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发言
生命纯粹是一次偶然。这观点现在已经被大多数的人们认可了。相对而言，人生却要复杂些，起码来说要麻烦些。倘偶然的生命摊上了必然的时代，人生的历程有时就麻烦得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直至死掉，才算终获解脱。正所谓不速而来，不速而去。仿佛争先恐后前往参加最后的一次重大庆典；仿佛那是名额有限且体现身份的活动，尽管人人手中都预发了一张入场券，但去晚了入场券就作废了因而太可惜了似的。
近五年，平均下来，每年都要参加几个人的追悼会，我心戚戚。今年又送走了两位忘年交，其中一位便是柳先生，我一向尊称他“柳老师”。
柳老师享年七十有三。生前体格硬朗，坚持晨练。熟悉他的人，皆认为他可以活到八十三，努努力活到九十三岁以后，似乎也是大有可能之事，因为他是那么健壮啊！
他去世前不久我还见到过他，在一次出版社举行的新书研讨会上。很平庸的一部小说，到会的都是因名而寂寞之人，与同样平庸又同样偏得浮名的我——为平庸充当炒作之帮闲，说些逢场作戏虚与委蛇的平庸的话。有人连书也不曾翻看一下，却一张口便俨然是在发表权威性的评论。会后备了自助餐，七十三岁的柳老师，仍有一口坚固锐利的、基本上属于原件的好牙，并有一副吸收功能消化功能都极佳的好肠胃。那日他吃得津津有味，大快朵颐。喝起啤酒来如同严重缺氧之人贪婪吸氧，一三杯四杯下肚，竟脸也不曾微红一阵。他豪饮。正值暑季，考虑到大多数人胃肠的适应性，没提供冰镇啤酒，提供了一盘子冰块。别人只不过往杯中放一二冰块，他不，他专为自己夹了一小盘冰块。他喝一口啤酒，便放一块冰入口。接着，嚼得嘎嘣嘎嘣响。周围众人看着他一个个目瞪口呆，无不显出羡煞乃至于嫉妒的样子。
而他，咽了以后，连说：“这样才痛快！这样才痛快！”
分明地，也有那么点儿炫耀好牙口和好胃口的意思，满脸的洋洋自得。
于是，众人都对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肃然起敬。
而他亦庄亦谐地说：“感谢从前对我的改造，受益匪浅，受益匪浅……”
每当有人因他的好牙口好胃口而对他刮目相看，他总那么说，说得虔而又诚。他曾是“右派”分子，在某边陲农场改造了二十余年。似乎，他认为，他的好牙口好胃口，以及全方位的健康硬朗，乃是长期被改造的好处，因而自己实际上是“反右”的既得利益者。往往，唯恐别人怀疑他的虔诚，又总是要在感激的话语之后补充两个字——“真的！”
想想吧，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举杯豪饮，接着嘎嘣嘎嘣地大嚼冰块，那是一副多么雄壮的情形！
然而半个月后，我竟亲笔为他写讣告和悼词。读者不难想象，听说他死了，熟悉他的人们多么惊讶。其中自然包括我。
他不是死于飞来横祸，也不是死于什么长期潜伏于他身体内的噬命病毒，而是——死于一次会议。
确切地说，是死于一次发言，一次他自己的发言，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发言。
当我从别人的口中，片片断断地获得了他的死因以后，我就不再像起初那等惊讶了。自古人生谁无死呢？对于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怎么死还不是一样的呢？我甚至觉得，死于自己的一次发言，反而是比死于横祸死于恶症来得幸运的事。不是吗？死于横祸，难免地将死得皮破肉绽，断肢溅血。死于恶症，又每将死亡这一件事拖得旷日持久。直至自己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不算，也势必拖累得亲人子女身心交瘁，最终暗祈自己早点咽气，求全体的解脱。以上两种死法，第一种不正常，而且每有责任官司留给亲人子女。第二种太被动，迫人接受唯一的现实，而且每有失于人之作为人的起码尊严。相比较而言，死于自己一生的最后一次发言，毕竟总还算死得干净。似乎，更适合于一位知识分子的死法。尽管，那一次发言使他又招致了无尽的烦恼与愤懑，并使他的大脑大面积出血。但那点子血，却终究没出在头皮外，只出在脑壳里；既不曾使自己恐慌，也不曾吓着别人。
因为我是他的忘年交，对他一生的大致情况是有所了解的。正因为有所了解，对于他的死，我渐渐地由惊讶而认为命中注定了。既然他的一生都受发言这种事儿的摆布，死于最后一次发言，不仅符合“中国特色”这一大概念，而且也算是死得一贯了吧？虽然并不一定其所。
柳老师祖籍山东，生于北方，求学于南方。一九五二年大学毕业，专业是社会学。学生时代的他确信社会学是国家的眼，能替国家见所未见，进而想所未想，于是著书立说，畅言治国理念，实现服务于国的抱负。
由于有如此单纯的人生打算，所以他基本上是当时的一名“安分”学生。也就是说，既不曾与大学校园里的地下中国共青团中国共产党组织主动接近过，也不曾被大学校园里的“三青团”之类所物色所拉拢。因为他太安分了，太“以学为主”了，故在大学校园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团员们看来，他是一名缺乏政治热忱、思想近于迂腐的学生，成功地发展他是不太容易的，向他暴露政治身份是根本不值得的。而“三青团”之类，基于对他的同样的看法，也是那么不屑于待见他。其实，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他并非一名完全没有立场的青年。只不过他的立场形成于内心里，不知该以怎样的方式向谁去表达才妥。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他不但是一名太安分的学生，而且还显得那么离群索居、独往独来。然而，蒋介石政府的腐朽没落朝不保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下黔驴技穷节节败退溃不成军的局面，毕竟也昭昭地看在他眼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捷报频传，毕竟也一次次地在他年轻的心里掀起过大的激动。那是正知识化着的青年，对于呈现在自己苦难国家之上空的希望曙光所怀的真切的喜悦。然而这青年一如既往地离群索居，一如既往地独往独来，一如既往地内向，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一如既往地埋头研读中外社会学著述，一如既往地既不被校园里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团员们所理解也不被国民党的“三青团”之类所相中。他那种不动声色的激动和喜悦，也只不过化作夜深人静之时日记里的一行行小诗而已……
他相信社会学家能充当国家的眼睛，相信社会学可以影响政府治国理念的信条，却丝毫也未改变过。国民党的政府不行了，共产党的政府不是即将诞生了吗？只要一个国家有政府在，不论那政府好坏，社会学总是会对它有用的啊。它坏，社会学可能使它变得好一点儿。它好，社会学则肯定会使它更好。社会学对它有用，不是也便等于对人民有用了吗？他确信未来的政府是好政府。
是的，这就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是的，这青年对他所选择了并宁愿为之奉献一生的社会学，如一切痴迷的艺术家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一样，丝毫也不怀疑其意义。
他就在如此这般的心态中，迎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中国历史大事件。于是中国共产党紧接着成了中国的主人。自然地，也同时成了他那一所大学的主人。一夜之间，那一所大学的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最盛大的狂欢是由它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共地下的团员、党员及其各级组织于是全面地彻底地公开。激动和喜悦汇成巨大的兴奋，联欢活动、庆祝活动在校园里此起彼伏，一场高潮紧接着一场高潮。往日埋头研读社会学的大学二年级的学子，惊讶万分地发现，某些似乎从不过问政治的先生们，却原来是中共地下党组织身份很高的领导者。某些昨天似乎和自己一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安分同窗，却原来是中共优秀的地下党团员。而他们为了迎接解放全中国这一大事件，长期在地下所从事的卓越的革命活动，一旦成为公开的谈资，令他敬佩不已。同时，也使他惭愧不已。
在一次畅谈解放心情和感想的座谈会上，年轻的柳先生作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发言。会议是由从前的地下党团员发起并主持的。争相发言的却几乎全都是从前疏远政治的师生们。前者中很少有人发言。他们只不过倾听或者记录。因为他们已不必通过发言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因为这一点已在他们的地下斗争中被证明过了并被考验过了。那更是给予后者的一次公开的表态机会。后者意识到了，后者的发言十分踊跃。他们没有为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作过什么贡献，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们都努力通过一次发言的机会，表明自己的心从很早很早的时候开始，便暗恋一般痴情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了。而这是一件除了饱含满眶的泪水，除了颤抖的嘴唇，除了滚烫的话语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口号，毕竟还需另外的一些，哪怕一点点实证的事情。于是他们中的每一位，几乎都当场“提供”了实证。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或暗示他们应该那样，但他们自己对自己有那样的要求，自己对自己产生那样的心理暗示。他们中有人出示了一块红布，说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就早已预备下了的，为的是在解放军入城那一天及时地做成一面欢迎的红旗擎出去。殊料解放军会在夜间入城呢？有人翻开自己的日记大声宣读，说那一段段比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比共产党人还共产党人的话语，是自己在最忧患国家命运的日子里写下的，说自己那时多么多么地渴望投入共产党的怀抱，可是校园里的地下党团员们脑门上并不贴着告示，一日十次迎面走过也不知道啊。于是使倾听的人们咀嚼出失之交臂的大憾意味。也有人激昂地朗诵自己写在日记里的红色诗句。那样的诗句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经被查实是谁写的，轻则入监坐牢，重则掉脑袋。中共的地下党团员们以前反而是绝不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那样的诗句的，因为那是被党的地下工作的严明纪律所禁止的。而后者们信誓旦旦地声称，之所以敢在日记里写下那样的诗句，是作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思想准备的……
公正地说，大多数发言者的发言都是源于真诚情怀的。但也确有人的发言，是基于审时度势的思量。用现今的说法，不无作秀的成分。他们日记里的话语和红色诗句，究竟是否真的写于白色恐怖的日子，是颇值得怀疑的。也许只不过是在发言的前一天偷偷插写在日记的空页空行间的。
在“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的历史大转折的“拐点时期”，形形色色之人的形形色色之心态，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那么顺理成章，那么可以理解。甚至，多少有些使人悲悯。因为，分明地，尤其那些作秀者的作秀，不无惴惴不安的自我保护的成分。他们从前对政治太淡漠了，对中国的革命太不关心了，而“解放”这一令全世界瞩目的大事件，使他们在历史大转折的“拐点时期”空前地失重起来。他们急功近利地企图仅仅通过几次表态，便确定自己和新政权的亲爱关系……
柳是最后一个发言者。
当主持会议的人问“还有哪位发言”，那时，只有柳一人没发言了。主持人不过随便问一句，像一切主持人照例要问那么一句一样。然而在柳听来，仿佛是冲着自己问的。尽管主持人的目光没望着他。实际上主持人直至那时并未注意到他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即使他不发言，主持人也将会以为全都发过言了……
然而柳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像所有发过言的人一样，柳原本也是有备而至的，也是很需要一次机会，公开表明自己对新政权、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戴态度的。而且，他那一种态度，确切地说他那一种立场是发自内心的。听了一位位发言者的发言，他却不想发言了。因为在听的过程中，他头脑中形成了另外一种想法。而听了主持人的话，他又觉得不发言不妥，也不好。连给机会公开表达态度和立场若都不表达，那自己究竟干什么来了呢？那不是比根本不参加会还显得态度暧昧了吗？
主持人看出了他内心有犹豫，鼓励道：“到会的都是共产党的朋友，新政权的支持者。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新政权日后还须仰仗诸君的种种协助。别有什么顾虑，还是和大家交流交流改天换地的感想吧！”
于是柳不再犹豫。
他以他特有的、慢条斯理的语调说，他也是带来了一个日记本的，日记本上也是写下了几首盼望解放军的全国胜利、诅咒蒋家王朝加速灭亡的诗句的，也是打算当众朗诵一番的……
“但是……”
他举起了他手中的日记本，缓缓撕为两部分。
那一时刻，一切的人是怎样的惊愕可想而知。
气氛一时变得极为凝重，甚至顿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在场的中共党员们的表情，刹那间皆呈现出势不可免的大论战之前的严峻。
他接着说，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改良救国”主义者。改良之对象，自然是国民党的政府。自己所以为的改良之策，自然是社会学。由此，足见自己从前政治上的幼稚和浅薄。而新中国诞生了这一事实教育了他，使他终于开始明白——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暴力的革命，才能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才能救中国。从此时此刻起，他将做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心悦诚服的、矢志不渝的追随者……
他说，中国共产党为了它的事业的成功，牺牲了千千万万的优秀者。他们面对屠刀和枪口所表现出的高贵气节，确乎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是诗性的。而自己，白天明智地回避开校园里的白色恐怖罗网，极其个人主义地埋头读书，以图自己日后的成名成家；只不过夜晚回到了宿舍里，插上门，拉上窗帘，才在日记里写下几行红色的诗句，而且还觉得将日记藏在什么地方都不够安全……既然如此，这样的诗句，无论今天看来多么红色，多么革命，读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又能有几分感人可言呢？所以他改变了想法，决定不读了，决定把日记当众撕了……
他说，一想到那些为新中国之诞生抛头颅洒鲜血的革命青年，中国共产党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志士，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全体人民的大喜悦中，自己的崇敬尤其难以表达，自己的惭愧尤其难以形容……
“我想，同是中国青年，我其实是一个最该羞于谈‘革命’二字的人。我对‘革命’这一件血流成河前仆后继的大事情，什么都没有做过。中国北方的父老乡亲，也还心甘情愿地将最后一位亲人送上了前线，将最后一把小米双手捧送给了前线，而我呢？我其实是连与人民分享全国解放之喜悦也是不配的啊！……”
于是他缓缓转身，毕恭毕敬地面向墙上的马、恩、列、斯、毛的画像，连鞠三躬。
他的发言，首先赢得了党团员们极其热烈的掌声。
主持会议的人，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大步跨到他跟前，紧紧拥抱住他说：“哎呀，哎呀……”
主持会议的人竟一时寻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来评价他的发言——他这个最后发言的人，发言得实在太好了。
主持会议的人满眶感动的泪水。
他自己也满眶泪水，那是百分百真诚的泪水。
然而此后，不少同学和老师开始疏远柳了。也许，在他们的心底里，还不同程度地对柳产生了鄙夷。他们都是带着日记本参加过那次座谈会，并宣读过日记里的红色话语或朗诵过日记里的红色小诗的人。
如果柳不当众撕毁他的日记就好了。
如果柳的发言，与他们的发言具有一致性就好了。
但是柳却当众撕毁了他的日记。这一种做法使他与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别人觉得他的做法是对别人的存心的羞辱，目的在于要将自己包装得比别人更真诚。
但是柳却作了与别人极为不一致的发言。并且，用今天的说法是——作了最煽情的发言，于是对比得别人的发言一概地太缺乏反省了，因而似乎越激动越显得夸张了。
在别人看来，柳的发言是顶做作的，顶表演的，所以是顶虚伪的。
真诚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里，是最经常地被误解进而曲解的东西。早在西方人从人类的意识活动中发现了“潜意识”现象以前一千多年，中国的《诗经》中就有“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话了。而后《三国志》中更有“知人善察，难眩以伪”的名言。在古远的中国文化的教诲之下，中国人“度”他人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简直可以说是构成为中国人的人种基因的特殊元素了。
柳对于别人已在怎样地“度”他却浑然不知、不觉。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不太具有“度”人之习惯和经验的人。何况，那些视他的发言为做作、表演，视他为虚伪之人的人，皆以虚伪的假面在以后的校园生活里与他厮熟着，将“度”他之心包裹得严严密密的。
柳又一头扎回到他社会学的天地了。在他想来，既然腐朽败坏的政府已由一个崭新良好的政府所取代，那么他所执着研究的社会学，不是更为有用了吗？
半个世纪以后的一天，当柳老师向我讲起年轻时那人生的第一次发言，连我听了也不由得像别人一样“度”他，忍不住这么问：“您当时的发言有没有表演甚而博宠的成分在内呢？”
他被问得一怔。
我随即说：“我指的是您潜意识里。”
他摇头道：“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那一年我才二十几岁，正是男青年喜欢出风头的年龄。喜欢出风头嘛，免不了就要趁机当众表演一番。按现今的说法，如果我确实是在表演，该叫表演什么？”
我说：“表演真诚。”
他沉默片刻，苦笑道：“可我当时是真诚的。真诚就是真诚，我有什么必要表演它呢？”
我说：“潜意识不能用有必要、没有必要来解释。潜意识可以在人对自己不明不白的情况之下将人支配到不由自主的程度。”
他定定地注视了我一阵，愠然道：“滚他的潜意识！如果看人专往潜意识层去分析，那么这世界上还有几人配襟怀坦白地活着？不管当时别人怎么看我，反正我认为我的发言是肺腑透明、襟怀坦白的！”
见他认真起来，我就只有笑……
尽管，当年他的发言，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度”，但毕竟也引起了另外一些人对他的好感。那另外的一些人，便是代表新政权接管了那一所大学的人们。
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他是真诚的，而且认为他是他们格外需要的一个人。
于是他们专门开会研究他。
会上有人提供了关于他的最新情况，说他近来曾向一位党员老师流露出渴望入党的想法。
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还是不发展他入党好，一致认为他以后的身份应该是民主党派成员。一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原本对革命很淡薄的学生，正是这样一名学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崇敬得五体投地——新政权在大学里迫切需要这样的典型。树立起一个这样的典型，对于影响别人，对于新政权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占领大学之上层建筑阵地，意义非同小可。如果他竟入了党，作用反而削减了。而他并没有被发展为党员，反而加入了民主党派，典型的作用才大，才长远。
于是他成了民主党派的一分子。
于是他以后的人生轨迹，开始纳入别人对他的预先设计。
当然，这是他所不知的。
我曾问过他当年怎么没有加入共产党，却加入了民主党派。
他说，他起初也不是十分情愿的。共产党已经成了执政党，发自内心地崇敬共产党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几个不想加入共产党呢？可是找他谈话的民主党派的人士说，其实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动员他的。说大学里的民主党派的组织很薄弱，党希望大学里有一定比例的民主党派人士。说一个人加入了民主党派，日后还可以跨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嘛……
于是他满怀着遵命的虔诚，成了大学里最年轻的一名民主党派人士。
于是，他以后经常被通知，有时是被要求、被指示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
设计他的人生的人们，目的也是在于锻炼他、培养他。当然，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塑造他。他们之良苦用心，也是源于一种忠诚，对新政权这一千秋百代的大事业的忠诚。
他是他们的工作重点。
正如他们忠诚地认为，自己是新政权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于是渐渐地，他离他的社会学远了，与政治贴得很近很近了。有时他也难免因而产生苦恼。那不是一种纯粹的苦恼，是一种掺杂了被重视甚而被宠爱的良好感觉的苦恼。但负责培养他的人们开导他——所谓社会学嘛，在马克思主义那儿，其实就是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任何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方面的经验都比他多得多。莫如暂且让更有经验的人去做，肯定会比他做得好。他目前的作用，就是以他那种独特的、真诚无比的发言方式，通过开会教育别人、影响别人，提高别人的政治觉悟，鼓动起别人的种种政治参与热忱。至于他的社会学，来日方长啊！
于是他那种原本并不纯粹的苦恼烟消云散了。
渐渐地，他似乎成了一位明星，一位以擅长发言著称于本校也著称于许多别的大学的明星。
渐渐地，他的发言中有了明显的做作和——表演。
他有使命感。他认为他的每次发言都是一次使命的完成。因而是意义重大的，因而需要完成得好，因而加入了表演的成分也无可厚非。
他不再研读社会学了。他的兴趣转移到了一切关于演讲方面的书里去。中外名人的演讲集是他的枕旁读物。马雅可夫斯基成了他最喜爱的诗人。他能将诗人那种古典式的、气概压人的、掷地有声朗朗上口的诗句，与他的每一次发言结合得天衣无缝、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培养他的人们对他的发言——不，演讲风格的变化，分明是认可的。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指出过他那样有何不妥。恰恰相反，他们以勉励的口吻夸奖他，说他的演讲越来越富有感染力了。是的，他的发言，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人的发言了，而是一次次地道的演讲了。时代那么需要他的演讲。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渐渐地对他的时代角色胜任愉快，而且乐此不疲，而且备觉荣耀。
他一年到头所参加的会议之多，连当年以开会为己任的干部们都望尘莫及了。
某一次会议，尤其是与青年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关的会议，倘居然没有将他邀请到，简直就是会议组织者们的天大遗憾了。
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上。他在什么会上的言论、那些预先字斟句酌过的言论，竟开始被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的别的青年们所传抄并在自己的发言中引用了，像引用名人的名言一样。
连那些曾经“度”他的人们，也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由一次与众不同的发言而受重视，进而由无数次“柳氏风格”的发言而成红人、而成名人、而前程似锦了。
于是他们也只有以名人看待他，起码表面奉以敬意。曾“度”他的人们对他的态度的转变，特别符合这么一种普遍的规律——当一个人默默无闻之时，别人忽视他；当一个人开始显示他的与众不同并由此似乎交了好运时，别人暗憎他。哪怕他捧出的是真诚，在别人看来也是虚伪的表演；而当一个人真的被红烟紫气烘托着成了个什么人物，哪怕他明明是在表演了，别人却反而收敛了反感，对他以礼相待了。
两年后，柳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同时，被格外器重地留校了，并被委任为大学宣传部的副部长。对于一位二十几岁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那在当时已是足令同代人仰视之职了。
“当年我简直受宠若惊啊。我做梦也没敢往仕途上走呀！”
去世前的柳老师，每与我谈起当年事，那表情、那语调，仍如南柯一梦初醒，仿佛懵懂不知世上今昔何年，感慨万千。然他毕竟是一个有着可爱的率真心性的人，故总是附带着颇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承认自己当年确乎地飘飘然过……
按照党的标准衡量，公正地讲，柳是当年大学里很称职的一位宣传干部。倘再从统战的角度来评价，那么他又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身在党外比身在党内还讲党性原则、对党还要忠诚的人。党统战了他，他开始替党统战别人；党替他设计他的人生，他开始替别人设计别人之人生。党对他的统战和设计动机及愿望是良好的。他为党统战别人，替别人设计别人之人生的动机及愿望也是良好的。党使他渐渐明白并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只要我努力做党的工具，党将负责安排和料理我的一生。将比我自己对自己之人生的安排和料理还可靠、还周到、还少曲折、还天天向上。而他也非常艺术性地使别人渐渐明白并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理念……
他风华正茂，他朝气蓬勃，他具有火一样的工作热情、鼓风机一样的煽动力，以及一言一行影响一大片的权威。
我曾见过他当年所获的奖状和表彰证书，比我至今所获的文学创作奖少不到哪儿去。
我问他为什么保存着。
他想了想，竟这么回答我：“人总得为自己保存点儿什么。当年我除了这些东西，再就没有任何值得保存的东西了。”
他的话使我怔异。
而他自己若有所思，亦怅然若失。
我问他怎么保存下来的。
他说摊开了，一份份塞在褥套里。为了不至重叠，每一份都细心地用胶布固定着位置。为了使自己的褥子和别人的褥子看去一样，不显得不正常，并用粗线拦出了行距，可以展卷自如……
他还说：“我这个人，一生快过完了，连点儿值得保存的爱情念物都没有。”
此话使我替他怆然。
是的，他当然是个连点儿值得保存的爱情念物都没有的人。因为他将自己的爱情也一揽子交付给栽培他的人们去负责了。他们也确乎地对他很负责。一位爱上他也被他爱上的姑娘，因出身不好，由栽培他的人们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做他妻子的资格。这使那姑娘的心碎成了几瓣，带着伤口远走高飞，发誓永远不再回到那一座城市。他和另一位姑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性的关系，他爱她胜过爱第一位姑娘。然而那姑娘不但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而且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仅一日三餐做祈祷，还动辄在胸前划十字，念念有词曰：“主啊……”
“她真的很美。脸上有一种圣洁的、天使般的祥静之美，在她面前我常觉得神魂颠倒。”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对我回忆他的人生的时候。我不但是他的忘年交，也是他忠实的倾听者。
我问那为什么他们没成。
他说他因而受到了一次较严厉的批评。批评者批评他忘记了自己不是一般的一个人，而是新政权树立的一个政治上绝对正面的典型人物。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怎么可以和一个女天主教徒结成夫妻呢？
他说正因为那姑娘是天主教徒，所以才能最大限度地体恤他的难处。她堕了一次胎后，也悄无声息地从他的生活半径内逸去了，像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他说后来塑造他为典型并进一步“监护”他人生的人们，撮合他与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女宣传部长进行恋爱。他开始想不通，因为对方也是资本家的女儿。但是他被严肃告知，对方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早已是党员了。有一位党员妻子，于他是最适宜的。其实他不甚情愿的主要之点，乃因对方不如他自己看中的前两位姑娘漂亮。而且，对方动辄从政治上提醒他、教诲他的恋爱方式，也使他觉得恋爱这件浪漫的缠绵的事，在他们之间索然无味得难以忍受。于是两人的关系一直时断时续暧昧地拖着，一拖竟拖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年他已三十岁了……
“反右”运动中，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揭批大会，揪出了数名“右派”分子。然而上级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怎么满意，认为应该揪出的“右派”分子远不止数名，要求他发挥他卓越的鼓动性，进一步“引蛇出洞”。他领会，那也就是指示他亲自做带头羊煽风点火了。
那一夜他失眠了。
他曾对我说：“当年我不是没有看到党的错误和问题，比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盛行。我自己也每每深受其害。可是我想，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政党，顶着各方面形成的反动势力的压力，领导建立一个新中国是容易的吗？所以在我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一个也不冤枉！当然都是以给党提意见为幌子，趁机对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我问那么他是如何给党提意见的。
他说，他当然是很严肃很激烈地提了，“引蛇出洞”嘛。又说，但也不能提那种直指疼处的意见啊！那不成了使杀手锏了吗？那不和真的“右派”言论同一种性质了吗？说所以才需要认真思考，反复掂量，所以才失眠啊。
我问他当年是否觉得受栽培反而活得很不轻松。
他说那倒不。他说当年受栽培的感觉那还是好极了的。知识分子是“一撮毛”嘛。总之要附着在一张皮上的呀！当年，在中国，一名年轻的知识分子，倘能紧紧地附着在执政党这张皮上，无论是在自己想来还是在别人看来，都等于人生价值有了最大的体现呀！他说当年对于他，每一天都是无比充实的。从来也没有过所谓内心空虚的时候，更不去思索“人生的要义究竟在哪里”之类无聊透顶的问题。
我说，那问题并不无聊透顶。
他坚持认为，那问题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无聊透顶。坚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在今天，也还是“一撮毛”，也还是要附着在一张皮上。只不过可供选择的“皮”多了几张罢了。他说任何人，从伟人到庶民到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不可能不是“一撮毛”，不可能不附着在一张什么皮上。这是一个不分国界的铁规。比如克林顿附着在美国政治的皮上；比尔·盖茨附着在美国科技同时兼附在美国经济的皮上。
我们虽是忘年交，然而毕竟有代沟存在着。话不投机，我每首先沉默，或扭转话题。
那一天我却未免过于认真，以近乎抬杠的口吻说：“也许知识分子很难彻底摆脱是‘一撮毛’的命运，但有无不想是‘一撮毛’的自觉意愿，那是很不一样的。”
他却反问：“你是不是‘一撮毛？’”
我一愣。
他又问：“你敢说你不是‘一撮毛’？你恰恰是最典型的‘一撮毛’，附着在这个国家近五十年未变的一种体制上，又领工资，又得稿费。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却非要摆出一副清高的嘴脸。你们这号人啊，一边伸手要房子、要职称、要荣誉、要身份、要待遇，一边煞有介事地声称自己是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多可笑。明天给你们一套房子，你们的‘自由之声’就收敛一些，后天再给你们配一辆车，又收敛一些。大后天封个什么称号，不用别人教，自己先就学乖了。如今中国变化很巨大，但依我的眼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性其实并没怎么变。”
我脸红了，辩白道：“我只在十年前要过一次房子。”
……
当年的他经过一夜失眠，第二天在一次大会上率先作了措辞尖锐的发言，矛头直指校方的“苏联专家政策”。当年他那一所大学里，有几位从苏联请来的教授、学者。有的是真教授，真学者；有的滥竽充数，冒牌货罢了。他们一律享受专家待遇，住小楼，拿高薪，配服务员，外出有小车坐。他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提意见，乃因在他想来，这其实是最不至于使党的形象受到什么伤害的一点。无非就是对“老大哥”太好了嘛，总比针对党的官僚主义之类发言要明智呀。而且，还容易获得广大中国师生的呼应。不高兴的，只有“老大哥”们罢了。他们再是“老大哥”，也终究是客人。他认为在自己“家”里，在非要向什么现象“猛烈开火”的情况之下，以他的身份，“老大哥”们是得罪一下最没关系的……
“老大哥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子，叼着烟斗在课堂上吞云吐雾，是老大哥的样子吗？我们中国的大学课堂，对斯大林同志当然理应例外，可他们并不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调戏中国女学生，是老大哥的样子吗？喝醉了酒倒在校园里，是老大哥的样子吗？作为校方，是不是应该反省我们的专家政策？”
他字字铿锵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博得了一阵阵掌声。
最后他在台上高问：“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一些学生异口同声：“奴颜婢膝！”
学生们的呼应，使他发言的性质显得严重了。
他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后悔向学生们问了那么一句，但却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那是事情的句号，他后来的命运也不至于多么糟糕。
然而并不是句号。
晚上，苏联教授们住的小楼的几扇窗子被砸碎了。
第二天，许多学生罢了苏联教授的课。
有几名服务员还拒绝继续为他们服务。
苏联教授中有人受到了当众羞辱。
因为他发言中所指出的现象，是实际存在并早已引起普遍不满的事实。
于是事情惊动了苏联使馆，也当然地惊动了中国高层。
于是事情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在搞政治运动了，而演变成了损害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于是，在他浑然不知，还认为自己基本完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任务，大功告成，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的那一天夜晚，别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不该定他为“右派”分子。
有人替他辩解了几句。说后果尽管很严重，政治影响尽管很恶劣，但显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反动而导致的。他是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外政治干部。良马宝驹也有偶尔失蹄之时，对他应予原谅。替他辩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赏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对那些人。更多的后者们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连他的刻毒言论都不算“右派”言论，那么已经内定了的“右派”分子，则都不该戴上“右派”的帽子了！分明地，他们落井下石，火上浇油，欲将他置于绝境而后快。他们或是因与他素有积怨，或是嫉妒他的得宠，或是觊觎他的职位急于取而代之。替他辩解的人们，唯恐自己也受牵连，岂敢声明他所以公开发表那样的言论，其实是领会了他们的旨意？他们既不敢承担一点点责任，在打算彻底毁了他的人们的凌厉声讨中，替他所进行的辩解就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而显得顾虑重重、含糊其辞、欲言又止。
正讨论着，上边来了电话，大意是——像柳某某这样一个人，受党器重，受党栽培，受党信任，并不论资格委以重任，却公开跳将出来反苏反党，具有很深刻的反面教科书反面教员的现实意义。反苏即反共，这是一个鲜明的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柳某某够得上是一个典型了……
于是讨论没必要再进行下去。
可想而知，当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时，他是多么震惊、多么不解、多么委屈、多么心不能服。然而无论他怎样，都已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因为他又是一个典型了，像当年他由一次发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个典型一样。
更令他震惊的是，他以为他的下场一定会引起广泛同情，却不料顿时陷入了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没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极点。
正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
他斯时才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原来不少人都盼着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义灭亲”“深层揭批”，使他的命运更加雪上加霜。
不过，他虔诚地配合形势“引蛇出洞”之目的确乎达到了——另有十余名学生与他同时被划为“右派”——那些不但贴大字报支持他的发言，且对苏联专家无礼冒犯的学生。
“反右”之战果由此而扩大了。
不久他被发配到农场去接受改造。与他同时被划为“右派”的十余名学生们，并不因而与他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不，他们非但不那样，还恨他。因为在他们想来，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学生，谁也不弱智。后来他们相互一沟通一启发，全明白了。于是对他的恨膨胀了十分。有天晚上他们将他骗到野地里，狠揍了他一顿，连几名女学生也对他动了拳脚。他们解恨散去以后，他在野地里大哭。那时西北风呼呼地刮，像牛吼。几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脸上冻成满脸冰斑。斯时状况，可用四句诗来形容——“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以后几年内，那些学生们陆续“摘帽”，陆续分配工作，陆续离开劳改地。当最后一名学生离开时，他对人家竟那么依依不舍。因为有他们在，虽然都是“右派”，虽然他在这方面姿态卑下，时时处处多赔小心，唯恐惹他们烦而遭呵斥，但——毕竟他是在一个小群体里。他不知只剩他一个人了，孤独又漫长无期的岁月该怎样打发，以及命运还会怎样地惩罚他。
他的依依不舍感动了人家。
人家分手时说：“老师，您珍重啊。我也没什么送您留作纪念的，就送您一句话吧！”
那句话是——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冯梦龙小说中的一句话。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听来，却似乎包含着显明的讽刺意味——因为他的口几乎仅是饮食之“门”了，因为他的舌几乎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则劳改条例严厉限制着“右派”的言论自由；二则既已为“右派”，心里谨慎，自己束缚着自己说话的欲念。他已差不多变成一个准哑人了。
其实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只要他虔诚地表示认罪。那十几名学生，便是因为认罪态度好，而被陆续“宽大处理”的。偏他几年内没悟明白过来，不断地这里那里写信申述自己的无辜。等那劳改地就剩他一个“右派”了，等他终于悟明白过来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运动不是白搞了吗？他是“右派”典型，既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远起典型的作用，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当“右派”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集中的群体，而是单独的一个人的时候，其命运大抵有两种——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监督的眼渐渐疲惫了，最终接受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忽略了他是“另类”；或者因为在某环境中的独一无二，更加成为众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戏剧上演，便成为“反角明星”，以衬托别人的正面形象。前一种命运的幸运往往体现在民间，如具体的一个偏远的乡村，一个小镇的社区，或一个人数不多，以女性为主体的手工业半手工业小厂。政治的风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里，然而一般不会成为民间的主要生活情节。又由于民间对于有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视要小些，受到的伤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种命运的不幸，往往体现在大农场、大企业，以男性为主体的大群体。由于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风刮到那里时仍正强劲，而它们的领导的级别也高。他们对政治之风的迎送方式，每习惯于搞轰轰烈烈。而且由于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识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干部或技术干部。知识分子对以自己的同类为靶子来证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尤其没有什么不安。
柳是不幸的。他被一次次押遣转移，由较小的地方押遣到较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哪里的政治空气被认为浓度不够，他便被押遣到哪里去。而他一被押遣到哪里，哪里的政治空气就活跃了。好比养鱼的人，见哪一塘鱼欠生动，放一尾狗鱼进去，别的鱼们就游得欢了。他的典型性，似乎具有可持续的价值。
二十二年中，据柳自己说，他至少被批斗了四五百次。在“文革”十年中，更是几乎天天被批被斗。倘几名中专毕业的青年技工午休时间闲得慌，胡乱批斗他一通则就解了闷了。在“文革”十年中，有些大单位是禁止午休时下棋打扑克的。于是批斗他等于下一盘棋，或打几轮扑克。
连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批判者也能与他这名“右派”分子联系起来，认为他当年在不足论道的鸡零狗碎的小事上伪装“反苏”，其目的无非想麻痹人们，使人们对苏联的认识由而不能着眼于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小骂大帮忙”的伎俩……
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不少人由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于是和他自己当年一样，引起关注，被赏识，继而由工人而班组长、而入党、而车间主任什么的。也有人被抽调到写作班子里去，成了政治宣传员，继而成了脱产的政治宣传小干部……
他的话给我这么一种印象，当年的他仿佛是一块靶子，许多人可以通过射击他而训练成射击能手。又仿佛一具活尸，许多人可以通过解剖他转行当政治“外科医生”……
据柳自己讲，一九七九年他获平反，调回原大学的途中，受到了某县一位副县长的数日款待。原来对方也曾是“射击”他的能手、解剖他的行家，官运由而亨通。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对方还因为经常写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而竟成了该县书法家协会的会长。并且，果然写得一手好书法，起码在他看来是那样。他临行之际，人家赠他条幅，上书八字乃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是老子的话。
在文言，“中”通“冲”。“不如守中”，意谓不如默默保持虚静，压制冲动。
二十二年如梦魇，柳悄无声息地回到他曾任过宣传部长的那所大学。有一位“平反办公室”的女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安排他在校招待所住下。那女同志四十余岁，对他的接待态度客气而又周到。请他不必着急“平反”以后的具体事项，安安心心地休息一段时间为好，若有什么要求来日方长。那些日子，相比于二十二年，使他感到幸福无比。终日无所事事，睡到十点钟才起也没人干涉，仿佛神仙过的日子。其寂然回归，真可用“神出鬼没”四字形容，很有那么点儿重新“潜伏”下来的意味儿。最初的日子，吃饱便睡，醒了又吃，吃了再睡。二十二年间，他的身体感到严重亏损的似乎更是睡眠，大脑不失时机地、强烈反射着一种急需补足的本能。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在校园里各处转转、走走。一切都还是从前的样子，只不过树老了，楼旧了，路多了几条，看见的都是生面孔了。别人不知他是谁，他也认不得别人。即使从前的同事或上下级擦肩而过，竟也不能相互引起注意……
终于他被那位女同志通知去开会了。一次，两次，数次，都是关于肃清“文革”流毒、促进思想解放的讨论。他早早地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中牢记着当年他那名学生送给他的话，以及那位副县长赠他的条幅，自封其口，自缄其舌。
有次参加会议的多是年轻人，有学生代表，也有三四十岁的教师，一名学生发言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社会主义中国，好比一口大锅，一幢大厦，锅已裂纹道道，厦已东倒西歪。莫如趁着思想解放的热情高涨，一举砸碎之、推倒之，从头再来一遍！好比用橡皮将纸上杂乱的铅痕擦尽，使之重是一张白纸，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正是“拨乱反正”年代，青年人口无遮掩，一旦亢奋，过激言论时有发生。主持会议的人即使不以为然，一般却也不太会当成件严重的事。
但那一次会情况有所不同，各方各面为上级收集政治思想动向的人士隐坐四角。主持会议的人是预知这一点的，脸色一时就特别难看。想予以批驳，一时组织不成一番有力的话语；而一味保持沉默，又几乎等于怂恿……
这当儿就见有人站起来说：“我也要发言。”
站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柳。
主持会议的人不认识他，唯恐他再说出什么不像话的话，灵机一动，宣布休息几分钟。
不料他坚持道：“我请求此刻发言，过会儿我也许不愿开口了！”
他脸发红，唇发抖，特别激动的样子。
有些人似乎成心要使主持会议的人更不自在，大鼓其掌。
主持会议的人只得同意他发言。
他大声道：“同志们啊，我曾是一名‘右派’分子，我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啊！我现在终于又和你们一样有公开发言的权利了，又有称大家同志的资格了！我想说，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那就是无怨无悔地爱国的胸怀啊！刚才那位同学不是说，社会主义这口大锅已经裂纹道道了吗？那我们就要像能工巧匠一样，仔仔细细地把它锔好啊！社会主义这幢大厦即使真的已东倒西歪，那我们就要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一样，用我们的脊背将它抵正抵稳啊！倘需要，那我们就要心甘情愿地化作石柱，永永远远地支撑在那里啊！这就是我，一名被改造了二十二年的典型‘右派’分子，对我们的祖国母亲的自白！……”
之后，他抑扬顿挫、情感充沛地朗诵了几句诗：
无论这样，
还是那样，
我的国啊，
我爱你！
无论贫穷，
还是富裕，
我的国啊，
我爱你！
……
他的发言具有一种厚积薄发的、如泉喷涌般的感染效果。一个命运浮沉与发言这种“中国特色”之事结下难解之缘的人，在你方言罢我开口的热烈的发言气氛中，那是很难做到坚决地不发言的。其发言的冲动不被激活反而显得太不正常了。
他还没来得及坐下，主持会议的人也已站了起来。
主持会议的人向他伸出一只手说：“老同志，受了委屈的老同志，让我握住您的手……”
他有点儿懵懂地向对方伸出了一只手。
他的手立即被对方的两只手紧紧握住。
对方噙泪说：“老同志啊，现在，‘我代表党’这句话，已经不是哪个级别的党的领导者都可以随便说的了。但我还是想说这句话。我是新任的党委书记。老同志啊，我代表党感谢您的一番发言，感谢您的一片忠诚！”
他的泪水也顿时夺眶而出。
校党委书记对他的感激是真诚的。因为他的发言及时拨正了讨论的思想方向，使自己由两难之境得以摆脱。
一片肃静。
无数双眼呆呆地望着他们。
一名女学生代表情不自禁地小声说：“哎呀，哎呀……”
在多数情况下，不知说什么好的人都会这样。
她已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而紧接着一阵掌声淹没了她的“哎呀”……
晚上，负责接待他的女同志到招待所看望他，极欣慰地告诉他，他那番发言在校园里反响十分强烈。仿佛也是她的一份荣耀，并且陪他吃了晚饭，饭桌上试探地问他对安排工作有什么想法。
他说，无条件地服从。
柳曾对我说，他当时那番发言，百分之百地真诚。他头脑里就是那么想的。终于被平反了，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梦幻般的、急于表达喜悦的激情，而那一种激情渴望进行一次正当的喷发。
我，则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真诚。
在他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他那次发言，被打印在各种汇报材料里和“内参”里、文件里。他的名字又一次成了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
不久，他官复原职。
又不久，他和那位女同志结婚。她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她是化学系“文革”前的讲师，临时抽调到“平反办公室”的。但是她却坚持认为他们的缘分是物理性质的，是“完全非弹性碰撞”的结果。而物体相碰后不再分离，并以同一速度运动，是以最大的运动能损失为前提的。他明白她指的是她将为婚姻损失事业上的追求——都四十多岁了，才是讲师。十余年没评教授了。不发愤图强，纵然又开始评了，岂能轮到她？而发愤图强吧，她又不忍使这个五十来岁才结婚的男人，仿佛只有一位象征性的妻子……
他终于又可以昂着头出现在校园的任何地方了。他的经历开始在校园里传播。以前从未听说过他名字的人，开始将他的名字和校级领导们的名字排在一起记住。二十二年前对他落井下石的人，远远望见他绕路而行了。他们中有的“文革”十年也在劫难逃地成了挨整的对象，而有的成了“三种人”。
他又必得在大会小会上发言了。他牢记二十二年前的教训，一句自认为不合时宜的话也不说，仅仅宣讲他的忠诚和无怨无悔。这两点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几乎永远都是求大于供的。因而几乎永远都是紧俏的。相对于政治，好比是敬灶的麦芽糖。所以，他又成了一位被到处邀请的明星。然而，毕竟中国的一只脚已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在感动于忠诚之后还急需听到反思。
他不是完全没有反思。
不，他是有的。
却发誓除了对他的妻子，再也不对任何人说了，更不在任何会上公开说了。
他死了以后，由于我对他的丧事尽了点儿不足论道的操办之力，他老伴出于报答，将他的一本日记当作纪念物送给了我。
他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二十二年的改造，使我对于中国这一个国家的政治的认识，有着比别人较深刻的体会。但是我已决定将我的体会带到火葬场去。连对她，也是大可不必说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面对眼前的生活实惠，我须变得聪明。我的人生已再经不起一次惩罚了……”
我想，他日记中那个“她”，显然是指他的妻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显然指二十二年前他曾被就要成为他妻子的女人在关键时刻出卖了那一件事。那一件事竟成他刻骨铭心的教训耿耿于怀，是我怎么也不曾料到的。
我曾在电话里问他的老伴，从头到尾看过他的日记没有。
她说连翻也没翻一下，不愿翻。
我的心情这才替他觉得稍安。否则，我认为那段话对她太欠公平了。
我甚至认为，官复原职之后的他，其发言、其报告，忠诚的成分是大打折扣的。那只不过是一次次重复性质的表态罢了。他所以一次次不厌其烦地、一厢情愿地那样，显然是心有余悸的结果。
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有余悸，怀着大的悲悯来理解。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若希望一切人都理解自己，是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的。
他当年却还不能认识这一寻常的连摆摊卖菜的农妇都明白的普遍规律。在他想来，自己被改造了二十二年，仅凭这一点，仅仅出于同情，听他发言、听他作报告的人们，也是应该给他以掌声的啊。
然而后来，他的发言、他的报告，实际上多次遭到了嘘声。
人们希望听到的，他只字不说；人们听腻歪了的，他一次次尽说尽说。真诚既已大打折扣，那就不能怪别人听出来了。总不该要求别人降低智商而欢迎他、迎合他啊。
于是他渐渐地由明星变成了一个令别人反感的人。
他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企图打消别人对他的反感。
在发言中和报告中，他开始不失时机地替自己进行含蓄的或迫切的解释、辩白。
于是在别人们看来，他越发地善于表演了。于是在别人听来，他的发言有了自我粉饰的色彩。许许多多的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开始大撇其嘴了。他们不但开始认为他虚伪，而且开始认为他骨子里其实真是很“左”的了。这既是一个事实，也很难怪他。毕竟，他与没有过他那种可悲经历的人之间，有着二十二年的隔膜。二十二年后他的思维方式几乎仍停留在当年，而普遍的中国人，尤其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思维方式已经进行过多次重大的调整了。
他因而苦闷异常。
他的苦闷像霉斑，一处处发生在他那一时期的日记里。
然而又一次被角色化了的他，却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只有暗暗地苦闷而已。
他的工作状态，由最初时期的意气风发感觉良好，而每况愈下渐渐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后来则有那么点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
到了一九八五年，在一次换届中，他的职务由正而副被人取代，仍为他安排副职，乃体现着校方对他的厚爱。
他的自尊心严重受挫，整天地有些无精打采起来。被“改造”时，他的梦想仅仅是有一天摘掉“右派”帽子；刚刚平反时，他的梦想仅仅是人们尽快忘记他曾是“右派”那档子事。他原以为自己对人生的要求已降低到了最低点，却不料人的愿望是习惯于从最低点向上逐渐攀升的。他既是人，遂发现自己也不例外。在校总机机房里，部长的姓名是列在校领导一栏的，而副部长则不，并且没有单独的一间办公室、专用的一台电话了。他原以为自己其实是根本不在乎的，一旦拥有过了再失去，他却明白自己其实是挺在乎的。他因而沮丧，既沮丧于由正而副，也沮丧于连自己对自己都感到不解的那份在乎……
一年后，久已失去了联系的当年的老校长，不知从谁那里获知了他的下落，从北京给他写来了一封信，问他愿否到北京的某重点大学，也就是对方任校长的一所大学去谋人生的发展。正是国家高等教育开始大发展的年代，北京方面出台了吸纳高等教育人才的政策。
他转忧为喜，喜不自胜，赶紧复信，表示极愿。毕竟，倘调往北京，意味着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不知为什么，此事拖了一年。在他大失所望之际，来了令他大喜过望的调令。
调到北京以后，当年的老校长与他谈了一次。对方由于在二十二年前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晚上，替他辩白了几句，便被认为有包庇“右派”言论之嫌，以后一直受着政治冷遇。“文革”中新账老账一齐算，于是被打成“黑线人物”，罢官撤职……
老校长说当年很对不起他，明明是指示他“引蛇出洞”的，却不料把他也定成了“右派”。而且，自己也没保护得了他。
他说其实自己当年很对不起老校长。“引蛇出洞”有许多种方式的嘛，是应该很好地讲究一下政治的艺术性嘛，是自己利令智昏，一番发言酿成了一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还牵连了老校长以及十余名学生。这个沉痛的教训是一定要永远铭记的，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于是两人理解万岁，彼此执手，相向唏嘘不已。
老校长又说，由于他是典型“右派”，他的进京对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件慎重之事，所以拖了一年之久才批下来。还说，诸方面对他平反之后的言论表现都是满意的，甚至是欣赏的。这使他不禁暗自庆幸，觉得虽曾引起过许多人的反感，却是值得在言论上那么表现的。
老校长向他透露，将暂且安排他任团委书记。他顾虑自己五十多岁了，其年龄不利于开展工作。老校长说不过是一个过渡，说从前他是自己栽培起来的人，现在还是，更是。说过渡一下之后，对他另有重用，否则会千里迢迢地把他调到北京吗？
最后，老校长语重心长地教诲他，北京毕竟是北京，是中国的思想解放之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在北京，尤其在重点高校，粉碎“四人帮”后一直表现得极其活跃。知识分子如果在北京给人以思想保守、僵化甚至“左”的印象，即使被大人物欣赏，那也是较难胜任愉快地肩负重担的。希望他在北京要自己打开思想的窗户，善于接受别人的深刻思想，也要善于使别人明了自己的头脑里究竟有些什么样的称得上是思想的货色……
他诺诺连声，倍感对方对自己的关怀。并且，暗觉诚惶诚恐。
他在新角色的职务上谨小慎微地工作了半年之久，那时就快到了一九八六年的年底了。大学生们倒也渐渐接受了他这位五十多岁的、超龄的团委书记。因为他责人宽、克己严的工作作风，还因为他成功地举办了几场很受他们欢迎的文艺活动，校领导们对他的工作成绩也比较肯定，常用“稳健”二字加以评价。而他自己清楚，那一评价得来不易。是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既定方针”换取的。其实一切人，包括学生们，心里都明镜似的，都断定了他只要再平安无事地工作上几个月，那就注定会高升了。五十多岁的团委书记，是太超常的现象了嘛。有人私下里甚至这么议论：“是为了给予他在学生中充分亮相的时段啊！”
他自己也不弱智，很明白这一点。
却也有人议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了。说像他这样的人一旦升到高位上，会使别人缺少安全感。说对于将是领导的人，无论红脸白脸，总应该给人们一个明朗的印象。
他妻子那时也调到北京了，以上议论是她转告给他的。如果她只听到一次，就不当成回事儿转告给他了，但她无意中听到了多次。如果他自己不当成回事儿，那么实际上那种议论会自生自灭的，偏他自己当成回事儿了。不但当成回事儿了，而且当成块心病了。毕竟没有过什么能够自如纵横于仕途的丰富经历和宝贵经验，未谙所谓“群众看法”，在提拔问题上往往是可以视为零的。
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事：在本校举行的一次大学生辩论赛的总结大会上，他又说了一番不合时宜的话。辩题是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正方的论点是要大力弘扬“五四”精神和传统。结果自然是正方胜。
他却在总结中坦言：倘他是一位评委，他的一票，将会投给反方。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大学生们，昨天还只不过是邻家的男孩女孩，高考幸运中第，摇身一变就都是大学生了。从校门到校门，其单纯程度，仍是昨天邻家那个男孩女孩。而“政治这头怪物”，越来越需要高超的驾驭艺术了。守着宿舍门后的一堆多日无人清除的垃圾，闻着它散发的腐味儿和臭气而卧谈什么“铁肩担道义”，实在是很滑稽可笑的。倘无自知之明，政治热忱被廉价利用，那是很可悲的……
他引用了胡适的话——主张大学生们应首先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再谈国家命运不迟……
他批判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中国当代青年的高考比例才百分之几，如此要求一名青年是不适当的……
他调侃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天下兴亡，责任全在政治家军事家们，不在普通百姓。若真要尽天下兴亡之责，那也要先成为政治家或军事家……
他最后强调，归根结底，一言以蔽之，他主张中国当代大学生们少谈点主义，多务实点儿学业；离政治远些，离人生近些……
自然地，他也以自己作了现身说法。
那是他的又一次真诚发言。倘非指责他的真诚有什么杂质的话，那也不过就是——他当众从他的头脑中往外掏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求最明朗的一种思想亮相的效果，试图改变某些人认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的印象。
适得其反，又一次祸从口出。
大学生们对他的总结反应强烈，不过是逆反应的。一九八六年，正是中国大学里思想这东西空前泡沫化的年代。中国当代之大学生们似乎都认为，中国兴亡，舍我辈其谁？他的总结触痛了当代大学生们的娇嫩自尊心，于是招致了“文革”年代似的大字报小字报的种种质疑。名曰质疑，等于“笔伐”，也触怒了方方面面的上级。不，岂止是触怒，简直是使他们震怒了。突出政治之流弊依然在大学校园里四处作祟，他被认为是直接挑战大学里的马列主义“政治主权”。那时已经重新评定过职称了，大学里出现了又一茬副教授和教授们。他们中教政治的强烈抗议道：“那我们集体下岗扫马路去吧！”而上级则指示追查背景。
“还把胡适搬出来了！胡适算什么东西！”那时的左派人士们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一心想搞清楚他年轻那会儿曾与胡适有何种关系，何种往来。
他出示了一本胡适的文选向他们请教：胡适的书既然已经在国内解禁出版，公开引用几句胡适的话何罪之有？
结果就更使对方们不肯善罢甘休。他们说书的内容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进步有反动！解禁了胡适的书，并不意味着连胡适的一切思想言论也都成了金科玉律，可以当作正面的思想营养灌输给大学生们了……
他们四处投信告他。
他在日记中如此评述自己遭遇到的这一件事——看来在中国，还是将自己的真实思想严密地包裹起来好。或者，根本没有思想可言更好。因为，我觉得留给个人思想的自由空间只不过是一条夹缝啊。那么，除非思想本身是扁的。否则，它总归会显得“面目狰狞”。从夹缝中硬挤着生长出来的思想，看去不可能不是奇形怪状的……
他犯起倔来，顶着压力拒不检讨，拒不认错。
在这件事上，他当年的老校长不再“对不起”他了，而是“见义勇为”，像一位老斗士似的护着他。虽然后者此前一生不曾是过什么斗士。
当年的老校长也四处写信，替他争鸣，替他不平。在信中，对于某些人，甚至连“党棍”之类的话都写上了……
老校长某夜猝死于脑出血。
当追悼会结束了，连死者亲属也含悲离去以后，他才抢在尸体转移之前独自出现。
他深鞠三躬，放下一束花，泪流满面。他觉得，自己丧失了这世上唯一颇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人。此人赏识他、栽培他，也使他成了“右派”。好比家庭主妇由于很喜欢一只盘子，擦拭的时候太仔细了，反而失手摔裂了“它”。
那时刻恩与怨交织心头，转身时心头却完全被一片感恩戴德之情所笼罩。
他被免职了。
“过渡时期”凝固在他的人生中了。
指日可待的职位，因他人生的又一次下沉化为泡影。
他并不掌握一门专业足以开课授学，自然也没有资格参与职称评定，只有到图书馆去当了一名老图书管理员。
三年后，他退休了。斯时已是九十年代。他仍没职称，套了一个行政正处待遇。别人认为他应感到安慰，他自己则对自己的人生感到了空前的悲哀。只有退休了的人，才会切身领教到那一种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
一个退休之人，自然也就再没那么多会可参加，再没什么言可发了。
然而他的名字，却在多次会议上，由别人之口提到着。因为中国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而其导火索首先是在大学里引燃的。于是许多人开始重估他三年前的言论，认为非但一点儿都不错，而且简直正确极了。简直有先见之明！大学生不勤奋于学业，搞哪门子政治呢？倘三年前不批他，不免他的职，进而将他当成稀有动物保护一下，使他那种比胡适还明智的言论得以作为一种别样的声音合理合法地存在，并且合理合法地扩大其影响，后来大学里的情形是否会不太一样呢？
当然，也只不过是一种重估，一种事后的推断。
他得知别人如何发挥他三年前的观点引用他三年前的话，苦笑而已。
不知怎么一来他这个人连些外国记者们也知道了，于是请求采访。
反正已经退休了，他想谈点儿自己对于中国的真感觉了，爽然应允。
结果他的名字居然在国外见了报，被称为当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
而我认识他，则是网络时代来临以后的事。我是从不上网的，至今没换笔。家中为儿子买电脑已近十年了，我只有在擦灰时才拿起过鼠标。对电脑显示器后面的种种热闹，我几乎一无所知，毫无兴趣。网络之对于我，即使化成美女，也诱惑不了我。我当然也听说过网上有些很无忌的言论。仅就我听说过的而言，不太谦虚地讲，我觉得还没有什么超出我的思想半径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超出了北京一名出租汽车司机的见解水平的思想。见解装在自己头脑里是一回事儿，贴到网上是另一回事儿。我承认网络之对于中国，具有早期“海德公园”的意义。所以我对网络其实不是反感，只不过是拒绝罢了。
某日家中来了一位友人，对我大谈网上政治，频频提到柳。
我问柳是谁。
友人故作愕异：“怎么？你不知道？他可是网上大名鼎鼎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呀！”
遂向我宣传柳在网上的种种言论。
我听了半天，说那些言论一点儿也不新鲜啊。近二十年，中国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不是就没断了谈来谈去吗？
友人就觉得我老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而且越变越寡味了。
他说他要给我寄几篇柳的文章来，为了激活我的头脑。
果然寄来了，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我认真拜读了，仍未读出有什么思想的高明之处，而且觉得文字很糙。从我这方面讲，近年对于思想有了别种认识。那就是——只有预见于现象之前的才算思想，滞后的只不过是思维。思维人人都会，从现实生活中到网上，人人都在整天进行着。然而思想，在中国，太少了。所以我有自知之明，已变得逃避思想二字唯恐不及，恐偏向思想使人生厌……
友人又来了，怂恿我去拜见网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
我说：“人家自己的文章里明明写着，人家只想做‘自由知识分子’的呀！你们干吗非另封人家不可呢？”
友人说：“那不管。网上有网上的封法，网上封谁是什么，谁不愿接受也不行。”
我脱口道：“那么，网上真他妈的。”
拗不过友人，只好跟随其去。
结果一见到柳，就喜欢上了他。他实在是一位又睿智又幽默的老人。可叹，像他那样一个人，只有退了休以后，才渐渐觉醒了基因里的本真性情。
他说，电脑之对于他，如布娃娃之对于小女孩儿。说小女孩儿在父母面前，或取悦，或乞宠，或撒娇，或任性，那都是转着小心眼儿，有获得的企图的。而布娃娃却给予不了小女孩儿什么，所以她每对布娃娃才喃喃自语地说真话……
谈到“新左派知识分子”之称号，他说，在网上他又不是那个称号了，是“新保守派知识分子”了。说网上是风云变幻的，一天刮左风，一天刮右风。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失落的知识分子，或欲望难以得到满足的知识分子，才到网上去证明自己、膨胀自己。他说，当然，这一点主要体现于“网上政治家”和“网上思想家”们身上。
他一边说，手指一边敲点键盘，调出一些与自己相关的内容并指给我们看：“瞧，这儿怎么说我的！瞧我又不是‘新保守派知识分子’了，是‘帮闲知识分子’了！再瞧这儿，咦，我怎么又成了‘温和的持不同政见主义者’了呢？真是乱戴帽子！”
言罢朗笑，笑得开心不已。
他说，他的网上文章已开始被些小报小刊转载了。仅当月，已有数笔稿酬寄来。从电脑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本，翻开看了一会儿，得意地说：“比上月多了两笔稿酬，加起来近八百元了，不少吧？我迷网络，不只是因为寂寞，也是要为稻粱谋啊！”
他既然在网上已是一个人物了，在现实生活中，也便相应地引起点关注了，又常被邀请开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会了。
“我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在会上发言，但如果给出场费，有时我也去。我挺喜欢钱的。钱能提高我和老伴的生活水平啊！”
他坦诚得可爱。
后来我在一次会上见到了他。主持人介绍他时，称他是“著名的网络杂评家”。他并不作谦虚状，俨然自居始终。散会后他邀我一块儿逛书城，在社科类书架前，我们同时发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排数卷文集，书出得很大气。他用手抚摸着书脊，像盲人的指抚摸琴键。那时他表情肃然，继而怆然……
离开书城，他一路沉默。分手时，才问我：“你知道吗？费先生七八十岁时，还在身体力行地搞社会调查，孜孜不倦地又写了几百万字……”
我点头表示知道。
他长叹道：“中国社会学后继乏人啊！本来，我也可以成为社会学家的。起码，是可以成为社会学者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他话一结束，转身大步而去。那是冬季的一天，很冷，刮着四五级寒风。望着老人的背影顶着寒风渐远，我心一片惆怅……
他是伏在电脑桌上死去的。
他不知怎么卷入了网上些个臭名昭著的最下三烂的人们精心策划的一个最下三烂的“话题”的——相互谩骂的漩涡。网上没大小，先是他被“网虫”们骂，终于没了七十三岁老人的涵养和风范，于是回骂，于是遭到更侮辱其人格的谩骂……
电脑显示器上闪烁着他敲出的最后三个字是：“我认为……”
而下面一串是别人谩骂他的话……
污言秽语，不一而足。
而那网站的站名却是“公众发言”。
真无法理解，他怎么还那么爱发言呢？
七十三岁了，终于可做一个不必再发言的中国人，为什么偏不呢？
他老伴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硬了，凉了……
在他的日记中，有一大段关于中国人之发言的体会，读来颇发人深省——“中国国也大，人也众，会也多，尤数知识分子，一生不曾作会上发言者几人？或主动，或被动，或表态，或议事，一生不曾因发言而影响人生者几人？有人竟因擅长发言而交佳运，而红而紫。虽德俗才庸，却扶摇直上。有人竟因直抒己见而厄运临头，连遭坎坷。虽光明磊落，却被归另册。于是虚与委蛇之风渐长，假话空话套话盛行。此弊习沿袭至今，败坏知识分子品格，毒害下一代青年。予每见青年会上发言慷慨，浮词连篇，会下撇唇戏曰：“‘假作真时真亦假，何妨假，莫如假。’周身发寒。想予也曾奉此鄙律权当经验，羞不欲生，愧几欲死。呜呼，名堂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呜呼，发言几时真？表态何须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读之，我心愀然，愀愀然。
某日复读时，友人打来电话，吞吐相告：“我被撤职了。”
问：“何过之有？”
答曰：“因为一次发言，其实，那又不是我的真……”
于是絮絮叨叨，痛说委屈。
我耳一阵内鸣，顿觉头大。
我没听完就放下了电话——不真你还发的什么言？！
噫！中国，还我真话语来！还我真文字来！还我真见解来！还我真观点来！还我人之真思想、真态度、真性情、真襟怀来！……
还我！
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