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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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的大哥

邹安音

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灯光映照着白色的床单。大哥脸色苍白,面无表情,双眼紧闭,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才五十五岁多点的他,头发已经花白,额头光秃,颧骨高耸,两颊深陷,胡子拉碴。他的身子瘦骨嶙峋,足部和小腿却肿胀得厉害。

大哥是昏睡过去了!

我守在床边,无助地注视着心电图的几根波浪纹。我只知道有根波浪纹的跳跃指标超过正常人的几倍,那是从大哥心脏内发出来的。而我的心也一直在那根波浪纹的线上漂浮,一刻也没有安稳下来。

一会儿,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医生进来了。他刚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因为成绩好被分到双桥区最好的人民医院。这几天,我每次看这个年轻的医生从办公室出来,从医院走廊的那一边走过来,我都紧紧盯住他手里的化验单或者药品,大气都不敢出。我留心着他脸色的变化或者眼神的变化,希望看见些亮色,可是他语调一次比一次低沉:“病人肺气肿引发心力衰竭……”

此刻,我能清晰地看见我内心的影像,灰蒙蒙一片,像沉沉压下来的乌云,让我窒息。我差点没喘过气来,赶紧伸手打开了病室窗户,外面漆黑,夜色狰狞,朔风像刀片一样刮过来,从我的心上划过去,好疼!泪水瞬间打湿了我的脸,我看见那白色的刀片闪着寒光,划开大哥单薄的身子,大哥就倒在了山坡上。

山坡在老家,老家叫高家店。高家店位于大足到邮亭的公路边,是邮亭镇天堂、红林、碧绿、烈火等乡村交界之地,我童年时候有小学校、零售商店、卫生所、磷肥厂、川汽厂一个车间和家属区几栋三层楼房等,它们的模样至今仍牢牢盘踞在我脑海深处。高家店今天只留存地名,小学校搬迁到了镇上,卫生所并到了镇卫生院,磷肥厂因为污染环境被关掉了,川汽厂的车间和家属区合到位于临近双桥区的分厂,最近几年被整体迁移到了重庆总厂。一条高速公路直端端地通过高家店,碾压了我所有的童年记忆,链接到大足动车站。而大足动车站原本叫邮亭火车站,月台上有几株夹竹桃,总在春天开出艳丽的花朵。它是老成渝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站点,北上成都南下重庆,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它就提档升级了,名字因此也改换。

从高家店到老家,大约要走两公里的土路。过大邮公路左边的川汽厂家属区、小学校和一个大院子,然后过晒场、竹林、山坡、水田、小桥,就到了。老家有两姓四户人家,邓家和邹家,邓家兄妹俩,邹家弟兄俩。面水靠山,山环水绕。

山坡连片,一分为二,阳面是我们所居住的前进村,阴面是本家叔公所在的碧绿村。坡中有大片竹林,其下皆为各家自留地,以及各宗室祖上坟茔。我家自留地下有一水井,供方圆几公里人饮用数年。水井毗邻偌大一块田,田下是小河,一年四季潺潺不休,汇聚到其下的张家高洞子水库了。

这样的景致就像一幅山水画,从小到大都镶嵌在我的脑海,也被岁月装裱成泛黄的相片,一直挂在记忆的那头。直到镜框被打破的那一天。

是姐姐的声音让我听到那玻璃镜框破碎的声音。姐姐和我都沿着那条两公里的土路走出了前进村,走过了高家店,走进了邮亭火车站,走到了都市上大学。姐姐西南农大毕业后几经辗转最后如愿以偿,在双桥区农业岗位上工作。她告诉我老家要修一条八车道的快捷通道,从大足石刻宝顶山而来,直通大足动车站,老家的山坡将会变成平地。

那山坡地像沧桑的老人,驻守了一辈又一辈,一年又一年,无言地看护着竹林、自留地、水井、坟茔、水田、小河……还有一个个大院子。此时山坡地的命运也被一分为二,阳面的前进村被整体迁移,阴面的碧绿村基本不动。

那时候,邓家两户人家已不在乡村,哥哥一家打工到了城市,妹妹一家随川汽厂工作的男主人到了重庆。叔叔家买房到了双桥区,只有母亲和哥哥还在镇守着凋敝的院落。

母亲舍不得老宅,舍不得竹林、坡地、水井、田土和小河,总想着在乡下多住一天,大哥很是无奈。但是祖上坟茔得迁移,镇上的工作人员来了几次了,其他村户人家的坟茔已经迁移到双桥区后的巴岳山了。

那天迁移爷爷和婆婆的坟茔,宗室很多人都来了。天上下着大雨,大哥一个人跳下了坑,虽然他腿脚有点不方便,右腿有一点瘸,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捡拾婆婆爷爷的骨头。婆婆爷爷合葬在我们自留地菜地边,父亲是长子,大哥是长孙,大哥在宗亲、村上所有人眼里都是傻乎乎的形象,所以他跳下去时大家都没有阻拦。

大哥一根根仔细地捡拾着骨头,身上被打湿了,冻得瑟瑟发抖。当天婆婆爷爷被重新安葬在巴岳山。政府正在双桥区新建电梯公寓,以安置失去土地的村民。劳作了一辈子的村民们,就要远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大多很高兴,纷纷在郊区租房过渡。大哥也租了几间屋,准备和母亲一起过城里生活了。但是当天大哥回到出租屋后就感冒了,咳嗽不已,他本来肺就不好,也许是每天抽很多劣质烟留下的病根。

大哥毫不犹豫跳下爷爷婆婆坟茔捡拾骨头时,人们都觉得他很傻,也都习以为常。打我记事时起,他就不讨周围人喜欢。老人们直接喊他名字,小孩儿也直接称呼他,当面奚落和嘲笑他,从不转弯抹角,似乎没有人敬重过他。从他的童年直到生命终结前,“学娃儿”这个称呼一直伴随着他。

他傻得很出奇。初中毕业后,作为邮亭镇前进大队少有的文化人,大哥被选进大队医疗室当了赤脚医生。我那时正在小学读书,教室旁边就是医疗间。大哥从不准我到那里去拿东西,我很羡慕同学,他妈妈也是赤脚医生,常常可以溜到那里去抓红枣和枸杞吃,有一次他给了我几粒吃,甜甜的味道让我欲罢不能。在他的怂恿下,下课后我鼓足勇气走进去,没想到大哥铁青着脸,毫不客气地把我轰了出来。大哥生气的时候感觉长头发也在凌空飞舞,他经常不爱剪头发,也懒得打理,爱美的母亲总是很生气。他生气的时候眼睛鼓得圆圆的,甚至能看见眸子里的红血丝在颤动。大哥爱熬夜,他常常看书看得很晚,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书,厚厚的书堆满了我们家的书架。

书架是大哥自己砍下院墙边的竹子制作的。大哥身材矮小,行动不便,是我们几兄妹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位,但是一双手却骨节粗大厚实,能用竹子编箩筐、背篼、锅盖、花篮等很多东西。每到过年,他和二哥就会背了编好的竹制品去赶集,卖了的钱用来置办年货,给我和姐姐压岁钱。院坝周围的竹林,是父亲亲手栽种的,茂盛挺拔,哥哥们划拉竹丝的时候,我总觉得是父亲在和我们耳语。我以为这竹林一直都会这样生长下去,永不消失。

……

母亲这辈子总是懊恼,陷入自责中,她说有次冬天父亲病重时无法照料大哥,就把童年的大哥扔家里任其玩耍。那天大哥在洗澡盆里装满水,在盆子里嬉戏了一下午,晚上满口胡话、高烧不止。母亲放下病床上的父亲,又把大哥送进医院,全力抢救。大哥病愈后发育迟缓,腿脚不灵便了,此为大哥生平第一劫。后来村民们就传说大哥是被抽了脑髓的人,是“哈儿”(重庆方言:傻子)。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支撑着家庭,大哥当赤脚医生是挣工分的,这给母亲减少了一分压力,她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赶场天,大哥把箩筐、锅盖等竹制品挑到乡场上变卖后,买回一大堆书,还有画纸、颜料等。母亲不高兴了,“这个能吃哇?”她常常责怪大哥,大哥不做声,母亲气得没有办法,只好转身回娘家借粮食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家常常青黄不接。

我很高兴。下雨天,是大哥最喜欢画画的日子。我看他仔细磨墨,砚盘是用碎碗的碗底做的。他最初只画黑白的画,有山,有树,还有老虎。“真正的老虎是什么样子的?”我很向往他画里的世界。“你长大后就看得到了,大城市的动物园有,我也是在书里看到的。”大哥安慰我说。等到我们家左面的墙壁贴满了黑白的山水画后,大哥开始画有颜色的画了。他偷偷敲碎了几只碗,把碗底做了砚盘。母亲回家看到满屋的纸画,几个砚盘的颜料,破碎的碗片,“你就是个败家子。”她气不打一处来。

母亲没想到更让她生气的是后来发生的事儿,大哥竟然辞掉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赤脚医生,回家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辞掉这个工作。他回家后却依然尽心尽力帮大队的人看病,给邻居邓婆婆打针,上大山采草药。我从小就认识很多草药,知道夏枯草清热、灯笼草祛毒、麦冬健脾开胃……大哥有次神秘地告诉我,自然界的万物都有药性,就要看怎么配搭,砒霜是剧毒,可以毒死人,做药引子也可以治人,我将信将疑。

我对大哥的书架特别感兴趣,没事就胡乱翻阅,尽管还不认识很多字,这当中有医药、绘画等书籍,还有很多我看不懂的“大部头”。有次我问那些厚厚的书籍是什么,大哥说是高能物理,是准备考研究生的资料。一个初中生整天说着爱因斯坦什么的,还要考研究生什么的,连砒霜也能治病?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的话,都怀疑他是不是脑髓被抽走后连聪明才智也被抽走了,不然怎么总说胡话干傻事呢?这当中也包括母亲,大哥相比二哥的乖巧和懂事,是母亲最头痛的事儿,“哈儿”的标签就这么被牢牢贴上了大哥的后背。

年轻的男医生拿了一个氧气瓶给我,嘱咐我等大哥苏醒后让他大口大口吸进去,以稀释肺里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心肺衰竭了,希望他挺过来。”医生说完也不看我,快步走出病室,也许他还没经历太多的生死场面,面对我倾泻的泪水实在于心不忍。我再次打开窗户,魑魅的夜空像一个狰狞的野兽,又疯狂地朝我扑过来。

大哥似乎清醒了,睁开惺忪的眼睛。他剧烈地咳嗽起来,我赶紧凑上去,用纸取出痰物,又把早挤好的橘子水一点点喂进他嘴里。床头的输液瓶挂了好几个,是治疗他五脏六腑的药物。大哥大小便都已失禁,需要人慢慢服侍,开始请了护工,后来姐夫不同意请护工,说照顾不仔细,军人出身的他便一点点地侍弄大哥的脏物。这些情节被医生说出去后,便不断有被感动的人来探看大哥,都夸这个“老头儿”命好,遇到这么好的亲人。躺在病床上无助的大哥,虽然五十多岁,但是生命的灯火似乎燃烧到了尽头,看起来的的确确就是一个沧桑无比的老头儿。

他身体每况愈下。这个过程我是亲眼目睹的,时间和病魔都很残忍,慢慢地,慢慢地像蚕一样吞噬他的肌体,足肿了,腿肿了,腹水增多,意识部分丧失……

姐姐在家做饭,我请了公休假守护大哥,和姐夫轮流照顾他。宗室的人也大都迁移到了城里,生活条件变好,或者买房或者租房住。他们每天晚饭后来看望大哥,“大爸,新房子还在等你入住呢。”堂侄儿等小辈分的人都尊称他,大哥意识清醒时就望着大家,点点头,喝点米粥,说一些高兴的事儿。那个时候,我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每到年关,母亲就会杀了全家一年辛苦喂养的猪儿,一半上交国家,一半留给自家吃。年关盛宴是最让我幸福的记忆:宗室的长辈和邻居们都请齐全了,既丰富了我的味蕾,又让我热热闹闹过了一个开心的夜晚。

那时,还是个黄毛丫头的我站在阶沿上,目睹着院坝中央整个杀猪的过程,又喜又怕。二叔却淡定自若,指挥两个汉子帮忙打下手。灶房里,姐姐在一边劈柴,母亲在一边烧水,一年中最好的柴火在灶膛里欢笑,露出红红的脸庞。满屋的水汽,氤氲着欢快的气息,袅娜地升腾,扑向屋顶的瓦片。整个院坝都喜悦了。狗们乐颠颠地跑过来,三五个小娃儿也循声跑来。大哥二哥早架好梯子,支在屋檐下。来帮忙的两个彪形大汉在二叔的指挥下,把杀好的雪白滚圆的猪儿“吆喝”着挂上梯。

大门被取了一扇下来,搁置在堂屋正中的四根木凳上,等待着与“肉”(那年那月的奢侈品吃食,“肉”即猪肉)一年一度的相逢。猪头被完整地宰割下来,留作祭祖用。两只猪大腿也被割下来,来年它是要用来走亲戚家的。“肉”中包裹的两块亮板油,被二叔撕裂开,放进器皿中。母亲会把它们炼成油,在炒菜时加上一勺,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但我觉得它们其实是一直在养护我们的灵魂。二叔把“肉”一块块割开,在边上戳了个小洞,整齐码放到谷箩筐里。母亲会把它们一块块腌渍,然后挂在灶上和壁上。

掌灯时分,我家一年中最隆重的华宴也拉开了帷幕,大哥端着猪头,还有一小瓶酒、几颗糖等,领着二哥、我和姐姐,按照母亲的吩咐,先在堂屋正中的香案上祭祀,然后到后院竹林地的父亲坟茔上香磕头。家族的人都来了,聚集在院子里。妇女们在厨房忙碌。长辈们上座后,讲述着家族的荣耀和兴旺,孩子们的目光则都落在新鲜出锅的酥肉上,只待那最老的长者一声令下,便要展开舌尖和美食的争夺战。血旺和粉肠煮的萝卜汤端上来了,凉拌的精瘦肉也摆上了餐桌,蒜苗煎炒的肉清香四溢。杀猪匠二叔的剪影,花白胡子侃侃而谈的叔公,穿堂而过招呼应承的孃孃们……一部乡村华年的贺岁片开始上演。

亲人们觉得,这部贺岁片的续演,是要等着大哥住上他的新房子那一刻的。宗室的亲人们都在谈论着政府正在修建的电梯公寓,谈论着与土地的告别,谈论着新的工作和新的生活方式。大哥和母亲已经分到了两居室,每次大哥清醒过来,亲人就会鼓励他要坚强,争取早日住进新房,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

大哥期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至今仍然不得而知。但是我时常能感受到他心中燃烧的火苗,在我们那个一度破旧的小院和屋子里升腾。总之,他一生都在折腾。

辞去赤脚医生后,大哥在人们眼中消失,神秘失踪。只有家人知道,他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去了三峡长江边的一个花木林场,去学种植技术和嫁接技术。当社主任的父亲在世时一直有个愿望,希望前进村花木满山满坡,我在村小学上学时,每天依次要经过的山坡头都是父亲在世时命名的,桐子坡、柑子坡、桑树湾……父亲去世后,那些桑树、橘子树等都已经老化了,稀稀拉拉地生长在山岗或者山湾,还有很多被村民砍了或者偷回家当柴烧。大哥很心疼,经常大骂那些砍树的。

在大多数村民们的印象中,大哥除了傻,还犟,啥子事都敢说出来,想做一件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村民们砍树都不敢当着他的面,生怕他的大嗓门一下子就给捅出去了。不过我经常沉浸在大哥描绘的盛世前景里:满山的果树,满池塘的鱼儿,满地的庄稼和瓜果,道路宽宽的,直接就从后山坡穿过去了,而且雨天我再也不用趟一地稀泥上学去了。

“你看看,这是日本的动车。”有次他买回一张画,指着尖尖的车头告诉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我们生活的天空很大,我们的世界不只是前进村邮亭镇大足县,除了中国还有外国,除了冒烟的火车还有发电的动车。我心底对大哥是有一点敬意了。

两年后,大哥回家了。不过此时生产队已经实行田产责任制,土地都包干到户。村民们各自分到承包地,第一件事便是把田埂边和地角里的树砍了,整理得平平实实,不见一根杂草。母亲欢天喜地,虽然分到的地很远,几乎就在生产队的最偏远地方,毗邻铁路,但这丝毫不影响她高昂的斗志和热情。这些年穷怕了,在自留地里怎么也刨不出二两黄金,母亲便把这满心的希望寄托在了承包地里。恰此时二哥高中毕业回到了家,帮助母亲承担责任。

那年八月,当沉甸甸的谷穗垂满金色的原野,村民们的笑脸就像花儿一样开满山岗。人们顶着烈日收割,没有人埋怨苦和累。黄灿灿的稻谷堆满谷仓,稻草垒成草垛,像金色的蘑菇装点着山村秋色。吃新米饭那天,照旧是大哥端了猪头肉,带着我们去父亲和祖上的坟茔祭祀。当年的祭祀很隆重,母亲买了水果,这是以前从不曾有的奢侈品。依次祭拜亲人、天地、诸神灵位。

我们家的稻草没有堆成草垛,大哥用铡刀截成小节,用消毒水浸泡,然后晒干;又挑回很多淤泥晒干,一层层码放到猪圈事先搭好的竹筐里。这之后,他拿出几个白色的瓶子,说里面是菌丝,种在淤泥里,就可以长出蘑菇。我很期待猪圈屋出现奇迹,每天看他打消毒水,尽心尽力给他当杂工。果然,就在那个冬天,竹筐里长出一个个白色的蘑菇,这在山村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每天到我们家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来一个大哥就接待一个,还详细讲解怎么种植。大哥卖了蘑菇后就会买回我喜欢吃的卤鸭子等,那年除夕,我们家的盛宴上多出了一道菜:蘑菇炒肉!

第二年冬天,全村和周围几个村的很多人家都种植了蘑菇。蘑菇多了,没有那么好卖了,母亲不禁说起了大哥的傻,全家人都觉得极是。这之后,大哥又种植平菇,人工孵化小鸡,大面积种西瓜……每一样几乎都能成功,可是每一样成功后他都毫无保留地教给别人,搞得自家很被动。我们习惯了他的做法,母亲后来由他折腾,不再管他。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哥就像家旁边那条小河,总是不停地翻起浪花,汇成泉流,跃下堤岸,一直朝前方奔流。他不拘言行,不修边幅,但是心中应该是有梦想的,我隐约觉得。

那时候,小河从什么地方而来我不知道,但是到我们那里就成了几个村落的生命线——淘洗蔬菜,清洗衣物,浇灌菜园……河里还总有捞不完的小鱼小虾。秋天闲暇,大哥二哥从山里采回马桑子,往河里一撒,小鱼儿们轻微中毒,纷纷浮出水面,河两岸的人都拿了渔具打捞丰收的果实。整条河都欢乐起来,几天后小河恢复平静,鱼儿们继续生长和发育。大哥有一次卖了鱼儿,给我买回一个饭盒,那时我已经到镇上读初中,这个饭盒一直伴随我读到初三。

初三毕业时,不知道他从哪里背回一大堆绿色的高笋苗子,栽种到河两岸,那个秋天,河两岸竟然绿油油的,一大片一大片长长的绿叶子在风里飒飒作响,很是壮观。大哥摘了白嫩的笋子,天不亮就叫上我,跟着他到位于双桥区的川汽厂家属区卖。

那时双桥区是重庆市的远郊城区,还没有与邻近的大足区合并,傍依巴岳山,龙水湖纵贯全境,国有重型企业川汽厂毗邻龙水湖,有职工数万人,每天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我们周围几个村菜农种植的蔬菜大都销售于此。

我家到川汽厂总部有两条路,一条是先走过两公里的土路到高家店,再走七公里左右的公路到双桥区,然后步行四公里公路到川汽厂。还有一条捷径是走三四公里的小路到老成渝铁路,沿着铁轨一直走三公里到长河煤矿,再经煤矿出山的公路走两公里,直到川汽厂。我们选择了后一条路,天很黑,大哥打着电筒,我脚步有点不稳,又有点害怕,但还是咬牙在天亮之前赶到了家属区菜场。

我们家的菜很新鲜,总是吸引买菜人的目光。大哥卖菜哪里是在卖,分明是半卖半送,一是把秤杆翘得老高,二是别人走了很远他还撵过去塞一把,生怕别人吃亏。我们卖完了菜,收拾秤杆正要走时,旁边卖菜人用异样的眼光盯着大哥嘟哝了一句:“这是不是个哈儿哟?哪里有这么卖菜的?赚得到个啥子钱嘛!”

我真的不知道大哥这一生究竟赚到钱没有,也不知道他的存折上究竟有多少钱,印象中他不爱买衣服,喜欢买书,喜欢买生产工具,身上总是没钱。

但就是这个村民心目中的“哈儿”,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我们刮目相看。有一次他从川汽厂卖菜回家,带回一张很大的彩色照片,四个人,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双儿女。大哥说男主人是川汽厂的工程师,外地人,叫周全。从大哥的叙述中得知,一次周全夫妇买菜时觉得大哥憨厚质朴,和他多聊了几句,惊喜地发现大哥酷爱物理书籍,于是收了大哥作为徒儿。

大哥很兴奋,清瘦的脸颊上泛着红光。他特地理了长头发,买了新衣服、新皮鞋,开始打扮自己。装扮一新的大哥看起来很精神,这让母亲很高兴,她似乎看到了大哥娶亲的时刻。因为大哥早就到了婚龄,只因为他的不修边幅,加上村民的风言风语和传闻,还有贫穷的家庭,姑娘们都退避三舍。母亲背地暗自伤心落泪,常常叹气,觉得对不起父亲,没有完成给儿子娶妻生子的任务。

但是大哥似乎始终未把自己的婚事放在心上。“爱迪生还不结婚呢。”他给我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里总是闪烁着奇特的神采。母亲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村里人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更加勤奋刻苦地读书,总是耽误下田种地,母亲怨言多了起来,这在村里又落下一个不好的名声:好吃懒做!

乡村婚事是一个人生涯的头等大事,男儿在十四五六便开始定亲,二十出头就娶妻生子,错过了好时机,大哥的婚事就这样被耽误了。

大哥的婚事折磨着母亲一生。

冬去春来。

大哥不再种蘑菇,种高笋,种西瓜,孵小鸡……他拿起了书本,每天看书看到很晚,也许命运的转机在向着他招手。可就在春末夏初的一天,我至今仍然死死地记得当时的场景,其时我正在邮亭中学念高一,姐姐到重庆上大学去了,她是我们村唯一走出的一个大学生。

我正在上晚自习,窗外有个人呼喊我的名字。我走出教室,二叔黑青着脸站在廊檐下。“二哥病得很重,跟我回家。”他说。“他怎么了?”我带着哭腔问,不敢听自己的声音,浑身发抖,不祥的预感像针刺着我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二叔不作声,我放声大哭,跌跌撞撞地跟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七公里多的路程,回到院子就跪在了二哥冰冷的身体边。

我跪在地上不说话,我声音哭哑了,已经不能说话了。家里的小狗叫小黑,是大哥二哥共同取的名字,小黑呆呆地看着我,眼神忧郁,尾巴停止了摇摆。那几天我逢人就跪下,给二哥送葬的人很多,都念叨着他的懂事和才华,这个时候居然就把大哥和二哥比较起来了。等二哥入土后,他能安息吗?多年以后我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但是也不敢去想这个问题。等我直起身子,看看我生活的这个小院时,身边没有了小黑的身影,小黑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二哥后事,大哥脸色憔悴,突然一下苍老了,身体更瘦小了。二哥在世时,他们两个常常吵架,母亲很生气,村民们也都觉得是大哥的不是。二哥不在了,大哥显得孤寂和落寞,他不看书了,把自己的书和二哥留下来的书全部打捆成册,放在了灶房的阁楼上。此时川汽厂部分车间和位于重庆的本厂合并,工程师周全调了过去,大哥也主动停止了和他们一家人的联系。

大哥又开始种西瓜,种蘑菇,种番茄……大哥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他不停地抽烟,几乎每天一包,两个大拇指都被烟熏黑了。

1991年9月中旬,我拿到重庆教育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上午,大哥陪我到村书记家下了户。午饭后,大哥和母亲借了一个人力架子车,准备到所在地邮亭粮站交我的入学公粮。粮食先要从家里挑担走两里的路程,才能到公路上推着架子车到粮站。公路转弯抹角,上坡的时候,大哥拉车和母亲推车的姿势,像一幅绝版画,一直铭刻在我心上。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给国家公粮了。一直以来,我都以仰望的姿势看粮站那些过称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般都板着脸,绝无笑容。每次过称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像那秤砣一样沉甸甸的,生怕他们一句“没晒干”,或者“不饱满”而重新拉回去。果然,当“没晒干”那句话硬邦邦地摔过来时,我们三个人都呆住了。恰此时,久违的太阳终于露出笑脸,也烘干了我们湿润的心情。几个人就在粮站的空地上摊开稻谷,赶在粮站工作人员下班前让“它们”顺利归了仓。

到重庆上大学那天,母亲早早做了饭。之后,大哥背着我的棉被,提着箱子,送我走过两里路远的乡村小路,到高家店公路口乘客车去重庆。他从小受了寒湿的腿脚很不灵便,走路比较缓慢,那时我眼里就全是他略佝偻的身影。我提着一只水桶,里面装着一些生活物品,手里紧紧攥着大哥给的七元车费。当车子来的时候,大哥招呼我先上车,然后他把东西一样样搬上来。我坐在位置上,车子开动的一瞬间,回头看见他单薄的身子和张望的眼神,我的眼泪禁不住淌满了脸颊。

车远去,大哥的身子在土路上变得越来越小……而从此,我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就在村里整体迁移搬家那天,姐姐姐夫开车回家,帮助大哥搬迁东西。大哥第一时间扑向了阁楼上的书籍,“书籍上落满了灰尘,大哥本来给爷爷婆婆迁坟后就感冒了,那天咳嗽不止,不知道是不是灰尘吸入太多引发的肺病。”姐姐忧伤地说。

我的假期很快就要结束了。医生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每次看姐姐颤抖着手签字,我的心也跟着颤抖。要不要转院?我绝望地看着姐姐、姐夫,他们摇摇头,转院太不现实了,没有人去照顾。姐姐、姐夫请的假也快用完了,我们只好请了护工晚上照顾大哥,白天我们轮流值守。

大哥脸颊越来越消瘦,腿脚干枯,肚子却肿胀得老高。大量用药,伤了肝脏,腹水淤积,肾功能也受到伤害,已经半边身子瘫痪。他不能说话,意识丧失,蜷缩在病床上,就像一枚风中的落叶,生命是那样摇摆不定。

我给病床上的大哥鞠躬,抹了眼泪,奔出病房,任伤心的泪水在脸上流淌成河。我要回单位上班了,同时接走了母亲。大哥病危,七旬高龄的母亲不哭也不笑,阴沉着脸,每天很早起床上菜市,买回鸡鸭鹅等回家炖煮,然后趁我们不在,趁医生不在,端着油花花的肉汤进病房,给大哥喂下去。她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坚持说喝肉汤就能让大哥强身健体,就能让他从床上坐起来!大哥呕吐了几次,病情加重了,母亲神志恍惚,经常喃喃自语,有时把门摔得咚咚作响。

回到四川南充的家,我最怕姐姐的电话响起,我不敢听她说大哥的任何事情,但在第三天的上午,我还是接到了她的电话。“医院不想治疗大哥了,喊我们把大哥接回家,我们想把他转到养老院去,用中药调理,我得到了那个藏医的帮助。”姐姐说。

姐夫曾在西藏工作多年,其间认识一个藏医,医术精湛,据说能让瘫痪的病人站起来,但是这位藏医不轻易给人抓药治病,药方也从不外露。

我的心窗突然有了一丝光亮,放下电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哥这是第三次站在鬼门关了,我多么希望他的坚强能让他挺过这一劫。

还记得,就在他辞去赤脚医生回家后不久,生产队提升农业科技搞大棚育秧,就是在温室大棚里育出杂交水稻的秧苗,以便春耕时节栽种在水稻田里。那天,村民们要在高洞子水库的边坡上搭建几个温室大棚,大哥从家里扛了一根厚重的木头去援建,当他走到水库边时,不慎脚下一滑,连人带木头就势滚下岩壁……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恰巧被人撞见,那人连声呼叫“完了完了”,当村民们惊慌失措地赶到时,却发现大哥丢弃木头,从岩壁下爬了上来,只是额头上有点血迹。从此后,每次经过水库边那块岩壁,我都会想起大哥额头上的血迹。

那段时间,姐姐和姐夫奔波在家和邮亭养老院之间。我每天都在姐姐的电话里感受着大哥病情的点点变化。

那段时间,每天我都仿佛站在姐姐旁边,看她抓药、煎药……“必须用秤仔细称每一种药的分量,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必须守着熬,一点都不能分心,每次要熬一个多小时。你知道吗?里面有一种药叫砒霜!”姐姐告诉我!

啊?

春天终于来了。

母亲没有一天不叨念着大哥,眼睛总是朝着老家的方向。她有几次问我到重庆大足走路要几天,我吓坏了,生怕她一个人步行回去,家里人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跟着她,随时给她汇报大哥的消息。

奇迹在大哥身上发生了。姐姐姐夫把大哥从医院接走后,医院附近的一个养老院坚决拒收,怕大哥发生不测后承担责任。没想到邮亭养老院的院长闻讯后主动联系了姐姐。原来大哥在当赤脚医生时,曾经治疗了她的疾病,她一直感怀在心。大哥在邮亭养老院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姐姐每天熬好药后,和姐夫开车到院里,一点点喂给他。

“大哥恢复了神智,可以说话了……”

“大哥的腹水消了,肝功能增强……”

“大哥瘫痪的半边身子恢复了……”

“大哥可以下地了,能在院子里活动……”

“大哥可以喝鸡汤了……”

每一天,听着从姐姐那边传来的声音,我感觉心底的冰河在不断融化,春天的太阳映照着世界,鸟儿的鸣叫是那样婉转,草木的生长是那样欢快。我无数次想象着那些神奇的药,在火中凝练,又融化进大哥的血液,祛除了淤毒。我第一次听说的砒霜是从大哥嘴里蹦出的词语,我现在听说的砒霜却蛰伏进了大哥的身体,像顽强的勇士般,争夺着一个人的生命和活力。

历经生死劫难后,日子很轻松,暑假很快过去,秋天如约而至。那天我开车带着母亲,走进了大哥住的养老院。

大哥正在床上吃葡萄。他想要摘下一颗给我。他下床走了几步给我看。我看见他说话的样子和走路的样子,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我想起了我走之前大哥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大哥说今年过年就可以住进新房子了,等身体好了之后,就在双桥区找个工作,好好和母亲生活。这些年,我们越走越远,在人生的舞台上尽情歌唱、舞蹈……大哥却丢掉了所有的梦想,和母亲一起生活,俯下身子,与黄土作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永远都是那么“傻”。因为拆迁,镇干部挨家挨户依次测量房屋面积,以补偿赔偿款。当测量到我们老家宅基地时,听说镇干部的绳子没拉直,多量了面积出来,他还吼了人家,坚持去把绳子拉直,把多余的面积减了出去。这在整个拆迁户里都成为笑谈。

当我们告诉他新房子马上就要竣工时,他的眼神突然一下子变得很明亮。接着他从口袋里翻出自己的存折,那是拆迁安置费。望着大哥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身子,我不禁想起了老家的竹林、晒场、水井、自留地、芭蕉林、坟茔……这一切,都被一条八车道的公路和一片工业园区覆盖,大哥的存折封冻了我们家的往事。

院长是个中年妇女,给大哥提了开水进来,又把洗得很干净的被子拿了进来。她说起当年大哥治病的事情,感激不尽,大哥像个小孩子,不好意思地笑了。

大哥这个笑容,是他在人世间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个笑容。

秋转凉,冬天很快来了。

大哥只要身体好点,就要去镇上的茶馆喝茶。茶馆里聚集着村里的很多人,一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被打破,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别的工作,他们仿佛无所事事,每天靠打麻将和聊天生活。院长和我们都怕他着凉,以免感冒引起咳嗽,一再叮嘱他不要去,可是谁都拦不住他的脚步。或许养老院的氛围不太适合他,或许他又太急于适应新的生活。

姐姐依然每天煎药,送药。

有天晚上,大哥在院坝里坐了很久。谁都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晚餐时也吃得很少。院长说,大哥的心情很低落,她招呼他,他脸色很青,没有理睬。

第二天,接到姐姐的电话,大哥感冒很严重,可能受凉了,咳嗽得厉害。之后大哥又住进了医院。

“大哥晚上放声大哭,上次他在医院受到那么多折磨都没有哭。”姐姐说完,我早已经号啕大哭起来。我仿佛看见大哥像一枚叶子,在风中凋零。

第三天晚上,我突然心口疼痛,被噩梦惊醒:老家小河涨水,我的书包掉进了河里,大哥赶来拾起了书包,我喜极而泣,但是就在我一转身后,大哥却没了!那天早上我就接到了姐姐的电话:大哥半夜没了!

我立即赶回老家,全村的人都来了,他们都成了城里人。他们敬称着大哥的名字,念叨着大哥一件件的往事,眼泪就流下来。我跪拜在地,就在巴岳山下的一间屋子里,大哥安静地睡着了。

他一定有很多梦想,他一定是在静静地等待明天的朝阳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