是谁写的！你肯定知道！告诉我！我们要好好教训王八蛋一顿！……”
他瞪了那学员一眼，仍什么都不说，只管大步往前走……
“老隋，给你添麻烦了！……”
不知谁这么说了一句，声音哽咽。老隋停住脚步，缓缓转身，以特别忧郁的目光望向我们，他似乎想通过那一刻判断出是谁说的那句话，更似乎是想借机大骂我们一顿。
我们也停住脚步，也都以特别忧郁的目光望向他，等着被骂。
他却并没有骂。
他说：“如果你们再陷入这一类麻烦，我就是一心帮你们解脱，只怕也没那么大能耐了。诸位，请常常回忆去年那一届创作班，那一个夜晚，我曾对你们说过的那一番话。你们当时想听我说心里说，而我当时说的正是心里话！”
甩下都在发呆发愣的我们，他转过身去，又大步走了。才下过的一场新雪使大地一片洁白。我们望着他头也不回走远了的背影，望着他留在雪地上的深深的脚印，心中滋味万千，更多的是替他感到的忧虑。我们一直目送他的背影在公路尽头一拐消失了……
那一时刻我心中竟暗想到了两句诗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我们都觉得他此一去肯定凶多吉少，有人甚至认为，文学创作班到那一届为止了……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们猜测的那么严峻。老隋又一次凭他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应付首长们的对策和经验，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第二年创作班照例举行，但我因进山伐木未能参加。
老隋当然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学员向兵团政治部打的小报告。但是据我所知，他始终没向任何人泄露那一个学员的名字，不过后来大多数人还是猜到了是谁。因为一名他一向也很喜欢的学员，从此再也没在任何一次创作班上出现过。一向极重感情的老隋，为了他的大多数学员不再受告密行径的危害，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无情的决定。
一九七三年我又一次“祸从口出”，被从团机关逐到木材加工厂接受“思想改造”。起初我由于碍面子，在给老隋的信中谎告是“下基层长期蹲点儿”。但是半年后，由于超强度的劳动得了肝炎自己却不知道，只觉得体力日渐不支，抬大木的杠棒一压到肩上就身子打晃，膝盖发软，两脚颤颤地迈不开步子，有次险些从跳板上一头栽下来。一般而言，我从少年时期就被艰难的岁月磨砺出了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并非一个意志脆弱的可怜虫。惩罚性的命运抛掷，不那么容易征服了桀骜的性格。但是我得了肝炎的身体却很难支撑下去了，于是我向老隋发出了求救信。
半个月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竟没收到老隋的回信。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将友情、将他对我一向的关怀估计得过高了，我开始因自己在信中写下的某些乞怜的文字而感到羞耻，我决意自己拯救自己，方式是打报告申请调离兵团，回祖籍山东老家插队落户……
一天晚上，有人让我到连部去接长途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家中出了什么不幸之事，气喘吁吁忐忑不安跑到连部，万分意外地从电话那一端听出老隋熟悉的声音。电话干扰很强，听不清他都说些什么。
“老隋，我什么都听不清！”
“我、要、去、看你！……”
只听清了这么一句，显然是他远在千里外冲话筒喊着说的……
四天后的傍晚，有人通知我到团部政治处去。一进门，见老隋已坐在里边。从佳木斯兵团总部到一团，中途得在哈尔滨转一次列车。列车到北安或龚镇，也就到了东北铁路的尽头。接着要再乘七八个或十一二个小时长途汽车。仅仅四天，他已不可能以比四天更短的时间赶到一团……
我眼眶顿时湿了……
老隋当着我的面对政治部主任说：“他虽是一团知青，但也是兵团的创作员，以后关系到一名兵团总部培养多年的创作员的调动，希望预先和兵团总部打一声招呼，这也意味着对兵团总部的一种尊重……”
他说得很客气，也说得很郑重、很严肃。
政治部主任脸上的表情很尴尬、很难看，但嘴上却不得不接受意见地诺诺着……
和他离开团政治部后，在路上我问：“你怎么不回信？”
他说：“你怎么到了这种万般无奈的地步才告诉我实情？”
“反正你不给我回信就不对！”
“你使我为难到家了！叫我怎么给你回信？我是谁？我不是兵团首长！我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干事！我如果回信陈述我的为难，你会绝望。我如果向你许下大话，却帮不了你，你会感到受了欺骗！我必须在首长们高兴之时，相机而言！不经过兵团政治部的同意，我能擅自来到你们一团煞有介事地过问你的事吗？……”
“你再晚来一个月，我可能回到山东祖籍插队落户了！”
“你糊涂！我不许！那你纯粹是跟自己过不去！……”
他猛地驻足，挥着胳膊对我大吼。自从我认识他以后，他还从没这么不冷静过。
到了团招待所他的房间里，他关上门和我对望片刻，怜悯地低声说：“你瘦多了！”忽然拥抱住我，轻拍着我的背说，“放心，老隋绝不抛弃他的任何一个‘亲兵’！”
在他的安排之下，我不久被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借调期半年，每月发全额工资，另发十八元补助，加起来六十多元。钱，对我的家是极重要的；休整养病的机会，对我的身体极重要。而且，我有了半年之久的时日直接关照母亲孤掌难撑的家庭。这在当年，都是许多知青做梦也不敢梦想的！……半年后我被推荐上了大学。
如今每每回想起来，我的命运中若没老隋，不知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他，我当年可能会因几句所谓“反动言论”而成了“二劳改”。没有他，我当年可能已回山东祖籍插队落户。没有他到一团看我一次，当着兵团政治部主任的面说过那样一番至关重要的话，即使我被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推荐了，团政治部主任一句话，也会易如反掌地将我的名字从入大学的知青名额中取消掉。我常问自己，我的命运若真无老隋，我还会是作家吗？诚然，当了作家并没什么了不起。作家很多，谁都活得很疲惫，但我若不是作家，如今的命运，肯定就不是活得疲惫不疲惫的问题了。共和国大批下岗待业的人员中，几乎毫无疑问将有一个叫梁晓声的了……
所以，凡二十多年间，我一直视老隋为义兄。
所以，在我的一些自白性作品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我的这位义兄。在《从复旦到北影》中提到过他，在小说《溃疡》中提到过他，在《我与文学》中提到过他。我越来越认为，无论怎样估价他对我的命运发生的积极的影响，都不过分。
非常年代的人间真情——那一种丝毫也不沾有金钱臭味儿的心灵，那一种丝毫也不带有利益关系的色彩，那一种纯粹的男人对男人的相互关爱，那一种仅仅是被文学二字紧紧编结在一起的彼此信赖的承诺——这诸种美好的因素在当年构成的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人间真情，难道竟是可以被淡忘的吗？不，我若忘了它，我则就腐败变质了啊！……
我的大学生活和我的知青生活一样时有困境发生。三年中给老隋写信，乃是我诉说苦闷与忧愁的方式。老隋每信必复，信中常抄格言警句。或诗或词，慰我诫我，他的信给予过我许多安抚，我至今仍无一遗失地保留着。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那时兵团已经临近解体，宣传处已不再能起到什么丰富和活跃知青业余生活的作用。人心动荡，文学创作班也办不下去了。
老隋在兵团宣传处失落了他存在的意义，这对于他是空前的失落，过去是他的信温暖我的心，此时却是我的信温暖他的心了。和我曾非常需要他的信一样，他也开始非常需要我的信了。
兵团不可避免地解体了，大批大批的知青纷纷返城了。师团编制取消，又恢复了原农场总局体制。宣传部缩减，老隋这个过去最忙、自我感觉最充实的人，变成了一个最可有可无、最多余的人。一个时期他被闲“挂”了起来，自尊扫地，等待重新安排工作。
我去信怂恿他写作。起码，我认为对于他写作不失为一种排遣寂寞之事，或可由无为追求到一种有为的全新体验。
他回信坦率地说，当年他为我们充当总编审的角色，也许还算是一位有水平的好编审。若由组织者变实践者，只怕是心高手低，会使自己难堪也会使别人难堪的。我当然不肯放弃对他的期望，一如他当年从不曾放弃过对我的期望。
我又接连去信，以更大的热情调动他的冲动。说我要亲自做他的责任编辑，盼着收到他的一个电影剧本，说如果那“别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我梁晓声，而是他的好兄弟。“难堪”二字，从何谈起呢？
他的自尊防线，到底被我的诚挚突破了，来信表示他可以尝试。
两个月后，我收到他的一部电影剧本。历史题材，反映沙俄帝国残害我黑龙江地带六十八屯村民的事件。字迹清楚漂亮，格式标准，极其电影化。我郑重地提交北影文学部讨论，却因是历史题材被否定。当时北影重视现实题材。我为此大闹情绪，但人微言轻，闹情绪也没用的。无奈之下，我寄给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前辈黄宗江师长。宗江师长一星期后便复信，对剧本大加赞赏，喜欢到了心血来潮欲亲自执导的程度，信中有话——“该作者才华横溢，若有志于电影创作，将来必成大器！老朽有缘与该青年共图杰作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我给宗江师长打电话，说：“老隋并非青年，是我的文学引路人，年长我六七岁呢！”
宗江师长在电话中说：“年长你六七岁，也不过才三十六七岁嘛，那在我眼里依然是青年嘛！替我写信通知他，做好到‘八一’厂来再小改一遍剧本的准备……”
我放下电话，简直高兴得可以用“心花怒放”四字形容。当即跑到邮局，给老隋拍了封报喜的加急电报，并将宗江师长的信挂号寄给他……
然而半途中爆出一部电影《傲蕾·一兰》！老隋的剧本便成废纸一沓了！
我口中一下子生起了大泡，不知该怎么给老隋写信。我想，我的电报和宗江师长的亲笔信，一定已在农场总局引起不小的轰动，老隋也一定因此而成言论中心人物，说不定还会引起许多嫉妒……
不待我给老隋去信，他已到北京来了。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仿佛觉得自己做了一辈子都对不起他的事。
向他说明情况的时刻，至今想来，仍是使我张口结舌、浑身冒汗的时刻。
老隋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吸完一支烟，又接着吸一支烟，我也无话地陪他干坐着吸烟。
终于，他站起来说：“我的剧本，能受到黄宗江这样的前辈赞赏，已大大超过我的期望，心血也就不算白费了！”
见我仍陷在沮丧之中难以自拔，他笑了，拍拍我的肩又说：“我还没吃午饭呢！走，找个地方陪我吃午饭去！”
他根本没吃饭，只吃了些菜，却喝光了一瓶白酒，似醉非醉，话渐少了。他只言片语告诉我，已从宣传处调到了教育处。
我问：“当处长？”
他摇头。
“副处长？”
“不，还当干事。”
我心中暗暗替他不平，三十六七岁，仅从年龄上讲，还当干事也太委屈他了啊！
我脱口说道：“这不公平。”
他却说：“三十年来世上行，也曾狂傲趁浮名。我并不太在乎是处长还是干事。但……但我想你们啊！心里想极了，梦里常梦见你们……”
他情不自禁地按住我一只手，随即紧紧抓着。
我信他的话，信他一定梦里常见我们。当年文艺、文学两方知青“精英”，皆凝聚在隋字麾下，风华正茂，声动四方。当年的他，矜持自信，踌躇满志，每对人言“弟子三千，贤者七十”。虽夸张了些，但他是实实在在地拥有着夸张的资本和资格的呀！而这一切都被夹扁在历史中了。
我也情不自禁地将我的一只手按住在他那只手上，我真想安慰他几句，一时却又组织不完全一句足以使他感到安慰的话。
我们那么手按住手，心心相印地互望着。
我终于想起了两句杜甫的诗，低声说了出来：“‘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老隋，也许你现在应该这么认为——从此你倒可以获得解脱了……”
“那么，就‘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吧！”他又饮了一口酒，放下杯，手指轻轻敲点着桌面，情难自禁地唱道：“七星高照七星泡，万顷沃土万吨廒，莽林跃我肥金鹿，麦海驰你瘦铁牛……”
那是当年他亲率我和几名创作员，到一个叫“七星泡”的地方去深入生活，雪后归途坐在爬犁上信口吟出的一首诗的前四句。后来曾被谱了曲，在知青中广为传唱……
他的另一只手，仍按在我手上，也仍被我的一只手牢牢地按着……
我希望他在北京多住几日，会会他“做梦都常梦见”的当年的“部下”们。我告诉他我们其实也很想念他的，只要聚在一起，只要谈起当年，必忆起他老隋。
他欣慰地笑了，说：“那就谢谢了！”还冲我江湖人物式地抱了抱拳。
但他第二天就走了……
他在此后的来信中曾写道：“北大荒的教育几乎彻底瘫痪了。我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乏教师，只能从你们知青当年教过的学生中培养起一支教师队伍……”
他在另五封信中告知我——他已经当副处长了。他又投身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中了，而它可以重新作为他终生的事业……
第二年他由副处长晋升为处长。我却一点儿也不觉得他晋升得太快了，因为我相信他的能力在许多方面都会证明他的杰出。
大约是一九八五年，我回哈尔滨市探望父母，被几名当年的知青战友通知——某日上午到北方大厦赴宴，东道主竟是老隋。
我当然得去。
一九八五年，在哈尔滨，在北方大厦设宴，要算很上档次的了。
我所见到的隆重情形使我暗吃一惊——偌大的一间餐厅，被老隋包了下来。十几张餐桌，济济一堂围着百余人！菜肴丰盛。气氛热烈异常。每张桌上都有一瓶茅台！我见到了许多一见之下使我格外高兴的人，也见到了许多熟悉的和似曾相识的人。一九八五年身上揣着名片盒的人已经和戴手表的人一样普遍了，前后左右互相交换名片的情形，使我感到不少的人都在急不可待地让别人重新认识自己和向别人推销自己。那情形使我觉得自己和众人都是经营者似的，只不过所经营的全是自己而已。我当然被安排在老隋那桌，即首桌。而且是被安排在他的身旁，我对面坐的便是小叶，她向我自我介绍说她是老隋的秘书。她显得表面矜持而又内心里特别兴奋，脸上洋溢着和老隋一样程度的踌躇满志和自信。秘书出身的老隋自己也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这使我替他感到欣慰的同时，又本能地替他忧患。我觉得一种凶险的人生伏笔，正是从那一天起，喜气洋洋而又热热闹闹地铺垫在他的命运里了。我趁小叶身旁的人离开时，坐过去用胳膊肘碰碰她，悄问她一桌是多少钱的标准。她笑笑，低声回答：“不贵，才一千多，加上酒水一千五六打住。”以十几年前的价格而论，那该是够豪奢的标准了，十几桌总共大约要两万多。我坐回到老隋身边的座位时，情绪不免有些消沉，替老隋隐隐感到的忧患使我没法儿真正高兴起来。
那时刻老隋正擎着杯在餐厅中央发表讲话，他前边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心思听，只记得他最后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从那一天起，他就停薪留职义无反顾地“下海”了！不干出一番事业誓不为人。今后还望在座的各位多多鼎力支持，而他保证事业成功之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他许下齐天大愿说他将要设立一笔基金，少应在几百万，多应在千万，以救助当年北大荒知青中生活沦入困境的人，并且资助他们的儿女上学读书，解决他们的儿女将来谋职就业的问题……
他的话被一阵阵极热烈的掌声打断，他的朗朗演说在一片“干杯”声中结束。
于是众人随他齐唱：
今日痛饮庆功酒，
壮志未酬誓不休！
在众人眼中，仿佛他已经是一位财神，一位将造福于社会的慈善家，一位果敢进取头罩光环的偶像。我看出他在那一种气氛的包围之下，心理获得了极大极大的满足，似乎又重新找回了失落多年的精神领袖的良好感觉。
席间，他常被扯到一旁去，倾听急切的陈诉。有的谈自己的人生多么多么不如愿，有的絮叨目前还没住房的苦恼，有的说想自费出一本书却没有钱，有的声称自己拥有一项小发明但愁于没有投资……当然，还有的告诫他应该将目光投向哪方面，那样一定会迅速地发财，而且发大财。千万别涉足哪一行哪一业，那样一定吃亏上当，后果惨重……
老隋一直微笑听着，不时地点头，不时拍着对方的肩许什么愿，不时招小叶过去交代她往小本儿上记下什么……
我默默地望着，默默地吮着饮料，觉得自己是在一出什么戏剧中。一九八五年，中国到处都在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地上演着同样内容、同样场景、同样情节的戏剧。有些人不觉得累，几乎每个月都会有若干次机会在如此这般的戏剧中扮演多多益善的“大群众”角色……
席散人去，我被老隋攥着一只手引领到了他在北方大厦的房间里。
他一坐下就吩咐小叶：“快给我俩沏杯茶。我今天可真喝了不少，口干舌燥！”
小叶给我俩沏好茶后他又说：“三年多没见面了！席间顾不上和你亲热，现在咱俩从容聊聊。晓声你这一向好吗？”
我没立刻回答，眼望着茶杯说：“小叶，你先出去片刻，我想和老隋单独交谈几句。”
房间里一时静了几秒钟。
我听到老隋说：“小叶不是外人。”
我猛地抬起头瞪着小叶又说：“我想和老隋单独交谈几句！”
小叶脸倏地一红，目光寻求庇护地望着老隋，分明地，她感到受了侮辱。
老隋便向她使眼色。
她离开房间后，老隋笑问我：“今天哪儿使你不愉快？发什么无名的火啊！”
我反问：“老隋，你作出了这么重大的决定，可预先在信中半点儿也没向我透露过！”
他说：“怎么？现在，你觉得你已经有资格反过来做我的监护人了？”尽管还在微笑，但语气相当不悦。
我不理他的语气又说：“冲着咱俩的特殊关系，你老老实实地回答——哪儿来的钱‘下海’经商？”
“当然是借的。我自己哪儿来的钱作资本！”
“向什么人借的？”
“信赖我老隋能力的人还是不少的！”
“你正面回答我！”
“向总局直属某厂一位厂长朋友借的。”
“那么是公款？”
“不错，公款。”
“多少？”
“六万。”
“你靠什么向对方担保？”
“做人的信誉。”
“还有什么？”
“党票。”
“你一旦失利，党票能用来抵债？”
“可人家借钱给我，也冲我是一名党员！而且是一名党员干部！怎么，你不信赖我的能力了吗？”
“那以后想经营些什么？”
“还没考虑好，所以我今天才……”
“老隋！”我抓住他一只手，“你呀你呀！我并不打算反过来充当你的监护人！这点儿自知之明我有！我虽然对经商之道一窍不通，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报上登的那些靠几千元甚至几百元白手起家成为富豪的人和事，十之七八是编造出来的神话。掰开了揉碎了分析，都各有见不得报的玄机和奥妙。马克思的《资本论》你读过的次数比我多！你怎么一下子就敢从借来的六万元钱中花掉三分之一请一次客啊！仅剩下四万元你还能经营什么！”
他从我手中使劲挣出了他的手。他脸涨红了，站了起来，有些恼怒地瞪着我，仿佛我是个企图阻止他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小人。
“老隋，我为你担心！”
“这，用不着！明年这时候，我仍要在这里大宴宾朋！明年我的四万元，起码要变成四十万！”
我也缓缓站了起来，望着他，无话可说。
他忽然又笑了，走到我跟前，将一只手按在我肩上，亲近地说：“不愧是我好兄弟。但请别为我担心！对于箭在弦上的人，要善于激励，不要大泼冷水嘛！请问，按你的见解我现在又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他“现在”该怎么办。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对他有益的见解。总不能让他退还四万落下欠两万元债务的下场吧？我替他担心而已。
分明地，我们已没法儿再交谈下去，我也只有识趣儿地与他握手告别的份儿。
“祝你顺利。”
“你得说祝我成功！”
他不握我伸向他的手。
“那么，祝你成功。”
他这才与我握手，送我至门外，从另一房间唤出小叶，吩咐她陪我回家。
我说不必小叶陪。
小叶说：“我只能听隋总的！”他们还没注册下来一个什么公司呢，但她已经开始张口闭口很时髦地称老隋“总”了。我看出，老隋听得心里很受用。
在出租汽车上，她回答我她是一位农场老教师的女儿。刚从某师范学院毕业，不愿回农场当教师，义无反顾地要追随老隋闯人生。
我说：“多多拜托了！”
她说：“什么？”
我说：“老隋啊！他很少脱离农场的天地，不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又常常凭感觉行事，希望你在他身边多告诫他……”
她低下头，哧哧笑了，有点儿害羞的模样儿。
而我，却不觉得我的话有什么好笑的，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害羞……
以后大约半年之内，我再没见到老隋。收到过他几封信，都不太长。无非关心我的创作，关心我的身体，关心我肝病是否彻底康复。或言他经商的体会，和“下海”的感触。前者切切，后者惘惘。关心之词依然那么真挚，谈他自己的情况则每每几笔带过。
我不曾回信，因为他那几封信不落行址。他甚而在信中写明——“不必挂念不必回信，回信我收不到，因不日将与小叶别往”云云。
他也曾给我寄过保肝的新药、南方的特产，我只能从信的邮戳上，或收到的特产上判断他在南方某省某地。
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他的电报，内容是询问我可否在北京替他推销几千盘讲解中学课程的录像带。电文明确让我知道，如帮了他一次忙，他至少获利四五万。我是最无能力帮任何人推销任何东西的人，尽管我对他感恩久矣，一直誓心以报。我几乎吸了半盒烟才拟罢回复他的电文，到邮局发电报时又涂涂改改，以什么样的词句回绝都实违我心。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已变得无情无义了……
半年后我终于又见到了他。当时我正在北影文学部开会，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是到北京来联系一桩大买卖。我看出了他这半年内并未发迹起来，也估计他身上并没带多少钱，便委婉地问他愿不愿住在我的办公室。
他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说：“当然愿意！这样最好，早晚又能和你常见面了！”
我暗想，老隋呀老隋，你的高兴恐怕主要不是因为早晚又能和我常见面啊！
他每天早出晚归，其实我很少见到他。有一天我为他换床单，在枕下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怀着好奇心翻开看，记的竟全是他的扪心私语。而且全是以日记方式对小叶倾诉的私语，缠缠绵绵、凄凄婉婉、卿卿我我、悃悃悒悒。于是我窥见了一种顿时猛烈拨动我心弦的乞怜和恐慌。一种如他那样一个内心极其孤傲自负的男人，对一个和自己女儿年龄相同的女子的温爱的乞怜，以及唯怕失去她给予他的温爱的恐慌。这使我大为震愕。从此确信——一切男人的心灵的本质，其实都是多么纤嫩和脆弱。也从此明白了小叶其人，对于迷惘的疲惫不堪的老隋原来是多么重要！与她给予他的钟爱相比，我对于他的带有报恩色彩的友情，又是多么粗鄙多么不足论道！原来男人的心一旦陷入对于自己人生前景的迷惘与沮丧，只有女人的柔情才是救治的良方啊！……
后几天小叶也赶到北京来了，我一次也未见到她。我也提醒自己不过早或过晚到办公室去，以免撞见他们同在令老隋感到窘迫。但是我知道她肯定已经匆匆赶来在他身边给他温暖给他慰藉了。一个房间仅一个男人住着还是一个男人和一女人同住，这一点其实并不难看出。我想肯定是老隋拍电报或打长途电话哀求她快来到他身边的。我只是不忘白天往办公室送开水……
文学部的领导人有次拦住我：“晓声，保卫处的同志反映，你的办公室住生人了？”
我说：“是的。”
“谁？”
“我哥。”
“你……不是只有……一个哥哥吗？”
我突然大发其火，吼道：“除了一个住精神病院的哥哥，我就再不许有堂哥表哥了吗？”
文学部的领导怔了怔，赶紧解释：“别生气，你别生气。我只不过就是随便问问嘛……保卫处的同志有反映，我才不得不问问嘛！还同时……住着一个女的吧？”
“那是我表嫂！”
“好好好，不问了，住吧住吧！……”
那一时刻，我内心里觉得万分地对不起另一个女人。以前我给老隋写信时，总少不了有几句是写给那个女人的……
两天后，老隋和小叶都走了。办公室的桌上，留下了老隋写在一页纸上的几句话：“晓声，谢谢了。那桩大买卖没联系成，无心与你面别了。我发展颇不顺，以后有出头之日，深情定当后报！”
我拿着那页纸，呆呆地瞧着，许久放不下它……
不久我听说他回东北农场总局了，听说领导责令他写检讨。听说他拒绝写检讨。听说他被开除了公职，也被开除党籍。听说他的家庭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不久的不久，我收到他的信，是从南方寄来的。信中说他辞职了，终于成了一个彻底的“自由人”。说也好，从此无羁无绊无拖无累，无家无产，唯一红颜知己相伴，倒也落得可在人生路上潇洒走一回了！……
于是我明白，他家庭破裂了，也竟是真的了……
去年中秋之前老隋又到北京来谈“大事”，又因囊中窘迫住我家里。分明地，他并未因成了一个无羁绊无拖累的“自由人”，而变得多么潇洒起来。据我看，绝不比一个有妻有家有单位有工作的人活得潇洒，相反，感到他是比任何时候都活得累了，他两鬓的白发明显地增多了。他打开他的皮箱时，我瞥见里边有一瓶可以滴在梳子上达到染发目的那种染发水儿。他眼中每每聚现的浮躁、迷惘和颓唐、悲观、空虚，也比我前几次见到他时更凝重了，仿佛是一层时隐时现的云翳。我觉得衰老已经开始紧紧地粘上他了……
往事悠悠，往事悠悠。
那一天他很早就回到我家里了，进门后一言不发。刚坐下便吸烟，他沮丧遭辱的神情之下掩盖着羞恼的激动。我觉得他是受到方式很轻佻、打击很严重的伤害了，我觉得他是在外边丢失掉了最后的自尊了。
我谨慎地问：“见到他们了？”
他的头往沙发靠背一仰，两眼望着屋顶简短地说：“见到了。”
“事情的进展怎么样？”
“我……太天真啊！……”
“说说。”
“不，不想说……”
我望了他片刻，缓缓转身离开了，走到另一间小屋里，我站在窗前望隔街的古墟，也不禁地感到心事浩茫，惆怅深远。
一会儿，他默默地来到小屋里。
“给你存折。我没取钱。”
“他们……不赏你面子？”
“不，是他们不配我请他们。这三百元也没花，我兜里还有零钱，是乘公共汽车回来的。”他又将我给他那三百元塞向我手。
我将我那只手背到身后，婉转地说：“算我借给你的。”
他犹豫几秒钟，认真地说：“那么，我以后一定还你。”庄重地将钱揣入西服内兜。
我说：“草木又开始变颜色了。”
他说：“是啊。”
我说：“快到中秋了。”
他说：“是啊。”
我又说：“也快到你的生日了。”
他的目光从窗外收回，不情愿似的转向我，凝视在我脸上。
“是啊。”
他语调有些悲凉。
他三句“是啊”，也令我的心情有些悲凉。
我转身去拿来一盒月饼，打开首先递给他一块。
他摇头道：“不想吃。”
我说：“吃吧。权当你陪我提前过中秋，我陪你提前过生日。”
他这才接过去。
我坐床沿，他坐椅子，我俩目光都凝神望着元大都城垣的古墟，望着秋日的阳光下葳蕤凄凄的老草、叶子肥大而静止的树，以及一片片开得热热闹闹的喇叭花、一簇簇开得格外悦目的金灿灿的六瓣黄花，比赛沉默似的吃光了各自手中的月饼。
接着，我们先后吸烟。谁也不看谁，像两个八十多岁的相陪着望窗景的老头儿。
他终于耐不住寂寞地开口问：“你怎么一言不发？”
我说：“好，我现在要开始说话了。我说时，希望你能耐心地听着，别打断我。”
他忧郁地一笑。
我说：“老隋，咱们梦该醒了。再不醒就为时太晚了，来不及了啊！不当富豪又怎样？不当老板又怎样？有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不求有权有车，但求有个精神寄托；有份不多不少的收入，不求高档消费，但求丰衣足食；有个能歇体养心的家，不求是个安乐窝，但求是人生最后的停泊地。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真的已使你非常憎恶、非常鄙夷、非常不甘心了吗？……”
我有意一开始就说“咱们”，仿佛我自己是他的一个经商合伙，仿佛我是在和他讨论我俩今后共同的选择，为的是使他不至于感到我仅仅是在“三娘教子”般地训导他。
他缓缓地又将脸转向了窗外。
“只要你同意，我出一部分钱，再向当年的兵团好友借一部分钱，咱们兑个小饭馆儿怎样？你跑采购，让小叶主内。我看小叶挺行的，准会把小饭馆儿经营得红红火火的……”
我绘声绘色地诱劝着。
“我每天为一个小饭馆儿蹬着三轮平板车买菜买肉？”
“以后积攒下一笔钱，可以买辆三轮小货车嘛！”
“有意思！我老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开辆三轮小货车？是叫绿蚂蚱的那一种吧？就算我愿意，小叶她不顾父母反对，坎坎坷坷地伴随我，最后就落上当小饭馆儿老板娘的结局？”
“……”
“那我对得起她吗？”
“要不调动咱们当年兵团好友的社会关系，求他们介绍小叶到某公司去，而我全力推荐你到出版社去当一名编辑！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如果达到一千五，在北京也就属于中等水平了！……”
“你……推荐我吗？”
我意识到，我由于用词不当，已然深深地戳伤了他那变得越来越敏感也越来越脆弱的自尊心。
“我再也不允许我当初的秘书，现在实际上已经是我的女人……的女人，去给别的当老板的男人当秘书，更不许她到什么藏污纳垢的公司去当打工妹！我宁可饿死！宁可我们双双饿死！……”
我怔怔瞪他，半晌说不出话。一时难以理解他为什么不说小叶是“已经是我妻子的女人”，而非要说“已经是我的女人的女人”，难道他需要的只是女人，不再是妻子吗？
是的，我已渐渐开始对他感到陌生了。而他的想法，仿佛一个无形的巨人，一掌将我击出老远老远。我觉得我站着未动，被击出老远老远的只不过是他。于是我们之间一下子隔开一段必须被承认的时空，它几乎等于二十余年！我们两个北方人，两个曾经有过兄弟般亲情的男人，其实早已不剩多少共同语言了！
我将目光望向窗外，沉默良久，一转身想离开。
“你不愿理我了？”
“老隋，我不知道再跟你说什么好。”
“那么就听我说。”
“……”
“你坐下。”
“……”
“你坐下。”
他将我按坐在椅子上，而他自己仍站着。他背朝我，将目光望向窗外，沉默起来。
“你如果其实并不想对我说什么，我要发信去了！”
连我自己都感到，我的语调冷冰冰的。
“你听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十年三千六百五十多天。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我登四层以上的楼梯已经开始感到气喘吁吁了。我的心脏已经有毛病了，我去年尿检化验曾出现过三个加号。往乐观了估计，了不起能再活二十年，也就是能再活七千多天。才七千多天啊！就算侥幸活到八十几岁，也不过再活一万多天。精确地计算一下，每隔四年一个闰年。闰年的二月是二十九天，三十年内也不过只多出七天，算白捡。而从六十岁以后的七千多天，活着究竟又能活出点儿什么大意思呢？六年以后我就六十岁了，我的时间其实无多了。我还能活出点儿滋味儿的日子，其实只剩两千多天了……”
我第一次听人当面以简单而又运算正确的数学的方式，提示我对人生应有更实际的一种态度。
那时刻隔街古墟上的阳光已开始暗了，一天正在不易令人觉察地过去。我不禁转脸看了一眼桌上的表，仿佛听到一种使我足以心惊肉跳神经紧张的嘀嗒之声，而实际上那表是不发出弦声的。表被一个双膝跪着的，裸体的铜女姿势优美地当胸捧着。“她”是我的喜爱之一，以前我伏案写作，常习惯于欣赏着“她”凝思。听了老隋的话，我似乎觉得“她”是妖女变的，正是用那个双手捧着的、带着指针的东西，一天天在我不知不觉中将我的生命一秒钟也不停止地吸入进去……
“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坐在一辆疾驶着的车上。目标是确定了的，车速也是绝不会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每一棵从车旁闪过的树，都是我的一个日子。每一根从车旁闪过的水泥电线杆，都是我一个月份。每一块从车旁闪过的里程碑，都是我的一个年头。我的日子、我的月份、我的年头，不停地朝后闪，闪了便永远不再属我拥有。我以任何方式在任何一地都绝无可能再重新找回它们！哪怕是它们的某些碎片、某些残骸或某些浮光掠影！可我老隋仅有六个有价年头了！……”
“什么年头？……”
“有价！价值的价！六十岁以后，我是老板了又怎么样？是富豪了又怎么样？有了一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事业又怎么样？有了花不完的钱又怎么样？我想要实现的，必须在这六年里实现！只能在这六年里实现！……”
“你对金钱，有很大的需求？”
“我？我个人对金钱会有什么大的需求？难道你开始把我看成一个享乐主义者了吗？”
“你过去不是。”
“我现在也不是！但总得争取在六十岁之前再重新做一个让别人看得起的人吧？我还能够实现别的什么目标让别人看得起？我连再当一个小小的处长的资本和可能性都根本没有了！我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
“就是要实现当老板的梦想？”
“别人能使梦想成真，我为什么不能？”
“那样你就会重新寻找到了以前的自信和自尊？”
“还可以慷慨地去救助别人！”
“还可以慷慨地大摆宴席！像当年在北方大厦那样宾朋满座对不对？还可以在某一个人际圈子里，被奉迎，被取悦，重新扮演一个教父式的角色，对不对？”
他猛地一转身，迈着大步离开了小房间，走入到大房间，坐在沙发上，抓起烟盒又一口接一口地吸烟。
我没跟随到大房间去，我甚至不敢朝大房望一眼。
一会儿，他手夹着烟走回到小房间来了。
“晓声，我请你看着我！我现在毕竟还算是你的一位客人！在你家里，跟你说话，你如果连看我都不看我，你叫我内心里怎么想？那你还不如干脆赶我走！”
我将脸转向了他，默默地注视着他的脸，想用微笑缓解一下气氛，却作不出笑样。
“就算你刚才将我头脑里的想法全说着了，那种想法究竟又有什么不好？难道我那些想法可耻吗？如今的社会，不是只有老板们才被视为当代英雄才受宠被敬吗？”
他夹烟的手在发抖，他的脸红得近乎发紫。我明白，我那一天是将他刺伤到极点了。
但是我觉得，有些话，有些我憋在心里早就想对他说的话，我认为是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
“你那些想法没什么不好，也绝对不可耻。如今的社会，也差不多就快变成你说的那样了！但你，无特权、无背景、无遗产、无专利、无名气、无专长，甚至连一赏识你的人都没遇到过，你凭什么非幻想着……”
他打断我的话，挥了下夹烟那只手，悻悻地大声说：“我遇到过！遇到过赏识我的人！我的人生差一点儿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我并不认为在以后的六年里，我的人生就再也没有戏剧因素了！……”
一截烟灰，被他手臂那一挥落在我身上。
“对不起……”
他推开窗，将指间吸短了的烟弹了出去。
我说：“老隋，这也值得你在我家里对我说对不起？”
他愣了愣，往脑后抚了一下头发，表情不自然地笑了。
他情绪渐渐平定了以后告诉我——他曾结识过一位香港富孀，比他大七岁，六十多了。她就对他极为赏识，有心成全他的志向，让他做代理人，在大陆投资几千万，但有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只有一个先决条件……
“你怎么竟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我不免替他遗憾起来。尽管我不认为做几千万投资的代理人乃是多么了不起的大幸运，但对老隋，太是扭转落魄命运的机会了啊！
“我没答应她那个先决条件。”
他声音低得像一个做了大错事的孩子。他的眼睛在镜片后眯了起来，他又将脸转向了窗外。那时外面的阳光已完全黯淡了，天虽然还没黑，却已经没有一小时前的明媚了。
我不禁又联想到了他关于生命的算术式，叹了口气。
“你不替我感到后悔吗？”
“替你感到后悔。老隋，我认为你很蠢，很愚，起码在这件事上如此。如果我是你，只要不是要求我犯法作恶的条件，不管再是其他的什么条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的，何况人家只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都不讲的话，中国人多得是，有能力的中国人也多得是，何必非你莫属呢？”
“那先决条件是——我不许再和任何女人结婚。”
“竟是……这样？……”
“我曾连续几晚睡不着觉……”
“那么，是她自己想嫁给你，做你的老妻？”
“天真！正式婚姻牵扯遗产，她怎么会嫁给我呢？”
我明白了，我因自己的刨根问底，脸红了。
“那我不但成为一名高级打工仔，而且成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的大陆面首了！我如果答应了，对得起小叶吗？”
“她知道这件事？”
“知道。”
“她当时什么态度？”
“她给我自己作出决定的权利。”
“你决定了以后呢？”
“我对小叶说——机会对我固然重要，但是她对我更重要。如果不能和她长相厮守，什么样的机会对我都没有了魅力。她当时感动得哭了。”
我也被感动了，觉得他又是那么可亲可爱可敬了。
“现在，你还替我后悔吗？”
我摇了摇头。
“我也不单单像你想的那样，无所归依四处漂泊，梦想成为老板纯粹是为了获得别人的尊敬，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不完全是那样。如今，别人怎么看待我，我已经不太在乎了，但我要对小叶负责任啊！她追随我离开北大荒时，刚刚二十一岁啊！她不是想成为一个靠租别人的门面开店的小老板娘啊！她对我老隋所抱的指望我不说你也是应该明白的啊！如果我使她对我的指望成为泡影，我老隋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我也要对我的儿子和女儿负责任啊！他们爱我敬我一如从前，始终以我为他们的精神支柱，无论我这个父亲沦落到什么地步，他们都认为只不过是暂时的，都不曾对我这个父亲灰心丧气过，都坚信总有一天，他们的父亲能出人头地，能使他们在别的同龄人面前毫无自卑感。我不为他们在六十岁前再创一次人生的辉煌，我对得起他们吗？我还有一份儿心愿，希望有一天能赠给你嫂子几十万元钱。尽管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我觉得她仍是我一个至亲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我老隋最对不起的，那就是她了。我还希望自己能报答一切帮助我老隋的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才应该是一个标准男人的原则。如果我连这么一种男人的起码的原则都恪守不了，我老隋还莫不如趁早自我了结算了！”
我见他脸上已有闪闪的一滴泪在缓淌着了。他一大番自白式的话语，听得我愀然又肃然。他仿佛是为了进行自我辩护才说的，也仿佛是由于释放内心苦闷的本能才说的。仿佛在窗外，在元大都城垣的古墟上，正站立着他的小叶，他的儿女，还有他的前妻，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都感动得泪盈满眶似的。仿佛站立在古墟上的还不止他们四个人，还有许许多多熟悉他认识他的男人女人。他的话也分明是对一切从前极其尊敬他，而现在怜悯他、疏远他、冷淡他甚至轻视他的人说的。而他的眼泪正是在对他们说最后那一段话时从眼中淌下来的。虽然他们的存在只不过是他一时的想象。那时刻古墟之上其实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羽孤零零的风筝，寂寞地飘在古墟上空，连小街上也没有一个人走过……
我低声说：“老隋，我……”
我心里想说的是——老隋啊，你没把我也归到你希望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那些人中去吧？老隋啊，其实我心里只有向你报恩的意愿，而毫无再希望你回报的念头啊！与你当年对我的扶持和庇护、帮助相比，我如今偶尔接待你、留宿你、硬塞给你只够买烟只够“打的”的钱，连涌泉之恩滴水相报都谈不上的啊！
其实我多么想也“涌泉相报”呢！他从前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和作用，也绝非“滴水之恩”啊！我一向视那恩、那情、那义重如泰山的呀！但他如今的“志向”太大了，大得完全超出我能助一臂之力的程度！它大得我也只有袖手旁观了。他的自白，使我暗暗下决心，以后再也不规劝他了。如果说在那一天以前，我还希望自己的一番苦口婆心能影响他，能让他回归到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上来的话，那么那一天以后，我若还死抱着以前的愿望不放，也就真如他说的，未免也太“天真”了……
这么许多层的意思，我当时根本理不出个头绪。根本不知该先说哪一层意思，后说哪一层意思。更不知哪一层意思是当时对他说也无妨的，哪一层意思当时若说了，又会伤害了他已经非常之脆弱变得格外敏感的自尊心……
他那一番自白搅得我思绪纷乱。
他转脸看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目光是看透到我内心去了，他脸上那种伪装平静的表情仿佛在无言地告诉我：我对你梁晓声，也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我老隋决不能活到让你也可怜我的份儿上！……
我觉得他的目光似乎带有一股很强大的冲击力，也一下子就把我冲击开了。连同我坐着的椅子，我似乎已是在很遥远很遥远的什么地方望着他了。而面前的他，似乎也是在很遥远很遥远的什么地方注视着我。我们之间的遥远感，使我不禁暗想——在现今这个时代，两个曾经亲如兄弟的男人，哪怕根本不发生任何利益冲突，要变得十分陌生视同路人，可能也是非常容易的事，甚至可能是自然的事。
他摘下眼镜，用一根手指，仅仅用一根手指抹了一下他眼角的泪痕……
“家里有什么眼药水吗？近来我常流泪，可能患砂眼了！”
他语调极平淡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有！我现在就给你找……”
我赶紧起身离开，内心顿生莫名的委屈和伤感，很怕自己也流下泪来……
他当夜就要离开我家。我不让他走，强留他住了一夜。但第二天一早无论我说什么也留不住他了，他说他想小叶，说他从没这么归心似箭地想过小叶。
虽然他归心似箭，却不许我给他买机票，说只要有一张当天的火车票就多谢了。我说我是没办法买到一张当天的卧铺票的。他说他根本就没想坐卧铺。说既然能坐硬座从南方到北京来，也就能坐硬座从北京回到南方去！言下之意是——我只需要帮助，并不需要救济！他甚至严厉地阻止我送他下楼。
他提前三个小时就离开了我家。我猜他一定都舍不得钱坐出租车。我站在家门外，听他下楼去的脚步声渐逝。他来时拎着几乎空空如也的旧皮箱，回去时依然几乎空空如也。只不过多了一条我送给他的烟。他就那么归心似箭地走了。仿佛南方不但有他的红颜知己小叶，还有他的家，他听惯了的乡音，他的一番事业似的。其实南方除了他的小叶，再也没有属于他的别的什么了……
中秋一过，天渐凉了。转眼就到了年底，也就到了那一年北京最寒冷的日子。
十二月最后几天中的某一天，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半以后，妻碰碰我问：“听到了吗？”
我说：“听到了。”
我和妻都已躺在床上了。楼道里两个人抬着什么重物似的脚步声，从一层至二层，一级级楼梯地传上来。在三楼的最初几级楼梯那儿，脚步声停止了一会儿。分明两个人太累了，不得不歇歇。
妻说：“楼上谁家人这么晚了才回来，还往家里搬东西！”
我说：“大概厂里出外景的人回来了，也许带回了服装箱之类的东西吧？”
脚步声一级级踏上三楼，不再往楼上去了。
妻说：“好像站在咱们家门外了！”
我说：“不是好像……”我不由得披衣坐了起来。
片刻，听到了几下敲门声，很轻，很轻，轻得似乎成心不打算让主人听到。
妻大声喝问：“谁？”
门外却又没人应。
妻困惑地看我，神色有点儿不安。我心里比她还困惑，只不过并不紧张。我猜测准是什么走投无路的外地人找到我家来求助了；或编出走投无路的故事的骗子，找到我家来行骗了。这两类陌生的外地人都进入过我家，结果往往应了那句话——请神容易，送神难。最起码得留住两天，给几百元钱，或往派出所打电话……
又听到几下敲门声，依然很轻，很轻。
我下了床，趿着拖鞋走到门口，低问：“谁呀？”
“我……”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是谁？”
“你开门了就知道了……”
那女人竟在门外哭了。
我又说：“你不说清楚自己是谁，不说明来意，我不会给你开门的！”
“我……是小叶……”
“哪个小叶？我不认识什么小叶……”
“我是……还有老隋……”
那女人竭力抑制着的哭声，在静静的夜晚听来，是那么绝望。而且，那么悲辱。
我立刻明白门外是谁了，急忙扯亮灯，开了门——果然是老隋和小叶。
老隋显然喝醉了，衣服上、裤子上、鞋上，尽是被冻住的呕吐的秽物。他的脸青白青白的，双唇紫黑，可能由于冷，加上吐和醉，仿佛刚被救上来的溺水者。他穿得太单薄了，一件衬衣，一件毛背心。外穿着一件西服而已。这么一身，在北京寒冷的十二月底的夜晚，如果缩在外边哪儿不活动，第二天早晨非被冻僵了不可。所幸他身上还披着件呢大衣，那分明是小叶的。瘦得他根本没法儿穿上，只能将一只胳膊伸入一条袖子半披着。他已根本站立不稳，身体斜靠在小叶怀里，并且不住地往下瘫着。
小叶则紧靠在墙上，两臂从老隋腋下伸向前，双手扣抱住他，使他不至于瘫倒在地。小叶穿得也不多，脸和手都冻得通红，长发被夜晚的寒风吹得散乱。她紧咬下唇，早已是泪流满面，无声哭泣得几乎喘不过气的样子。
我看她再坚持一会儿，就抱不住老隋了，非一块儿瘫倒在地不可，而老隋，紧闭双眼，口中不停地喃喃着：“我心里烧痛，难受，我难受……我得躺下睡……”呢大衣的绝大部分，其实并没能披住在身上，而是拖落于地，被他肮脏的鞋踩住一只袖子。
我帮小叶将老隋扶进门，扶进窗对着元大都城垣废墟的小房间，扶倒在我平时睡午觉的单人硬床上。这时妻也从卧室过来了。她万分惊愕地望着老隋，继而狐疑地望小叶，她第一次见到小叶。小叶转过身去，双手捂脸，又哭出了声。
小叶随我来到大房间，刚欲开口说什么，被我用手势制止了。
我说：“你坐下，先镇定一会儿。”
小叶拘束地在沙发一角坐下，仍流泪不止。
妻去用热水绞了一条毛巾回来递给小叶，小叶擦过脸后，妻已替她冲了一杯奶放在茶几上。
妻对她说：“别哭了，心里也别急了。喝完这杯奶再慢慢讲，不是已经到家了嘛！”
小叶喝完那杯奶，情绪镇定了许多，却依然满面羞愧。
我说：“现在讲讲吧！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小叶说：“梁兄，嫂子，一言难尽……我真是一言难尽啊！他……他快把我的心都拖垮了啊！”
她眼中又涌出了泪，用毛巾捂上了脸。
据小叶说——老隋中秋之前从北京回到南方，回到她身旁后，情绪变得极其低落。又低落又恶劣，性情也变得极易暴躁，反复无常。他更难找到事干，也不许小叶找事干。而小叶一旦无事可干，整日厮守着他，二人也就陷入无处栖身、衣食不保的绝境了……
“你不是在珠海一家公司里工作的吗？”
“我……梁兄，嫂子，这事我小叶就不讲了……一讲起来，我一头撞死的心都有啊！”
“你讲，我需要知道。”
“我在珠海的公司里干得挺顺心的。老板对我也不错，工资较高，每月三千多呢！我每月寄他一千五，这样他在海南的吃住就不成问题了。我在海南结交了一位承包中档宾馆的朋友，人家看在我的情面上，白提供给他一个小房间住，可他一封封信里，无端抱怨住在那儿等于寄人篱下，等于是被变相收容，整日遭人白眼，被人瞧不起等等。那房间是很小，才九平方米多，只一张单人床、一张旧桌子，也缺少阳光，原来是供值班警卫夜宿的房间。可即使这样的房间，又有几家宾馆肯白让咱们住啊！出入体面的宾馆，就我每月寄给他那一千五，够住几天的呀？那他还吃饭不吃饭啊！我想每月再多寄钱给他，我也办不到啊！那当然等于寄人篱下，也可以说是被变相收容，可已经沦落到这一种地步了，心里不承受又能怎么办呢？至于遭人白眼，被人瞧不起，那纯粹是由于他过分敏感，也过分多疑。结果他的疑心病越来越重，竟发展到怀疑我和人家有不正当关系的地步！……”
小叶声泪俱下。
妻又为她去用热水浣了一次毛巾。
我说：“吸支烟吧！”递给她一支烟。
她摇摇头。
我断定她会吸烟。我想，伴随着老隋颠沛流离的女子，居然烟酒不沾的话，那就是咄咄怪事了。
我固执地又朝她一递，她这才无言地接了，而我也默默吸起烟来。
我吸了两口烟后，直言直语地问：“那么，你和你那位朋友的关系，是否毫无可让老隋指责之处呢？”
妻谴责地瞪了我一眼，我转脸不睬。
小叶立即辩道：“没有！天地良心，绝对没有！梁兄，嫂子，这么多年来，打我小叶主意的男人不少，但我在这一点上是对得起他老隋的！可他……他找茬儿和我那朋友吵了一回，斥骂人家乘人之危，结果被人家赶出了宾馆。他把自己搞到无处栖身的地步，又到珠海去找我！找到了我，怀疑我成了我老板的情妇，又跟我老板大闹了一通，结果，闹得我在那家公司也没法继续干下去了……”
“小叶，你和老隋……这么多年了，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同样的问题，我也曾当面问过老隋。他虽然支吾搪塞，没正面回答过我，但我看出，他何尝不愿和小叶早日结为法律上的夫妻呢？
小叶怔怔地望我几秒钟，垂下了头，用烟占住了她的嘴。
“如果你们结婚了，他……是不是就会对你没有那么大的疑心了呢？”
“他在这么一种地步里，我……我怎么跟他结婚啊？”
“可他，是为你离婚的啊！”
“可我，也是为他才迟迟没结婚的啊！否则，我早过上了另一种生活了！……”
“后悔了？”我替老隋预感到了一种极大的危机的存在，这种危机已经明显得只有傻瓜才看不出来了。
小叶又不说什么了，又低下头吸烟了。
妻子忍不住从旁嘟哝：“你都问些什么呀！你有什么权力问人家这些呀！深更半夜的，快问点儿当下的事吧！”
我强装一笑，连说：“对对，问当下的事，你和老隋，这次一块儿到北京……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是他逼我一块儿来的！……他……他像绑架似的，逼迫我和他一块儿上了火车！他对以后绝望了，要回东北他出生的那个农村去当农民！要我陪他死心塌地做农妇！……”
我明白了——他们是在北京转车。
“你们到北京就吵架了？”
“嗯。在车上也吵过。”
“因为吵架，他才喝醉了？”
“嗯。我苦苦劝他别喝那么多，我答应陪他回东北当农妇，就差没在小饭店里当众给他跪下了！可他……他像怀着对我的深仇大恨似的，非把自己灌醉不可！幸亏我的小本儿上也有你家的住址，要不然我们今晚只能在火车站过夜了！可那……那……他醉成那样，多丢人啊！万一他借着酒劲儿对我发疯发狂我怎么办啊！……”
“他的脾气，是不是上次从北京回南方以后变坏的？”
“是……”
“那件事，你知道吗？”
“他来前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回去了我才知道。如果我预先知道不会让他到北京来，那是几个对我居心不良的男人设下的圈套，耍弄了他一场！他们因为在我身上几次都占不到什么便宜，就报复在他身上，什么一笔大生意，只有傻瓜才听不出破绽，才信他们，可他这么个有头脑的人，有时变得也和傻瓜差不多……”
我觉得再也没什么可问的了……
小叶当晚睡在沙发上，盖一条毛毯和她的大衣。
我和妻重新躺在床上后，妻问：“你怎么看？”
我没好气地反问：“什么怎么看！”
妻说：“他们的关系呀？！”
我说：“明摆着，山穷水尽。”
妻说：“所以我才问你怎么看！”
我叹息一声，以一种有“有心救楚，无力回天”的口吻说：“老隋实在太值得我们同情了！”
妻却说：“小叶也实在太值得我同情了！”
第二天清晨我还没起床，便听到了妻和小叶二人互不妥协的话语。
一个说：“小叶，你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一个说：“嫂子，我非走不可！夫妻还可以离婚分手呢，何况我们不是夫妻！”
“你就这么离开他的话，他将来可怎么办？”
“如果我今天还不忍离开他，我将来怎么办？”
我匆忙穿上衣服走到门厅，见小叶已穿着她的大衣了，一只手已拉在门把手上了，而妻子扯着她的另一只胳膊。
小房间里，传出老隋高一声低一声酣睡难醒的呼噜。
妻一见我，着急地说：“小叶想一走了之！”
小叶一见我，放开了门把手，以央求的目光望着我。
我对妻说：“你别拽住她。”
妻犹豫地放开了小叶的胳膊。
小叶忽然双膝一曲，意欲跪下。
妻赶紧扶住她。
我说：“小叶，你可以走。我们是没权力留住你不许你走的，但你起码得告诉我，我该如何跟老隋说？”
她说：“随你们便……你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她显出一副坚定不移、无论我们怎么对老隋说她都不在乎的样子。
我说：“正因为我们根本不知该怎么对他说，才要求你留下一句话。”
她低下头想了想，头也不抬地说：“就对他说，我走了，再也不可能陪伴他颠沛流离了！”
“还有……就是请他原谅我……千万别……恨我……”
她抬起了头，满眼泪水。
妻将门敞开了。她望着小叶也满眼泪水。我不知道她那泪水究竟是为老隋盈眶，抑或是为小叶而涌。
不知为什么，我那一时刻倒异乎寻常地平静。不是故作平静，而是觉得既没什么可替他人感动的，也没什么可替他人激动的了。那一时刻我竟心定如死水。
我望着小叶说：“小叶，那么咱们再见了！”
小叶两眼泪水刷地便流下来了。
“梁兄，嫂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她说完这句话，将头一低，猛转身冲出门去。
妻也要随着往外跑，我横身门口，拦住了妻。
妻说：“我们怎么能都不送送她！”
我说：“又何必使她更加难受呢！”
小叶奔下去的脚步声急急促促，如同仓皇而逃。仿佛唯恐我们追上她，再将她拖回来。我心里想着她讲给我和妻听的那些事，开始觉得老隋对她的怀疑，未见得全都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但是我和妻一样，非但不嫌恶她，不诅咒她的离去，而竟也有几分同情于她了。我进而又想，即使她真曾以她的容貌她的身体与某些男人交换过什么，那交换的动机和目的，未必就完全没有替老隋作出牺牲和奉献的成分啊！……
“小叶，小叶我口渴，给我倒杯水来，我这是在哪儿啊！”
我闻声沏了一杯淡茶，双手捧着走到他跟前。
“晓声！……我……我又是在你家里了吗？……”
我说：“对，你又是在我家了。”
他醉睡了十余个小时，脸面有些浮肿，双眼网着血丝。他真的已经开始变得苍老，不再器宇轩昂，不再相貌堂堂了。
一副羞容窘色，渐渐展开在他脸上。他接过杯，饮了两口，郁郁地问：“小叶没冻病吧？”
我摇摇头。
他放下心来，自言自语：“她没有病就好。我记得她昨晚是把大衣脱下给我披着了……”
我说：“对。我昨晚见到你们时，你是披着她的大衣。”
他又自言自语：“我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她了，只有一位红颜知己了！”
他接着以极亲昵的语调唤道：“小叶，叶子，叶子你过来一下啊！……”
我说：“老隋，她走了。”
他似乎没听明白我的话，愣了片刻，懵懂地问：“走了？干什么去了？上哪儿去了？……”
我低声说：“老隋，她离开你了。”
他似乎还没听明白我的话，表情更懵懂了。
我只得又说：“你也许很难再见到她了！”
“……我不信……”
“真的！她让我转告你，再也不可能陪你颠沛流离了。”
“不，不，小叶！叶子！……”
“她还让我转告你，请你原谅她，千万别恨她……”
“你骗我！……”
“我没骗你。”
他的嘴张了张，却再也没能说出一个字。并且，渐渐地越张越大，大到无法想象，大到了难看的地步。他似乎要发出狂喊，似乎要发出狂笑，似乎要像一个在天色将黑之际，在荒无人烟的山野中，一转身不见了刚刚还在身旁的父母，意识到被忍心又狠心的父母丢弃了的孩子那般哇哇大哭起来……
他咽部艰滞地蠕动了一下。
杯子从他手中掉在被上，茶水湿了一大片被。他身子摇晃了一下，仰倒下去了，杯子一滚，我没来得及接住，落在地上，碎了。
他身子往下一缩，双手往上一扯被子，蒙住了头。被子蒙住他头之前，我见他的嘴张得仍是那么大……
只有他的手指露在被外。他的双手，将被边抓得那么紧那么紧，紧得连骨节都要绽破皮肤似的，紧得谁想使之与被子分开都不可能似的。
被子底下发出了某种被牙关顽强地封锁住的古怪声音。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男人想要哭喊却又竭尽全力不使自己真的哭喊出来的强压硬抑住的哽咽，一种令我听来心颤不已的哽咽……
他病在我家里整整三天！
三天后他高烧微退，能缓慢地迈着虚浮不稳的步子行走了，便刻不容缓地非要离开我家不可，态度之坚决，比前次离开我家时尤不听劝阻。
我问：“老隋，你是不是急着去寻找小叶？”
他说：“不。我不是去寻找她。中国这么大，我到哪儿去找她呢？我只想回故乡去过一九九六年的新年和春节啊！故乡还有一位老哥哥，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面了……”
他的话格外凄凉。
我说：“你可给你的老哥哥写封信，报个平安啊！留在我家过新年吧！如果你愿意，住到过完春节也行……”
他说：“不，我得走。这是你家，不是我家。常言道——朋友之义不可忘怀，朋友之家不可久居啊！我的亲老哥哥，怎么也不会嫌弃我的。你还是不要留我了，让我走吧！”
我说：“老隋，天地良心，我可绝没有嫌弃你啊！”
他说：“所以我非走不可。等到连你也嫌弃我了，我们以后还怎么见面呢？”
他说着，已然挣脱我的扯拽，迈出我家门走到楼梯口了。
我说：“老隋，我求你先站在这儿等我十几分钟行不行？”
他见我很着急，点了下头。
我奔下楼，飞跑到小卖部，买了些饼干、面包、水果和一条烟，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嘱咐在楼前等候。
我奔上楼，将塑料袋儿塞给他，喘吁吁地告诉他，楼下一辆红色出租车是送他去火车站的，我已预付了足够的车费。
他依依惜别地拍了我的肩一下，请求似的对我说：“别送了。要真没嫌弃我就别送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只好站在楼梯口，看着他一手扶楼梯栏杆，一步一步地踏下楼去。
“老隋！……”
他在下一层楼梯口站住，扭回头向上望我。
“告诉我真心话，你没因为我放小叶走了而生我的气吧？”
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继续下楼去了。
前次他离开我家时，还有他的一只旧皮箱可拎，此次他却连一只皮箱都没有了。
我奔向楼梯窗，探身俯望见那一辆红色的夏利出租车正开走……
我的眼睛不禁湿了。
我暗问自己——梁晓声，你内心深处是不是已经开始嫌弃这个有恩于你的男人了呢？如果你的挽留是百分之百真诚的，是半丝半毫虚情假意也没有的，老隋他又怎么会根本不被你的真诚挽留所感动，非那么坚决地要在新年前两天离开你的家呢？我一这么想，一这么自问，甚至开始怀疑老隋他究竟是不是回故乡去，他的故乡究竟有没有一位老哥哥了，同时，越发觉得老隋可怜，越发觉得人情冷暖之无常，越发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或许正埋着不仁且不义的一颗莠种……
几个月后我又见到了老隋。他竟西服革履起来，竟容光焕发起来，竟又神采奕奕踌躇满志无比自信起来。并且，有了一只很高级的、几道暗锁的崭新的皮箱。
我大惑。
我不便将我心中的疑惑直问，绕着弯子问他那名牌儿皮箱多少钱买的。
他说：“不贵，也算不上名牌儿，才一千多。你呀，你快变成呆子了！一千多元现在是根本买不到一只名牌皮箱的啊！”
他说他在办一所私立小学，就是那类每年须交几万元学费的所谓“贵族子弟小学”。
我想，他是懂教育的。先不管“贵族”式的还是“平民”式的，只要他肯办好，是一定能办好的。
但我心中还是有许多疑惑。
我问他哪方面投的资。
他笑而不答，说以后再告诉我。
我说：“办私立小学，那是要经过许多部门批准的，老隋你可不能隔着锅台上炕，还没经有关部门批准就办啊！”
他说：“你怎么把我想象得头脑那么简单？难道连这些起码的常识我都不清楚吗？”
他夺下我的笔，替我收起刚写几行字的稿纸，硬将我从家里拖了出去……
我违心地被他带到某饭店陪客吃饭。客人们我一概地不认识，但似乎都是些热心教育的可敬之士。他和他们大谈他的教育思想、教育主张，以及将要进行的种种教育实践和将要达到的教育目标。他们听得极认真，不时点头，分明地都被他这个具体之人的魅力和他所追求的事业前景的魅力所感染了。我则不时从旁插言，话语简短而又含蓄地作证——老隋他是我最了解最钦佩的朋友。他的目标一定能达到，他的追求一定会实现，他办教育的才智是不容置疑的。我看出，客人们也是很相信我的话的。而我这么说时，老隋则默默吸烟默默听着，显出极谦虚极不好意思的样子。那时他这个具体之人就更有魅力更能获得人们的信赖甚至更可爱了。
他打断我，说：“晓声你别夸我了。以咱俩的关系，你这么夸我，会使朋友们觉得你是在奉承我呢！”于是我则不好意思了。的确，我是在有意地当众“歌颂”他。我一向希望自己能帮助他而又从未能真正帮助过他。在他终于开始自己的一番事业之时，我想我能做的，也只不过就是通过自己对他的“歌颂”使比我有实际能力帮助他的人们，都尊敬他、钦佩他、信赖他、支持他。公而论之，老隋他并不强求我这样，也从不暗示我为他这样。完全是我一厢情愿。我想，在老隋，他买单，我吃喝，乃是他的一份儿愉快。当年他的“亲兵”或曰“弟子”之中，仍与他保持着密切关系的，除了我恐怕也就只有二三人罢了。而他找我又是最容易找得到的。我已成为他的“亲情财富”中相当主要、相当重要的“遗产”。正如他也是我的“亲情财富”中相当主要、相当重要的“遗产”……
自此，对我而言，老隋又是一个有可以与之进行联络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的朋友了。我的名片册里，在关系至亲的那一页，夹有他的一张名片了。那名片上，赫然印着他是“东北亚××子弟小学”校长，甚而印着手机号和传呼号码了。只是还没有传真号码。他曾对我说不久传真也会有的。而这些，就一般情况来讲，已似乎足可证明他是一个有明确身份的人了，起码足可证明他是一个较有明确身份的人了。
但是我却一次也没给他打过长途电话，一次也没给他写过信。因为我的生活形态越来越变得这样了——用信和电话处理现在面临的事，用心和回忆维系过去的那份儿情。都道是情比事重要，但实际上我们每天差不多都在为各自面临的种种事所忙所累。
我和老隋之间的关系，早已由从前的无事不谈，变成了现在的无事可谈。用商业语言来讲，可以叫作没有“业务关系”。和你没有“业务关系”的人，往往是替你省邮票和电话费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是至亲的朋友。我想许多人都会与我有同感的。
何况老隋到北京的次数多了，到我家的次数也多了。并且，现在也没在我家住过。每次来，时间最长坐两个小时。他腰间的“BP”机常呼他，时间对他来说显得空前宝贵了似的。只要到北京，他必到我家，哪怕仅坐半个小时。有次仅仅待了十几分钟，几乎等于是进了门说了几句话后转身便走。他只是为见到我，见上一面说上几句话就极满足。他对我已无任何求助，只是受我们之间的一份感情的摆布。是的，用“摆布”这个词丝毫也不夸张。我觉得我们似乎都受我们两个男人之间那一份永难相忘的感情所摆布，它摆布老隋比摆布我更容易些。
他每次来我家绝不空手，总是要带水果，带罐头，带糕点，带这带那，最起码也捧个大西瓜来。我没法儿使他不带。我想那也是他的一份愉悦、一种特权。他终于又能体体面面到我家来了。这使他感觉良好。我老母亲住在北京时，他也到我家来过一次。老母亲不但对他这个人熟而不忘，而且一旦回忆起往事，还常念叨他。某次他一进门，见了我老母亲，由衷地笑了，叫了一声“大娘”，双膝就要跪下去磕头，慌得我老母亲赶紧上前扶住他。那是他唯一一次空手而来，他因空手而来很不自在，一转身又出去了。二十多分钟后，捧回一尊尺多高的瓷观音来。
我说：“老隋，你刚才出去专为买这个？”
他笑了，自责地说：“没想到老人家会住你这儿，要不怎么也不会空手来。大娘，不知该给您买点什么好。捧回一尊观音，愿观音保佑您长命百岁！”
我老母亲也笑了，连说：“好，好，我也天天为你和晓声祈祷，托观音菩萨保你们兄弟事业有成、人生顺遂！……”
还有次他晚上来时，领着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他说是他校里的学生，要带他们到香港去开开眼界。说将来还要轮流带他的学生们出国。说他的小学校里，应培养出最不平凡的学生。
那两个孩子口口声声叫他：“隋爷爷。”
他听着，笑得那般幸福——上帝作证，我看得出他当时的确是感到非常幸福的。
我问两个孩子：“隋爷爷对你们好不好？”
他们齐声说：“好！”
我也不禁笑了，从内心深处替他感到幸福……
我的在哈尔滨的一位知青战友给我打来长途，说要辞职和“老隋”一起办学，他当年也是老隋最亲的“亲兵”之一，他希望我帮他下最大的决心。
我犹豫再三，坦率地劝他，还是不下这样的决心为好。
他在电话那一端沉默片刻，困惑不解地说：“我本以为你会支持我下决心，没想到你不支持我。为什么？……”
我无言可对，陷入自窘之境。
我的一位最要好的中学同学也打来电话，希望我推荐他去为老隋开车。
我说：“据我所知，他还没车啊？”
他说：“马上就要有车了，一辆‘凌志’！”
我说：“听我的话，不要去当老隋的司机。”
他也说：“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你向老隋推荐人还难开口吗？……”
我又无言以对，又陷入尴尬之境。
连我的一个弟弟也打来电话。他“下岗”了，希望我安排他到老隋的小学校去当一名校工。
我说：“别给他添事儿。”
弟弟说：“你不愿求他，那我可就自己去找他了！”
我坚决而又有些生气地说：“不许！”
从旁听着通话的老母亲也困惑不解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啊！到老隋当校长的校里去当校工，多好啊！老隋还能亏待你的弟弟吗？去了，你今后不是省得操心了吗？”
我更无言以对，更觉得陷入尴尬之境。
对老隋和他的学校的疑惑，其实始终掩藏在我内心里。它一直没减少过，更没消除过。恰恰相反，它经常向我闪现某种危机四伏的预兆。而我的疑惑却不能对任何人说。如果在他终于从沦落人生中摆脱了出来，单枪匹马满怀憧憬地开创了他的事业之初，我却到处与人大谈对他和他的事业的疑惑，我总觉得我的人品则就近乎卑劣了。何况，对我自己心存的那份疑惑，我并不能以什么确凿的根据支持着，也不过就是本能的疑惑罢了。近些年，眼见身边的种种荣华热闹，不日里泯灭为虚无和颓败，我已有些分不清世事的真伪了，也只能心中掩藏住疑惑，祈祝老隋的事业一帆风顺罢了。但那疑惑既存在着，又不便对任何人说，常使我感到平添了一份苦闷，仿佛内心里钻了一条毛毛虫……
老隋每次见到我，都要向我“汇报”他的“业绩”。
“我又招收了十几名学生！现在，我的学生快遍布黑龙江各市县了！……”
他说这类话时，仿佛当年他因统领着我们那些知青“亲兵”，而在人前骄傲地自谓“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一样喜上眉梢。苦心育才童，欣待桃李开的洋洋自得，溢于言表。
我则总是不失时机地告诫：“老隋啊！创业之初，要量力而行啊！规模不要急于铺得太大，一切要从财力人力的实际情况出发……”
我看出，他对我的告诫，其实是不太以为然的。
某日，我正伏案写作，母亲忽唤我：“晓声，快来快来，中央台在播咱们哈尔滨的事儿！……”
我放下笔，起身去陪母亲几分钟。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我的朋友。
“是咱们哈尔滨的事儿吧？”
“是……”
“咦，那个人怎……怎么像老隋？他怎么……怎么剃了光头？……怎么好像在……被审？……”
“……”
“到底是不是他呀？”
“妈……不是……”
然而电视里千真万确就是被剃光头的老隋！千真万确，他就是在被审！
“你的身份？”
“前东北亚××小学校长。”
被审的他，口气强硬，甚而有些桀骜不驯。
审判员竟也是我的家乡朋友，而且，也是一名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不知老隋当时是否知道这一点？倘已知道，不知他心中该作何感想……
我的一位朋友，在严厉地审讯我的另一位朋友，而我的身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朋友，不时以警世的语调进行揭露性的评说……
他们共同的朋友我，目瞪口呆地在电视机前看着。在他们三人中，和我的友情更长久也更深厚的，不是审判员，不是敬一丹，恰恰是老隋……
世界有时不但似乎变得很小，而且似乎很险恶。
“儿子，你说他……真不是老隋？……”
“真不是……”
“我怎么……好像还听到说他的姓名？”
“妈，同姓同名的人多了！别看这个节目了，没多大意思！这个骗案那个骗案，这类事多了……”
我换了一个频道。
重新再坐到写字桌前，我头脑中的文思被一扫而光，荡然无存，一片空白……
电视里传出着男人忧郁的歌唱：
家兄胜似老父，
一对沉默寡言人。
可曾沽清酒，
共浇此忧愁。
……
如今，老隋已在押数月了！
学费很高，师资平庸，宿舍简陋，伙食低劣，员工工资拖欠，账面几乎无款，学费不知去向——关于老隋的案子，我也就间接地了解到这么多。
这一切，又几乎尽在我的预料之中。
世事改变了许多人。有时改变的是他们的命运，有时改变的是他们自身的质量。命运乖张，而自身超越不劣的有几个？时来运转，福星高照，而自身质量不随之腐败的又有几个？都道是，完善自身质量才会感受到活着的真谛，命运庸常也是幸福的。眼见的却是，许多人都在云谲波诡的世事中东扑西抱，企图扑抱住什么命运的奇迹，直至将人生交付给了黄粱一梦而难自拔！
老隋啊老隋，我悲你，我叹你，我思你，我念你，我为你多少夜长叹难眠，我为你几回回潸然泪下！
我想，也许是由于我的亲哥哥在我少年时就住进了精神病院，我才在感情上眷守于你，以圆我的恋兄之情结吧？
我想，也许我命中注定，连一位类似兄长的至亲者都不该有的吧？
我想，中秋之后，我一定要抽出时间回哈尔滨去探望老隋一次，尽管他已是一名在押候判之人了。凡二十余年间，我总希望能超倍回报他当年对我那一种恩仁义三者兼有的情感。这份情感却仍如偿还不了的债务，积压我心里。
屈指数来，已有几个与我有过亲密关系的人，被时代从我的人生藩篱内虏去了。有的逃亡国外，有的已被判刑，有的已被枪决。现在，又虏去了老隋。时代强大无比，我势单力薄，他们迷途难返，被时代所虏，又似乎极符合规律。
在一九九六年的中秋，在夕阳西下、昼光与暮色氤氲之刻，隔窗面对元大都古城垣的废墟，我心中渐生着太浓重的惆怅和太绵长的忧郁，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难以言传的……悲观……
“嘿，你站在窗前发什么呆？”
妻下班。她一边换拖鞋一边又问：“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我没回头，只望着元大都的古墟——有几个女孩儿，在剪折那一丛丛金灿灿的六瓣儿的花。那些花儿，寻寻常常，自自然然，不争奇，不斗妍，年复一年开放是多么令人赏心悦目，又多么惬惬自得、婷婷潇洒啊！
妻自说自话：“谅你也猜不到，我今天看见小叶了！公司叫我去给外商联络住所，在王府饭店，我出电梯，她入电梯，她一点儿也没变，比那时更白了，更靓丽了。如同贵妇一般，挽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看样儿是位相当有钱的富佬儿……”
我缓缓朝妻转过了身……
“你这么瞪着我干什么？连小叶是哪个也忘了？她瞟了我一眼，一低头，装没看见我。我也一低头，装没看见她……”
我再向窗外望时，一丛丛的金灿灿的黄花，已差不多被几个女孩儿剪折光了。她们彼此炫耀地挥摆着手中的花束，高一声低一声曼唱：
……无所谓，
……才可悲。
这样的人你可以去陪，
却永远无法安慰。
……
前两句的起头词究竟哼的是什么，我也没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