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重病在身

我在和疾病做斗争，患的是最糟糕、最突如其来、最痛苦、最致命、最无可救药的病症[13]。发病已经有五六回了，时间都很长，而且痛苦难熬。不过，只要精神上摆脱死亡的恐惧，不因医学展示的威胁、诊断、后遗症而惴惴不安，那么，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或许是我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吧。事实上，痛苦并未真正达到非常剧烈、尖刻的程度，一个有自制力的人还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完全绝望。

我患肾绞痛起码体会到这样一个好处：那就是它教我认识死亡，而过去我是不可能下决心去了解死亡，去和死亡打交道的。我愈是感到重病在身，剧痛难忍，就愈觉得死亡并不那么可怕。我过去形成了一个想法：既然我活着，仅仅是出于生存的本能也得活下去。肾绞痛一来，坚持要活的念头被打破了。虽然疾病带来的剧痛耗尽我的体力，但却没有把我引向另一个有害的极端，即爱着生命，却宁愿死去！

不要怕死，也不要求死。

——马尔提阿利斯

怕死和求死，是两种值得担心的情绪，但求死比之怕死更易获得解脱的手段。

再者，有这么一句箴言，它郑重地告诫我们，在忍受痛苦的时候，要保持得体的举止和不以为意的平静态度，我总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装腔作势。哲学是只注重本质和现实的，为什么竟对外表重视起来了呢？演员和修辞大师十分看重我们的形象举止，就让他们去为外表操心吧！我们的哲学应该大胆允许受病痛折磨的人发出呻吟之声，只要这种怯懦并非出自内心，也非源于肺腑。此种有意识的呻吟与不由自主的叹息、哭泣、心跳或脸色突变，哲学上都应归于同一类。既然内心不恐惧，言语也不露出绝望情绪，我们的哲学就不必苛求了！只要思想上处之泰然，即便痛得手臂扭曲难看，那又有什么要紧呢！我们要养成这样的天性：着眼于自己而不管他人，讲求实在而不重虚架子。

哲学的任务是培养我们的智慧，就让它只作为智慧的指引者吧！我的心灵受哲理的引导，在肾绞痛的袭击下，依然能认识自己，照样保持原来的习惯。心灵与痛苦做斗争，强忍着痛苦而没有在痛苦的折磨下可耻地屈服。它因斗争而深受震撼和激发，但没有被压倒，也没有垮下来。它能够进行交流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排遣。

在如此严重的病痛中，竟要求我们故作若无其事的姿态，那是十分残酷的。要是我们的内心活动正常，脸色难看，那又有什么要紧呢？如果发出呻吟之声，身体会轻松一点，那就呻吟好了。如果身体要活动才觉得舒适，那么就让它随意扭曲、摆动吧！如果高声呼喊，多少可使痛苦舒缓（有些医生就说，这样做有助于孕妇顺利分娩），或可分散对疼痛的注意力，那就让他喊个痛快吧！我们不是要非喊不可，而是要允许声音发出来。

伊壁鸠鲁不仅容许他的圣贤在痛苦时高喊，而且劝他这样做。

角斗士亦如此，他们挥起戴硬皮手套的拳头攻击敌手的时候，就发出哼哈之声，因为叫喊时全身肌肉绷紧，出拳更加有力。

——西塞罗[14]

痛苦的折磨，我们已经受够，别为这些多余的规矩操心了。我说这番话是想为一些人辩解，他们在病痛的煎熬和袭击下常常大发雷霆。至于我自己，到目前为止，我生病后还能保持较为沉着的神态。这倒不是我竭力维持体面的外表，因为我并不看重这种好处。病痛让我怎样表现，我就怎样表现。或许我的疼痛并未到十分激烈的程度，或许是我比常人表现得坚强一些。当剧痛难熬的时候，我也呻吟，我也怒气冲冲，但不至于像诗中那个人物那样失态：

他叫痛，抱怨，呻吟，呼天喊地，

还连连发出尖声刺耳的凄厉言辞。

——阿克齐乌斯[15]

我在最剧痛的时候对自己做过考察，发现自己仍然能够说话、思索，还能像其他时候一样正确回答问题，不过连贯性稍差而已，那是因为受疼痛的干扰和妨碍。在被认为最沮丧而家人也都迁就我的时候，我常常试试自己的力气，主动谈些与我当时状况无关的事。我凭着短暂的努力竟然什么都能做到，不过维持的时间不太长就是了。

可我就是没有睡梦中的西塞罗那样的本事，他在梦中搂住一个少女，醒来却发现自己的结石排到了床单上！我的结石却令我对女人失去兴趣！

…………

我们不必去寻求奇迹，选择生僻的难题。我觉得，在我们常见的事物中，就有些不可思议的怪事、超乎奇迹的难解之谜。我们由此而生的这滴精液多么神奇呀！它不仅含有祖先的形貌特征，而且包含他们的性情倾向。这么一滴液体怎么会蕴含无穷无尽的形态呢？

这些形态在错综复杂的进程中怎么传递相似性，如曾孙像曾祖父，外甥像舅舅？罗马的雷必达一家有三个孩子（不是逐年而是间隔的），出生时同一只眼睛上面都有一块软骨。在底比斯[16]，有一个家庭，其成员从娘胎里就带有一块标枪似的印记，谁没有这个记号就被认为是野种。亚里士多德说，某些民族实行共妻制，以容貌的相似度认定父子关系。

我的结石症来自父亲的遗传，这是可信的，他就因膀胱里长了一大块结石而痛死。他到六十七岁那年才发现这个病，在此之前，他的腰部、胸侧和其他部位都没有什么凶兆或异常感觉；他活到这个岁数，身体一直健康，很少生病；得了结石症之后，还活了七年，最后的岁月过得异常痛苦。

我出生早于他患此病二十五年，那时他身强体壮，我在他的孩子中排行第三。这种病的因子长期藏在哪里？父亲离患病还有那么多年，他把我造出来的这一点点体液，怎么会有如此长远的影响？我们同母生的兄弟姐妹很多，只有我一人四十五岁之后开始罹患此病，怎么会隐蔽得这么深？谁能把这个过程向我解释清楚，我一定会像对其他许多奇迹那样深信不疑，只要他不像别人那样，给我搬来一套比事实本身还要深奥奇妙得多的理论。

但愿医生原谅我有点放肆，因为通过这种命中注定的遗传和曲折输送，我产生了对医学的憎恶和鄙视。我对医术的这种反感来自祖传，我父亲活了七十四岁，祖父六十九岁，曾祖父将近八十岁，从未服过什么药；对他们来说，凡是不属于日常食用的东西都被视为是药物。

医学是据病例和试验而成就的；我自己的看法也这样形成。可怎能做出准确而又说明问题的试验呢？我不知道在医疗记录中能否找出三个人，在同一屋檐下出生、成长、死亡，全都按医嘱生活。

（选译自卷二第三十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