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旅行
约翰·马尔科姆爵士（John Malcolm）的客人
1825年6月18日，英国驻法大使诺森伯兰郡公爵的巴黎住所举办了一场小型晚宴。
主人是约翰·马尔科姆爵士，他之前因好奇而前往法国参加查理十世（Karl X）在兰斯的加冕典礼，现在则在大都会巴黎享受几周的假期。1783年到1822年，约翰爵士除了几次短暂停留在家乡外，一直以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身份待在印度及波斯。他现在挂着少将的军衔，处于退休状态；1827年，他再以孟买总督身份回到印度任职两年多。那晚的贵宾是当时全世界最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及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此外，还有尤利乌斯·冯·克拉普罗特（Julius von Klaproth）男爵及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爵士。居无定所的语言天才克拉普罗特在科学界的名声并非毫无争议，却拥有令人难以领教的过人精力：在柏林王室图书馆自学古汉语，1802年起担任歌德的中国研究顾问。他到蒙古、格鲁吉亚及高加索旅行过，出版过许多有关亚洲地理、历史及语言的作品。尽管克拉普罗特在法国及俄国发迹，却在1823年耍了一个重要的语意学手段，将新的“印欧”语言学改名为“印度日耳曼”语言学。在某些人眼中，他是普鲁士间谍，当他试着把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发现”的列岛以他死去的赞助者扬·波托茨基伯爵之名命名时，轰动一时。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爵士是第一位以中文和中国皇帝交谈的英国人（家族来自爱尔兰）。他父亲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爵士便是1793年至1794年马戛尔尼勋爵出使北京使节团的代表。当年12岁的托马斯在漫长的旅途中，从两位同行的中国教士处学到了基础中文，因而能在1793年9月14日晋谒乾隆皇帝时令其大吃一惊。小斯当东接着长年出任广东的东印度公司代表。1817年，他返回英国成为议员，常在中国事务上受其政府咨询。1823年，他和伟大的印度学家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成立了皇家亚洲协会。
那一晚，冯·洪堡几乎就像在其他参与过的社交场合，主导着谈话，谈的是墨西哥和秘鲁，尤其是冯·洪堡当时的主要焦点——地球的气温分布。在此，我们只对四位名人的生平感兴趣。四位都有过长距离的陆地旅行经验，但全都未像库克船长那样“发现”过全然陌生的地域。不过，在他们自己组织或参与的旅行中，他们都对自己勘查的国度有重要的新认识。四位全是受人敬重的专家。冯·洪堡对拉丁美洲的认识，大概胜过所有当时在世的拉丁美洲人，此时正好出版了自己美洲之旅巨著的核心部分：三大册《新大陆赤道地区旅游纪行》（Relation historique du voyage aux régions équinoxiales du Nouveau Continent，1814-1825），一块世界文学的瑰宝。马尔科姆爵士则通晓印度，在印度四处旅行，并写过许多有关印度近代历史的作品；1815年，他的《波斯史》出版，为他赢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并成为全面论述伊朗历史的代表作品，近百年都未被取代。克拉普罗特基本上是位中亚专家，不断受人引述及咨询。斯当东爵士是大英帝国举足轻重的中国专家，其学术成就在于翻译了清朝最重要的律法文献。
四位权威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欧洲以外的知识都和帝国有关。最不明显的要算冯·洪堡。1799年至1804年，他以私人名义自费到西班牙的殖民王国内旅行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西班牙政权。但他的旅行计划仍要视西班牙殖民地当局同意与否而定，所以1829年他毫无选择，只能透过接受沙皇的官方邀请来认识俄国及西伯利亚。克拉普罗特是沙皇帝国的枢密官，身负扩张沙俄版图的官方任务，前往东亚和东南亚旅行。斯当东孩提时就以英国公职身份出游。至于马尔科姆爵士，身为将领、外交官、行政首长及学者，已是当时最成功的帝国缔造者之一。
从多方面来看，马尔科姆爵士的客人深富启发性：19世纪初期（其实在18世纪后半叶即已如此），旅行家已能够功成名就。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来看，他们是学者，同时也是士绅、社会精英的成员。他们不是出于冒险乐趣而从事旅行，而是怀有科学目标，并获得国家赞助。他们的知识对帝国有利；就算是冯·洪堡的改革建议，亦有益于西班牙当局，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这种层级的旅行无法顺其自然，反而要求最严密的组织。1800年左右，这种高阶旅行成为当时旅行活动的特点。1815年，《爱丁堡评论》的匿名作者从中分出了低阶旅行，认同当时透过出色专家取得的报道水平，却遗憾再也没有任何事物会让这些信心十足的人物感到惊奇。不像17世纪那些提笔写作的商人和珠宝贩子——他指的是夏尔丹和塔韦尼耶——从事未知的冒险，低阶旅行者和一般民众有更多的接触。
不过，在“漫长”的18世纪，在欧洲以外的脉络中“旅行”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并非前往英国、德国、法国或意大利旅行的地理上的延伸。欧洲以外的旅行，从来不是一般的出游，即便在周全准备后，仍是一项艰苦危险的任务。布拉格以东的旅行已可算入。旅行家承担着比欧洲内陆旅行更多的报道义务。委托人和观众比较热衷精确的报道，而不是刺激的经历与旅行者的心理状态。现代欧洲大幅领先古希腊罗马及其他文明，不就因为透过实验和旅行的经验而获取到的知识吗？
欧洲以外的旅行，基本上是种旷日持久的活动。一场还算彻底的近东之旅，应该要花上两年的时间，更远的地区费时更久。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前往亚洲是其职业活动的序幕，可能永远不会回来，或到晚年才能归国。这一点必须纳入我们的旅行定义中。例如，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要考虑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欧洲。一名全欧倚重的学者安东尼·戈比（Antoine Gaubil）神父，1723年4月抵达北京，1759年7月在北京去世，再也不曾离开过那座首都。100年前，中国传教活动的支柱学者尼可罗·隆戈巴尔迪（Niccolò Longobardi）神父，甚至在中国待了58年。戈比因为自己的法文与拉丁文文笔愈来愈差而臭名昭著——这是积极融入中国环境的结果。在欧洲人看来，戈比算不上一位旅行家，就像摩达维亚亲王德米特里厄斯·坎泰米尔（Demetrius Cantemir）一样。1687年，这位重要的奥斯曼帝国历史著作作者（1734），以15岁之龄前往伊斯坦布尔，一直待到1710年，其间只曾短暂离开过。1740年至1755年，以商人和厂主身份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让-克劳德·弗拉夏（Jean-Claude Flachat），和王室关系良好，成为第一位获准进入苏丹后宫的欧洲人。他算是“旅行家”吗？
马尔科姆爵士当然是为帝国事务而周游印度。相比较而言，其他的耶稣会教士不像戈比那样恋栈，会被中国皇帝派遣到帝国的偏远地区，例如康熙皇帝的杰出外交官让-弗朗索瓦·热尔比永（Jean-François Gerbillon），在1688年至1698年，八次冒险进入蒙古。这些人并非从欧洲展开他们的亚洲旅行经历，而是从加尔各答或北京这样的亚洲基地出发。只有扩大旅行的概念，这些或多或少一直定居在亚洲的欧洲人才能算是“旅行家”。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大部分重要的亚洲文献，是在这种看来持续接触的背景下写成的：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文学，却是第一手亚洲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