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及参与场景的简单能力包含了不同寻常的复杂性
“场景”的第三重含义是我们研究的焦点，主要是指某个地点的美学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我们都很熟悉的观察方式。不同地点给人们的感觉也不尽相同。当你穿行于大多数城市的大街小巷时，选择步行、骑行或开车（开得很缓慢并将车窗摇下来）等不同的方式，你所看到的景象也将不尽相同。这边，时尚人士正在顶尖的高档餐厅里为博物馆的庆典或电影的开幕式做着准备——一种充满迷人魅力的场景；那边，公园中身穿蓝色牛仔裤的一家人正在为烧烤准备着野餐桌——一种其乐融融的邻家场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还会有所介绍。
无论这些场景如何熟悉、如何轻易凭直觉就可以捕捉到，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还是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1）场景的打造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可以基于场景的打造来协调自身的行为；（2）我们可以识别和区分不同场景；（3）我们关注场景更多的意义，如为什么有些人及地点相较其他人或其他地点更容易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逐步思考以上问题。
嵌入的意义使场景成为可能
首先，要弄清楚到底该如何打造合适的场景，就要想想事情出错时都发生了什么。试想如下两个不同的场景。
其中一个场景是在爵士乐俱乐部里发生的。灯光昏暗，觥筹交错，空气中烟雾缭绕，人们在谈笑，乐队在演奏的同时与座位间的人群开着玩笑，鸡尾酒服务生巧妙地在桌子间穿梭，黑光绘画在墙上影影绰绰，观众比肩继踵地在酒吧外的街道上排队，大家三三两两地抽着烟或是吃着外卖。
另一个场景是古典音乐表演的现场。观众们正襟危坐，没有稀稀落落的咳嗽声，他们身穿西装、打着领带；管弦乐队成员身穿燕尾服，在指挥的提示下，全神贯注地坐着；摇摇欲坠的吊灯在礼堂上空悬挂着；四周环绕的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古典主义神殿般的建筑，它们的设计激起了人们的敬畏和崇敬之情。
现在想象这样一种错误：一位音乐家弹错了音符或是在该休止的时候演奏出声。如果在爵士乐俱乐部出现这样的状况会怎样？其他的音乐家很可能会若无其事地继续演奏。“错误的音符”虽然是无意的，但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受欢迎的惊喜。它打破了通常演奏的习惯，而音乐家们则会在没有排练的情况下演奏一种新的音调、一种新的拍子记号。观众对此报以欢呼，随后这位“冒失”的音乐家向大家鞠躬致意，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随即又斟上一杯酒开始狂欢。
然而在古典音乐表演中出现这样的错误会怎样呢？如果纽约爱乐乐团的小提琴手在贝多芬第五乐章duh-duh-duh-duh主题的停顿期间突然演奏出声的话，观众会倒吸一口凉气，冒失的演奏者会羞愧得满脸通红，即使表演没有就此打断，那么一旦演奏结束，他或她恐怕就要去寻找新的工作了。而评论家们也会毫不留情地描写关于这次经历的惨状。
专栏1.1 古典音乐家正在尝试新的演出场地和新的音乐类型
在银泉音乐中心
（Silver Spring），大提琴演奏家与电吉他手演奏着二重奏，他们的音乐通过舞台上的电脑处理器，将大提琴的沉静与电吉他的嘈杂混录在一起，实现某种和谐之音。在巴尔的摩，萨克斯管演奏者与低音单簧管演奏者一起吹奏着20世纪著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与此同时在DJ的现场操控下，将年轻人的新电子音乐与其串联在一起。在华盛顿，一位作曲家想要组建新的乐团，他没有选择去音乐学院发布招聘信息，而是选择去克雷格网站上广发英雄帖。
古典音乐被认为是正式礼服、红色天鹅绒座椅和莫扎特协奏曲的世界。但是，很多地方的年轻古典音乐家们正在逐步探索自我表达的多元方式。以前，音乐学院的年轻乐师们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与知名管弦乐队合作的独奏者。而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尝试组建乐队。
“他们”代表了一种打破传统音乐会形式的新尝试，传统音乐会看起来很生硬，而且对年轻的观众来说毫无吸引力。纽约的表演空间Le Poisson Rouge是一个俱乐部风格的表演场所，主要以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表演为特色，正在全美范围内受到关注。在不同地区，许多音乐团体会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可以在Busboy and Poets，或者是千禧公园的舞台（Millennium Stage）、哈曼中心（Harman Center）的地下室等场地演出。而声波电路节作为一种不拘一格的电子乐庆典，举办时会选择在银泉音乐中心的金字塔里举行一系列活动。
31岁的小提琴家尼克·肯德尔（Nick Kendall）说：“Busboys and Poets的观众如此混杂，所有的年轻人都沉浸在那种气氛里。”
——安妮·米德捷特（Anne Midgette，2009）
人们是如何知道在不同的场景中做出适当反应的？这有点神奇，因为几乎没有观众在观看演出之前相互见过面。尤其是在大城市，人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民族背景、不同的年龄，等等。可以肯定的是，音乐家更了解彼此，经过训练或许会让他们更期待在接下来的演奏中从彼此身上寻求到某些配合和衔接。但是，如果把同样的爵士乐手放在古典音乐演奏现场，或是放在婚礼演奏现场，会看到他们的“爵士风格”被更正式的演奏标准所取代。而把古典音乐家置于一个拥挤的酒吧中，我们则会看到相反的情况出现。
我们知道如何恰当地应对状况，部分原因是情势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关于爵士乐俱乐部和贝多芬音乐会的案例，我们需要再次思考的不仅是场馆内部的情况，而且室外及其周围发生了什么都值得我们留意。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服务员的移动到建筑物的设计，从附近的餐厅到音乐家的姿势，都要用“说”来表达自己的行为：在爵士乐场景中会说“已经准备好迎接惊喜，表达自己”；在音乐厅周围会说“优雅地遵循既定形式，精致而迷人”。这些信息或咒语，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街道和社区中被传递。它们使打造“场景”这样的现象变得可能。第2章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些场景的多重含义。
美学直觉加上由欲望转化而来的活动和舒适物，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分辨不同场景
这是场景的第二个显著特征：通常不需要太麻烦，我们就可以识别出不同场景微妙的美学差异。例如，在多伦多，具有标新立异及前卫感的场景（想想弹出式艺术画廊和独立摇滚俱乐部）常常出现在更迷人的、更暴露性的、更不受约束的华丽氛围（想想夜总会和天鹅绒绳索）附近。相距只有几百码的距离，两个场景的参与者往往有相似的人口统计特征和教育背景。然而，这两个场景又可以作为相互独立的世界来体验——当独立潮人将俱乐部成员称为“905ers”的时候，这一区别在语言学上就很明显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嘲讽性地将他们归入一种郊区的代码。
同样强烈的美学和文化差异在其他地方也在不断上演。我们一直都在打造场景，即便通常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或官方的印记。一些城市确实试图正式地设定它们的场景。芝加哥在市长戴利二世（Daley Ⅱ）的领导下，为城市范围内的不同社区建造了独特的雕塑和图标，甚至为同性恋社区“男孩镇”（Boys-Town）打造了彩虹条纹的火箭形塔楼。许多城市都规划了像“娱乐区”（Entertainment District）或“唐人街”（Chinatown）这样的标识区域，以明确某种类型的场景是可以在那个区域被期待的。
总的来说，这些官方标识只是正式地承认了某些已知的场景。而“真正的”场景则往往超出了官方标识的范围。他们的“真实性”特点更为复杂，甚至有时更具争议性。
尽管场景存在差异，但我们是可以识别的。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部分原因是我们不仅是有能力“认知”的生物，而且我们也会对独特的美学暗示做出反应。我们认为世界不仅是中立的事实和数据，而且也是充满价值的，我们可以据此作出判断，如美丽的夕阳、丑陋的烟囱、令人兴奋的天际线、俗气的商业街等。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一书中率先指出了精神生活的美学成分。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这是一个经常出现但很少被明确提及的主题。或许支撑这一主题的关键人物就是“格式塔学派”（Gestalt）的理论家们。
他们有两个理论对于理解场景至关重要。首先是他们提出了“可提供性”（Affordances）理论，即事物向我们“提供”（Afford）了某些反应，它们在“召唤我们”。比如，门把手“要求”被转动，一张桌子“邀请”我们坐下来享用美食。
其次是格式塔学派本身的理论思想。我们应从整体上看待和理解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元素，而不是计算这些组成部分的总和。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一棵树，我们并不是先看到分枝，然后看到树叶、树干，接着将所有这些元素一起添加到我们的脑海中来完成对一棵树的认知和想象。相反，我们是将树视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来进行认知和理解的。
这就是说，各种要素以某种总体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绘画的每一笔一样，每个部分都是合适的。这意味着，当事物“提供”某些特定的反应时，它们所“表达”（Say）的内涵会因情况而异。“同样的”（Same）手势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一样的含义。在某种情境下，举手代表着友好的问候；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则代表着一种侵略行为。
专栏1.2
人类是一种消费和运动的动物，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动物。
——约翰·杜威（John Dewey），《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27］1954，139）
帝国大厦人尽皆知。但当它被以图片形式呈现时，会被认知为是组合成整体的一个相关部分。它的价值与被体察的特质会被整个场景的其他部分所修饰，而这些特质又会反过来修饰场景中其他部分被感知的价值。这就是艺术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形式。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1934］2005，141）
世界上的事物并非都是简单地保持着中立态度，它们在我们的面前，引发我们的思考。每一个事物都是对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的象征和回忆，激发起我们或得体或不得体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品位、性格以及对待世界和特定事物的态度，是可以从他们选择置身于周围的事物中分辨出来，比方说对某些颜色的偏好或是喜欢步行的地方。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感知世界》（The World of Perception，2004，63）
虽然，把握场景整体意义的能力以及对嵌入事物中的行为暗示进行恰当反应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精神架构紧密相连。但是，这些能力也明显受制于历史及社会的变化和完善。人类学家格兰特·麦克拉肯（Grant McCracken）列出了“1990年北美青少年追逐的15种标榜自我的方式：摇滚、冲浪板、酒吧女郎（B-Girls）、哥特、朋克、嬉皮士、学生政府、运动员，等等”。经济历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将这一代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相提并论：“你可以成为主流，也可以成为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就是这样。”（麦克洛斯基，2006，26）。这种逐步扩大的多样性类型，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遗传而来的，但是在本质上并非与生俱来的。
21世纪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在图1-1中进行了部分总结）使得更多的人对微妙的美学差异更加敏感，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概述了一种普遍的逻辑，他称之为将“想要”转变成“行动”的逻辑。马歇尔提到的“欲望”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偏好”。可以说，在你的脑海中（或内心中，或身体内部的某处），都在渴望着舒适和安全感。具体来说，“想要”也可以包括希望有一个不拥挤并会不断改善的住房条件，或者希望住在能激励你、给你亲密感和温暖感的朋友身边。
图1-1
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很难意识到许多东西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或者很难清楚地分辨他们的欲望。物质资源的逐渐丰富，对安全、健康、教育和人口流动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因素会同步下降或至少是自主性的缺失，这些改变影响着大家庭、公司职员、传统宗教等方方面面。与此共生共荣的是各种文化、科学、精神世界的崛起，从毕加索（Picasso）到爱因斯坦（Einstein），再到埃斯兰（Esalen）均受此影响，无一例外。
专栏1.3 富有表现力的改革将多伦多和芝加哥带到世界面前
历史上的维多利亚时代，多伦多和芝加哥等蓝领城市正在发生着变化。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为《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他曾抱怨说：“上帝，我讨厌离开巴黎去多伦多这个所谓的教堂之城。”［勒蒙（Lemon），1985］如今的多伦多有更完整的场景，比如健康中心、针灸师、瑜伽馆和武术学校等，而不仅仅是教堂和宗教组织。
1975年，索尔·贝娄（Saul Bellow）写道：“芝加哥拥有美丽动人的东西，但文化并不是其中之一。”1976年，米尔顿·拉科夫（Milton Rakove）将芝加哥形容为“迪克·戴利（Dick Daley）的城镇。与雅典不同，与罗马、伦敦、巴黎亦不相同，芝加哥是没有文化的和狭隘的……”（拉科夫，1975）。2003年，市长戴利二世建造了街道巴士站，并重新设计了效仿巴黎的铁路进站口。2009年，国家艺术基金会主任说：“对于这个国家每一位关心艺术发展的人来说，戴利市长应该成为他们心中的第一英雄。”［琼斯（Jones），2009］
——笔者
从必要的生活经历到偶发的生活经历，这种转变是相当普遍的。转变的标志之一是工作场所，河流和湖泊等物理环境的决定因素所占比重是很少的，更多的是由与人群和技术的接近程度决定的。转变的标志之二是典型的职业路径，常见的变化是越发频繁地更换多种不同的工作，而不是终身效力于一家公司。转变的标志之三是宗教，正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所展示的那样，宗教有更多的“阈限”（liminals），人们可以在不同信仰中来回穿梭。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主张：对于那些从祖先开始就信奉某种宗教的人来说，宗教必须不断承认和定义自身，以对抗其他精神选择的可得性对自身带来的威胁，而这种可以作为人们精神依托的选择是非常多的。风格、个人意义和美学都相应地增加了个人和社会的显著性。
更多的欲望变成更多实际的需求。当欲望进行转变时，不同的组织和设施就会涌现满足欲望的需求，于是人们的欲望便成了舒适物。人们对于一幢使人开心的住宅的模糊渴望，被实际变成家庭装饰商店和室内设计公司。对亲密温暖关系的传播渴望，可以实际变成露台用品店、家庭友好型餐厅以及微笑的调酒师。
这样的舒适物成为生活实践的平台。如今，有一些人为创造优秀的室内设计或者保持良好的餐厅氛围，而日复一日地奉献自己。你也可以将你的生命奉献给独立摇滚或人体艺术。所有社会类型的人群都获得了更清晰的存在形式。比如，潮人（Hipsters）和布波族（BoBos）、天井男（Patio Men）和书呆子（Nerd）、都市型男（Metrosexuals）和足球妈妈（Soccer Moms）等。我们对《世界价值观调查》（在第6章和其他地方有所提及）的分析表明，在几十个国家中，文化组织的成员数量急剧增加，价值的多样性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模糊的偏好变成了实践活动和舒适物，所以它们可以从我们的头脑中过渡到现实世界中。脑海中的偏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被实实在在看到，在真实的组织和职业中被具体化，如文身店、20世纪的艺术画廊、咖啡馆或钓鱼小屋。它们被列入黄页（Yellow Page，YP），需要合法纳税，遵守公约规范，有时甚至计入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你可以在Google地图上查看它们，以了解某个地点活动特征的类型。
社会科学家能够记录和分析这些被具象化的偏好。例如，如图1-2所示，1999～2008年，加拿大的音乐团体、舞蹈公司、独立艺术家和表演艺术机构的数量翻了一番，大大超过了所有企业20%的平均增长率。体育和保健设施以及俱乐部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动物园、唱片店、保龄球馆和游乐中心都包含在统计之列。基于信息的类型，我们可以识别当地不同种类的舒适物，将它们分为不同类型的场景，并研究它们变化的原因及后果。
图1-2 1999～2008年加拿大各种设施的百分比变化
注：该图显示了1999～2008年加拿大各地艺术、文化和休闲场所的总数变化的百分比情况。例如，舞蹈公司和音乐团体在这一时期几乎翻了一番。黑色条形图显示了总体业务的变化，这是一个基准：黑色条形图以上的部分都比所有商业发展的平均速度快；在黑色条形图以下的所有场所，在这段时间要么增长放缓，要么有所收缩。这些是六位数的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类别，在加拿大统计局网站上可以看到详细描述。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加拿大商业模式（1999～2008）。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恰恰是针对以上这些类型的分析工作。目前，关键是要从更直观、更经验主义的场景基础上进行分析；你可以感受到它们，有些是神圣的，有些是带有娱乐性质的，有些可能是腐败的。我们能在场景中认识到这些差异，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天生的美学直觉，也不仅是因为我们是具有很多愿望和希望的欲望生物，还因为场景已经融入我们独特的社会环境的组织中。
场景被描述得越明确，其影响力越强大
如果场景是作为不同欲望和偏好的影响因素出现的话，那么当欲望和偏好被固化成舒适物和活动时，场景就变成了它们产生强有力影响的原因。这是因为当我们周围的场景变得更加明确的时候，欲望和偏好就更容易嵌入各种日常决策的中心——比如，决定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为公司选址、支持哪个政党、是什么原因导致航班延误，等等。这指明了社会普遍范围内场景的重要性。
首先考虑的是场景对住宅的影响。在20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对住宅的需求并没有那么显著。在典型的美国小镇上可能会有一两家酒吧；典型的当地居民，比如农民，则需要好几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镇上的酒吧，因而闲暇时间也就变得很少。毫无疑问，教堂里经常回荡着音乐以及家人之间互相倾诉故事的声音。不过，如果你有机会搬家，甚至有机会思考一下为什么你愿意留在你定居的城市（主观地思考你的住所），诸如工作、农业和林业、种族和宗教传统以及家人等因素可能比酒吧、餐厅、运动场所或画廊等因素呈现更大的影响力，在后者被纳入直接决策的过程中，民众在身体和经验等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享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已经证明，自那时起，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世纪以前，”他写道，“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典型家庭把80%的收入花在了食物、衣服和住房上。如今，这些商品的消费额还不到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2000，160）。此外，据他估计，美国人的休闲消费占比从1875年的18%上升到1995年的68%（2000，191）。
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收窄了公民的选择权。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回到父母身边，而不是自己居住，这只是一个不那么痛苦的结果。不过，长期趋势似乎仍在明显继续。如图1-3所示，美国酒店和休闲娱乐业是第一个恢复到衰退前就业水平的行业之一，并且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
图1-3 美国艺术、娱乐休闲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注：这一组数字显示了1939～2015年，美国劳动力在酒店和休闲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以及1990～2015年艺术、娱乐和休闲部门的统计数据（后者的数据在1990年之前是不可用的）。尽管2008年总体经济衰退，但在整体劳动力市场中，酒店和休闲娱乐业的增长并没有明显放缓。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2015）。
艺术、娱乐和休闲领域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势头尤其强劲），并在2013年初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21世纪初，私人教练的数量迅速增长。在分析了2000年以来文化经济的发展趋势后，卡尔·格罗达奇（Carl Grodach）和迈克尔·西曼（Michael Seman）总结道：“在国家层面，文化经济在大萧条期间没有经历重大的衰退或重组。事实上，从2006年到2009年，文化部门就业人数仅在全国范围内稍微有所下降（0.35%），而我们研究的（30个地区）则略有增长（1.2%）。同样，文化经济的基本地理区位也不受影响。”他们对艺术家的研究也揭示了一个类似的模式：“从2006年到2009年，全国范围内的艺术家们似乎没有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从业人员的绝对值始终保持缓慢而稳定的增长。”（2013，24）
这些趋势证实了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等后工业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所持的观点，即后工业时代的转变，逐渐将教育、人际关系和舒适物置于生活的中心，这一转变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样适用。贝尔在（1973）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中提及，提供更多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与自然或机器的对抗”，而是“与他人的博弈”。对他人喜欢和珍惜的东西变得敏感成为一件越来越值得表扬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工作本身开始成为一个关乎生活方式的决定，即如何有意义地度过一天而不是必须一天到晚辛苦地工作。更多的消费涉及产品和服务的选择，这些产品和服务因风格、设计、个性和美学意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从时装到iPod，到咖啡，再到电影，都包括在内。正如格莱泽所说，更多城市的命运逐渐由消费方式（如餐厅和夜总会），而非生产方式（如工厂和仓库）的集中程度来决定。消费的集中程度与个性化服务一样，很难实现国外外包或通过标准化及自动化等节省劳力的措施实现成本的降低。事实上，健康和个人护理商店等零售贸易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
这种生活方式向特定消费关系的转变，意味着当你考虑迁居到什么地方，或者为什么要定居在一个较以往有更高人口老龄化比重的地方时，一个城市或社区中舒适物的特点和风格就变成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为了测试这一点，我们调查了最近毕业或即将成为大学毕业生的一群人，他们中有多少人会选择皮奥里亚（Peoria）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又有多少人会选择芝加哥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其中许多人会选择前往芝加哥工作，这表明芝加哥场景中可接触到的“舒适物价值”在经过经济方面的衡量之后高达3万美元。
但是，场景不仅仅关乎年轻人和富人。一些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许多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社区拥有相当集中的本土舒适物，这使得社区的价值无法单靠收入来衡量。同样地，退休人员为了实现他们所能负担的特定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市中心的公寓中：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到达歌剧院、餐馆、迷人的滨水区等。后面的章节详细介绍了这种模式。
此外，无意间舒适物的重要性开始围绕着这些由场景驱动的择居决策而不断累加。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舒适物特征可能与人们对不同场景的喜好紧密相关。例如，如果人们拥有某个种族背景，或具有某些政治态度，喜欢某些特定类型的场景，他们就会倾向于将自己置身于具有种族或政治特征的居住区中。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意图，比方说只是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靠近社区的场景，那里有有趣的泰国餐馆和瑜伽工作室，或者附近有高尔夫球场、纳斯卡（NASCAR）赛道或足球场。选择的结果就是记者比尔·毕肖普（Bill Bishop，2008）所称的“大归类”（the Big Sort）。志趣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开始日益丰富的生活，这与他们的偏见和倾向形成了呼应。如果没有个人互动或共同活动作为基础，“其他场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就会沦为讽刺漫画和刻板印象。
但是这种类型的回音室效应（Echo-chamber Effect）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某些类型的场景会跨越教育、年龄、政治或种族的界限，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调整居住区相互隔离的历史模式。这些场景往往是由社会活动组织所主导的，鼓励参与者跨越看似艰难但是会快速跨越的分裂。正如我们后来探讨的那样，亚洲风格的武术俱乐部像一些教堂和艺术组织一样，作为典型的组织案例，成为跨越种族和教育差异的“桥梁”（Bridge）。而流行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当代的通用语言。核心观点是，不论我们是否正在谈论着要加强或是要重组传统社会边界的议题，场景已成为定义我们居住社区构成的强有力因素。本书第5章的主题就是场景对择居行为的影响。
专栏1.4 向新的城市居民教授都市主义
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城市规划师凯尔·埃泽尔（Kyle Ezell）……为郊区空巢老人和退休人员开设了一门课程，不仅教他们如何选择一个城市作为退休目的地，而且还为城市中的生活需求提供了很多细节……比如针对如何在城市周边开摩托车……他还写了一份指南，“在市中心过退休生活，是活跃的退休人员和空巢老人生活方式的终极目标”。
为了让市中心更适合居住，他将与市民和开发商进行协商。他还将在全国各地举办一系列派对，以宣扬“Ruppie”的生活方式。“Ruppie”是埃泽尔为称呼“已退休的都市人”而新造的词。
“Ruppies与雅皮士不同，因为它们不是仅仅依赖物质，”他说，“他们乐于帮助他人，想要成为社区的一员，为提升社区创造力及保持活力不断努力。”
无论他们被称为什么，他们的人数很可能是庞大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婴儿潮一代正大规模地面临着退休生活，显然他们渴望有一个新的住所，并拥有足够的钱。“我认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文化机构，每个人都在试图弄清楚这个新兴的人口结构是什么样的。”芝加哥中央商务区联盟的执行董事泰·塔布林（Ty Tabing）如是说。公民组织正在赞助埃泽尔的“Ruppie派对”……
“曾经害怕会因城市环境而死亡的人可以和已经在城市生活的人交谈，”他说，“Ruppies将在派对上讲述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发生改变的。”
保罗·德拉维拉斯（Paul Dravillas）喜欢这个环节并说出自己的想法。两年前，他和妻子帕特丽夏（Patricia）实施曲线救国策略，在卖掉自己位于奥尔兰公园（Orland Park）的公寓后，买下了一套南环公寓。值得一提的是，在拥有两辆车的人生中，乘坐CTA公共汽车出行完全是出于好奇。
“摆脱汽车是很困难的决定，”69岁的德拉维拉斯说，他的童年是在南方度过的。但他说他和妻子不会想念第二辆车；他很高兴能够乘坐高级公民巴士，在3号公交车上几乎可以实现每天的出行需求。“我曾听到朋友们对我说：‘你疯了吗？’”，他笑着说，“不，当我们宣布要搬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必然要做出很多努力。但我们喜欢回到市区居住，现在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情——到访千禧公园和文化中心、从伯纳姆港（Burnham Harbor）出港等，假如我们从郊区开车过来的话，我们将没办法做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了。”
——玛丽·翁伯格（Mary Umberger）（《帮助城市吸引更多的“Ruppies”》，2006）
场景对经济的影响效果同样意义深远。至少其中一部分场景，可以作为消费实验室进行比较分析。巅峰时期伟大的IBM或贝尔研究实验室都属于生产实验室，致力于纯粹的实验，着眼于电脑或晶体管等新型产品的研发。而许多生产实验室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回报，它们中的一些实验室也是后来才涉足这一领域的，而且并不是直接服务于IBM或贝尔研究实验室。但其带来的结果却是革命性的，在数据搜索算法、激光眼科手术、条形码、无线互联网等方面产生了众多的业界发明。
场景，尤其是那些有更多选择的、自我表达的、越轨的、迷人维度的场景，也为经济创新提供了关键的刺激作用。伊丽莎白·柯瑞德（Elizabeth Currid）所撰的有关纽约餐馆、酒吧和夜总会的民族志展示了时装设计师、流行音乐家和前卫艺术家的时尚场景细节。该民族志主要描写了他们是如何跳舞、喝酒、混在一起的，他们会在舞池里观察彼此最新的美学尝试，有时还会把获取的新想法和新灵感带回家。理查德·劳埃德（Richard Lloyd）所撰的关于芝加哥非常时尚的柳条公园（Wicker Park）的民族志记录了社区场景如何融入更广泛的文化产品链的过程，社区场景提供了一种可以让软件设计师或餐厅企业家为自己的喜好埋单的、或冷漠或兴奋的持续意愿。简言之，像Apple或Facebook这样的公司，关键是使用其产品后体验到的音调、情绪、配色方案和声音等因素，对其经济成功的决定性作用不亚于其背后的程序代码所起到的作用。这些美学品质并非无中生有，它们可以通过舞台、走秀、长廊、赛道、音乐厅、画廊开幕等生活场景实现精致化和打磨推敲，这反过来又给设计师提供了使产品不断合理化、包装不断精致化的艺术风格素材。
甚至财经记者也学会了在评估新产品和新公司的时候明确地讨论设计相关事宜。这标志着那些受教于沉闷的经济学理论和陈旧学习方法的人所产生的一次巨变。加里·贝克尔在Buzz上发表了相关文章，与我们一样关注到设计议题；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在《超级巨星经济》（The Economics of Super Stars）一文中对像披头士（Beatles）或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这样超级巨星的话题进行了思考。
专栏1.5
柏林的咖啡馆De Westens是一所学校，一所在当地非常好的学校。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去观察，去感知，去思考。相较在大学而言，我们以一种更具穿透力的方式进行学习，我们不是海里唯一的鱼，而且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事物的一面，至少要全方位地看待。
——这是一段对柏林站前波西米亚人主要居住区的描述，引自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的《波西米亚人：迷人的流浪者》（Bohemians：The Glamorous Outcasts，2000，35）
诚然，美学和表现力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一样是新兴事物，但它们在民主范畴、经济和社会领域产生的反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深远、更宽广。事实上，美学和表现力可以创造全新的经济产业和工作类别。比如，在星巴克出现之前，美国的咖啡文化仅流行于伯克利、剑桥等大学城范围内的少数社区，或是流行于西雅图的一些低端社区。“虚度时光”的现象还没有成为常态。
现在，美国的咖啡产业包括大约两万家门店。这些门店的总收入约为100亿美元。你可以在任何一个郊区买到像样的卡布奇诺，咖啡师也成为一种被认可的社会职业。尽管星巴克的初始扩张确实影响到一些独立咖啡馆的生意，但其实际作用却是激发了小型咖啡馆、另类咖啡馆数量的增长，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仅养成了喜爱喝含咖啡因饮料的习惯，而且还喜欢在咖啡馆里闲逛、聊天、阅读论文以及工作——以上这些习惯或多或少都是以前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专属行为。相似的情形还有，iPod教会了一代人欣赏美学设计的力量。美学设计的创新又为人况们带来了新的必需品、新的需求，以及围绕它们所创造的新产品、新工作和新产业。
专栏1.6 日本领导人是时尚失误后民意投票的受害者
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政治领导人的缺点一直是令人沮丧的话题，比如办公室腐败、性丑闻、言语失当，等等。但是，政客们很少会因为时尚感（或者缺乏时尚感）而失去人民的爱戴。
然而，这似乎是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所面临的命运。虽然这位被围攻的领导人已经在此前的民意调查中被质疑，但自从他在公众场合穿过一件T恤衫，他的受欢迎程度就大大降低了。这件T恤衫被美国时尚博主描述为“最后一次看到是在阿塞尼奥·霍尔的节目（Arsenio Hall Show）上”的时候。
鸠山由纪夫日前参加了一次与选民互动的烧烤聚会。就像CNN报道的那样，这次事件是鸠山由纪夫的政党努力与普通选民进行沟通与互动的一次可悲的错误示范。自那以后，他的支持率下降了9个百分点。
日本时尚评论家唐·康尼希（Don Konishi）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时尚失败”意味着鸠山由纪夫的生活与普通民众生活脱节。康尼希也注意到这不是鸠山由纪夫第一次遭受时尚攻击——他曾经在印有心形图案的T恤外面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西装外套。你可以在《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上关于鸠山由纪夫的时尚照片中找到这身搭配。
“这件T恤是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的样式，”康尼希说，“这说明他的思想和理念是陈旧的。日本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我们不能依靠如此守旧的首相来解决这个问题。像我这样的时装设计师可以穿这样的衣服，但日本的领导人不行。”在另一次采访中，康尼希表达了他的好奇：“难道没有人能阻止他穿这样的衣服吗？”
——雅虎新闻（2010年5月13日）
场景为当代工作场所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基础，就像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阳光和洁净的空气为农民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装配线和石油为工业家提供了关键的资源一样。这种经济显著性意味着经济增长理论的深刻变革。记录和研究这些转变是本书第4章的主题。
然而，场景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对居住地决策和经济决策的影响，它们甚至延伸到了政治领域。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这样的暗示：人们依照党派归属间接地对居民进行了分类。事实上，比尔·毕肖普建议根据生活方式偏好对社区进行分类，这里提到的生活方式偏好主要指政治与政党。随着两极分化加剧、相互理解的能力降低，政治活动变成了一场争吵比赛，其开展的目的与其说是劝服，不如说是诱导其他政党投降。由于场景有助于对住宅进行分类，可能场景确实是我们政治文化中一些深刻变化产生的根源。
但是场景对政治产生影响还有其他更直接的方式。最核心的是，美学、文化、生活方式和消费等方面，就每一个方面而言，其本身的权利就是政治议题，就像阶级或种族一样是古典政治的障碍。从全国范围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战争到20世纪90年代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兴起，从环境问题到同性恋的婚姻平权运动，场景对政治的影响力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这一现象也出现在政治领导人的个人风格上。他们不再穿古板的西装；相反，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会演奏萨克斯，乔治·布什（George W.Bush）会杓干草，而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则会与NBA明星在篮球场上厮杀。
专栏1.7 两个咖啡馆的故事
印第安纳州的皇冠角（Crown Point）——“大多数咖啡馆似乎更像是一个浪费时间的地方，人们坐在那里听iPod，在My-Space上搜索他们的下一个朋友”（Cebrzynski，2008）。保守式咖啡厅（Conservative Cafe）的老板戴夫·贝克汉姆（Dave Beckham）如是说。厌倦了自由主义的“星巴克模式”，贝克汉姆在2008年将自己的道德与思想模式转变为一种商业模式，并由此诞生了保守式咖啡厅。通过将电视替换为火狐（Fox），在墙边放着安·库尔特（Ann Coulter）的书，贝克汉姆为自己的生意设计了两个目标：高品质咖啡和政治倾向。该咖啡馆为保守派混合群体（Conservative Blend）提供服务，比如极右派跟中立派；而左翼分子则大可以去尝试自由派混合群体的咖啡厅（大概是无咖啡因的）。贝克汉姆坚称，他不会以“激进的想法”站在门口抨击前来消费的人，而只是向他们宣扬那些“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国家所一直秉承的美好而古老的价值观”。（Cebrzynski，2008）
波兰、纽约——革命咖啡馆（Revolution Cafe）是一个由年轻人领导的咖啡屋，拥有多元和创新的氛围，促进了当地和全球社区的发展。该咖啡馆由成人导师杰伊·斯塔尔（Jay Starr）牵头，当地高中生组织和策划，旨在振兴纽约州上城的农村地区。“革命咖啡馆”公开拥抱社区的态度以及接纳自由的价值观，使其成为展示艺术作品、主持演出的场所，“革命咖啡馆”致力于整合其成员融入城市生活的结构中。
——梅根·卡拉曼
场景对政治的推动作用也可以在地方层面上发生，通常是在社区和城市中，人们为想要在何种场景中生活而斗争。历史学家斯蒂芬·索耶（2012）记录了一个戏剧性的案例。巴黎的一个艺术团体巴黎冷库（Les Frigos）为了在美学上保留适合欣赏塞纳河美景的视野，在与巴黎东区急剧扩张的经济发展情势作斗争。这个区域是历史悠久的工人阶级社区，最终他们在斗争中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然而，这类型的斗争不仅仅发生在巴黎。在芝加哥的非裔美国人社区布朗兹维尔（Bronzeville），无论是因为夜总会太显眼，还是福音与嘻哈音乐及家庭音乐有所冲突，居民正在为关闭社区内的酒类商店而斗争。像《为布鲁克林而战》（The Battle for Brooklyn）这样的电影、《电报大道》（Telegraph Avenue）这样的小说，以及像Treme这样的电视节目，都在探讨某些社区在经历过快速变化之后所形成的文化特征，以及由此人们所面临的紧张感和复杂感。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需要一种在文化内涵上更加复杂的方式来理解政治问题，比如两极分化、投票或运动激进主义等。仅仅知道一个人、一个社区、一个城市，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商业还是公益，是爱尔兰人还是WASP，都不足以确定他们将如何投票，以及他们可能会为了什么样的政治立场而争吵。除了关心这些问题，我们还想知道他们是否喜欢狩猎俱乐部、乡村俱乐部，他们会喜欢诗歌团体还是圣经团体、说唱音乐还是福音音乐、有机食品杂货店还是沃尔玛、夜总会还是教堂野餐，或是喜欢以上所有的一切。关于消费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争论——以往的争论点是荣誉和专长、社区和邻里、神圣和世俗等，而较新的争论点——需要将低税收者的欲望和其他古典政治议题一同被考虑。本书第6章介绍了在投票和新的社会运动中，场景差异与政治差异之间是如何产生巨大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