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眼泪

我们对18世纪海外旅行的印象，可以说来自沃利斯（Wallis）、库克、布干维尔（Bougainville）及拉彼鲁兹（Lapérouse）等船长横渡太平洋的壮举，这些都是当时最轰动的旅行活动。塔希提岛是18世纪的大发现。相形之下，亚洲早已耳熟能详，似乎也没有让人激动的秘密。詹姆斯·库克刻意避开亚洲。在他最重要的旅行，即1772年至1775年的第二次环球航行中，他在绕过非洲后，立刻便在印度洋下方的南极纬度朝东继续航行。18世纪20年代，谢尔沃克（Shelvocke）船长已对亚洲没太大兴趣，“因为我们已熟知亚洲的海洋与国家”。“从前陌生的国度，”一名前往中国的旅行家同时表示，“已被好奇的欧洲人多次造访并详尽描述过，就像对我们自己的祖国一样熟稔。”1730年，有人便说德国人已熟悉东印度，伊斯坦布尔及小亚细亚海岸也因许多记述而成了“老掉牙的东西”。1800年左右，可以这样说，没几个国度像波斯那样普受造访，印度焚烧寡妇的行径也常被提及，根本没必要继续重复旅行探索，至于欧洲前往印度与中国的海路旅行，虽非完全没有危险，这时亦已成为康庄大道，对有野心的船员来说，再也不是挑战。1816年，英国船长亨利·艾里斯（Henry Ellis）前往中国，确信再也见不到任何新奇的事物——自然也没见到什么。

这是奖牌的一面。在另一面，还是可以发现许多新的民族与生活方式。这里特别是指西伯利亚、高加索和里海的国家：一个直到18世纪才被开发出来的巨大民族志经验范畴。在印度，有些民族、宗教团体及政治组织，要随莫卧儿王朝的衰亡才出现在欧洲人眼中，就像锡克族（Sikhs）及马拉提族（Marathen）。像也门这样只是听闻过的国家，现在也被——卡斯腾·尼布尔的也门——深入考察及详细描绘。越过沿岸地区的旅行家，往往觉得内陆人从未见过欧洲人似的：对他们来说，还真是一种颠倒过来的哥伦布式发现。愈无哥伦布、麦哲伦或库克那种海路的发现，陆路旅行的声望也就愈高。喜爱冒险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表示，前往孟买或巴达维亚，再从那里舒舒服服地前往其他地区，然后以“东印度旅行家”的头衔夸夸谈论着远方的民族，根本不算本事。一封耶稣会的信简中提到，沿岸地区和内陆的差异，就像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巨大。

然而，还是有所谓真正的第一次接触，甚至就在中国门前。18世纪，朝鲜是亚洲最封闭的国家。欧洲人对与中国接壤的这个汉化王朝的印象来自两处，一是透过耶稣会的百科全书得知中国人汉族中心世界观中最重要的属国的知识。透过朝鲜人，也就是那些耶稣会修士在北京见到的朝鲜使臣，欧洲人反倒在1623年取得有关基督教传入这个遗世独立王国的第一批消息。1790年左右，自称为天主教徒的朝鲜人人数已成长到千人左右，这不是直接的传教结果，而是研习译成中文的基督教文献所造成的。他们在接下来的那些年中，遭到严酷的迫害。1600年之后不久，当一名使节由北京带回一张欧洲的地图时，有关西方的世界知识便已传入朝鲜。1631年，另一名外交官从北京带回一支滑膛枪、一个望远镜、一口自鸣钟、一张世界地图及一些天文书籍。同时，裘利欧·阿列尼（Guilio Aleni）修士的《职方外纪》中文版在朝鲜受到钻研与评注。尽管朝鲜不让传教士及欧洲商人进入，但在19世纪早期，他们对西方已非一无所知。欧洲人了解朝鲜的第二个来源是1668年亨德里克·哈梅尔（Hendrik Hamel）的日记。他1653年起因船难而在朝鲜停留了13年。不过这份日记普受质疑，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当真。

1816年9月，阿美士德（Amherst）勋爵出使中国失败（勋爵无法进行重要交涉），随同的两艘英国军舰“阿尔切斯特号”（Alceste）及“天琴座号”（Lyra）侦察了朝鲜西海岸10天之久，达成了类似南太平洋岛屿的第一次接触。事实上，朝鲜人及欧洲人直到此刻，都没有任何直接接触；没有任何欧洲民族志文献描绘过朝鲜人及他们的服饰。“天琴座号”船长巴兹尔·霍尔（Basil Hall）及“阿尔切斯特号”的随船医生约翰·梅里欧（John M’Leod）的报道，记录下欧洲这一方的珍贵时刻。

不过，这说不上是类似布干维尔船长式的亢奋事件。朝鲜不是第二个塔希提岛，霍尔船长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前来，也不是一位准备妥当的民族学家。船上当然没有人懂得朝鲜文，一名随船的中国仆役是个文盲，无法阅读朝鲜人写下的中文。霍尔及梅里欧费了好大力气才和起先小心翼翼的朝鲜村民稍稍融洽相处。礼物和金币并未达到目的。让这些不受欢迎的访客吃惊的，是这些朝鲜人既不惊慌，也没有一如预期出现“蛮人”那种天真雀跃的欣喜之情：

这些人态度高傲，显得镇定冷静，缺乏好奇心，倒让我们感到奇怪。

他们反而清楚表明他们的想法：

一个男人带来大家共同的想法，希望我们离开。他为了表明这一点，拿出一张纸像船帆那般高高举着，对着风吹的风向，并指着船。他似乎想表示，现在正好顺风，我们只需要扬帆就可以离开这座岛。

当霍尔船长和船员三天后，即9月3日，想在另一处搭乘小艇上岸时，朝鲜人传达的信息还是一样不太友好。这次更令这些欧洲人摸不着头绪：

他们拿着扇子比着自己的咽喉，有时候也比着我们的，似乎想让我们明白，我们留下来的话，有许多人会被砍头似的，只不过不知道那是指他们自己，还是我们。

当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人，甚至可能是位文官现身，来到“天琴号”上交涉时，敌视的情况才稍微缓和下来。首先，这位德高望重的人——霍尔船长称他为“酋长”——发现这些外人听不懂朝鲜语，跟着又得知他们连汉字都无法阅读——没有开化的明证。巴兹尔·霍尔继续描述着这位高官和英国海军军官间的外交礼节哑剧，在他们共同小酌樱桃白兰地时达到高潮，笔锋幽默动人，没有诋毁嘲弄朝鲜人。这名“酋长”是19世纪早期文献中文学描绘上最动人的亚洲人角色之一，而那个场景则是不同文化成员间无言沟通最美的一幕。

直到英国人发现这名官员的随从迅速测量完整艘船，并记录下帆具与武器时，才明白这些朝鲜人绝非无知蛮人。在多方相互拜会，看来成为朋友后，朝鲜人开始时的不信任一下子转成不断努力测试西方的文化技术。那名老“酋长”在“天琴号”上用早餐时，显得相当积极：

他尽情吃着桌上所有东西，用着他大概第一次见到的刀叉及汤匙。开始时，他显得笨拙，但后来熟练后，便拒绝换成为他准备在一旁的筷子。他真的迫切地想接受我们的习俗，当我们以中国人的方式端给他一杯茶时，他瞧了瞧我们，跟着把他的杯子递给仆役添上牛奶与糖。这位老先生显然十分心满意足地品尝着。他彬彬有礼，轻易适应了和他完全不同的民族风俗，这着实令我们讶异。只要想想，他之前可能对我们一无所知，那他得体的举止似乎就不只能从他崇高的社会地位来解释，也可由那个我们至今还未注意到的社会的文明程度来观察。无论如何，这件意外值得重视，因为这表示，不管不同国家中的社会如何不一样，礼节形式依然放诸四海而皆准。这名老酋长正好体现出这种文明性格。他喜欢我们试着取悦他，所有他注意到的东西同时也让他深感兴趣。他十分好奇，当他明白一件起先让他讶异之物的用途后，总是无比满意。没有任何的故作惊奇，没有任何的过度钦佩。毫无疑问，他是位有良好教养和敏锐观察力的人。

巴兹尔·霍尔没有隐瞒英国人对这名“酋长”处事方法的困惑不解：他的观点完全不同于落后蛮族对西方成就的目瞪口呆——从早餐的茶到船上大炮——反而表露出一种全然客观实际的兴趣。他相当自信，可以试验一下变换角色的小把戏，而不出卖自己的文化。在这场相会结束之际，他礼貌而果断地要求英国人尽快离开他的国家。当他们不准备这样做时，他痛哭出声，大声诉苦，表示他的人头将不保：

这时酋长痛哭流涕，转身离开，头靠着一名随从的肩。当他离开时，他不只抽搐哭泣，还不时咆哮出声。

这两艘船最后还是扬帆驶离了。

碰上这种戏剧性的转折，霍尔船长也难以解释。要不是他先在这名“酋长”身上见到另一种文明人士，并高度推崇这样一位非英国人（也包括欧洲），视他为一名绅士的话，这位“酋长”也不会突然行为成谜，让他不知所措。那种为人所熟悉、可超越文化界限被认同的精英人士的得体举止——简而言之，即所有的优雅行为——还是不敌一种令人震撼、完全另类的感情表现。在社交举止的表象背后，还暗藏着让人难以理解的情绪冲动。巴兹尔·霍尔带着全然矛盾、无法以文明与野蛮的对比方式来解释的印象，离开了朝鲜海岸。他没用高人一等的语言来掩饰自己的茫然，也未落入亚洲人性格摇摆的老套说法，这让他的报道显得真诚：

我们毫不遗憾地离开那个港湾。那名衣着华丽的长须老酋长，的确让我们大家印象深刻。不过，他的忧心、怯懦、幼稚，有损我们原本对他的敬意。但是，这一情况却让整件显得不太一致的事件多了额外的趣味，面对那位老者全然未知的命运，他可笑的性格也就显得无足轻重。

这位后来离开皇家海军，成为一名所谓的旅游文学作家，并和他人一同成立皇家地理协会的巴兹尔·霍尔，在几页之间便记录下18世纪及19世纪早期的亚洲中，一次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第一次接触。“阿尔切斯特号”及“天琴座号”继续向琉球群岛航行，那个西方人同样没接触过的地方，住有一个聪明、亲切、爱好和平的民族：终于在中国海中找到了塔希提岛！这次具体的相会可再算是一次纯粹的第一次接触。不过，在这个个案中，欧洲并非完全不知道这个被发现的地域：西班牙的报道已简略提过这些岛屿，北京宫廷内的欧洲科学大使安东尼·戈比神父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中也根据中国史料描述过琉球，并附上一张详尽的地图。

直到1816年前，朝鲜这个隐士王国——不久以后就有人喜欢那么称呼它——未受西方人打扰，因为那里没有任何贸易机会。1711年，饱学的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nthanasius Kircher）及亚图神父（Pater Jartoux）已详细提到著名的朝鲜人参的神奇功用，并可经由中国大量取得。英国的访问舰队暂时未取得任何成果。直到1876年日本入侵后，朝鲜才打开了一扇国际贸易之门。直到此时，西方人也才取得有关朝鲜的详细消息。从地理学上来看，霍尔和梅里欧的简短报道没有太大价值，绝无法取代之前亨德里克·哈梅尔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