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隋書》卷三五《經籍志四》（以下簡稱《隋志》）曰：“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擿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别》。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爲覃奥，而取則焉。”是以爲總集肇於摯虞的《文章流别集》，而稍晚於别集（同上書謂“别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然而以後人的眼光，總集的出現其實早於别集。《詩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而《尚書》則是最早的文章總集，只是到漢代被尊之爲“經”，不再是一般的詩文集子罷了。劉向、劉歆父子校書，所編如《漢書·藝文志》著録的“雜賦十二家”、《周謡歌詩》七十五篇等，已具總集特徵。東漢王逸《楚辭章句》，則已是規範的總集，一直流傳至今。這些都遠在《流别》之前，唯其總體説來數量不大，故就晉以前文獻論，尚難自成一類。正如《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序》所説：“《三百篇》既列爲經，王逸所裒，又僅《楚辭》一家，故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别》爲始。”當然，《隋志》將“總集”定義爲“文集總鈔”，是先有“文集”然後才有“總鈔”，這與後人的理解有所不同。
自阮孝緒《七録》及《隋志》立“總集”一門後，後世目録書遂相沿不改，成爲集部書中的一大類。但後人對總集的理解和定義，較《隋志》又有所發展。《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序》曰：“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删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皆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這就大大突破了總集僅是“文集總鈔”的範疇，將其功能擴大到兩方面：一是删汰繁蕪，務存菁華，意在求“精”。這是總集的原始意義。二是收拾“零章殘什”，使散漫歸於“統紀”，而一代、一地、一時之作，也就在目録學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就不再是因作品繁夥“苦覽者之勞倦”了，而是儘量求“全”。此乃總集含義的新變。前者就是常説的“選本”，而後者人們往往冠以“全”字（如名其書爲“大全”，或如《全唐詩》《全唐文》之類）。求精則可爲“文章衡鑒”，代表某一文體、某一時代或某一流派創作的最高水平，以延續學統，規範文風，也就是《隋志》所説的屬辭之士從而“取則”，成爲體現某種主張或標志某一派别共同風格的“範本”。求全（固然只是相對的）的目的是使之成爲“著作淵藪”，往往以人繫文，或按體薈萃，精粗不遺，讀之者伐山披沙，各得其用。“精”、“全”兩途既立，總集體例遂備。
總集的出現，首先是大有功於保存文獻。如果没有《詩經》，先民們“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那些動人心魄的吟唱，我們就無從聽到了。如果没有像《昭明文選》《玉臺新詠》及《全唐詩》《全唐文》這類總集，又不知有多少華章秀句，我們將永遠無從讀到了。正因爲總集有“網羅放佚”的特殊功能，故在文獻保存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總集的出現，還便於展示和認識一代、一地的整體歷史文化風貌。詩文皆史，誰也不能低估《詩經》在認識上古社會方面的獨特價值。從《全唐詩》《全唐文》中，我們不僅可以解讀有唐三百年的全部歷史，而且可以窺見那無比生動、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畫卷。正因爲總集收羅得相對“全”，它便將“點”連接成“面”，使我們能全方位地、多層面地聆聽和認識前人的音容笑貌，更真切地觸摸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跳動的脈膊。
總集的出現，對推動文學發展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上引《隋志》所謂“屬辭之士，以爲覃奥，而取則焉”，正説明了它的典範效應。《詩經》《楚辭》在文學史上垂範兩千多年可不必説，就是蕭統所編《文選》，也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唐代即已形成“文選學”，宋人每每效“《選》詩”。唐人所選唐詩總集，如殷璠《河岳英靈集》、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等，促進了唐詩氣象和風格的形成。由於總集是“採擿孔翠，芟剪繁蕪”，聚異時之翹楚，集諸家之精華，具有經典性和權威性，故後學往往“取則”；又由於編選者有他自己的擇録標準，故容易形成流派，或爲某一流派推波助瀾。這在宋代尤爲明顯：“西崑派”以《西崑酬唱集》而得名，“江西派”因《江西宗派詩集》而再興，“江湖派”靠《江湖集》及其多種續編本形成陣勢，理學派以《文章正宗》《詩準 詩翼》《濂洛風雅》劃定軫域，等等。除此之外，宋人又大大拓寬了“網羅放佚”的範圍，諸如一時宴集、慶吊、遊覽之酬唱，一山一水、一亭一臺之歌詠，或郡邑往作，家族遺製，也常被裒爲一編。這不僅保存了一時、一地文獻，而且在提升人文品位、增加文學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方面，都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
總集在宋以後還有一個重要用途，就是供舉子備考。官方爲了示範，時常將優秀程文彙編成册；而書坊出於射利，遂大量翻刻，再益之以前賢名篇，加之以評隲圈點，人稱“兔園册子”（《兔園册》出於唐代），而舉子揣摩仿傚，唯恐不及。這類場屋用書在南宋特别盛行，現存宋人總集中，不少是當時的舉子讀物，而目録書中著録的更夥，大多已歸亡佚。這類總集的學術含量固然不高，但有如今天的考試參考書，社會有此需求，必然應運而生，甚至長盛不衰。
當然，總集的影響並非都是積極的，比如一些傾向性不好的文學派别，也往往用編集的方式製造聲勢，甚至興風作浪，成爲逆流。“精”、“全”兩途中的“精”，各人理解不同，選手眼光利鈍、水平高下各異，入選者未必盡是“菁華”，也未必皆可“取則”或作“衡鑒”。尤其是士子修舉業用的“兔園册子”，雖然有學習名篇、推動教育的一面，但它一旦成爲揣摩的範本，必然束縛年輕人的手脚和思想，爲有識者所鄙。要之，總集作爲作品集結形式的一種，目録學上的一類，從其産生之日起，就表現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對具體總集的評價，則是另一回事了，需要看它自身的編纂質量及其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影響，而分别論之。
宋人除編有大量詩文别集及詞集外，所編總集數量也遠逾前代。據我的不完全統計，見於宋、明目録書的宋人總集，就達三百多種；不見於著録、但有序跋流傳至今的則更多；既無序跋、亦未被著録的，尚不知其數。如周密《齊東野語》卷一〇載：“《混成集》，修内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宋之樂曲》謂此書全稱叫《樂府混成集》，南宋修内司所編。要不是周密的記載，後人對此書將一無所知。這雖是一部樂府歌曲集，但也相當於一部詩詞總集，就算有譜有詞者居半爲五十“巨帙”，那數量也够驚人的了。惜遭兵燹蟲齧之灾，現存宋人總集僅九十餘種，還包括殘帙在内，連近人傅增湘曾著録過的《吕氏家塾增注三蘇文選》宋刻殘本、《聖宋名臣獻壽文集》及《群公四六》明寫本等，竟也蹤跡莫尋，蓋已永謝天壤。故宋人總集現猶傳世的雖不很多，却彌足珍貴，它是别集之外不可忽視的詩文淵藪，是一筆巨大的精神遺産。
與宋人别集一樣，由於現存宋人總集流傳年代久遠，不少版本複雜，精粗不齊，使用非便。我在此前著《宋人别集叙録》，目的在廣泛汲取前脩今賢已有的研究成果，並通過自己對宋人别集版本體系的摸索，爲以後的讀者提供方便。出於同樣的動機和目標，在搜集宋人别集版本資料的同時，也搜集了宋人總集的相關資料，遂在《宋人别集叙録》完成之後，接着撰寫了這部《宋人總集叙録》。
本書作法，與《宋人别集叙録》大體相似，而根據宋人總集的特點作了若干小更改，詳見《凡例》。但也有與《别集叙録》作法迥異之處。第一點不同，是《别集叙録》最初曾考慮將主要傳本序跋附於每集考述之後，這將大大方便讀者，朱彝尊《經義考》及清人的一些書目，就是這樣做的。但因宋人别集數量大，不少集子序跋多，附之不僅將使全書規模過巨，且有喧賓奪主之虞（《别集叙録》正文僅一百零幾萬字，而收到的序跋超過一百五十萬字），最後乃以“參考文獻”方式列目於後，將已收到的序跋另編爲《宋集序跋彙編》（中華書局已另出版）。而現存宋人總集數量大大少於别集，除個别集子外，序跋一般不多，於是將各主要傳本的序跋附後，便成爲可能，而序跋較多的如《草堂詩餘》等，則擇要採録。有的序跋因各種原因（如原書不藏於大陸等）一時尚未收到，則暫付闕如。作法與《别集叙録》的第二點不同，是增加了《散佚宋人總集考》《宋人總集館藏目録》兩個附録，前者提供考察部分亡佚總集的文獻綫索，後者則是爲了方便讀者查找圖書。
我計劃撰寫的宋人别集、總集兩《叙録》，至此算是完成了。蒙中華書局扶持學術之高誼，《宋人别集叙録》已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出版。本書則得到全國高等學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的研究資助，仍由中華書局出版，責編聶麗娟及劉尚榮兩先生在審稿中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特表示由衷的謝意。儘管兩《叙録》的完成和出版使我如釋重負，但也深知主觀學力和客觀條件均不足，加之現存宋人别集、總集版本數量龐大，不可能全經手校目驗而後下筆，故疏誤闕漏定會不少，常有惕然若失之感。切盼專家、讀者不吝賜教，以便陸續撰文補正，並待將來再版時修訂，以期逐步完善。
祝尚書
二〇〇〇年八月三十日初稿，二〇〇三年七月廿日改定於四川大學竹林村之不毛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