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与老亚洲

杨照

15、16世纪在西方兴起的大航海浪潮是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大航海的冒险探索才让原本各自独立发展，仅有零星、偶然交会的文明，彼此认识、彼此冲击，才诞生了一个以全地球为领域的“世界”新概念。

大航海时代真正惊人处，不是其冒险探索所发现的，而是远赴海洋冒险这个意念冲动。人的肉体存在，从来不是为海洋生活所设计的。航海技术上的突破，不足以改变一个事实：长程远航极其折磨人，而且时时处处布满了死亡陷阱。离开熟悉、温暖的土地家园，挤进脏臭狭窄的船舱，朝根本不知道的所在航去，有道理吗？奇怪的是，15、16世纪，欧洲许多人竟然视之为生命最大的意义所在！

大航海时代之所以可能，依赖于当时欧洲人对陌生事物的好奇。从未到过的地方，从未看过的景色，从未想象过的动植物，比安稳的土地，对他们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这才使得他们前仆后继，愿意为未知赌上一切。

可以这样说：大航海必须以欧洲自身知识系统的动摇为前提。在稳定的知识系统中，人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生活所需的一切答案，当然就不会对陌生事物好奇，甚至不会假想假设陌生事物的存在。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出发航向完全未明的水域？

中国就是长期笼罩在稳定的知识系统中，因而不可能与海洋、海洋的另一端发生什么关系。中国自给自足的知识关怀中，容不下“彼岸”的想象。看不见的东西不属于这个知识系统，也就不需、不能思考，当然也就不可能好奇、想望。

从16世纪起，大航海陆续带回来的海洋“彼岸”的信息，进一步动摇乃至改造了西方知识。原本出于冒险、传教与财物掠夺动机的航行，很快就多增加了一条理由——为了知识的扩张。

于是航行除了原本牵涉的商业资本家、水手和传教士，多加了一种必要角色——博物学家。从16世纪到19世纪，远洋船只随船带着博物学家，几成惯例。

博物学家带回来令人看得瞠目结舌的奇特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他们同时也带回来令人听得目瞪口呆的远方故事——关于那些无法任由他们捕捉、风干带回家的人与社会的故事。

那是一个惊讶地发现异种、异俗、异语、异文明的热闹时代，较为科学的客观描述及理解方法还来不及建立起来之前，一个丰富而有趣的“轻信”时代。

翻看那个时代航海博物学家带回的异文明记录，最突出的特色，必然是其光怪陆离。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戏仿航海家记录，写了《格列佛游记》，里面有小人国、大人国，还有以马为人的国度。斯威夫特固然夸大了海外国度的奇貌，不过我们别忘了，本来航海志里就充满了各种常识上不可能、航海者却坚称自己亲见亲历的怪事怪物。

为什么航海者带回来的故事都那么怪？今天透过异文明历史的比对，我们有把握明确地说：那些光怪陆离，不管是航海者看到的印加帝国、日本还是他们看到的塔希提岛，几乎都不是事实。他们不见得是刻意捏造，而是一种要在海洋彼端看到“异物”的预期扭曲了他们的经验，使他们成为不忠实、不可信的观察者、感受者。

航海博物学家先入为主，要找到“异物”，也就意味着他们带着清楚的欧洲标准来搜寻海洋彼端的印象。“异”者，异于欧洲既有的事物。寻找“异物”的人，敏锐地看到的、不自觉夸大的，一定是和欧洲“一般”“平常”不同的现象。

所以，那些光怪陆离的异物记载，与其说是关于印加帝国、日本或塔希提岛的，还不如当作欧洲人流浪心灵中以彼岸经验刺激出的华丽想象与欧洲既有知识经验主流不断辨证对话的结果。

原本就是出于知识系统的不安，才有大航海创举，进而大航海带回来的“异物”信息又不停地摇晃着欧洲一般人赖以生存的世界观。

那两三百年，欧洲经历了知识系统的大破大立大重建，而这知识系统上的变化，正是分隔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那最鲜明的分水岭。

有趣的知识系统变动发生在18世纪。对待大航海时代中找到的“彼端”，18世纪开始试图不只是记录其怪模怪样和传奇，而是去理解。18世纪也开始收拾原来不同船只、不同航程、不同人搜罗到的片段，试图建立起系统来。更重要的是，18世纪欧洲人看见海洋“彼端”的动机慢慢从主观中走出来，试图找出一套客观方法论来。

主客异变之间，从而有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与前面的时代相比，18世纪欧洲的异文化知识，不再那么狂野放任，充满了自我中心的想象，转而浮现了一点秩序，尤其是浮现了一点想要参与并对这个领域有所贡献的人不得不遵守的规范。不过和后来的19世纪相比，18世纪却又还没有明确的社会制度管辖这套异文化知识的产生、流传与评价，也就是说，异文化知识尚未“专业化”“体制化”，尤其尚未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合为一体，而有着较大的个人、学派特色空间。

在欧洲人的异文化想象和异文化理解中，亚洲当然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大航海开拓前，欧洲已有对亚洲的模糊传说，而且已经认识到亚洲有着和欧洲一样高度发展的文明，和非洲或美洲的情况大不相同。

欧洲人或夸张对亚洲文明成就的“惊艳”，或夸张对亚洲“原来不过如此”的失望幻灭。在这两种极端态度间的取舍，往往不是决定于亚洲是什么，而是欧洲本身需要什么。

亚洲比其他地区更关键地扮演了这段时期欧洲建构自我形象的对照角色。当欧洲需要新的文明标准以砥砺自己奋起时，他们便抬高亚洲的成就；反过来，当他们需要鼓舞具侵略性的自信心时，他们便不客气地贬抑亚洲。亚洲知识、亚洲印象，被不断抛掷、搓捏，进行无穷变形。

《亚洲的去魔化》整理的，就是18世纪知识系统大变动中欧洲人与亚洲知识、亚洲印象纠缠的过程。这里面固然有逐渐累积增加的亚洲经验，同时也有更多欧洲本身快速变动的矛盾冲突。透过欧洲人的眼光，我们可以部分复原18世纪亚洲的相貌，不过，看得最真切的，毕竟还是欧洲眼珠光影中幻映出来的他们自我的形影吧！

《亚洲的去魔化》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我们深入到18世纪欧洲知识世界里。我们不必也不能将当时欧洲的知识，视为亚洲写真。不过倒是可以回头借此对亚洲自我历史认知与欧洲的想象建构，对这段西方逐步凌驾东方的过程，有更深入更细腻的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