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海

就当一个普通人

据《国立西南联大校史》记载，从1938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九届毕业生共一百五十三人——人数之少，堪比慢工出细活的手工作坊——吴德就是其中之一。

在北京西路的一处老式石库门里，走过狭窄陡峭的楼梯，吴德从二楼的“斗室”里打开门，热情地招呼我进去。房子不大，所以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有些乱，他几次说：“一直说要拆迁一直没有动。”

即便年过九旬，吴德依然精神矍铄，说话条理清晰。几次见面，我们聊起过许多联大的名师，还有那些扬名立万的毕业生。讲到自己，他坦然地笑言：“我不出名的。”的确，他并没有像一些同学那样，成为领导人、科学家、名教授、名作家、名记者，而是在上海的纺织系统默默无闻地搞了一辈子的经济工作。

关于母校，他常把自己的恩师、联大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挂在嘴边。这位政治学家曾经对学生们说过：“想要当官的不要来，我这里是‘政治学系’。攻读政治学绝不要为了做官，要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一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

吴德后来的人生，大概没有实现恩师所说的“上策”“中策”。

那就当一个普通人——他的一生，终究没有辜负恩师的教诲。

2014年9月16日，我第一次见到了吴德，他是我见到的第二位联大校友。

他的家在北京西路上的道达里，路牌是318弄，走进去其实是前面一排街面房子的后门。从一个旧式的红木门走进去，可以看到一楼过道口自上而下排着六七个电灯开关，这也代表了小楼内的住户数。拾级而上，过道很窄，几乎只能容一个人通行，而楼梯还有点陡峭。1922年出生的吴德每天就在这样的楼梯里上上下下。

因为不知道吴德家具体是哪一间，我拨通了他家的座机，听到声音从楼上传来，就循着声音的方向上楼，一直到了三楼才发现他已经在二楼打开了房门，招呼我进去。

显然，里面的空间也不大，把房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的人要让开，我才能走进屋子内的一个细小通道，再走进去也要时时小心不要碰到边上的东西。

走过小通道之后，里面似乎是个客厅，房间里的东西堆得很杂。再里面可能是一个小屋子。客厅的角落里架着一张沙发床，他的女儿躺在上面玩电脑。我后来再去的时候进过里面吴老的卧室，空间也很小，堆满了他的东西，走动都不容易。

在我呈上自己的名片之后，吴老也递给我一张名片，他谦虚地说：“这个供你参考。”名片上的内容很多：

吴德仲龢

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研讨者

今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校友之一

西南联大法商学院

1941—1946法学士

高级会计师、经济师

因为家里地方小，女儿又在场，他提议出去找个地方坐坐。我们打车去了两公里外的一家星巴克，我给他买了一杯美式咖啡，加了两袋“健康糖”。吴老作为一个曾经的名校高才生，丝毫没有因为年纪的关系而与这个坐满年轻人的空间产生太多的违和感。

吴老说星巴克的味道挺不错的，于是喝着咖啡，向我讲起了从前的事。回来的时候，他执意说喝咖啡的钱要和我AA，我说您就给一个“联大脑残粉”一点表达心意的机会吧。他还是很坚持，在出租车上还折着几张皱皱的人民币一定要塞给我。

出租车停在弄堂口的对面。在车辆川流不息的北京西路上，我试图保护这位1922年出生的老人安全地穿过马路。我试探性地伸出左手，有些忐忑地等待着他的态度。他终于握住了我的手，那是一只瘦骨嶙峋的右手，可是我分明能感觉到其中的力量。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温暖甚至激动，仿佛握住了让自己心动的初恋女友的纤纤玉手。

1922年阴历二月，吴德出生在镇江。他的家庭可谓书香门第，祖父在两江做“督学”（学政），属于朝廷派驻各省督导视察教育行政及主持考试的官员。说起来官不算小，但坐的是清水衙门，经济情况并不富裕。好在祖父被自己的上司兼同乡看中，招他做了女婿，并且分了一些土地作为祖母的嫁妆。

然而，这桩看似不错的姻缘为这个家庭未来的不幸埋下了伏笔。婚后若干年，祖父的岳父家执意要将祖母一个因为近亲结婚造成先天性目盲的妹妹嫁给吴德的父亲。“虽然当时言明允许我父亲另娶妻子，但毕竟女方也比我父亲要大几岁，辈分更是不对。可是，我父亲也没有钱，又在帮他们家工作，于是做了他们家的‘奴隶’，只能接受了。”

因为遗传原因，吴德的大哥也是一位先天性的盲人，比他大许多岁。而家中老二吴德则是父亲另娶的妻子所生。“父亲娶我的母亲时已经30多岁了，后来生下了我。”

说到这段不幸的家史，吴德至今还有些愤恨：“传统的资本家，往往不惜牺牲下一代的利益甚至幸福，还觉得这是他们为家里做了事情。”

吴德的外曾祖父家曾经做过“盐商”。他介绍说，当时盐属于需要政府特许经营的商品，而所谓盐商其实有三种：开采、晒盐的被称为“场商”；凭政府发给的盐票运盐的被称为“运商”；因为盐票是有限的“稀缺资源”，有人就搞起了金融，自己将票子租来，再转租出去赚取差价，这就将盐票变成了一种有价证券，这些人则被称为“票商”。

“父亲算是他们家的亲戚，美其名曰‘舅老爷’，其实就是在里面‘打工’的一个管理人员。家里原来有一些田地，但他的失策在于，觉得家中有‘大老婆’‘二老婆’，如果再置办土地房产，将来如何分配是个麻烦事，就没有再买土地。然而，到了‘剿匪’末期、抗战前期，民国政府废除了盐票，父亲的生计由此大受影响，虽然算是场商大股东的管理人员，却穷得连租房的钱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为止。”

终其一生，吴德的身上都有四个字的“烙印”——无党无派。然而，无党派不等于无政见，无党派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无党派更不等于不爱国。这个无党无派之人，从幼年开始就是满腔热血，怀着一颗爱国心，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求学之路。

吴德出生才一百天，他的祖母就去世了。

四岁的时候，吴德生活在江苏宝应，那时他就已经在家中的牵牛花下，跟着爱养鸽子的祖父学儿歌、学书法。“唐祝文周，祖父的字学的是文徵明的。”

八岁左右，家里搬到扬州。吴德的伯父和父亲都曾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读书，伯父后来还做过淮阴师范学校和淮阴农业学校的校长。

父亲请伯父帮吴德聘请了塾师，中文老师叫王觉民，用的教材是他们选定的《论语》《唐诗三百首》等，《孟子》也学了一些，后来没有读完。英语老师叫高举白，用的是当时通行的《标准英语读本》。他说：“这个版本的英语教材编得不错。”

后来吴德进小学时直接读的是四年级，字和文章都不错，颇受老师的喜欢。他的老师叫吴铁，是镇江师范的毕业生。当时的学校环境不错，是有鱼塘有山石的旧式别墅，老师也住在里面。

一个昏暗的午后，我在吴老家里闲坐，他说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两个词。一是他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祖父牵着他的手，站在京杭大运河的堤坝上，听说了“倒堆”这个词。因为当时黄河经常改流，河水常倒灌入运河，“堆”就是堤坝，决堤就是“倒堆”，一旦“倒堆”，危害极大，哀鸿遍野。

还有一个词叫“已劫”——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打了败仗的部队一边撤退，一边把商户洗劫一空，于是有的商户就在门口用红纸贴出“已劫”二字，告诉兵匪，店已经被劫过了，再来也捞不到什么东西。“有些是老老实实真的被劫过了，有的其实没被劫过，是为了保住财物动的‘小聪明’。”吴德说，这样的词只存在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后来便不存在了，自己也是突然想到的，还颇为这个“发现”而感到欣喜。

在吴德上小学之前，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已爆发。当时他的家租住在一条小弄堂里，弄堂的最外面是一个名叫“映月轩”的照相馆。他家在中间，再往深处走，隔壁是一座“丁家花园”，年幼的吴德常从那里听到猫头鹰的叫声。里面的“丁园”住着一位叫陈含之的先生，他在章太炎创立的《苏报》报社里担任编辑工作。陈含之很喜欢年幼的吴德，每次走过他们家，陈含之总要摸摸他的脑袋，还会送一份《苏报》供他阅读。在报纸上，他看到了马占山、苏炳文在东北率军抗日的情况，看到了日军占领上海后烧杀抢掠的情况……

“抗日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进了小学之后，《扬州日报》又组织了六个小学生编辑一份名叫《小园田》的刊物，作为其中的一员，吴德在编辑魏天铗的指导下，以一个少年的视角撰写了不少关于抗日的文章。他说：“晚上做梦，还要在自家门口的弄堂里和日本人拼杀。”

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吴德正在读初二，就读于与老家镇江一江之隔的省立扬州中学。后来我才知道，扬中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有“北南开、南扬中”之说。很多联大学生都曾就读于扬中，江泽民也毕业于这所学校，吴德和他做过同一届的扬中校友会理事。

日本人来了，呼啸而过的飞机狂轰滥炸。省立中学关门了，但江苏省政府在未沦陷的区域办起了若干临时联合中学。吴德和一些同学到了盐城湖垛镇的第二联中就读。但日军仍在不断推进，侵入扬州之后学生们只能继续逃亡。“那些没走的，很多都被日军捕杀、强奸了……”

“怎么办？我们这些学生在省政府的组织下，在淮阴集中。当时有三种情况：一是政府送我们流亡到外地，能够避免敌人的摧残，但未来的生活会很艰苦；二是政府在湖北宜昌附近的沙市成立了新的临时联中，交点钱可以继续到那里就读；还有就是转移到淮阴之后由于没有钱或者不想走等原因，留在当地的人。”吴德当时身上有不少书，于是继续流亡的他把书拜托给了一个叫李锋的朋友送回老家。李锋和其他几个没走的同学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并改名为吴刃，“文革”后做过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后来我还打电话去南师大的离退休工作处帮吴老询问情况，吴刃老先生还健在，但已在医院住了很久）。

吴德是第一批转赴湖南的学生，先是到许昌，途中要经过台儿庄，而这时正是1938年的三四月间，台儿庄战役激战正酣。“运河里到处都是尸首，有国军战士的，有敌人的，也有猪羊牛马的……但我们也只能在那里舀水烧开了喝。”经过两天多的时间，他和同伴终于来到了许昌。

“兵荒马乱的时候，车不通，一切只能靠步行。”到了许昌之后，吴德继续一路向西，到了淅川。如今回忆起来，他还记得：“那里有个地方叫‘卧龙岗’，我们都以为‘卧龙’和诸葛亮有关，若干年后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恐龙蛋化石，我才知道，原来卧着的是真正的龙——恐龙。”

在淅川，吴德进了从河北保定迁来此地的一所“老牌”中学就读，校长姓霍，是老同盟会的成员。“其实他们和延安是通气的，准备必要时到延安去，但是限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加之国民党政府也对去延安有所提防，所以就以国立中学的名义暂时驻扎在此。”

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教育措施，校内都要进行“总理纪念周”的活动——每周开会纪念孙中山，实行“党化教育”。然而吴德发现这所学校并没有“总理纪念周”活动，打听下来校方的解释是：“因为我们校长和孙中山总理是老朋友，所以‘总理纪念周’的活动就免掉了。”这让吴德意识到，在战争的形势下，严格的“党化教育”已然有所松动。

1939年，吴德在颠沛流离中读完了初中。当时他的许多同学已经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重庆，并且写信要他也去重庆。和很多人一样“没有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信任”的少年吴德奔赴重庆合川，考取了四川中学。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国立第二中学”。

他在这所学校办壁报，还参加了一个名叫“中国建国同志会”的组织，宣传抗日救亡，也由此立志报考西南联大政治系。为了这个目标，他苦读两年。“本来我的文学、历史有一定基础，在代数、几何上花了不少力气。”

读完高二，他就请老师帮忙搞了个“假文凭”，参加“高考”。正式考试是在当时迁至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进行的，气氛很是紧张。还有一个插曲是，因为当时大家精神高度集中，不知谁一惊一乍地喊了一声，所有人一下子都跑了出去。

同时，他还有第二手准备——参加了教育部开设在江津县白沙的“大学先修班”考试。“这个考试有两个目的：一是有些从内地来的学生，到了后方，让他们也有机会进入大学；另外还有一些具有同等学力的人，如果能考取，以后也可以保送到大学。”所以吴德又以同等学力参加了这个考试，作为“双保险”。最终两边的考试他都考取了，于是顺利地成为西南联大1941级的新生。

后来他还补充说，那段时间自己找了一个图书馆，虽然里面没什么“进步书籍”，但也看了不少对自己有帮助的书，甚至在这里还看了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张申府当时鼓吹轮流执政，就研究西方国家的宪法，写了《比较宪法》，我也看了。”因为学习，因为观察，青年吴德已经对政治问题有了十分深入的思考。

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由此被国人视为“汉奸”，而吴德却记得，那一年的二三月间，重庆《中央日报》刊发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一首词。“词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但吴稚晖是以一种非常惋惜、告别的心情表达一个意思——蒋政权和汪政权分裂了。我一直认为，这其实是国民党的一个策略，不存在谁叛离谁的问题。如果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赢了，那么中国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如果是英美赢了，天下依然是国民党的。”

而关于之后的日本战败，他更是认为，这只是“止战”，而非“停战”。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吴德向我道出了自己的见解：“日本说是无条件投降，但未必是真正的无条件，而是有条件。日本的‘条件’就是天皇制度保留下来了。后来虽然是处决了几个战犯，但是从未对裕仁天皇进行过问责，那几个战犯的牌子也进了神社。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只是‘止战’，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停战’和‘投降’。”

1941年，十九岁的吴德考入联大，填报的三个志愿，第一个是政治系，第二个是政治系，第三个还是政治系。“这样填写志愿的，可能在联大历史上也只有我一个。”

联大政治系名师荟萃，著名的政治学家张奚若、钱端升等都是吴德的授业恩师。

关于政治系主任张奚若教授的故事，吴老如数家珍。

张奚若（1889—1973）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17年获得学士学位，1919年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

“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张奚若有一个外号叫‘张铁嘴’，什么都敢说，但因为他是老同盟会的成员，资格非常老，别人拿他也没有办法。”

吴老回忆说：“张奚若上课，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先开一个书单子，让大家自己看。他不照书讲，自己手里拿一个提纲，我们就在下面记笔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张奚若也不会替学生定题，而是让我们自己选题目。”

“张奚若第一次上课就和我们说：要做官的不要来这里，这里是‘政治学系’。但在抗战的形势下，学生们为了报效祖国也难免参与这样那样的阵营。”吴德回忆说，当时在课堂上，张奚若等老师也讲到过“马克思主义”，但是限于种种原因，所用的材料是英国费边社（20世纪初英国的一个政治思想派别，提倡社会改良主义，代表人物有韦伯夫妇、萧伯纳、拉斯基等）的东西，所以还不算最“正本清源”,1949年之后再学习马列主义，才知道和当时课上学的还是有些不同。

作为老同盟会的成员，张奚若在昆明享受的“待遇”也较高，住在昆明西郊的聚仙山，就是“云南王”龙云的灵源别墅一带。吴德等一班学生也是张奚若家的常客，常听老师讲述一些故事甚至“段子”。

据说，张奚若还给他们讲过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恋情。“当时宋庆龄是孙中山的秘书，对他崇拜得不得了。张奚若自己是老同盟会的成员，他的夫人又和宋庆龄是大学同学（但资料显示，宋庆龄毕业于美国佐治亚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张奚若夫人杨景任大学是在苏格兰读的），对这些事情知根知底。”

“张奚若有一个小女儿，不知道他为什么最终同意了小女儿也学习政治学，于是她就成了当时我们联大政治学系唯一的女生，算是我们的‘小师妹’。”吴德记不得小师妹的名字了，但看得出他有些想念张奚若的女儿，一会儿说“也许已经不在了”，一会儿又说“也许还活着”。后来我在资料中查到，张奚若有两子一女，女儿名叫张文英，1944年进入联大外语系（和吴德的记忆不太一样，他后来也承认，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关系，张文英和他们比较熟悉，所以以为她也是政治系的），后毕业于清华英语系，长期在新华社做记者，退休后又到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业。据说她的博士论文还引发了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评论界的一场大争论。

1946年，吴德从联大毕业即将北上，恩师张奚若主动给他和另一位毕业生王大昕写了推荐信，推荐给负责战后物资统筹的上海救济总署负责人、原联大商学系教授李卓敏。“原本，这样的单位看到联大的毕业生也会乐于接收，但当时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张奚若也说：‘这个推荐信也不一定能派上用场，反正你们先拿着再说，你们的情况他们也知道’。”

按照当时联大的传统，每到“毕业季”，系主任都要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还要讲话。“1945年的毕业典礼张奚若参加了，但到了1946年，因为不满于国社党、青年党控制了联大校内的集会，张奚若没有参加这一年的毕业典礼，以此表达自己的态度，但还是请政治系教授钱端升、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等代为出席讲话。”

“钱端升是国民党党员，他和张奚若不一样，但是作为政治学教授，很多‘把戏’他心里非常清楚。”钱端升课上有一句话让当年的学生至今还记忆犹新：“虽然我们在学习上院、下院、参议院、众议院，但真正的政治，往往是boss（大亨）们在议会外的走廊上达成的协议——我们要知道‘真相’，也要知道‘鬼话’。”

9月26日第二次见面时，我带去了一些资料，比如何兆武写的《上学记》等，看到里面许多联大师生的名字，吴德一个个讲起了和他们相处的往事。

“教我们大一国文的是朱自清，教大二国文的是李广田，教英语的温德是个教士，好像是大二开始给我们上英语课，雷海宗、金岳霖等都给我们上过课，和他们都有接触。”

对话过程中，我们经常会翻阅《校史》《校友通讯录》等资料，看到一个个熟悉而又相隔多年的名字，他会对我说：“这个是我同班同学，这个我认识的，这个人后来当了记者，这个人牺牲了，这个人后来去了台湾……”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那么不同又那么精彩的人生，比如与他同班的易君博，后来是台湾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只是老校友中的绝大部分，如今都已凋零。

吴德说自己旁听过哲学家金岳霖的数理逻辑课，听他说过自己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课堂上最活跃的学生就是后来的哈佛大学教授、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整个课堂就是金岳霖和王浩两个人在对话。”

“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加入了共产党，但其实在党内也不做任何事情，对此王浩非常反对。金岳霖最初也不是搞哲学的，是学政治学的，所以并不脱离实际，他的这个行为也是在表达支持政党和政府的态度。研究康德、尼采的贺麟入党也是如此。”

“联大的宿舍就是茅草棚，上下铺的床，两个床中间自己想办法弄一张桌子，拉一块布当帘子，就算是一间。一组好朋友，同专业的、同兴趣的，往往到了晚上还要谈论，就会住在一起。联大的学生基本都有三四年这样的生活经历。联大的宿舍也一直没什么改变，直到抗战胜利后，大家陆陆续续回去。此外还有一些同学是和教授住在一起，还有跟留学生住在一起的，当时印度、缅甸、越南来的留学生都有。”

在吴德的回忆中，也提到了学校图书馆座位紧缺，有些书又不能外借，而且在图书馆里也不能讨论，于是也有些学生就去泡茶馆。“最好的还是凤翥街的茶馆，从早开到晚，条件好、服务好，价格也不贵，我们在里面可以边谈边学习。”

“平时开大会、听讲座，常在‘昆博会场’。它的对面叫南院，是女生宿舍。费孝通那时候经常去南院找对象，他还有个说法叫‘人贵及时’（我说：费孝通当时已结婚了。或许是吴老记忆不确）。南院是一片草地，还有一片梨花，这个地方不开会的时候，人少，也没什么光亮，还有可能遇到抢劫的。当时有种迷信，抢劫要么抢到钱走人，如果没有抢到钱，要见点血，虽然不致命，但也给你身上随便哪里划一刀，否则就觉得‘晦气’。所以不开会、人少的时候，一般大家是不敢去的。”

说到云南，他讲：“最有名的是烟土和火腿，米线、饵块之类的，都算是民族小吃，云南的大米虽然一年两熟，含水率比东北的稍微高一些，但也很好，能做成饵块说明粮食也是丰裕的。但当地还有两种有特色的美食——米线和炒茄子皮，很多人到店里吃米线，但知道炒茄子皮的人未必多。用清水反复把茄子里的颜色浸掉，然后把茄肉去掉，快火炒茄子皮，做出来的味道和肉差不多。还有一种菌——鸡枞，是从蚂蚁废弃的窝里长出来的，营养非常好。”

他说在云南时也游览过平西王吴三桂的寝宫，金碧辉煌的，取名叫“金殿”。“有人说吴三桂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研究历史要把他还原为人来理解。当然，‘八旗’进关之后一直是搞大屠杀的，所以有‘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对于这些藩王，他们也只是暂时利用，早晚要清除的。”

虽然成绩优异，但吴德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生——更何况，他是一个政治学系的学生。

高中就在学校办壁报的吴德，在联大依然热衷于此。他和同学办了一份名叫“新生代”的壁报（在《联大八年》一书中也有记载），并以此为名在联大校内注册为学生社团。相比其他谈论文艺等问题的壁报，“新生代”是联大校园内讨论政治问题最专业的一个栏目，曾经一连推出9个主题的系列文章，系统地发表了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和“四大家族”营私舞弊的文章，在校园内引发过不小的震动。他记得，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都来仔细读过他们的壁报，但是一直和政府走得比较近的冯友兰看后给出了四个字的评价：“为时过早。”

在中学时期，吴德就参与了一个政治团体——中国建国同志会，宣传抗日救亡，后来这个团体内的不少成员都考上了联大。“但是同志会内的思路并不统一，组织的内部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爱国到底爱什么国有些人没有搞明白，而且年轻人毕竟会有出人头地的想法。1943年的暑假，我专门去了一趟重庆，秘密开了几次会，统一了大家的观点，还发出了《为抗日救亡反对内战告全国同胞书》。”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国共两党的内战一触即发。在昆明，师生们呼吁反内战，却在当年12月1日爆发了“一二·一事件”，联大等高校的四名师生身亡，几十人受伤。

吴德说，当时自己就在联大校内，会场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在学校的草坪上。“实际上，我早就看到，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已经不再利用‘联合抗日’的口号了，就是要走‘一党专政’的道路。国民党先是把逃难到重庆的农民赶跑了，然后之前宣称的英美的那套东西也不要了，连学生当中的民主政团也不让搞了。这些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蒋介石早有准备，这是真正的‘反革命复辟’。”

吴德提示我可以读一读《联大八年》里的记录，那些都是“一二·一事件”的当事人写的。“比如其中写到和美领馆的关系，‘一二·一事件’发生后，张奚若、沈从文都到美领馆去备过案。”

“‘一二·一事件’发生的当天，外面的人想翻墙进来，结果都被学生拒之门外。但当时联大校园里左派、右派都有，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学校里也发生了‘内部斗争’。学校内各种壁报铺天盖地，青年党、三青团的人，则在所有的海报上都盖上了‘赤匪’的图章，这样的做法可谓大失人心。”吴德讲起斗争中的一则趣闻：“当时校园内的情况也有波动，于是我们成立了‘无党无派集会’，宣布罢课，有些人其实也是有党派的，但只要表态我们也欢迎、接纳。有搞破坏的人混进来偷盗，把我们的门撬开来，把鞋子偷走了，后来这个人还被我们抓到了。”

吴德回忆：“张奚若曾关心地对我们说：‘你们搞的无党无派，其实也是一种政治立场。’虽然无党无派，但还是有倾向的。但我们没有去做党派的工具，毕竟保留了一种自我掌握的态度，这是我们斗争的态度，而不是一种伎俩。作为学生的时候是这样，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大的改变。”

吴德一辈子看重“无党无派”的身份，并一直把“保持这个身份”挂在嘴边。

我们曾多次谈起过各种青年运动，在他出生之前的“五四运动”，他所亲历的高中和联大时期的学生运动。我向老先生提到一些自己的感悟——青年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他们有爱国的热情和激情，但各方面都想利用他们。

吴老表示同意，他说经历“一二·一事件”后，联大学生们义愤填膺，当即要举行罢课。之后，共产党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但很多人一时不能理解，坚决反对不罢课。“比如何兆武，回到北京之后也因为此事受了批评，因为‘没有听党的话’。”

吴德说：“青年人有他们很可爱的地方，但青年人的想法也很多样，难免有人想要出人头地，有的进步青年后来成为‘还乡团’。青年人有爱国的热情，但青年被愚弄的情况很多。所以在校内，应该留给青年人学习、研究的余地。”

在联大就读时期，青年吴德又在昆明参与创建了“中国建设中学”，并且担任了学校的教务主任。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既是他的苏北老乡，也是他的好朋友，同时也在建设中学担任国学教员。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带去了一箱子自己收集的与联大相关的书籍，有一本是汪曾祺的三个子女回忆父亲的《老头儿汪曾祺》，其中就介绍了他在建设中学教书时的情况：

爸爸任教的中学牌子挺大——中国建设中学。搁到现在，用“中国”两个字打头的不是部级单位，至少也得是局级。但是，这所中国建设中学的情况有点惨。学校位于昆明北郊，地名虽然叫观音寺，但只是一个荒村，没有什么寺，周围都是农田。校址原是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存放汽油的仓库，后来废弃了。联大的几个同学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将它弄过来，办起了中学，一共只有6个班……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和教员也都是联大学生，师资素质比现在的市重点中学绝对不低。但仓库改中学，外部条件可想而知。不过，爸爸却挺知足。

吴德拿着书，认真地一句一句读下来。“虽然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但这个教务主任就是我。当时学校里有三个人（年纪都不大，但手里都拿着一根竹杖，显得‘老派’），一个是汪曾祺，一个金启华——他是重庆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当时在联大研究院，后来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我后来在自己1999年游览汪曾祺故乡高邮的照片中找到，汪氏父子纪念馆的一副楹联就出自金启华之手，吴老说金启华的字是瘦金体，看了照片确实如此，但和年轻时也有不同。可惜金启华也已在几年前去世。）——他们两个住一间寝室，还有一个就是我。”

中学里还有一个女教师，就是翻译家巫宁坤的妹妹巫宁慧。巫宁慧后来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上海，上海校友会里也有她的联系方式，但后来去了美国。遗憾的是巫宁慧校友已于2016年10月去世。

看到文中的“观音寺”，激起了他的回忆：“还提到了这个地名，其实当时我们都不叫‘观音寺’，叫它‘黄土坡’。学校说是仓库改的，其实房子连仓库都不如。”可是，就是这么一幢仓库改的小校舍，设计者却是大名鼎鼎。“你知道是谁设计的？梁思成！”

如今，梁思成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了保护建筑，可战乱中的这样一件小作品，如今已然不可能存在。但说起建设中学的校舍，吴德依然记忆清晰：“它有三大优点：第一，房顶上面用的是瓦伦板，但不是金属板，而是石棉板，下雨的时候也有声音，但没有像落在金属板上‘叮叮当当’的响声；第二，房子里开了一扇‘窗’，并不是真正的窗，而是一个方窗洞，所以即便是仓库改建的校舍，通风也比较好；第三，课桌椅设计得很好，椅子左边有一个扶手，右边有一块木板，手搁在上面正好写字、记笔记，用最小的面积达到最大的使用效率，而且到了考试的时候学生也没法作弊——这些都是出自梁思成的手笔。”

“中国建设中学由一批山西人出面筹款，打的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牌子，于右任同意此事，但基本不参与学校的事情，真正为学校提供支持的其实是民主建国会，由他们指导办学的大方向，遇到物价飞涨、经济困难，我们也会向孙起孟等民建的负责人求助。”

“当时，昆明的中学为数不少，尤其是西南联大到了以后，为当地提供了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不少联大的教师、学生都在当地的中学兼课。他们不仅仅是出卖劳动、维持生计，也是在向当地输送、传播文明，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和尊重。”吴德多次说起，“办学是为了扶助当地青年，把联大的精神传播出去，所收取的学费其实很低。一旦遇到物价飞涨，学校就会难以为继，教师的收入刚拿回家就快速缩水，所以当时还发生过‘保值运动’。”

《老头儿汪曾祺》里说，汪曾祺和妻子施松卿是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时认识的。吴德说自己和施松卿不太熟悉：“我1945年离开建设中学，她到建设中学应该是在我离开之后。1946年之前我和汪曾祺很熟悉，离开昆明之后就断了联系，我估计他们是在离开昆明之后结婚的。”事实确实如此，施松卿到建设中学教书是1945年，两人于1946年7月离开昆明，结婚则是在1949年5月的武汉。

1945年，吴德离开建设中学，到昆明的另一所学校大同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平时也常住在这所学校里。吴德还有一个名字叫“吴仲龢”, “仲”表示他在家中排行老二，“龢”字其实就是和平的“和”字，给自己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他对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很是敬仰。他觉得如果没有翁同龢在背后支持，康有为、梁启超根本不可能搞什么“维新”，即便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也没有废除新学，这才有了南方的马相伯和北方的张伯苓。发表文章和在当地的高中任教时，他一直使用“吴仲龢”这个名字。

在“一二·一事件”之前，他的学生告诉他：“仲龢老师，我有一些同学之前到重庆参加受训回来，最近他们好像在打听你的情况。”（我们聊到云南烟土和云南火腿的时候，他还提到这几个学生来上海看他时，曾经给他带来一个宣威火腿，“可惜火腿放在车上忘了拿，没有‘起到作用’”。之后这两个学生也都没了音信，“也可能是牺牲了”。）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他决定平时尽量住在联大校园内，这样比较稳妥。

“当时联大有一些到国外留学的信息，通常张贴在教导处的门背后，那时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出国留洋，就经常去看贴出的告示。有一次我意外地看到收发室的桌上有一封信，字迹非常熟悉，虽然一时想不起是谁的笔迹，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便打开来看了。”

没想到信的内容竟然是说——联大政治系1941级学生吴德思想“赤化”，抨击政府，属反动分子，要求学校立即开除。

他至今觉得，那封信是有人有意放在柜台上引起他的注意的。“当时我就把那封信拿回来了，别人也没说什么。我到现在还想找到这个有意暗示我的人。”

“于是我去找到当时的教务长、化学系教授杨石先。他问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我就说自己看到了这封信，但此事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回到大同中学，吴德的苏北老乡、同学李朋（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名叫倪代新）告诉他，三天前有人在他的信箱里留了一个条子，看后才知道找他的人是他们在第二联中时的老师、学校的教导主任徐瑞祥（字耀周）。徐耀周说自己住在昆明的回民中学，于是吴德便去那里见了自己的老师，还被问及平时生活情况如何、有没有困难等。他便告诉老师：“生活总是有些困难，但相比教书前困难少得多了，谢谢老师的关心。”

“徐耀周是一个对政府很忠实的人，西安事变的时候还曾号啕大哭。我应该算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也算是他口中的‘优秀青年’。可是后来离开昆明到了上海，我才突然意识到——那封要求联大将我立即开除的信，正是他的手笔，而当时约我见面，其实也是一种试探。”

想起这段往事，吴德感慨：“我原本还惦念彼此的师生之谊，但在为一党服务的特务政治面前，并没有真正的‘师生之情’。这样的思想是非常残毒的。”

后来，他还向我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曾在南京遇到史良，史良当时正在与陆殿栋办婚礼（两人应该是在“七君子”事件后的1937年结婚，当时或是补办？）。“史良还给我发了喜糖。我们当时想办一所精英化的培养‘大师’的学校，请她帮忙支持。史良没有反对，但说现在政府提倡的是普及教育，所以就没有搞成。其实这两条路并不矛盾，如果当时这所学校办起来，也许现在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1946年，联大北归在即。

当时的吴德也想去北京，阴差阳错他却留在了上海。在路上，离家多年的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去世了。想到离家多年，音讯全无，于是他给家里写了封信，并且选择取道上海。怀揣着系主任张奚若的推荐信，吴德到了上海救济总署，却吃了“闭门羹”。同行的张大昕则继续北上，又在“俄专”读了俄文，后来成了俄语教授。其他很多同学也在北京做了记者。

吴德刚到上海的姑妈家里，他的父亲就被当地的特务抓进了“戒严所”。原来，他弟弟把自己来信的消息透露了出去。地方上的特务知道了这个“反动分子”的踪迹，于是对他的父亲动了手。他说：“当时联大校内也有地下党，傅作义的女婿（傅作义大女儿傅冬菊为联大外语系学生，中共党员，丈夫周毅之为其联大同学、入党介绍人）是主持当时地下党工作的。”

“家里人拿钱去赎，父亲还是没有被放出来。可见他们不是为了敲竹杠，而是要抓我。过了四十多天，父亲死在了牢里。直到他去世，我也没有回去。作为儿子，这样当然不对，但如果回去了，我肯定就会被抓起来。”说到这些，吴德已经十分平静。

抗战胜利后，由地质学家翁文灏担任主任秘书长的资源委员会，承担起了在全国接收日军撤离后战略物资等的工作。当时，有一位联大的教师、张奚若的弟子龚祥瑞在资源委员会担任要职，但张奚若对他在资源委员会任职很不满。吴德回忆说：“龚祥瑞是宁波人，他的岳父家和蒋介石有老乡之谊。龚祥瑞通过一个名叫陈涵纯的人找到我，让我担任他的助手。其实，他深知我思想进步，但他毕竟还是爱国的，也可能他们需要吸纳各种政见的人参与。于是我做了龚祥瑞一年多的助手。”

入职不到二十天，吴德的父亲在牢里去世。“我以资源委员会人事处干部的身份回到了镇江老家治丧，当地的特务也就不敢对我动手。但我还是没钱安葬父亲，只能把父亲的棺材停在姑妈家。”

后来，吴德姑妈的儿子、在云南通化医院做医生的表哥回来了。他带了一个德国老婆回来，不承认自己之前的妻子。这让姑妈很是不满，最终自杀身亡。姑妈死后，表哥将寄存在他家的吴德父亲的棺材又送到了一座叫“莲花庵”的庵堂。“后来一个参加新四军的堂叔吴志楷到泰州时，我托他找过，但他说棺材找不到了，所以父亲只留下了一个衣冠冢。”

在龚祥瑞身边工作时，吴德颇受赏识，但要进一步提升，必须加入国民党。龚祥瑞本人没有出面，他趁着自己去英国考察的时候，让手下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把入党的表格交到吴德的手中。不愿加入国民党的吴德找到了代理龚祥瑞工作的负责人（之前是新疆的民政厅厅长），向他提出辞职，理由是：“我要去搞经济工作。”

1993年至1996年，在龚祥瑞人生的最后三年，他开始写作自传《盲人奥里翁》。在这期间，他和吴德又重逢了。“他看到我很激动，和我聊了之后还修改了回忆录中一些关于自己在资源委员会工作时的内容。那时候他还跟我发牢骚说，自己接待了几个英国人，还被人盯着怕他泄露秘密。”

后来，我买到了《盲人奥里翁》，吴老认真读着“在资源委员会的作业”一节，又想起了许多往事，比如龚祥瑞的夫人方备对他也不错。“作为张奚若的学生，龚祥瑞知道老师说的政治学系培养的不是从事实际政治的官僚。但他在书中的态度就是，从事实际工作，也是一种对于实际政治和社会的接触，将来还是要回去教书的。其实龚祥瑞在国外主要学习的是对于政府的监督，所以他的这种思想又传播给了学生，学生们也把龚祥瑞教授的一些理念带到了实际政治当中。”

吴老为了拒绝加入国民党而辞职，可是去哪里搞经济工作呢？

当时，有一个联大经济系的毕业生方辉宗（也曾在昆明中国建设中学任教），正在上海的国棉十六厂工作，担任财务主管。于是，吴德找到了这个老同学。

“经营国棉十六厂的是民族资本家朱仙舫。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把没收的资产卖给民族资本家恢复经营。朱仙舫指定要国棉十六厂，因为它的设备比较新。我和方辉宗联系了之后，他就向朱仙舫介绍，说有个同学想来纺织企业工作，朱仙舫欣然同意。”

“当时有一个抗战时期在日本管理纺织企业、研究成本控制的专家，开了一个‘永井同值比率法’的课程，于是朱仙舫就派我去学这个。我对此也很感兴趣，觉得这套方法很有道理——它不是同单位做比较，而是用相对的东西作比较。”吴德说，他在“同值比率法”上下了不小的功夫。“根据这个，我自己也研究了一套理论——任何工业制造都是两种消耗，劳耗和物耗。劳耗多了，物耗就少了，劳耗少了，物耗就多了。像现在很多技术都是可以通过自动化的机械，完全不用劳耗，可见生产的发展不得了。”用西方经济学的专业知识来分析，这个理论其实不算艰深、复杂，但在当时而言，也确实称得上是创新。

“新中国成立前我就在这个厂里，新中国成立后也发挥了一点作用，要生产高支纯棉，要烧毛，我就把烧毛机搞了起来，后来帮厂里改造车间，造了房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开了一次经济规划会议，华东地区就派我去参加，参会的人在部里见了面，分头交换了意见，还带回来一些材料。后来华东纺织局的财务处长唐根才让我把材料还给他——那时候他们才知道吴德原来不是党员。”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全国要推行总会计师制度，已经在财政部工作的老同学李朋派了两个人到上海找我，让我帮着一起商量总会计师制度怎么搞。当时的制度构架是‘评’不是‘选’，评的时候，单位里有一批会计学校毕业的人，我就说‘会计师你们做吧’，我做经济师。”

吴德把关于“同值比率法”的文章印发给了年轻的纺织企业干部和技术人员，纺织大学毕业生薛涵秋对此很感兴趣，常向他请教，还提出“物耗-劳耗”的观点有模糊数学的成分。“‘文化大革命’之后，薛涵秋先后在十九棉、十六棉做过厂长，后来又做过上海纺织印染公司总经理，搞得很不错。”

后来吴德又调到纺织公司“整改办”“普查办”，再后来纺织系统里成立了一个“改革开放试点”公司，于是他又被派驻到了那里，最后在这个单位申报为高级会计师。“申报的内容搞会计的人不太懂，于是又送到财经学院去审定，最后评定我为高级会计师。”

“后来薛涵秋还介绍我去深圳一家纺织企业，帮他们制定了一条成本核准系统。”

“临退休的时候，他们说我退休了‘不好安排’，所以我退休很晚。我的人事关系一直在纺织印染的机关编制，当时也可以选择公司的企业编制。后来才知道，企业编制的高级会计师退休后的待遇还要好一些。但如今，这些纺织企业都不存在了，只剩下‘纺织控股公司’这一个空壳子。”

在纺织企业里几十年的经历，就被吴德这样轻描淡写地说完了。是他的刻意淡化，还是人生更波澜壮阔的经历都留在了昆明、留在了西南联大？

我不太甘心，于是追问他，这么多年，政治运动里就没有受到过冲击吗？他笑言：“没有太大的冲击，也被人开过批斗会，批斗会上我就说：‘我是要争取入党的。’方辉宗倒是被戴了‘帽子’，后来去了毛毯厂。”

我原本以为在那个年代里，他会遭遇许多的坎坷。

目前，吴德担任上海联大校友会的理事。这个组织是在拨乱反正后由凌仁等校友恢复起来的。但吴德特意提示我，在此之前上海就有联大校友的组织和活动。

“我们现在编的校友录，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把还在世的人编进去。在改革开放以前，上海也有联大校友会的活动，那时候都是在欧美同学会，因为联大的老师很多都是欧美留学回来的。我当时是在十六棉工作，后来到棉纺公司去了。十二棉当时的财务科长，还有十七棉财务科长刘渔溪也是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的。那时候我们之间也经常有往来。”

他还特别提到了上海解放前夕，一位在正面斗争中牺牲的烈士，那也是一位联大人——钟泉周。

钟泉周（1919—1949），镇海县柴桥人。早年在宁波日新街新学会社当学徒，后毕业于西南联大电机系。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自此投身学生运动。1946年，进入上海公交公司保养场工作，被选为公司员工福利会理事长。上海解放前夕，组织公交工人进行“反饥饿”大罢工，并扩大到法商电车和三轮车工人。1949年2月16日，被国民党上海当局逮捕，次日被害于江湾，被称为上海“公交三烈士”之一。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为“公交三烈士”亲笔题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吴德认为，苏联的城市革命道路在中国没有走通，共产党转而与工农结合，而钟泉周所做的，恰是在旧政权被推翻前，在城市中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革命，“这一点有很特殊的意义”。

“我们同学录里有一个叫曹淼的人，还有钟泉周和另外一个同学，他们三个都是联大工学院毕业的。钟泉周是电机系，另外两个人是土木系的。他们在日本投降以后，跟着一位联大教授来到上海（相关资料显示此老师为章名涛，当时在上海公共汽车公司任总经理）。钟泉周牺牲了，曹淼没有出事。”

吴德说：“钟泉周被枪杀后，我们把尸首找回来了。他的血衣，现在还在杨树浦的工人文化宫，过去是陈列出来的，现在大概不陈列了。”

他还记得，在钟泉周死后，联大校友会还在欧美同学会组织过一次活动。名义上是迎接一个辽沈战役后从东北逃到上海准备再去台湾的同学，其实是借这个名义给钟泉周募捐。“校友里也有地下党，我们也捐款了，但后来唯恐被‘反动派’查到卷册，又把钱退还了。”

“钟泉周的爱人也是土木系的，钟死时留下了一个遗腹子。后来她改嫁了另一个联大同学。几年前，曹淼的爱人（姓张）也去世了，去世之前她们还有联系。”

关于西南联大的精神，有人说传承了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也有人以陈寅恪的名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来注解。在不知不觉中，联大成了许多年轻人心中的圣地和精神家园，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也成了“显学”。对此，很多联大老校友未必知情。吴德问我：“这是为什么？”经过我一番词不达意的解释，他说自己明白了。他用逻辑清晰、丰富的语言解释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联大，研究联大”。

“联大校内自由、思考、有辨别的学术空气，这是不容易得到的。它既和战争有关，又和战争无关。

“西南联大的精神，从来不是某种单一的精神，它是多元的。多元的好处在于保持了接触更多观点的可能性，所以比较客观。但多元又总是受打击的，所以保持多元是不容易的。多元需要包容，包容不是一种意志，更需要一个环境。

“青年人欣赏、向往联大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但如果有可能还要引导到更高的程度。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西南联大把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彼此尊重，又有相对的独立，它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需要的时候存在，又在不需要的时候把它‘拆散’。把这个过程连起来看，可以看到某种‘斗争’的非人性。注意到这一点，对青年思考、认识联大也有好处。”

联大的价值还存在于很多方面，比如抗战中的联大，不断地有师生到战时的欧美去留学、交流、讲学。李约瑟在去世前整理完成了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完成这项工作，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联大人赴国外交流的东西。所以联大的作用，也不仅仅是校园内部自由、宽容的学术作风，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在当时的环境下，联大的学生不想卷入政治，但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自己去工作，做美联社的记者，等等。这也是联大真实的另一面。”

吴德认为，教育和发展不可能仅仅在于大学，大学教育的成功一定有它的基础和外延。“中学的教育非常重要，如果中学不好，大学里再怎么镀金，效果也有限。另一方面，大学里有一个好的氛围，最为受益的其实是教师而非学生，他们长期在这个环境里，而学生毕业之后是要离校的。所以联大培养的大师，主要来说是教师，而非学生。学生在学校里的时间比较短，现在健在的这些老人，离开校园的时间一般有七十年左右，真正的成熟也是在校外。但在毕业后，联大同学之间往往联系还比较紧密，所以这其中又有互相促进、交流、改造、碰撞等，这又起到了很多的作用。”

他还说：“抗战其实是让联大的老师受益的。无论他们是否从国外留学归来，如果没有抗战，不会这样深入社会，进行实践，可能仍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一辈子钻在象牙塔里面，就不会有这样大师云集的情况出现。”

后记

2015年9月，吴德打电话给我说，儿子有了新居，三室两厅，把自己接去了。我真是挺为吴老高兴的，后来还去帮他搬了一次家。房子确实不错，甚至大到有些空荡荡，可以说是享福了。

关于健康，吴老也很是乐观，他说自己又长出了一颗新牙，看来身体还不错，至少不缺钙。虽然过去的一年，陆续有多位老友凋零，这让他有些感伤，但和凌智等老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他常笑言：“我们活到一百二十岁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