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深度贫困地区稳定脱贫的特殊性

2.2.1　稳定脱贫的衡量

按照国务院扶贫办的规定，贫困人口退出要求实现“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现行扶贫标准，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由于深度贫困地区慢性贫困居多，脱贫后容易返贫，因此，深度贫困地区的稳定脱贫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衡量。

一是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贫困线。2014年起，我国每年的扶贫标准均有所上升，贫困线不断提高。2014—2017年，国家扶贫标准分别为2800元、2855元、3100元和3300元。贫困户人均收入要稳定超过贫困线，一方面要求超过国家扶贫标准；另一方面要求收入来源具有稳定性，即在收入结构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如危房改造基金、产业扶持基金等临时性补贴）。如果贫困户的收入主要源于各种临时性补贴，可能使脱贫户陷入多维返贫的困境中。

二是从生计资本视角，分析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实现。这主要是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评估贫困户是否稳定脱贫。自然资本反映贫困户拥有耕地和牧场的情况，是贫困户吃穿两不愁的基本保障；物质资本反映贫困户的住房安全、机械使用情况；人力资本反映贫困户的文化水平、劳动能力及健康情况。因此，贫困户生计资本的高低直接影响“两不愁、三保障”的实现。

三是将时间维度纳入稳定脱贫的衡量中。Gustafsson and Ding（2009）按陷入贫困的时间长短将贫困状态分为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国内学者研究发现，慢性贫困在中国农村总贫困中所占比例远远高于暂时性贫困（章元、万广华，2013）。慢性贫困的形成基于自然环境、区域发展、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四个因素，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主要表现为慢性贫困，其贫困户生计脆弱程度较高，且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因此，处于慢性贫困中的贫困户脱贫，不能只考察当年收入是否超过贫困线，还应持续观察三年收入是否稳定超过贫困线。

2.2.2　稳定脱贫的特殊性

（1）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有所降低

2014年是中国精准扶贫起始年，本章以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为基数，分析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贫困人口脱贫现状。表2-1和图2-1显示，2014年，三州地区贫困人口合计88.36万人，2015年减贫人数为16.06万人，2016年减贫人数为16.27万人，2017年减贫人数为21.64万人，2015—2017年三州地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3.96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5年的14.22%降至2017年的8.78%。特别是甘孜州贫困发生率下降较快，2015—2017年，甘孜州贫困发生率下降10.11个百分点。

凉山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四川省民族类型和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中国最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也是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因此，凉山州贫困人口基数大，每年的减贫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2015—2017年凉山州累计减少贫困人口35.63万人，占三州地区累计减贫人数的66%（见图2-2）。

（2）农户人均收入稳步增长，但贫困户人均收入上升缓慢

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的统计数据显示（见表2-2和图2-3），2014—2017年，三州地区农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上升，由2014年的7479元上升到2017年的11203元，年平均增速为12.2%。特别是2015年，甘孜州和阿坝州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甘孜州同比增速达到33.3%，阿坝州同比增速达到23%。原因在于，我国从2014年开始精准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采取财政扶贫、金融扶贫和社会扶贫等措施，促使2015年部分贫困户人均收入超过贫困线，实现脱贫。因此，2015—2017年，三州地区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稳步上升主要得力于当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工作的开展。

在农户人均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贫困户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以甘孜州为例（见表2-3），2014年，甘孜州农户人均纯收入与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差距比为3.19倍，到2017年，收入差距比增长到4.37倍，表明深度贫困地区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大，脱贫的稳定性较差，在未来的工作中，深度贫困地区既要推进精准脱贫计划，又要防止脱贫户返贫。

（3）农户收入结构合理，但贫困户收入结构扭曲

农户收入结构由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组成，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表明农户收入来源稳定，收入结构相对合理。从甘孜州和阿坝州农户收入结构看（见表2-4），2017年，甘孜州和阿坝州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占比较高，均在56%以上，其次为工资性收入，占比最低为财产性收入，说明深度贫困地区农户依靠租金和投资收益的来源较少。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高于转移性收入，可以减少农户收入的波动性，有利于贫困地区农户脱贫。罗楚亮（2010），沈扬扬（2012），樊士德、江克忠（2016）的研究发现，在农户将其经济活动拓展到非农领域（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农村贫困率不断下降，外出打工成为农户摆脱贫困的有效方法，外出打工农户的贫困规模、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远远小于其他类型的农户。

但从甘孜州农户收入结构与贫困户收入结构比较来看（见表2-5），两者差异较大。2017年，在甘孜州农户的人均纯收入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比较高，经营性收入占比为68.1%，工资性收入占比为17.1%，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仅为13.7%；但从贫困户收入结构来看，转移性收入占比最高，2017年甘孜州贫困户转移性收入占比为50.3%，而工资性收入占比仅为11.4%。贫困户转移性收入主要源于政府的农业补贴、产业扶贫专项资金，这些收入对贫困缓解只能产生短期效应，不能有效激发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因而影响了脱贫的稳定性。贫困户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显著低于一般农户，是贫困户稳定脱贫的最大桎梏。

（4）因病致贫返贫现象有所缓解

返贫是指从非贫困状态转移到贫困状态的过程。导致农村返贫现象出现的主要根源是贫困人口身体健康状况差、教育水平低、文化技能差与贫困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等（杨龙、汪三贵，2015）。要减少返贫现象，必须准确识别扶贫开发进程中脱贫人口面临的因病返贫、能力缺失返贫、环境返贫、发展型返贫等风险，利用“生计空间重塑”理论梳理风险因素和致贫机理（郑瑞强、曹国庆，2016）。深度贫困地区致贫返贫的因素十分复杂，既有因病致贫返贫，也有因灾致贫返贫等。从调研数据看，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占比较高。2016年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数据显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户占贫困户总数的42.6%。因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解决不好，将导致近一半的贫困人口不能如期脱贫，或者脱贫难以稳定，很可能回到贫困人口的行列。

2017年，阿坝州建档立卡贫困村606个，贫困人口10.3万人，其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2.9万人，占贫困总人口的39%；甘孜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69万人，因病致贫家庭19751户41900人，占贫困总人口的26.7%；凉山州建档立卡贫困因病人口30.87万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口占贫困总人口的31.2%。三州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比例比2016年全国的平均水平（42.6%）有所下降。原因在于，三州地区加强贫困户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贫困户不仅全部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合率达100%；而且贫困户重大疾病的治疗实施兜底救助制度，确保贫困户县域内住院、慢性病门诊维持治疗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占比均控制在5%以内，切实降低了贫困人口的医疗负担。

（5）人力资本有所提升

在地区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成正比，比物质资源增长速度快（舒尔茨，1960）。人力资本的核心是人口质量，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手段。国内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于改善我国农村家庭低收入持续性贫困非常重要（邹薇，2012）；相对于城市，我国农村仍然处于低人力资本积累率和高生育率的马尔萨斯稳态（郭剑雄，2005）。在教育层次上，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户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很多为小学文化水平，高中阶段失学率非常明显。因此，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的普及非常重要，本章用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衡量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发展情况。

如图2-4所示，2015—2017年，阿坝州、甘孜州和凉山州地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缓慢上升。2015年阿坝州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70%，2017年达到85.2%，上升了15.2个百分点；甘孜州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由2015年的70%上升到2017年的85.3%，上升了15.3个百分点；只有凉山州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上升较慢，仅上升了3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