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述评

贫困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也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20世纪6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著作《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中，首次将“反贫困”作为研究术语而提出[1]。同时，贫困与反贫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贫困理论研究离不开对贫困内涵及致贫原因、致贫机理的探讨。因此，广义的反贫困理论包括了对贫困内涵、致贫原因、致贫机理以及消除贫困的讨论。从国际上看，贫困研究经历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以及多维贫困的范式，并引发了相应的反贫困理论研究。其中，经济学是反贫困理论研究的主要视域，从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到发展经济学以至福利经济学，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一系列以经济增长促进反贫困的研究理论。而伴随贫困内涵由单维拓展至多维，贫困原因由个体转变至结构，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亦产生了相应的贫困和反贫困理论。

中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国内贫困问题的学术研究[2]。“十二五”时期，国内反贫困研究更加注重理论建设，不断讨论和建构新阶段扶贫开发的理论基础。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国内有关反贫困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国外反贫困理论的梳理和比较；二是借助一定的理论框架开展国内的贫困研究；三是基于国外反贫困理论的检验或修正，建立本土化的分析框架；四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研究。由于反贫困理论的复杂性，本文侧重从不同研究视角对反贫困理论进行梳理和述评。结合“十二五”时期我国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成果，本文将国内反贫困理论研究归纳为六个方面，即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个体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制度、文化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组织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区域、系统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以及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研究。

一、经济增长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

贫困首先是经济学领域关注的主要问题。围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的关系，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反贫困理论。这种基于经济增长视角的减贫理论也是当前国内反贫困研究的主流理论以及反贫困政策的主导理念[3]。总体上，国内研究主要是对西方反贫困理论的总结比较，或结合中国反贫困实践进行理论的检验、分析和整合。

陈昕认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称主流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构成反贫困理论的主要来源[4]。从时间上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主要是基于马尔萨斯人口学说以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理论。随后，纳克斯“贫困的恶性循环”、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莱宾斯坦“临界最小努力”、缪尔达尔“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等理论相继出现，开始从资本短缺方面解释贫困产生的机理，为日后反贫困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使发展经济学成为反贫困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5]。二战以后，贫困研究逐渐从发达国家转至发展中国家，并进一步讨论了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形成了“经济溢出”反贫困视角，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源于低水平的经济发展，而以工业化和市场化推动经济增长则是国家实现反贫困的途径[6]。伴随人们对贫困与经济增长认识的变化，发展经济学领域形成了相应的反贫困理论，包括涓流理论、益贫性增长理论、包容性增长理论、绿色增长减贫理论以及多元发展理论等。

林雪霏评述反贫困的经济溢出视角时，介绍了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涓滴效应”理论，这也是最早强调以经济增长实现反贫困的理论。“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阐释了经济增长对区域发展的两面性，即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将产生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极化效应”；但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也能够为落后地区带动投资、就业及财政收入的增加，产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减少贫困的“涓滴效应”[7]。其后，得益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推动，益贫式增长、包容性增长以及减贫绿色增长理论逐渐形成。由于益贫式增长在定义、理念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一理论产生了广义的定义、严格的定义以及绝对和相对的益贫式增长理念，并引发了国际有关亲贫困增长及厌贫困增长的讨论。相对益贫式增长是最常采用的定义，即“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入增长比例大于平均增长率，因此相对不平等下降”[8]。包容性增长理论主要基于传统发展理念下经济发展和物质增长不仅没有减少贫困，反而扩大贫富差距的现实，提出通过扶贫或益贫、生产性就业、提升人力资本能力和加强社会保障等途径，帮助贫困人口在国家政策扶持和自身能力提高中，均衡分享社会财富，有尊严和体面地生活。包容性增长既强调速度，也强调增长模式，二者互为联系[9]。文雁兵结合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提出包容性增长对中国贫困缓解存在地区偏向和结构偏向的特点[10]。绿色增长理论是经济增长减贫理论发展的结果，是后工业阶段对“发展”（development）及“增长”（growth）概念区分的反思。益贫式绿色增长概念源于益贫式增长，即有利于减贫的绿色增长，强调在保护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进而实现脱贫致富。理论的核心在于促进贫困地区绿色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整体的、与生态结合的现代化发展；从单纯追求物质发展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达到全面脱贫[11]。20世纪末，发展经济学领域出现了强调发展除提升经济水平，更要关注人类福祉的新发展观[12]。针对发展研究领域“一元发展理论”与“多元发展理论”的分野，研究者提出了相对单中心发展理论的多元发展理论。即没有普世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地理空间的差异性、特殊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时空组合，决定了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13]。多元发展理论并非单一经济学视角的反贫困理论，但其引发了国内对以往贫困治理经济中心思维的反思。如吕方将多元发展理论引入连片特困地区减贫研究[14]，林雪霏基于国内反贫困场域的多维理论视角，提出国家治理作为反贫困本土化研究的新理论视角，等等[15]。

二、个体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对贫困的认知不断深化，贫困不再仅仅是个体经济问题，从根本上也表现为个人能力和社会权利的不平衡[16]。尤其是社会学范畴的贫困研究兴起，进一步扩展了反贫困的理论研究。与经济学侧重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注贫困缓解的群体特征不同，社会学主要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层面强调贫困缓解的个体特征[17]，产生了贫困研究的结构视角和个体视角。个体视角认为个人不适当或缺乏生产性行为是致贫根源，强调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劳动力商品化水平[18]。个体视角的反贫困理论包括阐释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生命周期理论、能力贫困理论、主观贫困理论，以及旨在促进个体摆脱贫困的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生计资本理论、社区主导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也是当前国内贫困研究及扶贫实践中流行的理论，对各类组织机构实施扶贫行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个体视角的反贫困理论源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领域的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把人力资本纳入分析视野，认为小农生产者也可以成为自我生计维持和发展的积极力量[19]，从而批判了以物质资本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片面性。虽然人力资本理论仍从资本维度理解贫困，但改变了传统经济增长视角对宏观经济结构的关注，开始从微观个体层面理解贫困问题。代际传递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他认为贫困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穷人容易形成特定的“亚文化”传统，并对周围人（特别是后代）产生影响，使得贫困文化代代相传[20]。就中国而言，贫困的世代传递反映了社会代与代之间垂直流动率及流动机制的问题。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下，农村贫困将更多受到代际传递影响[21]。生命周期是指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具有不同经济和社会特征的阶段。由于贫困及贫困文化存在代际传递，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相互关联，前一阶段的经历会影响其后的经历。基于生命周期的反贫困理论，强调政策以不同生命阶段的特殊需求为依据，促进了中国减贫政策由补偿型模式转向发展型模式[22]。

20世纪80年代，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与传统收入分析不同的贫困分析框架，即基于能力、权利和福利的能力贫困理论。该理论认为，贫困的实质不是收入低下，而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是社会生存、适应及发展能力的低下与短缺，强调通过扩大个人的选择范围来发展人的能力。对中国构建反贫困对策而言，能力贫困理论测度生活质量时引入了能力因素，改变了以个人收入或资源占有情况来衡量贫富的标准，以及提高个人能力，而非单纯靠政府投入及发放失业救济来解决贫困问题[23]。同时，这一理论也为国内开发式扶贫的一些困境提供了恰当的解释。伴随多维贫困的拓展，学者对客观贫困线概念进行了反思，并在21世纪初提出主观贫困概念。左停等在研究中归纳了由主观贫困线测算拓展到主观福利贫困的研究变迁，以及国外主观福利研究的四种理论：绝对理论、相对理论、预期理论和适应理论。主观贫困研究框架重塑了人们对传统贫困的认知，对于新时期中国反贫困政策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启示[24]。

如果说研究者拓展了对贫困的理解，国际机构的减贫实践则促进了反贫困理论模式的产生。20世纪70年代，国际农业研究网络发现，回应农户需求有利于提高减贫方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由此产生了参与式的扶贫方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参与式方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社区参与发展（CPD）、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CBD）以及社区主导发展（CDD）。社区主导发展被视为参与式方法的最高阶段[25]，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社区主导发展是“将决策权和资源赋予社区成员及其组织，他们与能够回应其需求的外部支持性组织和服务提供者结成伙伴关系，为社区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和社会服务，组织经济活动，管理社区资源，为穷人赋权，提高社区发展能力和治理水平，加强对最贫困群体的保障”[26]。这一理论模式被国际发展领域广泛应用，并在21世纪初引入中国，对中国的扶贫理念和方式产生影响。此外，国内学者也将需求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以及知识经济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进行分析[27]。社会资本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以后，在世界银行发展实践推动下，逐渐与反贫困相联系，并形成了社会资本的减贫范式。然而，由于其基础理论流派众多，有关社会资本对反贫困作用的研究总是基于其中一种或综合几种基础理论，呈现多元范式。周文在研究中比较了资本范式、制度范式及关系范式三种不同范式，并基于社会资本关系性质提出质疑，即社会资本的排他性可能会削弱其在反贫困中的作用，通过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实现减贫是令人失望和不现实的[28]。周晔馨等也分别从静态和动态层面论述了社会资本的不同作用，指出社会资本能否减轻中国的贫困问题具有一定的条件性[29]。

此外，能力贫困、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贫困研究范式的综合。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等国际组织推动形成了可持续生计的分析框架。其中，“生计”概念得益于阿玛蒂亚·森的研究，一般认为生活所需的能力、资产和活动构成生计。张大维在论述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时指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理解多种原因引发的贫困并给予多种理解方式的集成分析方法，也是设计以人为本贫困治理方案的建设性工具[30]。邢成举等也认为，生计资本理论对贫困人口生计资本的类型、数量和组合进行了评估，强调了贫困人口对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拥有，以及环境、经济及社会的系统和协调发展[31]。

三、制度、文化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

贫困被纳入学术研究之初，制度、文化就被认为是贫困形成的机制。基于制度、文化视角的反贫困研究，拓宽了人们对贫困的认知，也形成了贫困研究的社会结构范式。制度贫困理论、贫困文化理论、权利贫困理论、全面贫困理论、社会风险管理理论、社会质量理论等都是基于这一视角的反贫困理论。国内学者基于这一视角的研究，主要是探讨贫困的生成机制、内涵等，并为建立具体扶贫模式提供理论框架。

马克思最早从制度层面探讨贫困形成的原因，随后缪尔达尔在其“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中亦提出“制度性落后”和“制度性贫穷”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包括有效制度的短缺[32]。国内许多学者都将制度作为解释贫困的一个因素，并从狭义层面将制度性贫困概括为制度缺陷及制度缺失造成的贫困。贫困文化理论源于对纯粹经济学理论解释贫困现象失败的反思，首先是由刘易斯阐述贫困代际传递时提出，并逐渐发展为一种贫困的解释机制及反贫困理论工具。贫困文化论者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经济现象，而是根源于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现象，是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贫困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33]，因此，反贫困关键在于改变贫困人口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34]。国内学者从经验和概念上进行讨论，指出贫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农耕文化具有密切关系。方清云总结了国内贫困文化定义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分别将贫困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亚文化现象、贫困阶层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种促使经济贫困的文化。这一理论也启发中国进行文化扶贫时重视贫困文化的正功能、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机制等[35]。

20世纪90年代，阿玛蒂亚·森将社会排斥纳入贫困分析。即发生在多个领域的社会排斥会限制贫困人口的生活机会，并使其受到其他方面的剥削，由此形成了权利贫困理论。国内学者认为，权利方法提供了一个分析贫困和饥荒的一般框架，透过经济现象分析贫困和饥荒发生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原因，并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权利失败及其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对于政府制定政策、保护人们的交换权利、防止发生权利失败等具有重要意义[36]。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不仅包括了收入贫困，还包括能力剥夺及社会排斥，因此也被学界称为全面贫困理论，反映出贫困的多元性、动态性和可缓解性[37]。此外，国内学者基于社会发展以及贫困对象的特殊性，也提出了新的贫困概念，包括妇女研究中的时间贫困[38]、婚姻贫困、老龄人口的健康贫困[39-40]等，这些概念虽未形成系统的反贫困理论，但也丰富了多维贫困理论的拓展。胡鞍钢等也提出包括“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及生态贫困”的多维分析框架，以体现新时期贫困的结构性、权威性、多元性及衍生性特征[41]。

贫困研究范式的发展也为反贫困提供了更多选择。社会风险管理理论就是从社会层面建立的一种反贫困政策理论。早期阿玛蒂亚·森的饥荒研究已经提出了风险和脆弱性概念，随后的风险社会学研究者及世界银行提出了风险管理框架，并对此进行了理论建构，提出个人、家庭和社区都会遭遇不同方面的风险，贫困人群不仅更容易遭遇风险，风险对其影响也更严重。因此，风险管理理论认为应重视贫困的预防而非补偿[42]。谢海峰在研究中介绍了一种全新的理论——社会质量理论，这一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欧盟学者提出和完善，提出追求社会发展目标时，不仅要关注经济指标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更要关注社会体系的运行状况（包括和谐性、稳定性及发展的协调性），主张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必须使人们能够获得社会经济保障，以免产生贫困和各种形式的物质剥夺[43]。

四、组织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

无论是基于经济增长或个体发展进行反贫困，都离不开外界的干预。现阶段中国日益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及社会组织无疑是反贫困的重要主体。因此，组织视角也越来越成为中国贫困研究的视角之一。尤其是扶贫机制研究中，机制设计理论、治理理论以及合作型反贫困理论成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机制设计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其基本假设是人们可以按博弈论刻画的方式行为，并依据社会选择理论设定社会目标。机制设计理论是通过构建相应的博弈方式，实现参与者个人利益与设计者既定目标的统一。理论本身并非纯粹的组织理论，但学者将其引入政府或其他扶贫组织的反贫困机制设计，为反贫困研究及实践创新提供了新思路。对中国扶贫机制改革而言，它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启示，尤其是推动政府建设以及政府主导的扶贫机制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理论，并广泛运用于政治学及社会经济管理领域。伴随“贫困治理”概念的流行，治理理论也成为当前国内反贫困研究的重要理论，并衍生出合作治理、多中心治理、整体性治理等多种理论模式。学者认为，治理理论提出社会组织参与政府治理，回应了公民需求，形成了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44]，为社会组织参与反贫困提供了理论依据。杨志军从内涵和外延方面讨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这一理论旨在建立一种协作性的组织网络，实现政府与其他公共性主体的合作及持久性共同利益，强调治理主体、治理权威的多元化和多样性[45]。冯朝睿结合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提出构建由政府、社会、非营利组织、贫困者积极参与的府际合作反贫困以及政府、社会协同反贫困多方联动的多中心协同治理体系[46]。陈忠言解析中国扶贫开发机制时引入了整体性治理理论。该理论以网络化治理作为管理实践和操作手段，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机制的多元化以及参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作者结合沪滇合作扶贫案例，讨论了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性以及中国扶贫整合机制与整体性治理的比较[47]。此外，他还以整体性治理下的跨部门协同为主题，分析了中国农村扶贫中的跨部门协同模式。跨部门协同模式的实质是建立在协商和强制、市场机制、公共利益以及价值认同上的合作，是一个从上到下、由内而外互动的管理过程。他将中国农村扶贫中“三位一体”的扶贫工作格局分为政府内协同、政府间协同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三种模式，并指出中国扶贫领域不存在西方政府的“碎片化”和“空心化”问题，因而中国政府的跨部门协同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为了应对目标过于宏大、自身能力有限的“困境”，且中西方在跨部门协同时对权威的依赖程度也不一样[48]。

此外，国内反贫困实践的发展也对扶贫理念创新提出了要求。林万龙等认为，目前农村开放式的社区结构以及农民分化日趋明显，完全通过政府行政传导或完全不需要政府介入实现反贫困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基于政府、社区组织、农户各自优势，建立一种有效的官民合作、贫困群体合作以及社区主体间的合作机制。他们提出“合作型反贫困”理念，强调通过反贫困行动中相关利益主体的合作，从制度层面构建可持续的反贫困机制，并要求政府与贫困群体建立通力协作关系，区别于参与式反贫困的赋权理念[49]。

五、区域、系统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

基于区域、系统视角的反贫困理论，主要关注贫困与区域、空间系统的关系。本文将国内学者基于区域发展理论、系统贫困理论、自组织理论以及空间贫困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视为区域、系统视角的反贫困理论研究。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将反贫困与区域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相联系，对贫困问题的理解从单一、静态层面扩展至系统、动态层面。

贫困研究早期，贫困就被认为是一个区域问题，区域发展也成为反贫困研究的基本视角。区域理论涉及地理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早期的增长极理论、涓流理论、大推动理论也被视为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此外还包括地域系统理论及区域产业结构理论[50]。宏观来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国内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注意到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并形成了“梯度理论”以及“反梯度理论”两种代表性观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区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区域主义理论研究。随着研究拓展，理论界出现了新的区域发展观或称为新区域主义理论，即注重强调新产业空间开拓、地区合作强化、创新和学习氛围营造以及制度支持供给[51]。对中国正在推进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而言，区域研究尤其是新区域主义理论为此提供了有益启发，即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应注重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注重加强区域的协同和经济合作，注重增强贫困人口的学习创新能力，以及注重建构地方发展的制度环境与设施，等等[52]。

20世纪30年代，系统论首先出现于生物学研究，系统被定义为“若干事物的集合”。系统论强调将有机体作为整体或系统来研究，提出以客观的数学模型将抽象的客体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系统中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结构、整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非系统的具体物质形态[53]。因此，系统贫困论认为贫困是由诸多综合因素系统运行的结果，并形成了贫困的区域经济社会系统。早期国内学者将中国贫困的根源归结为“陷阱—隔离—均衡”所构成的“低层次、低效率、无序的、稳定型区域经济社会运转体系”。因而分析中国贫困问题，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全面、系统分析造成贫困的各个因素，并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54]。谢君君认为，系统贫困理论摆脱了以往对贫困平面、静态的描述，实现了从更广阔视野来研究贫困问题[55]。20世纪60年代，探讨社会经济系统形成和发展机制的自组织理论出现，并形成了宏观层面的耗散结构论、微观视角的协同论以及突变论。根据这些理论，区域开发存在自组织和他组织两种发展机制，且前者的演化优于后者。寻舸在阐释自组织理论基础上，从区域学习机制、内生增长机制、协同发展机制和外部保障机制等维度，分析了区域扶贫开发的自我发展机制现状[56]。黄泽海等则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协同机制，提出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系统的协同创新具有自组织特征，以及构建开放式、协调发展的内生增长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协同创新的组织模式[57]。

空间贫困理论将贫困与空间地理因素联系在一起，主要关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分布以及空间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哈里斯和缪尔达尔早期的空间经济学[58]。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在中国研究发现，地理因素导致了“空间贫困陷阱”，地理资本对农村家庭消费增长有显著影响。由此，“地理资本”开始作为贫困研究的重要术语开始流行起来，并与物质财产资本、社会资本相提并论。空间贫困理论将多种差异集合在空间地理因素内，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中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政治的种种差异，可以用空间地理位置禀赋的不同来解释[59]。陈全功等总结了空间贫困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贫困与地理空间位置的紧密关系、贫困地图的绘制与建立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结合中国来看，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事实揭示了空间在贫困问题上的重要作用[60]。国内已有研究证明了地区人均收入与地理位置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一些研究者和扶贫机构也认识到空间贫困理论及贫困绘图对于识别贫困的地理学因素、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政策瞄准度、完善贫困信息等方面的作用[61]，特别是对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中，空间贫困理论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理论。可以说，空间与贫困的内在关系已经得到研究者的一致认同，但在影响程度上仍存在分歧。

六、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研究

不同学科、不同社会制度对贫困及反贫困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贫困的表现形式、反贫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也不同，这对于贫困研究的本土化提出了要求。中国习惯使用“扶贫开发”（简称“扶贫”）来表述反贫困，强调反贫困的政策性和行动过程，这在本质上与国际使用的反贫困、减缓贫困、扶持贫困以及消除贫困等概念基本一致。扶贫开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及扶贫开发政策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理论体系。

学界普遍认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在马克思反贫困理论基础上实现中国本土化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演进并逐步形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核心强调“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结合中国反贫困实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扶贫开发思想，论述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内容、特征及发展过程。文建龙评述了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扶贫理论的贡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共同富裕思想，为中国扶贫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完善了共同富裕思想，中国扶贫理论基本定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中央集体则在此基础上系统提出扶贫开发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则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继续深化了扶贫开发理论[62]。具体来看，毛泽东时代虽未明确提出扶贫开发理论，但其提出了农民共同富裕思想，为扶贫开发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大贡献是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回应了人们对贫困问题的诘问，奠定了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科学体系[63]。江泽民继续深化了对扶贫开发与社会主义本质、党的根本宗旨以及国家长治久安关系的认识，回答了扶贫工作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扶持贫困地区与扶持贫困群众的关系、政府和社会帮扶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攻坚战与持久战的关系等[64]。华正学认为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贡献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坚持以人为本，赋予反贫困新的内涵；构建和谐社会，开拓反贫困新的路径；建设全面小康，描绘反贫困新的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彰显反贫困新的战略[65]。目前学界对习近平反贫困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尚未系统和完善，但习近平将扶贫开发工作视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阐述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的极端重要性和战略定位，并提出内源扶贫、科学扶贫、精神脱贫、教育脱贫、生态脱贫、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等重要思想理念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及共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不仅丰富了中国扶贫的时代内涵，也为扶贫开发指明了方向，在共同富裕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新阶段的扶贫开发思想及理论体系[66]，赋予了中国扶贫思想的时代特征与内涵。

七、总结与评论

综上所述，国内反贫困理论研究建基于对西方反贫困理论的引入以及本土化，并结合中国反贫困实际、实践不断探索形成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理论。总结“十二五”时期中国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成果，有助于认识和把握当前反贫困研究的趋势和特点，而就现有研究不足进行反思和讨论，则可以为未来国内反贫困理论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

其一，社会学成为反贫困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扶贫开发进入新阶段特别是2011年以后，社会学领域的反贫困研究逐渐增多，社会学理论也成为反贫困研究的重要基础。事实上，这一趋势也与贫困内涵的变化以及中国扶贫开发的实践进程有关，即收入视角的单一贫困定义走向了多维贫困，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逐渐向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和强调贫困人口主体性的参与式扶贫转变，从个体和社会结构出发的社会学理论为反贫困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其二，国内反贫困理论研究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综合性的贫困分析框架。一方面，这些研究提升了反贫困理论的本土化程度；另一方面，西方反贫困理论产生背景及中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均存在差异，因而有必要反思理论的适用性，并对国内贫困问题进行深入观察，以免形成错误的理念和分析结果，从而误导国内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或完善。

其三，现有研究突出了理论的应用性研究，对理论本身的拓展重视不够。除一些学者运用中国数据信息进行了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检验修正外，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西方理论的介绍和引用上，理论本土化程度不高。一些研究甚至缺乏对理论核心思想的把握，仅仅根据理论的一个概念、论据建立分析框架，忽视了实证分析，有断章取义或生搬硬套、嫁接理论之嫌，不利于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深入。

其四，现有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还不够充分。由于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反贫困理论应是系统的理论体系，包括对贫困内涵的理解、贫困的测量、致贫原因、致贫机理以及反贫困策略途径的研究等。且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在研究中执着于某一理论视角或贫困问题的某一方面，都将如盲人摸象，难以准确、全面地理解贫困问题，也就难以为反贫困战略政策体系的完善提供持续、系统的支撑。

注释

[1][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顾朝阳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1986年，山西忻州市召开了国内第一次以贫困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全国贫困与发展研讨会，中国学术理论界自此开始贫困问题的研究。贾兰．我国反贫困理论中有关扶贫项目运作研究述评．理论探讨，2003（4）.

[3]林雪霏．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基于多维理论视角．重庆社会科学，2014（9）.

[4]陈昕．反贫困理论与政策研究综述．价值工程，2010（28）.

[5]刘建华，丁重扬，王纪成．贫困理论比较研究与中国反贫困实践．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4.

[6]林雪霏．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基于多维理论视角．重庆社会科学，2014（9）.

[7]林雪霏．我国场域内的反贫困逻辑：基于多维理论视角．重庆社会科学，2014（9）.

[8]张琦，胡田田．中国绿色减贫指数研究：绿色减贫理论综述．经济研究参考，2015（10）.

[9]王志章，王晓蒙．包容性增长：背景、概念与印度经验．南亚研究， 2011（4）.

[10]文雁兵．包容性增长减贫策略研究．经济学家，2015（4）.

[11]徐秀军．解读绿色扶贫．生态经济，2005（2）.

[12]吕方．发展的想象力：迈向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的理论创新．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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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