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益多师 卓然成家——《王洪增画集》序
中国画界历来讲究师承。人们谈论某位画家,往往先要摆一摆他是哪位名家的弟子,倘若老师是位大师级的人物,这学生的身价也就水涨船高,不仅有了自视高人一等的理由,别人也会自然而然地高看一眼。正如中国有句老话所说“名师出高徒”;亦如物理学大师杨振宁所谓:“要想得诺贝尔奖,就去找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老师。”可见,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切身体验,都表明一个人要想成功,师承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很遗憾,当我提起笔来为画家洪增写这篇序言时,却发现在师承关系方面,他全然是一片空白。“我确实没有拜过老师”,遥距数千公里,他在电话中对我如是说,“不是不想,是没有机会”。我听罢心猛地一颤。是啊,一个出身于河北省吴桥县的农家子弟,正当求学的年龄又赶上20世纪60年代初的那个困难时期,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使洪增这一代人普遍“营养不良”。而“文革”的风暴又阻断了中华传统文明传承与延续的渠道,更使他们求师无门。1972年,靠着幸运女神的一次偶然垂顾,他考进了百年老店杨柳青画社,以其对绘画的酷爱和天性的聪颖,他当上了一名彩绘工人,从此开始了笔墨生涯。但是,以他在画坛如此低微的地位,要想求得名师指点,尚且很难,更遑论在画艺上登堂入室了。当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也就等于找到了那条属于自己的别无选择的道路。他知道这条路很窄,很艰难,别人有师傅领进门,可以少走弯路,而自己却命中注定要从头摸索,要比别人付出加倍的心血和辛劳。对这一切,洪增认了。他仰起脸,对着面前的那扇画板,对着一代代民间画匠已经画了三百年的杨柳青所特有的大胖娃娃,细心地描画起来。这一“画”,就是20多年。20多年后的洪增已经在津门画坛自成一家,他以自己的勤勉、敏悟、灵透与永不满足的探索精神,赢得了事业的成功和世人的尊敬。虽因时运多蹇而无缘入一师之室,但这境遇却使他获得了转益多师的自由,甚至连他那在某些人眼中确属低微的彩绘工人的出身,如今也成了他在绘画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的一个反衬。这,恰恰是画家本人应当引为自豪的。
洪增是一个以自己的实力挤进画坛、进而慢慢占据一席之地的画家。在这本并不厚重的画集中,记录着画家在茫茫艺海中踽踽独行的足迹。在他那一幅幅清新灵动的画作背后,其实蕴藏着超量的苦涩与艰辛——当各位读者打开他的画集时,我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这一点。
读洪增的画,你会发现,他并不是无师自通、横空出世的。我说他是转益多师,正是着眼于此。
杨柳青年画毕竟是中国四大年画之首,是民间艺术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它对任何一个画家来说,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料库;而对洪增来说,每天悬肘运腕,勾勒线条,渲染色彩,成批定量地绘制具有很强程式性的年画作品,旁人或嫌其单调乏味乃至枯燥刻板,他却把它当成一项极好的基本功训练,长期沉浸其间,从中汲取了相当丰富的艺术营养。他良好的造型能力无疑得益于这种日积月累的训练,他对色彩的感悟能力显然也是源于杨柳青的民间画风。更重要的是,民间年画所特有的那种百姓视角和平民情调,早已不知不觉中渗入他的血液和灵魂。这使他在后来的中国画创作中,无论画什么题材,也无论用什么艺术手法来表现,总能毫不费力地达致雅俗共赏之境。他笔下的花草虫鱼、飞禽走兽,时时显露出一种亲切温馨、平易近人的韵致。而这种韵致,或许是许多画家梦寐以求却未必都能达到的。
我一向认为,在中国民间年画的大观园中,杨柳青年画是最具文人气质的。这是因为它虽然出自乡间,但却靠近城市,得以较多地吸收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从而与文人艺术拉近了距离;同时,又因为靠近京师,且在同光年间打入宫廷,使其间接地汲取到宫廷艺术中所渗透出来的那种精致的文化趣味(其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文人趣味);而更为重要的是,当杨柳青的民间艺人们意识到文人的趣味有可能为他们进一步打开城市的年画市场时,他们竟不惜重金,从上海请来了钱慧安等文人画师,直接参与年画的创作。这种演变历程,使杨柳青年画逐渐从农民的艺术,脱胎成市民的艺术,进而脱俗近雅,呈现出一种亚文人趣味。我认为,洪增的艺术风格中,分明也打下了这种杨柳青印记。尽管他的画作,无论题材还是表现手法,都已经与传统的民间年画相距甚远,但在其画中那种杂糅着几分文人趣味与几分市民趣味的独特神韵,无疑是属于杨柳青的。从这个角度讲,杨柳青年画绝对是洪增的第一位艺术导师。
洪增擅工笔,近年更偏重小写意。其画路极宽,人物、花鸟、走兽、游鱼,无一不能,样样皆精。他私淑的范围极广,其小写意花鸟的灵巧多变,分明得益于王雪涛和肖朗;其走兽则显然是从津门名家刘奎龄及刘奎龄之子刘继卣那里取法;洪增以画鱼闻名,他的青鳞锦鲤,风姿绰约,栩栩如生,寥寥数笔,形神毕现。寻其渊源所自,远可接八大山人之遗绪,近可见津门画鱼高手刘止庸、王学仲之端倪。然洪增之鱼入画,必作气氛营造与环境渲染,或以杨柳轻扬于岸上,或以红叶飘落于水中,或以荷塘映月,或以芦荻拂风……正是这种种变化,使洪增之鱼自成面貌。世人激赏,良有以也。
天地万物,造化为师,这是无数画家走向成功的不二法门。洪增对大自然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领悟力,他时时关注着四季阴晴给花花草草所带来的细微变化,细心体味着所有生灵带给他的生命信息。一旦有所感悟,立即形诸笔墨。那年在深圳,他看到荔枝公园的荷花,看到一位业余摄影师拍摄的荷花照片,当即心有所动,转天就开始尝试一种新的荷花画法。我正好目睹了这几幅新作的创作过程,由此直接感受到画家那种刻意进取、不懈求索的精神。我想,洪增能从一个普通的彩绘工人,成长为一位卓有成就的专业画家,大概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吧。
洪增生性腼腆,不擅言谈,尤其不善于谈论自己。有一次,我与他谈起画界有人将他称作“鱼王”,他立即满脸通红地说:“那是人家跟咱逗着玩儿,千万别当真。咱算嘛‘鱼王’,差得远去啦!”
我赞成他的这种态度。我对他说,中国画家历来有专擅一类题材的传统,唐有韩干擅画马,戴嵩擅画牛;宋有易元吉擅画猿,文与可擅画竹……到了近代,徐悲鸿擅画马,李可染擅画牛,黄胄擅画驴。但却没有见到哪位大画家妄自称王。真正的大师绝不会把自己限定在其所擅长的那一类题材之中,倒是有些民间艺人总爱自封为这王那王,也有些商人出于经营的需要,总爱把一顶顶廉价的桂冠,戴在他们所中意的艺人头上。殊不知这顶“王冠”一旦带上,那大帽子底下的头脑就会变得不再灵光了……洪增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他笑了笑,说:“您放心,这个道理我懂。”
这次,他约我为他的第一本画集写序,并且寄来了一批近作的照片。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画作思路更宽了,题材更丰富了,艺术品位也更高了。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在他的近作中,鱼已经不再居于“主流”地位,更多的鲜活的生命已经呈现在画家笔下。这至少说明,洪增已将市井中人转赠给他的“鱼王”雅号(其实是个“俗号”),漫不经心地留在了自己艺术探索的半途中。因为他深知,他还有很远很远的一段路需要跋涉,现在还不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时候!
那么,就让我在此遥祝:洪增你大胆地朝前走,朝前走,莫回头!
——《万轲新画集》序秋霜古意落砚田
(一)
1993年初春,喝得微醺的轲新兄叩响了我家的房门,他是来给我送行的。当时,我已决定南下深圳,但临行之前并未声张。不知他是从哪里获悉多年老友即将远行的消息。
“舍不得你走啊!”他说,“可是我也知道,你老弟走得对!心里矛盾啊!”一向不擅言谈的轲新兄,那天跟我说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临别赠言。他说,他是先在家里把自己灌醉之后,才来送我的。“我这个人,嘴笨,越是想说就越说不出来。今儿借着这点酒劲儿,跟老弟说说心里话。”说到动情之处,这条壮汉不禁泪光盈盈。我被他的真挚友情深深感动了,以至于十多年后,当晚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
那次见面,他送给我一幅山水画,画的是漓江帆影,上面题满了字,潦潦草草的,不易辨识,他说那是特意写给我的三首送别诗。我素知轲新兄不擅写诗,而作为花鸟画家,他也很少画山水。如今,轲新兄却特意以别格相赠,我自然领会这当中所蕴涵的非同一般的情感重量。他说,画上高山流水,是寓意我俩是真正的知音;画上大江帆影,是预祝我南行一帆风顺;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诗后的那几句题跋:“侯军道兄远行,酒后小辞三首。春风伴帆开航,顺归顺归顺归!”他解释说,本来想写“须归”的,就是“必须归来”的意思,可是转念一想,还是先祝我走得顺利,然后再说凯旋,就改成“顺归”了。写一个嫌不够劲儿,就连写了三个,别人看不明白就算了,只要我能明白他的意思,就足够了!
我,当然明白!
转眼之间,13年过去了。南北相隔,音讯阻滞,我只能从到访深圳的天津报界和画界的朋友那里,偶尔获知一些有关轲新兄的零星消息,不外乎是他参加了某个画展,又得了某个大奖,等等。直到今年9月的一天,忽然接到轲新兄的长途电话,他告诉我,他费尽周折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他有一本新的画集即将出版了,想约我写一篇序言。
我在惊喜之余,却感到几分心虚。我并非画界中人,轲新兄如此重要的一本画集,理当请前辈专家来写序,让一个门外汉来写,合适吗?
“合适!我想来想去,没比你老弟更合适的人啦!得,就是你啦!”听着话筒那边轲新兄不容置疑的口气,我再次领悟到这话语中所蕴涵的非同一般的情感重量。
(二)
对轲新兄的画,我一度非常熟悉,那是在十多年前。当时,我们既是供职于同一报社的同事,又是住家相距很近的邻居,更是痴迷翰墨丹青、时常在一起舞文弄墨的画友。隔三岔五的,我们就要小聚一回:二两小酒,几碟小菜,酒酣耳热之际,就铺开宣纸,他作画,我题诗,不计工拙,不品评优劣,不问今夕何夕,不知东方既白。家里人曾打趣我们俩,说是刚下白班又开夜班,还说万轲新是昨天来了今天走(意指时常过了子夜才告辞)。轲新兄总是憨厚地笑笑,满脸歉意地说,下回早点来早点走。可是下回来时依然故我。
我现在还保存着两幅我俩当时的“诗画合璧”之作,一幅是轲新兄的《墨竹图》,笔墨淋漓,构图奇险。我在上面题诗一首:“劲节刺天宇,叶茂尚虚心。不畏秋风冽,缘在有深根。”另一幅是轲新兄大泼墨的《荷花图》,笔酣墨浓,放胆横扫,堪称是神完气足之作。我也在上面题诗一首:“生就高洁性,何惧陷尘泥。拼将一腔血,香气冲云霓。”记得轲新兄画完此图,曾跟我说:“一到你这儿,喝点小酒,就想画画,一画就跟平常画的感觉不一样,放得开!”我说:“那是因为你借着酒兴,无拘无束,原先捆绑着你的那些规矩啦法度啦,统统甩掉了,只剩下一股豪情和表达这豪情的笔墨——你看,那荷叶里,是不是也渗透了三分酒气呀!”
轲新兄是科班出身的画家,他在一向强调传统功底的天津美院接受了严格的基本功训练;毕业之后,又进入一家非常强调服从和守纪的党报担任美编;此后,他厕身于著名花鸟画家孙其峰先生门墙,成为孙老耳提面命的入室弟子。这样的成长经历自然会使他在艺术上习惯于循规蹈矩,笔不妄作。这对一个国画家来说,好处是基本功会格外扎实,但天长日久也会变成一种制约和束缚。哪个画家不是充满激情的?不是个性张扬的?不是“自揭须眉”的?当他们在制约和束缚中被压抑太久之后,就必然会寻找自己独特的发泄激情和显露个性的渠道。我想,对于轲新兄来说,或许他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一种氛围、一个契机,而我偏巧在这方面给了他一点放纵、一点刺激、一点鼓励,于是,我们就“知音”起来了。
我庆幸被轲新兄引为“知音”,也庆幸在那些难忘的夜晚,与他一同吮墨含毫,沉醉在艺术的妙境之中。
不过,那毕竟是过往的云烟,今天轲新兄绘画,究竟是什么面貌呢?在这十多年光阴中,他一直在自己的“砚田”(轲新兄的画室名为砚田)里耕耘探索,又会结出怎样的艺术佳果呢?
我对轲新兄说:“把你的近作拍些照片寄过来吧,我要看过之后才敢动笔。”我在心里期待着他能带给我一个惊喜!
(三)
轲新兄的近作很快就寄来了,实在地说,它们并没有给我带来惊喜。面对这些画作,我觉得“惊喜”这个词显得不够深刻。准确地说,它们带来的是一种思考,尤其是那几幅工笔精制的《白鹰图》,还带给我强烈的视觉震撼。
轲新兄的近作,与我原先所熟悉的那些清新灵动的花鸟小品,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是我读画的第一印象,正所谓“十年不相见,两鬓添秋霜”。这两句诗,用以论人,是说容颜的苍老;而借用过来论画,则说明轲新兄的画风,在原先的清新灵动基础上,更多了几分古朴、几分浑厚、几分苍凉。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人希望自己的容颜苍老;而对画家来说,你说他的画面增添了某种苍凉、古朴、老辣的气象,那真是求之不得的赞誉呢。
元代大画家赵孟頫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所谓“古意”,也就是指画面上那种苍拙朴茂的感觉,那种蕴涵在画面中的古典情怀和传统意味。在当今举世皆以时尚新潮为标榜的世风之中,我在这里重提“古意说”,似乎很有些不合时宜。然而,正因如此,我们才愈发感到“古意”的珍贵,仿若空谷闻足音。从轲新兄的近作中,我分明看到了这种对“古意”的追求——那些画在泛黄的草皮宣上的花卉、松石、残荷、小鸟,那种冷峻而简约的构图,还有那即兴神驰、率意豪放的用笔,无不体现着画家对“逸笔草草”的古朴画风的偏嗜。我甚至发现轲新兄题款所用的字体,也融入了类似汉简古隶的风韵。
所有这些变化,都给我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轲新兄的画正逐步从以往的清新灵动走向古朴典雅。而这种画风的形成,既得益于他深厚的传统功力,同时也是他的秉性使然。我为轲新兄的艺术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一个艺术家,一旦确定了自己艺术追求的方向,那他离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也就为期不远了。
轲新兄既出于画鹰名家孙其峰先生门下,他所作的《白鹰图》自然要予以格外的关注。就我的浅见寡闻,孙老的白鹰往往与松相伴,且静栖者居多。而轲新兄却总是让他笔下的白鹰展翅高翔,背负苍天或者俯瞰大地,其雄姿和动感令人心旌为之动摇。唯一一幅表现群鹰静栖的巨幛《高原魂》,则选择了巉岩裸露的崇崖峻岭,作为九只白鹰的栖息之地,作为背景的山峦则用宋人的山水画法点染皴擦,显得厚重而苍莽。这幅大画,无疑是轲新兄的呕心沥血之作,他所表现出的那种大气磅礴、撼人心魄的气势和力量,令人看到了他驾驭大题材、表现大境界、开拓大视野的功力、实力和魄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轲新兄的《白鹰图》,既无愧于名家的传承,更应有出蓝之誉。
(四)
屈指算来,轲新兄已年过半百了。“十年不相见”已然是不争的事实,是不是“两鬓添秋霜”呢?我猜想,大抵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揽镜自视,我已然是秋霜染鬓了,更何况比我年长几岁的轲新兄呢?
人生短,艺术长——这本是我们多年前常常议论的话题,今天,当我们年纪渐长、阅历渐深之时,对此的体会自然会比当年深刻得多,也切实得多了。轲新兄在寄给我的画照的附信中写道:“记得老弟去深之前和我讲过‘什么也不参与,画自己的画’,愚兄正是这样又走了多年。……绘画艺术是我终生所爱的事业,名利、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用自己的时间拿起笔去画自己所想画的,足以幸福。”
我感慨于轲新兄的这份执着、这份坚韧、这份知足达观的境界,就凭这,他所钟爱的艺术事业,必将带给他更加辉煌的回报。对此,我深信不疑!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