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对重商主义贸易学说的批判
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重商主义学说指导下所建立的经济上的特许和垄断制度已经逐渐暴露出效率低下和严重浪费等弊端，对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在规模经济各个方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形成了阻碍。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外贸易，以便从海外获得更多的生产所需的廉价原料，为其产品寻找更大的销售市场。尤其是英国在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工场手工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18世纪的100年里，英国生产技术发生了重大变革。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使英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资本主义在英国日渐成熟，并先于其他欧洲国家。这时，英国对它过去所实行的保护贸易政策渐感多余，其经济力量的强大，已不畏惧他国的竞争。同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外贸易，以便从国外获得更多的廉价原料，并且为其产品寻找更大的海外市场。这样，在经济理论界开始了对重商主义的抨击。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代表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自由贸易思想。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威廉·配第、魁奈及大卫·休谟等人。
一、威廉·配第及其后继者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统计学家。1649年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任医学教授和音乐教授。他的著述和笔记较多，主要包括医学、数学、物理学、统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他的经济学说主要有《赋税论》（1662年）、《爱尔兰政治解剖》（1672年）、《政治算术》（1690年）、《货币略论》（1682年写成，1695年出版）等。威廉·配第是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渡人物。在其早期学说中还残存着许多重商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在《货币略论》中进行了清除。在该书中，他认识到货币只构成财富的一小部分，一个富有的国家并不在于货币的多寡，而在于经常不断地把货币变成各种能力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商品，认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12)，认识到生产劳动是财富的源泉。
威廉·配第的两个后继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1641—1692）在对外贸易问题上的观点与配第极其相似，都是由重商主义者转向推崇自由贸易。他们的理论代表着重商主义的终结。
约翰·洛克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其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内政论文》和《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他的经济思想深受威廉·配第的影响。他的早期对外贸易思想基本上属于重商主义的，认为在没有金银矿藏的国家里，致富的途径就剩下商业这一条路了，所以他主张发展对外贸易，追求贸易顺差和金银的流入，以增加财富。但他后来抛弃了重商主义，如他明确指出货币本身不等于财富，只是一种价值符号，货币的最佳数量取决于工商业的需要和货币流通速度。达德利·诺思是英国的一个大商人、经济学家，著有《贸易论》等著作。他的思想在总体上说是反对重商主义的，反对重商主义把货币看作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财富源泉的观点。他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是买与卖的衡量尺度，真正代表一国财富的是真实的物质产品。他反对晚期重商主义的关税保护政策，坚持自由贸易主张。他认为一切贸易都是有利的，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应一视同仁，实行自由贸易，废除国家干预。
二、重农学派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重农学派是18世纪下半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所组成的学派。其创始人是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魁奈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巴黎附近的一个小地主家庭，16岁当外科医生学徒，后成为名医，写过有关医学和生物学的著作。1752年被封为贵族。当时法国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失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上普遍关心经济问题，特别是粮价和赋税问题。约在1753年他将近60岁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并出版刊物和著作，形成了一个学派，即重农学派。
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者轻视贸易，认为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只有农业才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工商业都是不生产的行业。他们反对重商主义者把货币等同于财富的观点。认为货币既不能消费又不能再生产其他产品，所以不是财富。当货币被置于流通领域之外时，不与其他财富进行交换，就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再生产，变成了无用之物。因此，魁奈认为国际贸易顺差即取得货币余额不一定有好处，往往会遭受损失。因为货币余额不是财富，不能用于消费，只有可供消费的商品才是财富。他说：“人们不可被同国外相互贸易的表面利益所欺骗，仅以贸易的货币差额来判断，而不考察买卖特定商品所得利润的大小。因为损失常常落在获得货币余额的国家身上，这种损失会损害收入分配和再生产。”(13)
重农学派主张“自然秩序”。所谓“自然秩序”实际上是指经济社会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认为商业是不生产的，但商业自由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因此，重农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主张自由经济，包括自由贸易。他们从自由经济的基本理念和法国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反对重商主义对贸易的干预政策，主张“对原产品的对外贸易不应有任何障碍；因为有怎样的市场，就有怎样的生产”(14)。同时强调“应当维持完全的贸易自由，因为最可靠、最正确、对国民和国家最有利的国内和国际贸易政策，是竞争的完全自由”(15)。
重农学派对农业的极端重视和对商业的轻视，使他们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没有太多贡献，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中关于货币及贸易差额的观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他们的自由经济思想对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影响较大。
三、大卫·休谟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2岁入爱丁堡大学，15岁离校学法律，1734年赴法国学习。约在1750年与亚当·斯密结识，并结成密友。1763年在英国驻法大使馆任秘书，后任参赞，同巴黎思想界名流如魁奈等人来往密切。1766年回伦敦，不久，任副国务大臣。他的经济学著作主要有1752年著的《政治讲义》（Political Discourses）等。休谟生活的时代正值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而政府所采取的重商主义经济干预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休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对重商主义给予了猛烈抨击。休谟批判重商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货币数量论。休谟的主要观点是：
（一）货币并不等同于财富
货币不过是便于交换的一种手段，本身并没有价值。财富来自劳动和生产，货币只不过是财富的一种标志，而不是财富本身，一国真正的财富是刻苦耐劳的人民和劳动产品的储备。休谟论证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君主拥有臣民，他就是强大的；而臣民，只要拥有大量的商品，就是富裕和幸福的，而这些都与贵金属的多寡无关。
（二）货币只是决定商品价格的手段
商品的价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成比例增加。一国的商品价格水平取决于其货币的数量，当商品量一定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少商品价格低；货币数量多商品价格高。他还描述了由于美洲金银矿的发现，金属货币数量的增加，金银货币的贬值而引起的商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因此他认为，按照重商主义者的学说追求贸易顺差，吸引货币的流入，除了提高商品价格外，没有别的好处。
（三）各国之间的贸易存在自动趋于平衡的机制
休谟运用货币数量论中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Price-specie Flow Mechanism），来说明追求贸易顺差不仅愚笨，而且终必失败。休谟认为，一国的出口如果大于进口，其结果会引起黄金的内流，并自动地促成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货币供给增加以后，物价就会上涨。另外，金银外流的国家必然会引起货币供给的减少，从而导致物价的下降。这样，贸易顺差的国家的国内物价上涨和贸易逆差国家的国内物价下降的结果，必将导致顺差国家出口的减少和逆差国家出口的增加，从而自动矫正了原来的不平衡。据此，休谟得出结论：在金银可以自由流动而国内的物价也有充分弹性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刻意追求长期的贸易顺差，最终必定归于失败，重商主义本身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毁灭的种子。因此，各国应当顺其自然，放弃国家干预，实行自由贸易。
休谟的学说中虽然没有完全科学阐述商品价格与其价值的关系，但其运用货币数量理论批驳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说是较为有力的，对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影响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