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落联盟的形成和它的特点

契丹在古八部时期还不曾建立部落联盟，所以当时部落这层组织起着最大的作用，它管理着属于部落公有的土地，它集中了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此外，它也是统一进行军事活动的单位。有时，为了把力量联合起来，契丹各部也根据临时的协议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如旧史所云：“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如符契。”（《北史·契丹传》）这种关系是不经常和不巩固的，战事一停止，联合行动也就随着结束了。在古八部时期，似乎没有一个契丹酋长能够成为八部公认的首领，即或有，也是暂时的，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平时，各部独立活动，不但有全权处理部内的事务，而且可以自行派遣使者朝贡中原。隋初契丹“诸部相攻击久不止”，这说明契丹在古八部末期仍未组成统一的联盟。

契丹的第一个部落联盟是在唐初建立的，它就是延续了一百年的大贺联盟。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联盟形成的具体经过，从当时契丹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看，它的产生，与契丹部落贵族的成长以及契丹各部联合起来抗击突厥侵凌的需要，无疑是有关系的。部落结合成为联盟，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形成民族的第一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卷二，248页）。自从建立了联盟，契丹各部之间就有了比较稳定的联系。

契丹部落联盟的特点之一是它有世选的首领，而且所属各部的酋长也是由部内显贵家族世选的，这个特点说明契丹部落联盟是在部落内部已有初步的阶级分化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相传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有一定的任期，并且是由八部酋长轮流担任的。这在有关契丹的史书中几乎都有记载。如《契丹国志》曰：“八部大人……三年一会，于各部内选雄勇有谋略者，立之为主，旧主退位，例以为常。”再如《旧五代史·契丹传》曰：“八部，每部皆号大人，内推一人为主，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代之。”《资治通鉴》《五代会要》和《汉高祖实录》的有关记载，与《旧五代史》完全一致，《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的记载则略有区别：“部之长号大人，而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统八部。至其岁久，或其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为约本如此，不敢争。”《虏廷杂记》的有关记载与《新五代史》相同而较详。如果把上述记载与大贺时期的史实对照，我们发现其间既有相符之处，也有相悖之处。大贺联盟的历任首领，从摩会起，至邵固止，确实没有一个可被证明为任期超过三年的。由此可见，八部酋长三年一会，选雄勇有谋略者立之为主，这个说法是可信的。但是，还有同样真确的一个史实，就是这个时期的联盟首领没有一个不是大贺家族的成员，由是可知，关于八部酋长以次相代的传说显然是谬误的。总之，一方面，以大贺家族为首的部落贵族已壮大起来，另一方面，原始社会的民主传统仍被奉行着，于是在联盟首领人选问题上就产生了世选制度。世选既不同于世袭，也不同于公选，它是从公选到世袭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反映着当时契丹社会中贵族与部众以及大贺家族与其他贵族的力量对比。

大贺时期联盟首领的权力还不大，八部酋长会议是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若有征发，诸部皆须议合，不得独举。”（《旧唐书·契丹传》）这就是说，军事大计由八部酋长会同商定并采取一致行动，联盟首领是无权专决的。至于部内事务，则仍由各部自理，联盟首领亦无权干预。这种形式的联盟关系就是旧史所谓契丹“猎则别部，战则同行”（《旧唐书·契丹传》）的真实涵义。联盟首领如果妄自尊大，独断专行，受到部众和多数酋长反对，就会立遭罢免，或竟被杀。唐玄宗说，契丹“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资治通鉴·唐纪》）。由世袭的封建帝王看来，像契丹那样对待联盟首领当然是“无义”的；但由实行联盟首领世选制度的契丹看来，这却正是他们的“义”。

除了联盟首领之外，契丹有时还另选一人或二人为军事统帅。例如：尽忠为联盟首领时，以孙万荣为统帅；屈烈为联盟首领时，由可突干及过折“分典兵马”。军事统帅的威望和实权，常不在联盟首领之下。

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从尽忠起，号为可汗，此前称谓不详。军事统帅的称谓亦失考。至于部落酋长—所谓“大人”—的称谓，在大贺时期是辱纥主，之前在古八部时期是莫弗贺，之后在遥辇时期则是夷离堇。唐朝把契丹联盟首领封为都督，并赠王爵，又把契丹各部酋长分任为刺史。上述这些称谓的区别和联系，在读史时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