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纵观世界各地，城市已成为后工业经济增长的焦点。重工业的雇佣工人逐渐减少，而服务业则不断增长，知识经济异军突起。许多关于个人服务和消费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开始越来越多地定义城市场景（Urban Scenes），如咖啡馆、画廊、美术馆、健身房、酒吧、瑜伽工作室、书店、果汁店、便利店以及各具特色的餐馆等。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分析咖啡馆时指出，咖啡馆不仅是提供咖啡和食物的地方，而且是创造丰富文化意义的公共空间，绅士们往往会为了参与新形式的批判性对话而在这里聚会。然而，场景不止于此。它是在此基础上，强调不同舒适物设施与活动的有机集合及其嵌入的文化意涵，而非单一的舒适物。正是这些文化意涵，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与行为，影响着社会生活，重新定义了城市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变化对于城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场景理论产生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催生”了场景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开始崛起，后工业阶段特征日益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这一阶段。那么，摆在特里·克拉克等学者们面前的当今城市，该如何发展？这恐怕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议题与现实。

当时的美国城市发展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时代背景。第一，城市总人口增长停滞，内城出现负增长并开始衰败。比如，芝加哥市人口数量曾经连续十年都在不断减少。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导致就业机会大幅向第三产业倾斜，大量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聚集。这就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诸如创新创意人才与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性，以及文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第三，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逐渐增大。第四，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它对个体、家庭、组织的生活与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这些变化，和中国当前城市的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不同的是，中国当前城市发展还夹杂着更多工业时代的色彩。正是这种变化催生了一种新的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场景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城市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工业时代的学者们更多地把城市看作具有生产意义的地点，而后工业时代的学者们可能更多地把城市看作具有美学意义的地点，涉及消费、体验、符号、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文化意涵。与生产意义相对应的更多的是工业园区，与文化意义对应的更多是空间体验。如何将这种关于地点空间体验的文化意义系统地、合理地表述出来？社会科学界尽管有一些争论，但还没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本书就是致力于这样的努力，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出国际上首个关于分析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及其对地方发展作用的理论工具，即什么样的文化风格及其如何影响着地方发展和社会生活。

这里的“发展”意义比较宽泛，从经济增长到居住地选择，再到选举和新社会运动，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场景借助于客观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把嵌入其中的文化意涵具体化操作化，并与地方发展、社会生活产生了因果关联。这种发掘、分析和整合，从学术上讲更具科学意义，从国内外来看均具开创性。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致力于诠释：场景是什么，它在哪里及其为什么重要。第1章主题是“设置场景”，通过常见的例子引入场景这个概念，并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关于地点的美学视角，重点阐述场景的思考模式和相关分析类型，尤其是作者提出的“文化元素周期表”的设想，较为新颖。第2章主要是构建场景分析的三大维度和15个子维度。第3章介绍了场景的具体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主要通过地区舒适物设施与活动的数量进行赋值加权处理，得出该地区场景指数。第4章介绍场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从场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加入城市发展驱动力模型中来考察场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第5章是讨论场景对人们择居行为的影响，不同场景吸引不同类型的社会阶层，重点关注美国当前主流文化对于人口流动迁移定居的影响。第6章讨论场景对选举和新社会运动的影响。第7章主要讨论如何把场景整合到公共政策里以服务于地方发展，结合多伦多的实践，从高层级政策和地方政策两个维度给出了建议。第8章是对整个研究的总结，从理论到数据，再到分析方法，作者试图告诉读者，场景研究是一项关于科学的探索，方法论上的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定性与定量的整合、宏观与微观的过渡。

本书的学术价值

关于影响地方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学说有很多，涉及城市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美学以及哲学等，但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传统的经济决定论，二是地理决定论。前者主要是指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如土地、资本、劳动力与管理技术等，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后者是指该地方的地理位置是否便利、是不是交通要道、是不是港口等，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决定着这个地方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堪称经典，在我们的现实中都能找到很多例子作为支撑。

然而，这两种观点对于某一地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发展的诠释，并不能全部解释，或者只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其针对一项科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全面的。这种不完整与不全面主要体现在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的诠释的缺失。也就是说，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对于人们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对于地方发展的影响……很少得到社会科学家们应有的重视和诠释。那么，以特里·克拉克和丹尼尔·西尔为首的新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场景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视角。用场景来分析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并找到了这种地方文化的特点与发展变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且有大量的数据佐证，这一点难能可贵。

事实上，这项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克拉克主持的一项跨国研究“财政紧缩与城市创新项目”（The Fiscal Austerity and Urban Innovation Project）。他们以城市黄页和人口普查数据为主，对美国1200多个城市和世界38个国际性大都市成千上万种舒适物设施与活动进行了分类统计、整理与比较，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比如，《新政治文化》（2006）、《作为娱乐机器的城市》（2004）、《托克维尔能唱卡拉OK吗？》（2014）等。“场景”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克拉克的《作为娱乐机器的城市》一书中，他在研究各大城市舒适物情况与经济发展时，把反映人们态度行为的价值观整合到舒适物设施与活动中，形成了场景的分析框架。

场景理论的学术价值在于从消费和美学角度来解释后工业城市发展的经济社会现象，这一点区别于以生产为导向的工业理论。正如马克思对生产的研究一样，克拉克不仅把生产看作生产实物，而且把其当作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来考察。异曲同工，场景理论不仅把消费当作消费活动本身来研究，而且着重研究消费的社会组织形态，用场景把消费组织成有意义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必须由专门的学术语法结构来表示。

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说，场景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培育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创新是靠创新创意人才推动的。场景理论强调，不同舒适物设施与活动集合形成场景中蕴含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对诸如创新创意人才等优秀人力资源有很强的吸引和聚集作用。从而，借助于场景这个中介变量，建立了创新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的因果关联，勾勒出了知识经济时代下的城市发展内生动力来源。

第二，有助于理解拉动城市文化消费机理。消费是一种人类行为，场景对于消费行为有着独特的刺激和引导作用。充满文化意义的消费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场景，提供的不仅是作为工作与生活的空间，而且还包括个体自我与相互之间充满愉悦体验的空间。

第三，有助于打造创意城市的环境氛围。创意环境是一个场所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综合构建，是能够催生构思与发明的先觉条件。纽约的苏荷区、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芝加哥的柳条公园、北京的798艺术社区与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海的田子坊创意社区等，都提供了典型的“创意环境”，包括丰富的建筑空间、道路驿站、艺术机构、舒适物设施、文化设施等硬件，也吸引了创新创意人才、交流平台、运营者、游客等文化氛围。场景理论为分析与塑造这些创意环境提供了一种框架。

第四，有助于引导城市公众行为。公众行为本身就是场景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反过来，场景对公众行为也起着引导作用。无论你在哪里或如何打发时间或与人沟通，不同城市场所所具有的场景对于固化个体的是非观念、对真假的认同与归属感等都有着较强的影响。场景理论中的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均为构建特定的场景以引导适宜的个体行为提供了指引。

第五，有助于做到舒适物与美好生活需求的精准匹配。这一点在城市规划中往往比较重要，舒适物设施与活动的布局与人们美好生活需求密切相关。对于这些设施与活动的规划与建设，现实中部分城市往往是比较凌乱的，在协调性和本地性上很难做到平衡，因为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给出不同类型舒适物之间的文化意涵和关联。场景刚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它给了每一种舒适物在文化上的意义，为匹配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科学依据，这为建立城市舒适物系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尽管场景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在分析关于地点的文化意涵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内容，特此提醒读者，一起来思考。比如，方法论上的主观与客观是否能够做到统一融合的问题。《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这本书跨越了主客观对立的二元方法论，把客观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和主观的价值观整合到一起，恐怕习惯了主客观对立思维的人并不容易接受这种做法，甚至会面临很多思维上的挑战。

再如，尽管克拉克一直追求场景理论应用的普遍性，但中西社会文化差异如此之大，本书给出的15个价值观维度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等对中国人态度与行为影响巨大，但现有的场景理论价值观维度中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只是用传统主义来代替是否合适？中国城市发展的场景价值观开发是否有必要？

还有，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对于城市与人们工作、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场景研究是否应纳入更多的互联网思维。

当然，这是我们发现的场景理论中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地方，可能读者还会提出更多问题。无论如何，正如克拉克和我们经常讨论的那样，场景理论是一个开放的框架，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些主要维度，希望不同国别的学者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这样做下去，就会离场景这门科学越来越近。

吴军、祁述裕

201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