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一）研究对象创新

（1）侧重于研究当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并从发展生产力的视角研究生产关系

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下侧重于对当代中国生产力的研究，并从发展生产力的视角研究生产关系，这是由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和经济发展实践共同决定的。研究对象建立在基本国情发展需要和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初级阶段的历史性特征和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定位，意味着生产能力研究依然是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化大生产时期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不仅是这种先进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保持并延续这种先进性的客观需要⁽²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成功过渡到富起来，但是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生产力的可持续拓展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总任务并没有改变。因此，分析强起来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破解新的历史方位上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和瓶颈，依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进入强起来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主要包含三个层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³⁰⁾。在站起来和富起来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³¹⁾；进入强起来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³²⁾的论断，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研究进一步拓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就是要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和宏观调控的手段等生产关系，对束缚生产力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激发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³³⁾。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在科学认识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用科学的理论体系指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保护生产力是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危机显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持续发展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保护生产力不仅要保护生产要素，更要保护生产和生活环境，而且重点是保护生态环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³⁴⁾。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表现形式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表现为一系列具体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生产、分配、交换的规则。生产关系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对象，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³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直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机制进行完善，并没有改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是我国一直坚持并不断完善的基本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起来之后，社会生产效率达到了新的高度，分配中更加注重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公平正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实施了精准扶贫战略，努力扩大低收入者收入，通过共建共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研究生产关系的，因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³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中国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交换和消费的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党的十四大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在富起来阶段，我国一直坚持市场经济建设。进入强起来的民族复兴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更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中专设一节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扫码支付和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消费模式的变革，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着重研究共享消费、绿色消费等新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研究共享消费和绿色消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开始理性化，物质文化产品的丰富和发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更注重消费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共享消费依赖智能化支付模式，消费产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消费主体更加多元化，监管过程更加社会化。绿色消费关注消费过程中的环境保护，满足人们对绿色低碳生态产品的需求，同时在生产的过程中注重节能减排，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

（3）新时代下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研究

进入强起来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理论以及对外开放新格局理论成果丰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生产端入手调整供给，更灵活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³⁷⁾。需要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其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时代下，生态环境问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³⁸⁾。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一个完整体系，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财富观，后来又提出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同时，还提出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实现路径，以及“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制保护生态环境”⁽³⁹⁾和“改革环保管理体制、实行总量和强调双控行动”等具体的落实措施。城乡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⁴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的“二十字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并进一步从政策体系、制度保障、产业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乡村振兴的现实举措。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点线结合的全面对外开放格局。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又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既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又有针对性的实践操作，以促进中国和世界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深度融合、凝聚全球稳定增长的新动能。

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来管理经济运行的。微观层面的经济管理主要包括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城市家庭和乡村农户行为的规范和引导，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国有企业兼具独立商品生产者的企业属性和全民所有的所有制属性，作为生产单位，国有企业需要实现效率和利润的目标，作为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主要发挥保障宏观调控、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和谐社会的功能。非公有制企业激发了社会活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城乡家庭既是消费者，也是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从消费看，家庭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城乡居民消费不断升级的内在推动，新时代下家庭消费呈现出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相融合、线上线下融合以及支付手段电子化等新的特点。从生产看，我国劳动力成本日渐提高，剩余劳动力空间不断缩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权益保障不足。中观经济是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结合部，以地方政府为依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新。地方政府的竞争被认为是创造中国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不仅作为市场主体内生于经济系统，与企业、家庭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而且改变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无政府状态，使社会化大生产更加有序，更能满足人民需求。产业经济和区域经济也是中观管理的重要方面，产业的经济管理体现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组织集中化两个部分，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比例上表现为产业结构的重心由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在内部效率上表现为投入产出的水平不断提高。区域经济管理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手段，通过邻近省市的横向和纵向联合，基于区域特点整体规划推进经济区、经济带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宏观管理包括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是宏观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需求结构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方式，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宏观调控方式，需求结构管理使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而适应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实现经济稳步增长。供给结构管理也是我国宏观政策的一项创新，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私人作出的生产决策，我国通过改变国有企业的生产决策就可以改变国企所在部门的供给，改变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短期任务，以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为长期战略目标，不仅是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而且是助力需求端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必然要求。

（二）研究方法创新

（1）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问题、开展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制度的优缺点，避免陷入唯心主义陷阱。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客观看待时代背景和社会问题，更全面更长远地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破解发展难题。同时，利用辩证法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不能逃避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要客观地看待经济制度和政策改革，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的价值标准出发，进行利弊比较分析，避免绝对判断，将辩证唯物主义更好地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

（2）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最新成果实现具体研究方法创新

政治经济学是开放的经济学，马克思十分重视比较和借鉴的研究方法，“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⁴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制度分析法、数理演绎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等具体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研究成果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应借鉴制度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古典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最多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运用数理分析方法是为了构建更加严密的理论逻辑体系，并将数理分析的对象由传统的利润、价值等总量问题向个体利益、经济福利等个量方向进行扩展，丰富政治经济学数理演绎分析方法的内容。应借鉴当代西方计量经济学研究成果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加强，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数据，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假设提供经验证据，丰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三）理论体系创新

（1）新常态理论创新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政治经济学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的精准定位，“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⁴²⁾，因为“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总是在不断形成，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这完全符合事务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⁴³⁾。习近平总书记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阐述了新常态出现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从时间上看，我国发展经历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几个大时期，今天的新常态是这种大时期更替变化的结果”⁽⁴⁴⁾，从农耕文明时代领先世界到工业文明时代的落后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站起来、富起来，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发展总量持续增大，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三期叠加”难题为代表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开始显现，成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从空间上看，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种变化的体现”。⁽⁴⁵⁾富起来时代下，依靠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我国迅速成为国际贸易大国，出口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国际总需求的疲软，出口需求也随之减少。而且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在世界总量中的占比在2010年已经超过了10%的拐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必然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总结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基本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机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⁴⁶⁾

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有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但总体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在2015年的年终经济工作总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后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能以好的或坏的来界定”“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⁴⁷⁾，连用三个“不”字，对新常态的内涵理解进行纠偏。新常态是强起来时代中国经济的新特征，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从消费需求来看，从富起来时代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从投资需求来看，传统产业的投资需求相对饱和，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从出口和国际收支来看，我国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转向收支基本平衡；从生产能力来看，从供给不足到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刻不容缓；从生产要素来看，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科技进步；从市场竞争看，从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型和差异化竞争；从资源环境约束来看，从高消耗粗放型转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新常态背景下，虽然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但是我国仍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为经济发展基本面总体向好的状态没有变。

（2）发展理念创新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也是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内外发展经验的新总结。“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⁴⁸⁾新发展理念立足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实践，致力于破解发展难题，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保障的一系列问题，反映了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也拓展了经济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是发展动力理论的创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⁴⁹⁾可见，创新发展理念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战略布局，其中，基础是理论创新，关键是科技创新，根本是文化创新，保障是制度创新。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理论创新对经济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每一次突破和成功都是与理论创新分不开的，正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才成就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是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为经济主体持续创新提供了保障。科技创新是创新中的动力之源，是全面创新的重心所在。而文化是软实力，文化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得以延续和加强的基础。

协调发展是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旨在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否则‘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一系列社会矛盾会不断加深。”⁽⁵⁰⁾在富起来阶段，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起飞，我们集中优势资源完成了各阶段发展的主要任务，同时也造成了不同区域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各地资源禀赋和历史基础的不同，必然会造成发展方式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制约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现实障碍。进入强起来时代，必须要及时对社会发展的短板进行调节，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协调发展理念侧重于更加平衡的发展，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客观需求和破解发展难题的重要方式，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协调发展就是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化解社会矛盾，缩小发展差距，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和平衡性。

绿色发展是财富理论的创新，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⁵¹⁾绿色发展就是要形成绿色的思维定式、绿色的生活方式和绿色的生产模式，是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40年的中高速增长加剧了资源约束和环境风险，绿色发展就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打破新时代中国资源约束和环境瓶颈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社会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带来了需求结构的升级，强起来阶段需要更丰富的生态产品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绿色发展打破了传统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过程，通过治理环境以解放新时代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通过改善环境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通过保护环境以保护新时代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⁵²⁾。美好的生态环境是财富创造的基础，也是其主要途径，强起来阶段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

开放发展是全球化理论的创新，旨在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对内是改革，对外是开放。“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⁵³⁾开放发展理念突出互利共赢、全面开放和主动开放，是更高层次的发展理念，是促进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共赢开放，互利互惠，促进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各族人民都期待实现更好、更快、更美的发展，然而梦想的实现以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秩序为前提。全面开放，就是从更高层次上打开对外开放新格局，新时代的开放发展理念注重更全面、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以更辽阔的开放空间、更宽广的开放领域和更丰富的开放形式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实现更高层次的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进入强起来时代，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世界金融风险重要的“稳定器”，主动开放的发展理念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自觉承担国际责任的体现，促进了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

共享发展是发展目的的理论创新，旨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⁵⁴⁾共享发展解释了强起来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更有温度、更可持续、更能惠及普通百姓的发展理念。从发展范围上看，共享发展的目的是全民共享，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分享给全部的中国人民，让各个地区、每个民族的人民都能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尤其要注重对现阶段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补偿，让所有人民群众都能在发展中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从发展内容上看，共享发展是全面共享，是把发展的所有成果都进行分享，不仅让产品和服务得到合理分配，同时也让生产资料和发展资源在不同人群、不同区域之间实现公平分配。从发展过程看，共享发展是共建共享，在发展中依靠人民，只有在发展中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才能在结果分配中实现人人享有、人人惠及。

（3）发展方式与动力创新

强起来时代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生产看，富起来时代下，我国依靠丰富的资源储备和人口红利实现了经济高增长，而这种高增长是一种高污染、高消耗的粗放式经济增长。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张也伴随着资源约束的趋紧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新时代背景下必须推进经济向绿色低碳循环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消费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需求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已经达到了万元级甚至十万元级的享受型消费。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优美生态环境和清洁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必须减少生产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终端产品的产品清洁度，还人民群众一个优美的生活空间，让广大人民都能购买到放心、清洁的产品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要义。因此，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和新兴环保产业的培育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核心。

强起来时代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⁵⁵⁾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了这一目的，认为新时代经济方式转型的目标依然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里的全面和自由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一切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者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⁵⁶⁾，强起来时代下要让中华民族的全部人民都享受到发展的机会和成果，这里的人是包含所有阶层、所有区域、所有代际的全部中国人民。二是人的一切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认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节约劳动时间，而节约劳动时间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在艺术、科学等所有方面的全面发展，“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⁵⁷⁾。

强起来时代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动力是创新驱动。马克思认为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这里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科学创新和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社会经济体制得以延续的根本，“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⁵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体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新时代“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发展的‘牛鼻子’”⁽⁵⁹⁾。从需求侧看，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变小，而国内的高端产品需求又不能被满足，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从供给侧看，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正在衰落，新兴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缓慢，造成经济发展的新旧动力之间不能实现顺利转换。因此，要积极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的经济体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⁶⁰⁾。

强起来时代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是结构优化。马克思认为从经济结构看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综合，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⁶¹⁾“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经济结构。”⁽⁶²⁾新时代要解决中国经济大而不强、虚胖体弱的难题，关键在于优化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新的历史方位上，经济发展面临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只有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同时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此外，还要努力调节供给和需求的矛盾，促进就业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协调性和整体性。

强起来时代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障是制度转型。制度具有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功能，通过制度分析的视角展开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创新，“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完全包含了新古典分析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⁶³⁾。我国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正确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的应用和实践。“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是新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保障，任何层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基于制度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⁶⁴⁾。

（4）开放理论创新

马克思认为，开放发展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技术的进步，国家之间的贸易会越来越频繁，最终形成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市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⁶⁵⁾机器的发明和分工的深化是国家开放的物质基础，而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是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还以旧中国为例指出，封闭锁国的经济政策在长期一定是不可行的，“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⁶⁶⁾。从政治经济学来看，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各个国家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好世界资源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新时代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与沿线各国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积极促进与其他国家在制造业、金融业、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互动与交流，以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经济利益的普惠共赢。值得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项目，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各国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方案。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风险“稳定器”，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作用已经不容小觑，“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体现。“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欢迎世界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以期发展范围更大、领域更宽、层次更高的开放型经济，全面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资源的自由流通、促进世界各国的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开放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信息化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连成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独自发展的“孤岛”，世界发展的共同体正在形成。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曾经冷战苏联、升值日元，迫使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继陨落，如今又通过贸易战打压中国，试图建造唯美独尊的单极世界。众所周知，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对抗只能双输，只求一家独大的零和思维是“身体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的想法。各国应积极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⁶⁷⁾。践行落实开放发展理念，构建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强起来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世界生态和谐、国际和平发展贡献的解决方案。